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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的傅雷故居 资料图片

位于上海的傅雷图书馆 资料图片

江声浩荡的背后故事

2006年我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江枫先生打来电话问我选了什么题目，我说是关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就听电话那边江枫先生厚重而洪亮的声音道：“‘江声浩荡。’傅雷的翻译，好啊，很好。”这让我想起，作家邰耕曾经说过：“罗曼·罗兰的四大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二十多年前我曾阅读过，许多情节都淡忘了。但书中开头的‘江声浩荡’四个字，仍镌刻在心中。这四个字有一种气势，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书中的气势相吻合，……对阅读者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

1937年到1941年间，傅雷精耕细作，完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百多万字的翻译，于国破山河在的岁月出版，曾引起无数读者的争购传阅。茅盾在1945年说过，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辗转借得一读为荣幸”。老作家阮波在傅雷著译研讨会上说，当年她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就是怀揣傅译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奔赴延安的。

其实，在傅雷之前，曾有敬隐渔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的前半部分；有黎烈文译的第四卷《反抗》的片段；有静子和辛质译的第六卷《安戴耐蒂》；紧随傅译之后，还有钟宪民和齐蜀夫译的第一卷《黎明》。但由于这些译者的艺术功力可能还有所不逮，或缺乏持久的意志，更没有清醒的意识去思考民族危难中读者的期待，没有强烈意愿去完成历史赋予译者的使命，以上的版本最后都一一偃旗息鼓。只有傅雷那时意识到，“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傅雷为了“挽救”一个“萎靡”的民族，完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给黑暗里的人们点燃了精神火炬，促使当年的进步青年用“顽强的意志”去追求崭新的天地，拼搏向上，攀登生命高峰。

“江声浩荡”是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的第一句，为什么能成为这部译作的一个重要符号，留在读者的记忆深处？我们不妨简要分析一下，莱茵河与作品主人公的关系。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音乐灵魂谱写的交响曲”（茨威格语）中，可以说，莱茵河有着这样四层蕴意：一，它象征着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奔流向前的生命旅程；二，它象征着生生不息的人类的生命长河；三，它传递着吸收两岸思想，融合法德优秀文化，再生西方新文明的希望；四，它表达了作者以莱茵河为纽带来包容共饮一江水的两岸各国人民，实现人类之间的和谐共处的思想。概而言之，莱茵河的这四层蕴意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精神，所以莱茵之声便是作品主要精神的奏鸣，是作品的音乐主旋律。罗曼·罗兰按交响乐的结构布局莱茵之声，恰恰说明，莱茵之声确实蕴意丰富而又重要，特殊而又意味深长。为了烘染一个英雄的诞生，为了突显莱茵河的特殊蕴意，小说开门见山，奏响了作品的音乐主题，经过“呈示”和“发展”，最后又“再现”了莱茵之声（作品开篇几处译文，从“江声浩荡”到“浩荡的江声”，又到“江声浩荡”，再到整个作品尾声，回归“江声浩荡”）。

我们通读作品可以领会到，傅雷翻译的“江声浩荡”传达出了莱茵河的四层蕴意：一、克利斯朵夫任生命的波涛怎样起伏颠簸，依然扬起远航的风帆，百折不回；二、只有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去努力、去奋斗，才有希望重新缔造一个理想的文明世界；三、“拉丁文化太衰老，日耳曼文化太粗犷，但是两者汇合融和之下，倒能产生一个理想的新文明”，傅雷这样的阐释可以说是他精彩传神的翻译的依凭；四、唯有胸襟像长江大河那样宽宏的人，方能有浩荡的情怀，方能在心中培育出大爱人类的情感。所以，“江声浩荡”传达出了这部恢宏巨著的主要精神。“江声浩荡”译句的重复，就是这部音乐作品的主旋律在重复、回旋、再现。

傅雷早在1937年的《译者献辞》中就提出，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从交响乐的角度看，可以说，“江声浩荡”传达出了波澜起伏、令人心潮澎湃的乐思，传达出了那融和欧洲文明的美妙的和声。“江声浩荡”一句的翻译，是傅雷深厚的文学功力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在其火热的激情下的绝妙的融合。“江声浩荡”，听来不但音节铿锵、清晰响亮，而且音律和谐，平平仄仄，自然而又匀称，最大限度地彰显了音乐效果，给读者带来了融视觉与听觉于一体、符合这部作品创作特色的艺术享受。多少年来，它之所以撞击读者的心灵，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感受，就在于它着实太传神了！借用傅雷自己的话说，它确实“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它给读者描绘出的是一幅意象深远、蕴意丰富、“包藏无限生机”的宏图；它那略含陌生化的搭配，使得读者不由得稍作停留，来感受语言的张力；它自身的音乐感，又洞开了一个音响的天地，给这部作品的主要精神，赋予了一个回荡在读者心海的不息的强音。读罢作品，细细品味后感觉，一部激昂着“英雄”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荡漾着不同文明的和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洋洋百万余言，似乎全都浓缩到了“江声浩荡”之中。也正因为“江声浩荡”浓缩了这部音乐长河小说的激情与活力、气势与气度、精神与灵魂、艺术与风骚，它才能穿越历史，常驻读者心间。

打开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首先读到的是《译者献辞》：“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也许，不少读者的内心在这里已被傅雷攫住，因为每个读者应该都有，或者都有过英雄梦，而英雄原来并非高高在上的完人，芸芸大众都有可能成为英雄。这是非常接地气的话，朴实而又真诚，想必可以触动几乎每一个读者，让他们内心刹那之间产生“自拔与更新”的力量。

1934年，傅雷致函罗曼·罗兰，向他讨教了英雄主义。罗兰在复函中说：“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罗曼·罗兰告诉傅雷：为公众服务，才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英雄；作为一个艺术家，应当把为公众服务和为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作为自己应当追求的“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傅雷在回信中说：“不肖虽无缘拜识尊颜，实未误解尊意。”傅雷与罗兰虽天隔东西，但俩人思想是相通的，精神是契合的，所以这样的《译者献辞》才能和作品的内容产生同频共振的效果，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以虔诚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傅雷后来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以从事文学翻译来服务大众，振兴民族，以大勇无功的姿态为社会的文明奉献一生。傅雷后来对好友宋淇说：“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

1952年，傅雷又推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使得作品“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但我们发现，“江声浩荡”依然如故。

关于《高老头》和《于絮尔·弥罗埃》的纠纷

傅雷也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忠实代言人，一生译有巴氏作品15部（出版14部，“文革”期间遗失翻译手稿1部），其中《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幻灭》等作品由于傅雷的倾力翻译，深受读者喜爱，至今不衰。不过在傅雷那个年代，还有两位巴尔扎克的译家：穆木天和高名凯，前者是曾经的创造社成员，翻译工作最早，约有10部；后者是我国知名语言学家，译得最多，约21部。傅雷的巴尔扎克作品译介既非最早也非最多。

不过，程代熙在介绍《巴尔扎克在中国》的史料时，权威性地指出：“在翻译介绍巴尔扎克的作品方面，态度严肃认真、译笔生动流畅，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要推傅雷。”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赵少侯，也曾直言不讳地比较指出：“读过之前版本的巴尔扎克小说，再来读傅雷先生的译本，实在有爬出步步荆棘的幽谷走上康庄大道的感觉。因为再也碰不到疙疙瘩瘩、弯弯扭扭的句子，再也遇不见稀奇古怪费人猜想的词汇了。”

早在1938年，傅雷就开始打巴尔扎克的主意，或许因为巴尔扎克的浩瀚博大，傅雷需要假以时日，准备酝酿，才让巴氏作品构成他后半期翻译的重心。此外，《人间喜剧》描绘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风貌，也十分对应傅雷的翻译观，即：“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傅雷曾对好友宋淇说过：“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

1952年，赵少侯在《翻译通报》第7期上发表了《评傅雷译〈高老头〉》。赵少侯也是法国文学翻译家。他的评论一分为二，三个译例点赞，三个译例质疑。但即便质疑，也有肯定的某个侧面，也是用一种商榷的口吻，什么“不知译者以为如何”，“是否正确，希望译者以及读者加以讨论”以及“原则上还是无可非议的”等等措辞，显得十分谨慎。他知道傅雷的脾气，也知道他的真才实学，开篇褒扬道：“傅雷先生的译品，一般地说，都是文从字顺，流畅可诵……本书因为是译者修改过的重译本，晓畅、犀利更是它的显著优点”，但随后话锋一转：可读者“却又另外有了一种不大放心的地方……那便是这样流利自然的译笔是否仍能完全忠实于原文？是不是为了追求中译文的通顺畅达，有时也多少牺牲了原文的形式？”

两年后，傅雷在致宋淇的信中，提到了赵氏对他的评论：“赵少侯前年评我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同时傅雷也反评他道：“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作《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于絮尔·弥罗埃》同样遇到赵少侯的审读。赵氏肯定了傅译“是认真的，忠实的，对原文的理解力也是极其深刻的”，但同时也指出：“惟译者的译文风格，似乎已稍稍落后于时代。最突出的地方，即喜欢用中国的陈词……傅雷先生的译笔自成一家，若由编辑部提意见请他修改，不惟他不同意，事实上也有困难。”他提出：“关于他的译笔及似是而非的译法……请领导决定。”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慎重地请傅雷的好友钱钟书再来审读，不料钱的意见，傅雷也难接受，而且还向钱“开火”，使钱陷入尴尬之中。于是楼适夷又决定请语言学家叶圣陶从中文角度提提意见，叶老次年二月回复：“这部译稿是我细心看的，词语方面并无不妥适处。看了一遍，仅仅做这么一句话的报告，似乎太简单，可是要详细地说，也没有什么可说了。”至此，有关《于絮尔·弥罗埃》的纠纷案尘埃落定，译本最终出版。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四改”

需要指出的是，傅雷在1963年第三次翻译《高老头》时，对译文自然又做了修改或调整。所以，傅雷致宋淇信中提及此事时，所表现的不买账甚至不在乎的样子，可能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文人的表象常态。但他也并没有以赵氏的优劣评判为转移，即便赵氏当时大加赞赏的译句，傅雷觉得还是欠佳，后来照样做了修改。

傅雷后来说：“我自己常常发觉译的东西过了几个月就不满意；往往当时感到得意的段落，隔一些时候就觉得平淡得很，甚至于糟糕得很。当然，也有很多情形，人家对我的批评与我自己的批评并不对头；人家指出的，我不认为是毛病；自己认为毛病的，人家却并未指出。”但总体说来，傅雷对别人改动他的文字，是很光火的，那些相关出版社的不少编审都领教过傅雷的脾气。因为傅雷笔下的文字，通常都是他经过认真的思考、琢磨，几经推敲才选定的，所以他不会认为别人的选字用词比他更准确、更到位。

当然，这不等于说，傅译就是完美无瑕；就没有可以商榷、改进的地方了。至少，傅雷归化倾向的翻译对中国读者就有溺爱之嫌。但无论如何，求真求美的傅雷，发现自己不妥当不完善的翻译时，不会不改，因为他始终把“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作为自己的追求。

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的最后说：“这次以三阅月工夫重译一遍，几经改削，仍未满意。艺术的境界无穷，个人的才能有限：心长力绌，惟有投笔兴叹而已。”同样，傅雷虽这么说，但他也没有真的撂下手中的笔，从此放弃他的追求。他只是道出了一个求“真”的艺术家与“真”之间永远存在的客观距离。但他“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他明白：“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决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的。”他对自己的译作总有再上一层楼的要求，十分执着，所以到了晚年，才会有“正在经历一个艺术上的大难关”的境况，“眼光比从前又高出许多”。

傅雷曾对宋淇说：“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高老头》正在重改，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他对傅聪说：“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四改”；他对梅纽因说：“巴尔扎克《幻灭》，译来颇为费神。如今与书中人物朝夕与共，亲密程度几可与其创作者相较”；他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常年感到苦闷”；等等。这一切，都因为他“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

傅雷对自己的翻译活动还有独特的认识，他说：“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又说：“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其实，他是在向我们传经送宝：文学翻译不只是理解原文意义，还要去体会、感受、领悟原文的妙处、原文的韵味；“理解”之外，还要有“体会”“感受”“领悟”，这样翻译过来的东西才有文学味道。傅雷的翻译，耐读、耐回味，既能把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都咂摸出来，又能出神入化地表达出来，这与他对翻译活动的这种认识有极大关系。

因为傅雷的翻译作品质量好、品格高，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把《巴尔扎克选集》的翻译任务交给他，“种数不拘——傅雷说，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因为傅雷在译介巴尔扎克上面作出的重要成就，他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学会吸纳为会员。他与宋淇谈翻译时说过：“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傅雷翻译手稿和校样修订稿整理与研究》〔19BWW01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