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小说史如何讲授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片论

1924年夏，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之邀，赴西安讲学。自7月7日启程，至8月12日返京，历时一个月零六天（含旅途时日）。鲁迅对于此次西安之行并不看重，除在自家日记中做“流水账”式的简要记述外（鲁迅的日记历来如此），日后在其著述及与友人的通信中也很少提起。[1]倒是几位同行者和陕西方面的接待者，以及聆听鲁迅讲学的几位当事人对此颇为重视，通过回忆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后世研究者对此则更为关注，分别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奉献出不少精彩的学术论断，使“鲁迅在西安”成为一个学界内外竞相讨论的热门话题。有趣的是，此次暑期讲学由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获邀者甚众，其中不乏李济、蒋廷黻、陈钟凡、夏元瑮、吴宓（受约请而未至）等知名学者[2]，与鲁迅同行赴陕的也有十余人之多[3]，而其中唯有鲁迅受到密切关注，一言一行均获得记述、追忆与研究，这显然并非取决于鲁迅西安之行自身的重要意义，而是时代症候使然，取决于鲁迅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中如日中天的崇高地位。这也使后世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述、追忆与研究，普遍高调，不无政治色彩。[4]

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记述、追忆与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话题：与军阀的斗争，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之创作计划的终止，以及讲学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相对而言，论者更为关注前两个话题，对鲁迅此次西安之行的“正业”——讲授“中国小说史”——反而着墨不多。鲁迅赴陕讲学，选择小说史作题目，自有在北京各高校开设的相关课程做基础，可谓驾轻就熟，但也不乏周密审慎之处。讲学之余受邀为陕西督军刘镇华的士兵演讲，内容仍是小说史，可见一斑。[5]但是否如论者所言，时时显示出“战士”面目，与军阀及各种恶势力不懈斗争，尚须辨析。突出鲁迅与军阀的斗争，强调其“战士”身份，在特定时期内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将《变迁》中的若干现场发挥，也归之为“斗争策略”，未免过甚其辞。与之相比，探求《杨贵妃》的构思及其最终未能着笔的原因，更为当事人及后世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也成为鲁迅西安之行中最受关注的话题，近年来仍是新见迭出，其成果数量和质量均大大超越对于《变迁》的研究。[6]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变迁》记录稿经鲁迅本人校订后，已落实为文字，辑入《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7]，留给研究者驰骋想象的空间远不及未能问世的《杨贵妃》；另一方面，由于有《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这部巨著在前，《变迁》的研究余地也就相对有限，即便有论及者，也或将《变迁》视为独立于《史略》之外的另一部小说史研究著作加以表彰，或将《变迁》作为对《史略》的浓缩、修正和发展。前者夸大了《变迁》的学术价值，后者则对《变迁》自身的独特性缺乏关注。可见，在涉及鲁迅西安之行的三个话题中，反而是其讲学及相关记录稿《变迁》更有阐释的余地。因此，探讨鲁迅的西安之行，在突出“战士”鲁迅和“作家”鲁迅面目的同时，令“学者”鲁迅适时登场，实有必要。事实上，《史略》与《变迁》相比，不仅有详略之分，还有著作与讲演之别，其主要差异不在观点，而在体例。本文即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探讨作为讲演的《变迁》与作为著作的《史略》之间的缝隙与关联，在此基础上考察并凸显《变迁》自身的学术意义。

一、课堂上的鲁迅

鲁迅自1920年起在大学课堂讲授小说史，直至1926年8月离开北京止，六年中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北京中国大学文科部等高校任教，影响深远。小说史虽然只是一门选修课，却成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鲁迅讲授小说史之所以大受欢迎，除基于其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与非凡造诣外，也和鲁迅擅长讲课密切相关。遗憾的是，当时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手段尚未出现，无法完整地记录鲁迅小说史课程的现场效果。幸好有若干当事人的回忆性文字，为追怀与重构鲁迅的小说史课堂提供了可能。

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并与鲁迅过从甚密的荆有麟于1942年撰《鲁迅回忆断片》一书，这样描述鲁迅的授课：

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时间虽然长（先生授课，两小时排在一起继续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些，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的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讲出幽默话来，使大家轰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中，特别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讲授时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8]

可见，内容充实、言语幽默、富于吸引力，是鲁迅授课的主要特点。而连续讲授两个小时而不令听者感到厌烦，更是难得。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曾选修小说史课，并帮助鲁迅印刷讲义的常惠晚年回忆：

鲁迅先生讲课，是先把讲义念一遍，如有错字告诉学生改正，然后再逐段讲解。先生讲课详细认真，讲义字句不多，先生讲起来援引其他书中有关故事，比喻解释，要让学生对讲的课了解明白。学生问到讲义中的字句情节，先生一定多方讲解，直到学生明白了，先生才满意。先生的比喻，不止用书中字句，有时还在黑板上画画，不够的地方，还要用姿势表示。《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有“《异梦录》记邢凤梦见美人，示以‘弓弯’之舞”，学生对“弓弯”不明白，先生援引了《酉阳杂俎》里的故事：“有士人醉卧，见妇人踏歌曰：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问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做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先生援引了这个故事，大概觉得还不够，于是仰面，弓腰，身子向后仰，身子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也站立不稳了，这时先生自语：“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同学们见他这样负责讲解，都为之感动。课堂上师生之间情感接近，课文内容也有情趣。对先生的讲课认真精神和有风趣的言谈，同学们都喜爱和尊敬。[9]

在授课过程中热情投入，并注重与学生的互动，这样的课程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欢迎。曾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的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一书中披露了鲁迅小说史课程的更多细节，尤其关涉讲义以外的发挥之处：

如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他明确地指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大旨不离乎言神仙的东方朔与班固，前者属于写神仙而后者则写历史，但统属于文人所写的一派。《神医经》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之不同处则带有恐吓性。有时一面讲一面又从科学的见地力斥古人的无稽，讲到《南荒经》的蚘虫，至今传说仍存小儿胃中，鲁迅就以医学头脑指出此说属谬，随时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在《西南荒经》上说出讹兽，食其肉，则其人言不诚。鲁迅又从问路说起，说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问上海人（旧时代），则三个方向的人所说的都不同，那时问路之难，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就幽默地说：“大约他们都食过讹兽罢！”众大笑。[10]

这一段回忆文字颇具现场感，开头的引文出自《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则是对这一句话的讲解和发挥，既运用医学常识，又引入社会现象，一收一放，轻健自如，确实体现出高超的讲课艺术。此外，对于鲁迅授课的回忆性材料尚多，兹不一一举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当事人对于鲁迅授课的追怀，意在接近并还原鲁迅的“教学现场”。从中不难发现，尽管三位当事人回忆的立场和姿态各有不同，撰文的时间及其历史背景也有异，但对于鲁迅的授课方式、特点与效果的描述却惊人地一致——既遵循讲义，不致离题万里，又时有精彩发挥，保持课堂的生动活跃，这无疑是文学课堂的最佳范例。较之同在北大讲坛执教的林损（公铎）和孟森（心史），前者以授课不入正题、反而喜欢骂人著称，后者则每每在课堂上一字不差地照读讲义。[11]两相对照，鲁迅的授课大受欢迎，除选修者外，还吸引众多旁听者和偷听者[12]，以至教室常常爆满，并不断触发当事人的追怀与重构，这恐怕不止源于鲁迅生前身后的巨大声誉，其授课内容的丰富充实和教学方式的灵活生动，才是主因。在鲁迅离开北京后，虽有马廉、孙楷第等人先后在北大开设小说史课程，但都难以再现鲁迅授课的精彩效果。

不过，尽管能够借助当事人的追怀与重构不断接近鲁迅小说史课程的原貌，但在没有完整详尽的课堂记录的情况下，毕竟无法真正做到还原现场。尽管有用作讲义的《中国小说史略》留存至今，但鲁迅将其作为著作经营的用心，又使之不同于普通的课程讲义或授课实录。在这一背景下，鲁迅1924年西安暑期讲学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就体现出独特的价值。虽然由于课时所限，不得不删繁就简，在内容上与《中国小说史略》有详略之分，但这部由听课人记录、授课人审定的讲稿[13]，却成为对于鲁迅小说史课程的难得的现场实录，较之当事人的回忆，更准确也更直观地呈现出鲁迅的教学现场。鲁迅在西北大学讲授小说史，计十一次十二小时，课时不及在北大的三分之一。但证之以当事人的回忆，其授课方式和效果却与在北大时相同。

李瘦枝在《“刘记西北大学”的创办与结束》一文中述及鲁迅演讲的现场效果：

讲演会场有两处，一是校内大礼堂，一是风雨操场（当时在教育厅院内），鲁迅先生和王桐龄、夏元瑮诸人在大礼堂，刘文海、蒋廷黻等在风雨操场，听众可以自由选择参加。……由于鲁迅先生的讲演内容丰实，见解深刻，特别是他在讲演中的那种昂扬地战斗精神，感染力很强，不多几天礼堂上即座无虚席，及至讲唐宋以后，就有不少人争不到座位站着听讲了。[14]

相比之下，其他几位当事人更关注鲁迅的讲授方式。时任西北大学秘书兼讲师、参与暑期讲学筹备和招待工作的段绍岩回忆：“他（鲁迅——引者按）的仪容严肃，讲话简要而幽默，讲演时如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15]另一位当事人、后任易俗社编辑的谢迈千的回忆与此相近：“鲁迅先生上堂讲演，总是穿着白小纺大衫，黑布裤，黑皮鞋，仪容非常严肃。讲演之前，只在黑板上写个题目，其余一概口讲，说话非常简要，有时也很幽默，偶而一笑。”陪同鲁迅演讲的刘依仁的追怀则更为详尽：“鲁迅先生的讲演，真如他的写文章一样，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没有废话，使听者不厌，并感着确有独到之处。”[16]

上述几段回忆性文字，虽不及前引荆有麟、常惠和许广平的回忆详细丰赡，但大体一致。可见，鲁迅此次西安讲学，依旧以小说史为题，而且不受课时与场地的局限，授课方式及现场效果与在北京各高校无异。但据现有史料，未见向听众发放讲义的记载。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存在，成为对于此次演讲内容的详细记录，稍可弥补鲁迅在北京各高校讲授小说史课程，有讲义而无现场记录的遗憾。更为重要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使用白话记录，与《中国小说史略》之文言述学恰堪对照，二者在语言表述与文体选择上的差异，成为考察课程、演讲与相关著作之关联与缝隙的绝佳范例。

二、讲演与著作

晚清以降，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代表，曾有任课教师编写讲义的制度性设计，此举在民国初年虽然有所松动和反复，但仍为不少教师所遵循，并精心撰构，因此促成了多部现代中国的学术经典著作的问世。[17]鲁迅在应聘北大后，也开始撰写讲义，先以散页的形式于每次课前寄送校方印行，最终集腋成裘，汇集出版。可见，与同时代的许多学术著作一样，《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也是作为大学的课程讲义。鲁迅撰写小说史，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学授课的需要。不过，考虑到鲁迅在离开大学讲坛后仍反复对《中国小说史略》做出修改，亦可见其将《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著作经营的用心。[18]同时，鲁迅也非常重视文学史（包括小说史）的学术职能。1926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期间，曾致信许广平，介绍自己授课和编写讲义的情况：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19]

这段自述，体现出鲁迅对自家著作的学术期待：不仅满足教学需要，更要在学术上有所创获，希望奉献流传后世的学术经典，而非只供教学的普通讲义。这使他对小说史的撰写精益求精，即使在告别大学讲坛之后，仍对《中国小说史略》进行增补修订。该书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代名著，除基于作者丰厚的学术积累外，也和鲁迅严谨、甚至近乎严苛的治学态度有关。

此外，从最初的油印本讲义到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一直采用文言。对此，鲁迅在该书序言中称：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20]

《中国小说史略》“省其举例”固然属实，而鲁迅将采用文言的原因解释为减轻钞写排印之烦劳，此说则不可轻信[21]。众所周知，自新文化运动起，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立场几乎贯穿了鲁迅的后半生。对于文言文及其倡导者，鲁迅发出过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声音。[22]主要见于其散文和杂文之中。在撰写学术著作——除《中国小说史略》外，还包括《唐宋传奇集》之《稗边小缀》，以及同样曾经作为讲义的《汉文学史纲要》——时则采用文言。因此，鲁迅对于文言与白话的取舍，并非出于现实考虑，而主要基于不同的论述对象。在鲁迅的著述中，论述对象与言说方式的“隔”与“不隔”，往往通过对文体的不同选择加以呈现。散文抄写记忆，杂文针砭时弊，关注的都是现实。而《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面对的则是古代的文学作品，需要在言说方式上与研究对象相体贴，保持二者的整体感。《中国小说史略》采用文言，且文辞渊雅，甚至可以作为古典美文来加以鉴赏品读，有效地弥合了述学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区隔与落差。[23]

与《中国小说史略》相比，《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为演讲的记录，采用白话，保持了一定的口语色彩和现场感（尤其是开场白和结尾），部分内容就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白话版。如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关于《儒林外史》的论述：

小说中寓讥讽者，晋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明季底遗风，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事。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24]

相关内容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则表述为：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

吴敬梓著作皆奇数，故《儒林外史》亦一例，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侨居于金陵也。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之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两相对照，《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论述稍显简略，但内容与《中国小说史略》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只在于表述方式。前者采用白话，并保持口语状态；后者则采用典雅的文言，在述史持论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于文字的悉心经营——“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不仅是对《儒林外史》之讽刺特质的定评，在文字上亦富于美感。通过比较，不难看出鲁迅明确的文体意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为演讲记录，应保持白话讲学的现场效果；《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学术著作，在持论谨严的同时，还须在文字上体贴论述对象。二者具有不同的文体归属和学术职能。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还有一些不见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被研究者视为对后者的修正和补充。[25]《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不同于《中国小说史略》之处，多数源于白话与文言的表述差异，少数是对《中国小说史略》中论断的延伸，个别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独有且篇幅较长者，主要有以下几处：

1、开场白中讨论历史的进化；

2、第一讲中提出“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观点；

3、第一讲中关于神话可否作为儿童读物的论述；

4、第二讲中阐述“万有神教”及其成因；

5、第三讲中将张生与崔莺莺的团圆视为“国民性”问题；

6、第三讲中就孙悟空的原型与胡适商榷；

7、第四讲中论述唐宋传奇不同的原因。

上述“新见”是否属于对《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正，尚须一一辨析。第1条即开场白中对进化论的言说，常为研究者所引用，所谓“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一语虽不见于《中国小说史略》，却是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作为系列演讲的开场白，只是将贯穿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在学术理路明确说出而已，并非修正和补充。第2至5条，其主要观点及思路均见于鲁迅的杂文之中。杂文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可借题发挥，任意而谈。学术著作则不然，须有理有据，谨慎施为，同时避免枝蔓过多，随意引申，损害著作的整饬严谨。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演讲，在保持述学之要旨的同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延展发挥。因此，这几处“新见”，当属于演讲过程中的现场发挥，之所以见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不见于《中国小说史略》，恰恰是二者不同的文体归属使然，并非补充。相对而言，第六、七条与小说史研究本身的关联更为紧密。关于孙悟空的原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无支祁”说。胡适则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来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中的神猴哈奴曼（Hanumān）。[26]鲁迅与胡适，分别以《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旧小说考证”系列论文执中国小说史学之牛耳，但彼时小说史学尚处于开创期，新观点、新史料层出不穷。《中国小说史略》初版后不久，鲁迅即收到师友及读者的多封来信，或提供新史料，或对个别论断提出修改意见。[27]鲁迅对此有接受，也有保留，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无支祁”说与“哈奴曼”说均可视为一家之言，并无正误优劣可言。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介绍了胡适的观点，并加以申说，仍然坚持己见。事实上，这类论述更适合写成专门的答辩文章，而不宜写入小说史著作。否则须答辩反驳处甚多，不免枝枝蔓蔓，造成主次不分，影响小说史的正常论述。而作为演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不存在这种局限，介绍胡适观点并进行答辩，也属于现场发挥。何况鲁迅仍坚持“无支祁”说，更不能视为对《中国小说史略》的修正。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论述唐宋传奇之不同：

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朝，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

这段论述为《中国小说史略》所无，看似属于新见，但前引之许广平回忆中有如下记述：

关于传奇，鲁迅批评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一）多含封建说教语，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作了封建说教的奴隶了；（二）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28]

两相对照，内容极为相近。据许广平回忆，她选修鲁迅的小说史课，讲前三篇时还在使用油光纸临时印的讲义，此后就以新潮社出版上下册本《中国小说史略》为课本了。据此推断，当在1924年上半年，早于鲁迅在西北大学演讲。可见，在赴陕西之前，鲁迅已有上述论断，决非自《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始。传奇“宋不如唐”的判断，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已出现，对其原因也有所阐发，但不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详尽。因此，较之《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论述唐宋传奇之差异的内容，只是由略到详而已，并非从无到有的新见。

综上可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所谓“新见”，无一是对于《中国小说史略》修正和补充，仅属于演讲过程中的现场发挥。对《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样以学术著作为蓝本的演讲记录而言，基本内容和思路相对固定，现场发挥则可因时因地而异，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能否视为对《中国小说史略》修正，不在于其观点的新颖别致，而在于是否适合于著作。鲁迅在西北大学演讲，从1924年7月21日起，至29日讫，修订讲稿则在是年9月。此时，《中国小说史略》分别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上下册本。在修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讲稿并寄还后，《中国小说史略》于1925年2月由新潮社再版（合订本）。此次再版，除订正初版本中的若干错字外，对小说史论断和材料的修改共有4处，其中无一涉及出现在这两个版本之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所谓“修正和补充”。在《中国小说史略》此后的一系列版本中，鲁迅多次进行修订，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修正和补充”也无一纳入其中。由此可见，《中国小说史略》之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并非增补修订，而是学术著作及以其为蓝本的演讲记录稿之关系。

以上讨论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关联，及其自身的学术意义。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由课堂讲义而成为学术专著、甚至学术名著者层出不穷，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等；以演讲记录稿的身份流传后世者也不乏其例，如章太炎《国故论衡》、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相对而言，《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自有其独特性。作为一部学术演讲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既有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为蓝本，又以白话书写，保持口语色彩和现场感，从而在课程、演讲及其相关著作的缝隙之间体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体特征，其突出意义不在于观点的确凿不移，或结构的严谨整饬，而是在政治与学术、演讲与著作、课堂与书斋、白话与文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文本。

注释：

[1]鲁迅涉及此次西安之行的著述，主要有杂文《说胡须》和一封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私人通信。《说胡须》探讨中国文化及国民性，西安之行只是引发议论的一点由头，并非主旨。书信中虽然披露“关于唐朝的小说”这一写作计划的终止，但也未详细记述此次行旅，而且记错了赴西安讲学的具体时间。参见鲁迅：《坟·说胡须》，《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187页；《340111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4卷，第278-280页。

[2]受邀者名单详见《暑期学校简章》，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资料组印，1978年6月，第211-214页。

[3]与鲁迅一同赴陕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在其《陕西旅行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同行十三人的名单，见上书，第200页。

[4]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记述、追忆与研究，除孙伏园《长安道上》作于1924年8月回京后不久，且主要记述自家观感，对于鲁迅只是偶尔提及外，其余大多完成于1936年鲁迅逝世后，而又以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尤为集中，对于鲁迅西安之行的政治意义屡有过甚其辞之处。

[5]参见王淡如：《一段回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原载1956年10月9日《西安日报》，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第118-119页。

[6]对于未曾着笔的《杨贵妃》及其相关话题的探讨，在鲁迅生前即已出现，孙伏园、郁达夫等均曾为此撰文；鲁迅逝世后，友人冯雪峰、许寿裳的回忆，学者林辰、单演义的考察，各抒己见；近年来仍不断有研究者涉足，如朱正、骆玉明、吴中杰、蒋星煜，日本学者竹村则行等，新见迭出。2008年，陈平原发表《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一文，详细梳理了相关话题的研究史，并从若干新角度入手，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相关研究，做出了近乎盖棺论定的阐释，载《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可参看。

[7]这部《讲演集》由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但鲁迅始终未收到，《变迁》在鲁迅生前也未辑入其作品集。《变迁》在《讲演集》以外的首次发表，迟至1957年《收获》创刊号。

[8]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鲁迅教书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页。

[9]常惠：《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10]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三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108页。许氏该书著于20世纪50年代末，虽然受到时代症候的影响，评价鲁迅的政治意义时有过甚其辞之处，但描述鲁迅授课，则与他人的回忆相近，可见大体如实，并无增饰。

[11]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北大的张中行，晚年撰《红楼点滴》一文，回忆师长：“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孟心史（森）先生。专说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上课钟响后，他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本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从来不向讲台下看，也许因为看也看不见。应该从哪里念起，是早已准备好，有拇指作记号的，于是翻开就照本慢读。我曾经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下课钟响了，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走出，还是不向讲台下看。下一课仍旧如此，真够得上是坚定不移了。”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432、435页。

[12]北大的课堂，素以“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著称，旁听者的人数有时甚至超过正式在册的学生，其中又有“旁听”和“偷听”之分。曾听过鲁迅小说史课程的孙席珍在《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一文中回忆：“我开始听鲁迅先生讲课，是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的学期中间，是自由进去听的。象这样的听讲，当时叫做偷听，连旁听也算不上，因为旁听也要经过注册手续，且须得到任课教师的同意。”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文集》，第86页。

[13]鲁迅的讲演由西北大学学生昝健行、薛效宽记录，经整理后由西北大学出版部寄请鲁迅改订，鲁迅改订后寄回。这在《鲁迅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参见鲁迅：《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鲁迅全集》第15卷，第528页。

[14]李瘦枝：《“刘记西北大学”的创办与结束》，原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西安：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资料组1978年印刷，第121页。

[15]段绍岩：《回忆鲁迅先生在西安》，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第114页。

[16]两段回忆均见单演义：《关于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单演义编：《鲁迅在西安》，第38页。

[17]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关于课程讲义的规定及其调整，参见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上）之第三部分《从课程讲义到学术著作》，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8]《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为油印本，共十七篇。后采用铅印，扩充至二十六篇。1923年12月及1924年6月，经修订后由新潮社出版上、下册本，共二十八篇。此后，又有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本、1925年9月北新书局合订本，每次出版均有多处修订。鲁迅告别大学讲坛，定居上海后，仍于1931年9月和1935年6月两次修订《中国小说史略》。足见其对自家著作的反复经营。《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流变及其修改情况，参见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19]鲁迅：《两地书·四一》，《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9页。

[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鲁迅全集》第9卷，第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以下引用《中国小说史略》原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21]强英良先生曾告诉本书作者，民国时期北大讲义，最初多采用油印，即用铁笔在蜡纸上书写，确实颇为“烦劳”。而黄子平先生则告知，鲁迅学术演讲的记录者，多采用速记方式，因此记录稿较之演讲原貌相去不远。在此，特向两位先生致谢。

[22]鲁迅抨击文言文及其倡导者的文字，不乏其例，其中最为激烈的言辞，出自《〈二十四孝图〉》一文：“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258页。

[23]鲁迅对于述学文体的选择及其背后的文化立场，参见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2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4-345页，以下引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原文，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25]参见单演义：《鲁迅在西安》第五章《在西安讲演的特色》之三《补充〈史略〉未曾论及的观点和例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5页。

[26]参见胡适：《〈西游记〉考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514页。胡适将《罗摩衍那》译为《拉麻传》。

[27]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鲁迅全集》第8卷，第173页。

[28]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三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