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上海文人大多像苏汶一样，强调上海文人不容易找到副业，不仅教授没份，其他事情也不易找，为了生活更急迫地要钱，结果是多产。然而，对上海文人这种卖文为生的生活困境，沈从文并不是不清楚，他甚至有比海派文人更深刻的亲身经验和痛苦记忆。无论早期在北京卖文为生，还是后来在上海等地从事文学的生产，他都曾深刻地感觉到在现代出版机制下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做一位职业作家的艰难。

沈从文题于自己著作后的某些题识，清楚地记录了自己的写作情形和稿费收入。如《柏子》：“在北平汉园公寓作成，时年民国十六年。写成后同《雨后》先后寄交上海《小说月报》，编者叶绍鈞，即为用甲辰署名发表。两篇似乎皆为一下午写成，写时非常顺利。写成后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对到正吐过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东西去遮掩的母亲行为，十分难受，就装着快乐的神气说：‘今天不坏，我做了一篇文章，他们至少应送我十块钱！’到后当真就得了十块钱。”如《某夫妇》：“在上海萨坡赛路写成，发表于《中央日报》之《红与黑》周刊，得七块钱稿费。”熟悉沈从文的读者，会知道这种记载不只是什么生活的流水账，它还包含着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有着沉重的家庭负累的卖文为生的现代作家的惨痛经验和痛苦记忆在内。

想到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沈从文，我们就会唤起这样一个作者形象：一边流着鼻血，一边仍不停写作，而与此同时，这个作家还得惦记着隔壁房间吐着血而无钱医治的母亲、年幼天真而交不上学费的九妹，乃至明日一家三口用什么来充饥。这样的写作者形象，读者在沈从文的自传体小说如《不死日记》、《善钟里的生活》、《一个天才的通信》、《冬的空间》等作品中频繁见到。即使在身体支撑不下去而在徐志摩、胡适帮助下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生存压力有所缓解的情况下，沈从文的这一形象也没有太大改变。甚至正像施蛰存所说的，虽然有了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写作从此却成了沈从文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沈从文也曾多次向正在美国留学的好友王际真报告自己的病况：“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得勉强在支持。我常常总想就是那样死了也好，实在说我并不发现我活的意义。”“几天来一连流了两次鼻血，心中惨得很，心想若是方便，就死了也好。事情也不愿意作了，但仍然每天作事情。”1930年5月31日，他再一次向王际真提到自己的流鼻血：“打针失效，吃药不灵，昨天来流了三回，非常吓人，正像喷出。”并且解释道：“为什么缘故血又流了？是因为做文章，两天写了些小说，不歇息，疲倦到无法支持，所以倒了。”这种靠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作代价的写作状态，有时甚至影响到沈从文对自己写作意义和价值的判断，不免产生对自己创作的几丝怀疑和动摇：“夜深了，天气寒冷，听到狗叫。在这样时节的我，鼻血流过了，用小手巾捂到鼻孔，不使残血滴污了稿纸，把文章写到最后一页，想起这东西就是留给那些夜里睡得安适，日间吃肉念书的年青人消遣东西，且据说还能从这些方便中得些很可珍贵的同情，伤起心来了。我拿这些东西做什么用？”

沈从文这种不无自残性质的写作方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物质的匮乏和生存的压力。在自传体小说《善钟里的生活》中，沈从文向我们形象地描绘了他1928年在上海卖文为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刚做好的一件新衣还未上身就被从南京来访的六弟穿跑了，再做一件后却连裁剪费也付不起，只好让裁缝将新衣送进当铺换来四块洋钱，三块付了裁剪费，一块换来了一罐牛肉同一些铜子，然而，“晩上也平夫妇就在此吃晩饭，菜是那一罐牛肉，若不是他们来此，大致这一块钱还可以留到明天”。沈从文很长一段时间的穷困潦倒，由此可见一斑。

而迫于生计进行写作，在沈从文并不是偶然才有的生活经验。1929年10月190，沈从文在信中告诉王际真，鉴于自己身体太坏，“我休息一年才再来写小说，故今年不会再动手写故事了，明年也不会写了”。可没几天，在致胡适的信中，沈从文又不得不写道：“但办不到的是生活青黄不接，所以本来已说不写文章的，谁知又成了不在本月底写成一书就无法支持的情形，眼前还一字不曾着手，然一到月底，无论如何也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所以这几天若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课也恐怕不到一月连来吴淞的钱也筹不出了。”这样一种困境中求生的经历，直到1961年还被张兆和拿来当作重新鼓励沈从文继续创作的材料：“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可以说，流着鼻血写作，已成为沈从文的一个经典形象活在他人的记忆里。

对现代出版机制下书商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沈从文是深有体会的。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即这些老板，照例得通过一个有人缘的编辑来要作品，报酬通例是三元千字，到时可能少付些或不付，単行本预支一二百元，其实等于买绝。有些书店更坏的，即把他人译稿抄出，原稿奉还，过不多久，他倒占先出了书。又有些收受了稿件，书已印出，到作者询问版税时，书店即回一信，说明书无销路，倒欠若干得补还，使作者哑口无言。”在这种文学的生产、出版、流通体制下，沈从文的许多书籍就是以每本一百元的价格售出的。而据他的回忆，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将自己的一本成名作《在黑暗中》售绝给某书店，也仅得洋一百元，尚不足孤儿寡妇还乡的路费。而尤让沈从文难堪和不满的是，一段时间里，出版商将他本人的稿酬标准压得特别低，有时甚至在通例之下。在迫于生计的情况下，沈从文常常只能以快速和批量生产来应对，甚至产生过改行的念想。

1929年底，沈从文在致王际真的信中写道：“目下仍然无聊，只无别的办法，还是写文章，写长篇，若写成当有十万字，但一面想成功一面动手写，文章不会好也是一定的事。中国一切事皆有聪明人不费力而收大效，做文章亦复如此，所以从文应当落伍，因为不同他们去谈什么运动一件事罢了。上海所谓新兴文豪，则无有不恃‘无耻’而起，因为不愿意同这些人竞争，所以我前次来信说很想有机会改业，同九妹到外国学别的职业去。”1930年1月，他连续在致王际真信中写道：“昨夜因为抖气，就写了一万七千字小说，这小说是今年第一篇，预计有一个礼拜写好，当有六万字左右。我今年当在大量生产下把我自己从困难中救出，不然明年恐怕转乡下也做不到。可惜的是生活总不许我在写文章时多凝想一下，写成后又缺少修改的暇裕，所以写纵是写，好是不容易的，这只有待一个机会去了。若果机会许可我从从容容写文章又从从容容改，我一定做得出点比目下还好的文章来。” “休息两天，又得动手写！年末得当天赌咒，大量不节制的作文章，明年一定出廿本。”在同年8月致胡适的信中，沈从文同样写道：“时间不许我把一个短篇用三天以上的功夫去写，习气又作成我一写成就挟到书铺去交卷的机会，所以过去的文章想努力忘掉它。……若果生活不必使我把工作连在穿衣吃饭上面那么密切，得一点从容，就幸福了。”可以说，在上海的几年时间里，沈从文确实是“像现代机器一样以疯狂的速度生产着”文学作品，的的确确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据沈从文1930年以自己的九妹口吻所写的《我的二哥》一文提供的数据，到1929年底，沈从文所创作的単独印行的“约计有三十七种，其中有十六种尚未出版”。这样大的一个创作量，对一个其时才27岁的作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作的奇迹。而其中创作质量的良莠不齐，也自在情理之中。施蛰存就曾回忆说：“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品。”并且说自己对沈从文投给《现代》的几篇稿子就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沈从文说这话时，是表示抱歉呢，还是表示情有可原呢？大概两者都有吧。

造成沈从文的高速、批量文学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书商相当长时间用低于通例的标准给沈从文支付稿酬。1931年1月2日，他在回复王际真的信时说：“上海商人昨两天还才用两块钱一千字买我的小说版权，因为钱已用光，便听凭他们处理。像这样子我文章或做不下去了，可是我自然得做下去，找不出别的理由和方便来改业。”2月6日，又写道：“目下又是很穷了，欠伙食学费欠得一塌糊涂。可是，这几天有点紧急，有点情形不好，我就不懒惰，我一定可以在一个礼拜内写一些东西，一定可以写得很容易动人，一定还可以想法卖去。……我还想，若果再过两年，书铺若是照三元一千字行市还不给我时，我为了赌气要忍耐下去，一元一千字也还是要干。我猜想我还可以支持这状况三年，不计较一切，这样生活，却完全只是为消磨我自己的精力。到不能忍受时，我就自认失败，从一个卑微的职业里隐灭了自己，或回到乡下老死了事了。你若知道就因为‘脾气’的缘故，人家阿猫阿狗如何乱七八糟作品可以得许多报酬，我的文章近来还只值两元一千字，你会明白我为什么只想回到家乡去的理由了。”但到这个月底，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如今大致有四块钱一千字了，他们优待我，据说是那么优待的，因为我的文章太多，反而成为他们嘲笑的理由，如今能节制一下，便加一点。真是妈妈的，我想到这些时，我又要说我得回去了，我回去，混到军队里面去，还不缺少一种好机会，使我在危险里保留一个发财的希望。”在一个月里稿酬翻了一番，这本是好事，但理由是那么的冠冕堂皇而又荒诞不经，这不由得不让这个“乡下人”作家的灵魂变得粗暴起来，甚至爆出了粗口。

造成沈从文不得不高速、批量进行文学生产的原因还有不少。譬如得支助文学的同道：“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譬如得承担九妹的学习生活费用：“担心到她太浪费（因为来不到二十天，已经为她所支配用去的钱有一百七，学费还不缴上五十，其余买书也不会到五十）”，而沈从文兄妹的不善理财、近于今天的月光族的消费方式似乎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1930年1月25日，沈从文写信给胡适，告“前正之稿已承一涵先生售去，得洋三百三，过年可以平安无虑”；但仅在两天后，沈从文却在致王际真的信中报告说：“卖了两本书，得了三百块钱，还是前天拿的，今天完了。像是报了小小的仇，把好话说尽得来的钱，用到岂有此理的事上去。”1930年下半年在武汉大学，沈从文每月的工资是130元，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只有十元房租、十元伙食的开支，却仍不够用：“我大约只是胡闹，不然我应当够用了的，我总是算不清楚这些事”。

比较一下同时期人们的生活费用和支出，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沈从文对自己心生不满的原因。徐懋庸曾回忆自己1933-1937年期间，虽然没有职业，但稿费和版税收入平均每月在150元左右，“除给父母每月寄三十元外，夫妻二人，加上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女，生活倒过得不拮据，还可以对个别‘左联’的同志津贴一些。”而在《湘行书简》中，沈从文自己记下了1934年1月湘西一条小船上的生活开支和劳动所得：“我这次坐这小船，说定了十五块钱到地。吃白饭则一千文一天，合一角四分。大约七天方可到地，船上共用三人，除掉舵手给另一岸上船主租钱五元外，其余轮派到水手的，至多不过两块钱。即作为两块钱，则每天仅两毛多一点点。像这样大雪天气，两毛钱就得要人家从天亮拉起一直到天黑，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下水，你想，多不公平的事！”1930年上海的生活成本，应当不会比1934年的高吧。参照大致相同时期的徐懋庸的生活开支及湘西水手的劳动收入来说，沈从文兄妹的消费方式不能不说是有点奢侈而无计划了。

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虽然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外部空间文化环境总是会给作家以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因素依然是复杂的、多元的。譬如，以沈从文留着鼻血而写作的经典形象为例，其中就还包含着作者个人的体质因素在内。熟悉沈从文的读者会清楚记得，当年的一场大病，是沈从文离开湘西、奔赴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场热病袭到了身上，在高热胡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的流，我支持了四十天。”沈从文在进入都市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包括现代出版机制下书商的剥削在内的都市的罪恶，反而使他的流鼻血成为一种顽疾和痼疾。

二

在京海派论争中，沈从文站在京派的立场对海派进行了批判和抨击。但纵观沈从文的一生，对北京（平）和上海两个城市，却无法分清他对哪个城市同情和好感多一点。一个人对一个地理文化空间的情感态度和记忆常常是复杂的，有时候，在某一地理文化空间存在的某一个人或发生的某一件事都能影响甚至改变人们对这一地理文化空间的情感态度和记忆想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上海相比，北京（平）更多地带有一点古老皇城的风貌，与传统中国和乡土社会有更多的联系，本质上是一个兼具传统特征和现代特征的半现代都市。以常理来推断，“乡下人”沈从文在两个城市之间做比较和取舍时似乎应当偏向于北京（平）一点。但其实不然。在1931年6月29日致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提到，北平的朋友“以为我用上海的房租，已经可以租一栋六十间的大厦住了”，可在朋友们奉劝他住在北平时，他心里所想的却是：“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他也曾对北京和上海做过比较，甚至同时对纽约做过想象：“上海很容易过日子，又很不容易过日子，大致我总觉得北京比上海清静一点，上海比北京好玩一点。我们在上海玩，只是在无人走过的寂寞马路旁直走而已。住处楼下是电车道，时时刻刻有隆隆声音来去，闭了眼睛想：纽约一定就是这样成天只听到钢、铁、汽、电的喊嚷。或者我过几年真有一个机会来到纽约，我们可以成天在街上走，我一定可以很耐烦的数那街道上古怪的汽车的号码，以及街道边的橱窗里广告。”这里虽然还没有达到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所写的“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的地步，但对上海的电车响却也不抱特别的反感。那种在马路旁、街道上走走看看的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游手好闲者”的姿态，我们在少年时期的沈从文和刚到北京时的沈从文身上同样可以发现，那是一种对生命和世界的永远充满好奇和天真的态度——一种自始至终贯穿沈从文前半生的生命态度。

沈从文曾详细地描述过自己刚到北京、住在酉西会馆时对北京的印象和观感：“出门向西走十五分钟，就可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厂。那里除了两条十字形街，两旁有几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更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我当时虽还无资格走进任何一个店铺里去观光，但经过铺户大门前，看到那些当时不上价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铺门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画轴，也就够使我忘却一切，神往倾心而至于流连忘返了。向东走约二十分钟，即可到前门大街，当时北京的繁华闹市，一切还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规模。各个铺子门前柜台大都各具特征，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临街各种饮食摊子，为了兜揽生意、招引主顾，金、石、竹、木的各种响器敲打得十分热闹，各种不同叫卖声，更形成一种大合唱，使得我这个来自千里外小小山城的‘乡下佬’，觉得无一处不感兴趣。”这种四下环顾的漫游者的姿态，其实本质上与沈从文少年时期既读一本小书又读一本大书，对边城凤凰之皮鞋店剃头铺豆腐坊铁匠铺的好奇态度没有本质区别。正是这种对外部世界和未知生命的永远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引领“乡下人”沈从文从边城走向北京、上海，并在自己的头脑中做近乎白日梦的纽约之行。

在沈从文短暂的上海时期，沈从文一方面在《腐烂》等作品中描绘着现代都市上海的阴暗面，控诉这座城市对自己的不公，但一方面又深知自己作为职业作家，脱离了这座城市便活不下去。他在咒骂这座城市的同时，却并没有将另一座城市-——北京（平）当作自己灵魂的安居之所。

在矛盾焦虑、生活无着的情况下，沈从文常想到的两个栖居之地一是乡下，二是国外。他在给王际真的信中多次写到去国外的想法：“在我一切是安于现状的，所以如果能在一种方便中离开中国，到了法国或美国，三两年会把一种文字学好，也是意料中事。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我听说许多人到法国时或不能读法文报，但两年后这些人皆在用法文写文章了。我倒不缺少这种野心，不过这也只是一点点无害无事的小小野心而已。”“如有机会，我是想跟什么人到外国做小书记，过两年日子的。听说谢寿康做比国公使，我真想用个当差的名义出一次国。因为我不熟人，又不熟任何外国文，结果我大致白日做做梦把日子就混过了。”“我在这里只想有什么人出国当公使，我跟他出到任何一国去，做一个任何名义的小事，也许过几年新鲜日子。”“我心里倒想有什么熟人来美国作公使，或过法国、美国，不拘什么国作公使，我做点事，小小的事，出出洋倒是一种好办法。但这事总做不到。”沈从文这种想去国外的念头，起因相当复杂，或想换换环境，摆脱眼前的生活压力；或想开阔眼界，了解更大更广的世界；或是因为学院环境中周围同事都是英美等国回来的留学生，无形中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心理……但不管因为何种原因引起，都不难从中观察到“乡下人”沈从文内心意愿与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望。沈从文当时因此在语言学习上也曾做过尝试努力。

在答金介甫问时，沈从文曾说：“他们现代评论派的几个人，丁西林、陈源，比我都大，只想教我英文；教好了，一定要想法子让我到剑桥大学毕业，‘我们才放心’，大家对我很好的，可二十六个字母我始终记不到，我写草书啊，古文啊，弯来曲去的都知道。这个英文就记不到。”“我日文也学过，也学不好。那更麻烦了，都学了几次，学不好那五十六个字母，学这些很低能，但学中文始终坚持学。”这是晩年的回忆，但大致不会有误。在1930年2月17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沈从文就写道：“我说了六年要学一点英文，六年来许多人都养了小孩子，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确确实实也做出了努力：“我这几日来从大雨、时昭潭学英文，会读‘一个桌灯’或‘我不是大头’这类话了，但若把自修机会得到，至少或者还要三年，我一定得忍受下去。”但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继续下去，结果不了了之。这结果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施蛰存所说的沈从文从京海派论争时开始便“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是真的，那么，这种选择肯定不単纯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同时还包含着歪打正着的因素在内。沈从文真要出了洋，还会有后来的《边城》吗？谁说得定呢！

因此，在湘西——北平（京）——上海——纽约的空间文化链条上，事实上仍有许多因缘和偶然性支配着沈从文的情感取向。沈从文对待每一地理文化空间的态度，实际上会因不同的语境而有相当多的变化。以对北平的态度为例：1931年6月，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称：“北平地方是非常好的，历史上为保留下一些有意义极美丽的东西，物质生活极低，人极和平，春天各处可放风筝，夏天多花，秋天有云，冬天刮风落雪，气候使人严肃，同时也使人平静。”但在1946年沈从文的笔下，北平和北平人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许多人一眼看去，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吃的胖胖的特种人物，包含伟人和羊肉馆掌柜，神气之间便有相通处。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上各部分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的神情。另外一种即是油滑、市俭、乡愿、官僚、XX、特有的装作憨厚混合谦虚的油滑。”前者是身在北平的作者写给自己心仪之人的信，渲染的自然更多是北平的美的一面；后者是经历了八年战乱、刚从昆明回到北平的作者对当下北平的观感，看到的是满目疮夷、百废待兴及民族振兴的艰难，当然其中也不乏由时间的残酷之手所带来的北平人性格的颓废与沦落。这充分说明，一个作家与其出生地和居留地的关系，以及这个作家对一个城市的文化想象与实际感受之间的差异，常有着相当复杂的面貌。

具体到沈从文，他的复杂处在于他始终是用一个“乡下人”的眼和标准来观察都市、表现都市。他曾说自己“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在自传体小说《中年》中，他曾详细地记录了自己与胡也频夫妇无意中撞进一家鲁迅所说的“革命咖啡店”的情景：“今夜无意中，与也频丁玲走进北四川路一个咖啡馆，到了才知道这是上海文豪开的。到此的全是历史上光芒万丈的人物，观光真不可不算是幸事了。几个野鸡模样的侍女，充分地表现着一切肉感的体裁，于是这一般文人灵感就来了，诗也有了，文也有了。在作生意方面，则虽不比卖书赚钱，蚀本的事显然也不会。”对这种“革命咖啡店”，沈从文无法建立起鲁迅那种居高临下的讽刺批判立场，他所呈现出的是一种自惭形秽的旁观态度：“到了那类地方，我就把乡巴老气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与那么潇洒！”“谁知一到这类地方，我却燻燻栗栗了。这样的女人，也能给以艺术或其他灵感的启发，以及情欲的饱餍，是上海文豪的事吧，决不是初从北京跑来的土气的我所能享受的。有许多地方，我是的确太土了。”在这里，沈从文将这种文化的不适应感归为自己的土气，并且将自己的土气与自己曾经的居留地北京联系起来，但事实上，一旦置身于北京的文化氛围中，沈从文的内心同样会感到难以适应的。他从骨子里更能适应的，还是他的湘西世界，或者准确地说，那个他自己所建构的美而不真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在现代出版机制下近于自残、“疯狂”的高速、批量文学生产（以上海时期最为典型），直到1933年左右才放慢脚步，回到一种较为正常的节奏。其中的因由仍是复杂的。前期的批量文学生产确立了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是一个方面，在学院生活中逐渐站稳了脚跟也是一个原因。而与张兆和恋爱、婚姻生活的终成正果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张兆和对沈从文心悦诚服的接纳，使沈从文焦虑不安的灵魂得到了安妥，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大的改观。正是在一种极度的快乐与幸福之情中，沈从文开始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边城》的创作，也写下了引爆京海派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

沈从文曾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棱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也作为他身后的读者，又有多少人能感受到他《边城》和《文学者的态度》背后的热情和悲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