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巴金先生曾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在他的晚年，这个“信仰”是否还在悄悄地起着作用？这个问题巴金生前没有给予准确的回应。在他晚年著述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再出现的“理想”“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等说法，核心词是“理想”。那么，巴金早年的“信仰”与晚年的“理想”是否可以重叠？“理想”在巴金晚年构成什么样的意义？

要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巴金生前几乎拒绝回答研究者有关信仰的询问，有意识地规避了任何可能引起质疑的话题。但是，这种有意识的规避，似乎又透露出巴金并没有真的把这个在“文革”中曾给他带来过灾难的话题轻松放下，反而成为他越来越沉重的精神负担。弥漫在他晚年著述的字里行间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假如仅仅在世俗层面上以所谓的反思“文革”的教训、家破人亡的灾难、痛定思痛的忏悔等理由来解释，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无法真正还原这份精神现象的沉重性。因为巴金在他晚年著述里所努力表达的，不是社会上普遍认同的现象，而是属于他个人的“这一个”所面对的精神困扰和危机。

巴金晚年著述是一个特殊存在，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难得的一份精神自白、忏悔和呼喊的文本。作家在写作中面对种种困难，使他无法用卢梭式的坦率来表述自己内心痛苦。这里有很多障碍：首先作家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忏悔没有明确的倾诉对象，他常常把对象内化为对自身的谴责和惩罚。其次是作家对这种越来越汹涌地浮现出来的忏悔之情或许没有足够准备，因此《随想录》文本内涵前后是有变化的，前面部分主要还是回应社会上各种引起争议的文化现象，而越到后面，他的关注点越接近自己的内心，尤其在完成《随想录》以后的各种文字里，与他早年信仰有关的话题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巴金越想把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话倾吐出来，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再说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的深层含义。再次是巴金晚年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精神危机和“文革”以后的觉醒，他又理性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文化生态远没有可能自由讨论其信仰，这是他在态度上犹犹豫豫、修辞上吞吞吐吐的主要原因。其实，巴金对信仰问题的真正想法，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作家本人也很暧昧，或许他心里很明白，在信仰问题上他是极为孤立的，在现代社会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共鸣者，他不愿意自己的信仰再次被庸俗化，更不愿意信仰再次遭到世俗误解与戮辱。归纳种种迹象，《随想录》是一个未最后完成的文本，它并没有把巴金想说的话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与其说巴金在犹豫，还不如说他是在等待和寻找。在这个类似等待戈多的漫长过程里，巴金一再祭出“讲真话”的旗帜，不仅向人们提倡要讲真话，更可能是作家对自我信心的一种鞭策。巴金晚年著述更大的动力来自他内心倾诉的需要，希望通过向读者倾诉来化解自己心理上的沉重压力。

一、巴金晚年著述中最隐秘的激情是什么？

“巴金晚年著述”，是本文所拟的一个概念。包括巴金先生在“文革”后的所有著述以及编辑活动，如他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写作五卷本的《随想录》以及《再思录》《创作回忆录》，编辑《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等工作。其中《随想录》和《再思录》最为重要。

《随想录》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著作。它既是对刚过去不久的民族灾难的深刻反思，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同时也真实记录了作家本人直接参与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各种论争的全过程，成为一部真实保留时代信息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此外还有更加隐秘的含义。那就是《随想录》的书写，是巴金重塑自己的人格，重新呼唤已经失落的理想的努力；写作过程也是巴金的主体不断提升和超越的过程。《随想录》要表达这层含义，远比揭开前两层意义更为艰难。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在政治迫害中坚持到高龄已属不易，但是在七十多岁以后还要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道路，还要追求一种对自我的否定之否定，应该说，这是他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在写作《随想录》过程中，巴金还遇到另一个挑战：生命渐渐老去。他在这期间多次生病住院，越来越严重的帕金森病让他的手无法轻易捏住笔杆挥洒写字。他既不会用电脑写作，也不愿意口述录音，就这样独自一人拿着一支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如他所说：“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巴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痛苦的写作生活？他晚年究竟是被怎样的一种激情所支配？

巴金晚年著述的真正动机，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也不太了解，很多人包括巴金的亲朋好友，都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活得这么痛苦？”社会一般舆论都认为这种痛苦来自巴金对历史浩劫念念不忘，然而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外在磨难以及对磨难的抗衡，都不可能是巴金晚年写作最根本的动力；只有来自他内心的巨大冲动，他自己觉得有些深藏在心底里的话不得不要说出来，同时又不能让深藏在心底的话随随便便地说出来而受到误解，这才是巴金晚年的最大困境。巴金在晚年著述里反复地宣告：“我有话要说。”在《随想录》最后一卷《无题集》的“后记”里，他动情地说：

……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表明，写作《随想录》的真正驱动力来自作家内心，巴金的心里有许许多多难以言说的话需要倾吐。为什么说是“难以言说的话”？因为如果这些话很容易说出来，那就用不着这么吞吞吐吐，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巴金早年文风一向是爱憎分明、简洁明白，可是到了晚年反而变得含糊委婉，这一定是有其真正“难以言说”的困难所在。他把这种言说，解释成“欠债要还”，既然欠债，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他究竟欠了什么债？谁的债？又如何还债？他用“十年浩劫”来影射自己内心变化，“十年浩劫”在这里应该是泛指极左路线对作家心理产生的压迫感，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但是当“浩劫”被推向极致，成为全民族灾难的时候，他却觉醒了，有了发出声音的勇气。这里所说的“一些人”或沉默或发声，都是作家自我的指代。再接下来他直接形容内心的挣扎，形容自己要说出真话还是不说真话的纠结，他用了一系列形象的词——话、火、灰、油锅、骨头等，描述他内心斗争的复杂性。“话”是指作家要讲真话，“火”则代表了理性，常言道“洞若观火”，火是一种对世道的通达、透彻的理解。人的理性来自对社会生活的认知，理性会对人要“讲真话”的欲望实行管控，指令他把要说的“话”吞咽下去，藏到肚子里不要说出来。于是“话”就成了“灰”沉积在心底里。可是作为理性的“火”继续在他的内心发酵，因为理性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良知。良知在不断地提醒他：你必须要讲真话，你必须要把藏在心里的话大胆说出来。这样一种思想的自我斗争，理性和良知的斗争，对巴金来说非常之痛苦。他用 “油锅的煎熬”来形容内心挣扎，而“煎熬”的结果，就是这部提倡讲真话的《随想录》。最后一个形容词是“骨头”，不仅指代他被煎熬的身体和内心，更隐含了“风骨”和“勇气”的意义。

那么，在这一系列被艰难挑选出来的词组所形容的内心斗争过程，指向了巴金最终要表达的意思。他心中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想说出来，但又不想轻易说出来，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一般的反思“文革”，也不是一般的思想文化斗争，因为这些都是思想解放运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当时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中央坚定不移的意志，如果没有这些前提，要推行经济改革路线是不可能的。巴金在《随想录》中许多言论看似尖锐，其实是当时政治生活转轨的信号，被巴金敏锐地捕捉到了。在今天的环境下来看就是一般的常识。正因为如此，关于巴金在晚年著述中最隐秘的写作激情，我们还要从另外的维度去找，那就是他曾经失落的“理想”，这与他一生的奋斗与信仰有关。

二、巴金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浮沉

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详细讨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全部关系，仅就几个具体的问题做一点简单说明。

现在学界已经有了定论：巴金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结论既是对的又不完全准确。“巴金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定义的依据：无政府主义没有具体的政党组织，也没有约束个人的纪律，仅就他和信仰的关系而言，主要体现在思想接受和个人道德修养，并不是特指某组织系统的成员。但巴金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位作家，在他的自述性文字里，他把自己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描写得很有戏剧性。如他对阅读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与廖抗夫的《夜未央》后的心情描写，以及1927年他收到凡宰特写给他的信以后，发生过一次自觉的“立誓献身”的行为，后来他把这个片段写进了小说《灭亡》。正因为有过这样一些仪式感的描写，我们似乎可以确定巴金早年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巴金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不够完整的。从他在1920年阅读《告少年》《夜未央》，参加成都的“半月”“均社”等小团体，到1929年他从法国回国，大约十年（即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晚清民国期间，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派系，如参加同盟会从事暗杀活动的刘师复一系，偏重于社会政治实践与个人道德修养；与法国勤工俭学运动密切相关的吴稚晖、李石曾一系，偏重于走上层政治路线；有北京大学等高校背景的黄凌霜等人，偏重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研究；还有一些分散在广东、湖南、汉口等工人集中区域从事工运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区声白、黄爱、庞人铨、施洋等。后三派系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实践中逐渐被分化，其中有许多人转变为早期共产党人，牺牲了生命。然而巴金不属于这四个派系的成员，他与他的同志们从成都到上海、南京积极办刊和从事宣传等工作，都属于边缘性的自发活动，一直没有进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核心层。唯刘师复是他最尊敬的前辈，也是他服膺无政府主义的楷模，但是刘师复早逝，没有与他发生实际的联系，倒是刘师复一生献给理想以及严于律己的自我道德约束，后来成为巴金精神的榜样。

事实上我们在判断“巴金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时，已经排除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实际构成的关系。巴金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经历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他是通过与国际无政府主义大师的思想交流，建构起自己的理想世界。他从阅读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蒲鲁东等著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著述，阅读廖抗夫、斯捷普尼雅克、赫尔岑、妃格念尔等作家的创作与回忆录等，直接从西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及其理论；第二，他是通过与国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如高德曼、柏克曼、凡宰特等人的私人通信，直接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从而在精神品格上得到提升；第三，鉴于前两个特点，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有相当高的精神站位，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思想基本上来自西方，他是通过与西方大师们、偶像们、先烈们的精神对话来武装自己，而不是从中国政治运动的实际状况出发来总结经验教训，提升自己的理论。因此他对于中国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生疏的，也是脱节脱离的；第四，即便如此，并不表明巴金不关心或拒绝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运动。1928年底，已经获得成熟理论装备的巴金回到中国，他是有心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的，但在192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建立了一党专制的社会体制，无政府主义运动风流云散，难起波澜。1930年10月，国内残存的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在杭州游湖开会，讨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工作。但这个会的实际结果，只是策划一个宣传理论的刊物《时代前》（月刊），只办了六期。从此中国再也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严酷的现实给了巴金当头一棒，他原来规划的人生道路全部改变了。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分化。一些头面人物采取了与国民党政权合作途径，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无政府理想；一部分激进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更有大部分怀有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人转向了民间岗位，他们办教育、办农场、组织工会、从事出版，不再空谈无政府主义，而是把无政府的社会理想转化为一种伦理情感，熔铸于具体的工作热情，成为岗位型的知识分子。巴金后来多有接触的，主要就是这样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转型过程中巴金的生活道路也开始发生变化，他走上了文学写作的道路。

巴金具有写作天才，他的写作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他想做一个政治革命家没有做成，却无意间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但是巴金以文学事业来取代理想主义的革命事业，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将理想激情转化为伦理情感与道德修养，落实在具体的岗位上，努力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还是不一样的。后者有许多成功的事例，如福建泉州的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上海的立达学园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最杰出的代表是匡互生与叶非英。然而巴金的理想主义的文学创作并不如此，他的写作目标仍然是通过文学来宣传自己的理想，鼓动读者接受他的文学煽情，间接达到献身理想的目的。他对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并没有太多考量，更没有因为自己创作获得市场成功而沾沾自喜，反而文学事业的成功对他构成了一种精神压力。巴金本能地意识到，他似乎离开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了。在1933年巴金给自己的精神导师爱玛·高德曼的一封信里，如此痛苦地倾诉：

E.G，我没有死，但是我违背了当初的约定，我不曾做了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我一回国就给种种奇异的环境拘囚着，我没有反抗，却让一些无益的事情来消磨我的精力和生命……这五年是多么痛苦的长时间啊！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度过它们的。然而这一切终于远远地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小说不知道吸吮了我多少的血和泪……

这既是对自己回国以后五年写作生活的否定和忏悔，也隐含了对自己日趋平庸的未来日常生活的恐惧。当初在巴黎“立誓献身的一瞬间”似乎已经越来越遥远了。于是他在这封信里再次向高德曼起誓，许诺自己将会放下写作生活，奔赴西班牙去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由此可见，巴金心目中的“对人类更有好处”的实际事业，就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而不是匡互生他们从事的教育工作或者其他民间的岗位。1930年代如火如荼的写作生活，在别人看来是巴金创作的黄金时期，而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本人来说，却似乎是一场炼狱式的煎熬。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里这样说：“巴金的魅力不是来自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为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即使到了晚年，巴金心间仍然被这样一种失败感苦苦缠绕得难以排遣。

巴金后来并没有去西班牙参加实际革命，仍然是用出版小册子的形式向中国读者介绍西班牙革命。巴金最终摆脱理想主义的焦虑和困扰，是在1935年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以后，他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期间他接近了以鲁迅为核心的左翼文坛，顺利进入中国新文学的核心层面，认识到自己的写作与出版事业价值所在。鲁迅去世以后，新文学传统的接力棒传到了巴金等人的手里，他坚持在文学创作和出版领域工作，完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理想战士向民间岗位型知识分子的转型。但是，尽管我本人竭力提倡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还是应该指出，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与一般市民阶层所持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理想之间的分界，必须是以精神理想为标志的。但是这种精神理想又很难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处处体现出来。尤其像巴金那样以明确的政治社会理想为奋斗目标的知识分子，一旦转移了工作岗位和生活激情，本来就很遥远的政治理想也就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了。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总是与年轻人在一起的，1940年代的巴金年近不惑，进入了常态的名流生活，无政府主义理想就在不知不觉中离他而去。1940年，被他称为“精神上的母亲”的爱玛·高德曼在加拿大去世，巴金没有发表任何悼念文字。

第二年，巴金写了一篇散文《寻梦》，诉说他曾经有过一个“能飞的梦”，现在已经失去了，他还想把它寻找回来，可是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以后，巴金的创作风格变了，英雄主义的张扬转变为小人物失败的哀鸣，理想主义激情化作了普通人的琐碎感情。巴金在1940年代后半期写的小说，都是描写失去了理想的善良人所遭遇的悲惨命运。最有代表性的是《寒夜》，他描写一对因为共同理想而自由结合的青年夫妇，后来在贫病交困中逐渐丧失了作为精神支撑的生活理想，他们变得越来越琐碎、自私、可怜，最后男主人公患肺结核去世，妻子随他人弃家出走，留下的孩子和老人也不知所终，真是一点希望都不存在了。巴金在小说的结尾处，悲伤地写道：“夜，的确太冷了。”但就是这部《寒夜》以及他同时期创作的《憩园》，被认为是巴金最优秀的小说。就是说，巴金离开了理想主义激情以后，他的小说创作最终回到了小说艺术的价值本位。

三、理想主义者的沉沦

上节所讨论的是巴金与自己信仰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是突变还是渐变？我得出的结论是，巴金从一个理想型的无政府主义战士（1920—1930）到一个充满失败感的作家（1930—1935）再转而成为民间岗位知识分子（1935—1949），是三个时间节点，他的转变是在日常生活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发生的。巴金与信仰的浮沉关系非常隐秘。正如本文开始时说的：巴金早年曾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完整的无政府主义者。说他不够“完整”，一是指他仅仅在理论层面上接受了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但并没有与中国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太多的联系（国内环境使然）；二是指巴金在1940年代很快转型为一个作家、一个出版家，在民间岗位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中，巴金逐渐离开早年的信仰所带来的激情，无政府主义理想就像一个失去的梦，再也寻不回来了。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巴金在1949年为什么顺理成章地留在大陆，并且很快就参与了新政权的建构。从巴金与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关系来看：第一，他对国民党政权一向采取不合作态度，与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头面人物也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冷淡关系；第二，除了与一些极端的左翼作家发生过口水战外，他基本上是站在以鲁迅为核心的左翼文学立场上进行活动的；第三，更重要的是，巴金与其他作为第三种力量出现的民主党派人士不同，他既无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也没有参与新政权分一杯羹的野心，作为一个民间岗位型的知识分子，巴金始终把自己的理想与热情局限在民间的岗位，就像张元济、张伯苓等社会贤达一样，对新政权来说非但没有威胁，反而是一种团结、统战的资源；第四，即使从无政府主义立场而言，对于经历革命而建立的新型国家政权，他有理由亲眼看一下工农联盟的新政权如何实践其理想蓝图，这也是克鲁泡特金、高德曼、柏克曼等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主要来自克鲁泡特金，所以，他有较充分的理由超越具体的党派政治偏见，从建设层面上关注并有限度地参与新政权的建构。

日本学者坂井洋史著文指出：巴金在1949年7月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我是来学习的”，此语出自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在1920年踏上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故土面对欢迎他的群众大会上所说的一句话。巴金翻译介绍过柏克曼的这句话。从这句话的典故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巴金的真诚与戒备：一方面他要表明，此刻他所面对的新政权及其建立过程中的历史洪流，他是疏离的，他是来向他们“学习”的，而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另一方面他确实在他们的实践中看到了文学的战斗性的希望。既然他提出自己作为学习者的立场，那么在他面前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原来立场，让自己也成为这个集体洪流中的一个成员；另一种可能就是他的学习（自我改造）失败了，就像柏克曼一样，最终离开自己的故土。当然后一种可能，即使在巴金当时的主观愿望里，也是不愿意它发生的。

于是他就开始朝着第一种可能去努力。他在195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新的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契合点：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里，他找到了反法西斯的共同立场；在一系列抗美援朝的作品里，他也暗暗地沟通了以前支持韩国流亡者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但同时他也越来越意识到，他早期那些充满政治激情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文章将会成为他的历史包袱，甚至带来麻烦。尤其在“肃反”以后，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中有好些人被捕入狱，如毕修勺、叶非英等；而且叶非英被戴上了连“肃反”条例里也没有罗列的罪名：“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虽然这些威胁暂时还没有给巴金的人生道路带来阴影，但是在心理上的压力一定是存在的。1949年以后，巴金在政治上获得很高的礼遇，他被安排在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直接参与了很多国事活动。他顺应时代的发展，再也不提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时，巴金主动修改了自己旧作，不仅把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文字全部排除在外，还把他的小说里涉及无政府主义的任何痕迹也都删得干干净净，部分作品的内容也做了修改。在越来越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巴金不做这些修改已经不可能了。许多作家在这个时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老舍就拒绝再出版自己的旧作；还有更多的作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重写或者做重大修改，如李劼人和曹禺。平心而论，巴金与他们相比，修改旧作还不算太多，但他在自己旧作中所否定的，不是艺术技巧问题或者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他曾经心心念念要立誓献身的信仰。为此，他还写了类似检讨的说明，表示与曾经的信仰划清界限。

但尽管如此，巴金的作品依然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巴金为此不得不多次做了违心的检讨。一个人，对自己曾经为之立誓献身的政治理想公开否定，且不讨论这个理想本身是否正确，对于信仰者来说，内心是痛苦的，时间久了就成为一种自我折磨。这种痛苦局外人也很难体会。巴金是一个真诚的人，他对自己的内心痛苦，既能直面相对，又苦于无法准确表达，为此他一直忍受着内心煎熬。这就是他说的“油锅反复煎了十年”的隐喻所在。《随想录》和《再思录》里一再重复的忏悔话题，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巴金一直没有能够明白说出来的他对信仰的忏悔。

四、巴金晚年著述：面对暮云，仍然不忘理想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讨论巴金的晚年著述如何完成了他对无政府主义信仰的表述。如我前面所说，巴金在《随想录》里并没有真正说出他心里最想说的话。《随想录》里主要贯穿了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参与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发生的思想文化、文学领域的各种论争，包括对于“十年浩劫”的反思和批判。从《总序》和第一篇谈《望乡》开始,到第一百四十九篇《老化》收官，是最完整的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反思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软弱表现，进行自我批判。这条线索从第二十九篇《纪念雪峰》开始，到最后一篇（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收官，也是比较完整地清算了自己屈服于权势、对受难者落井下石的行为，对此进行忏悔。第三条线索则是巴金对信仰问题的表述。如果说，第一、二条线索是巴金重塑自己外在形象的过程，那么第三条线索则是他重塑自己的灵魂，这是从第一百四十七篇《怀念叶非英兄》开始的，也就是说，在《随想录》将近结束的时候，巴金才涉及这个难以启齿的话题。

《怀念叶非英兄》这篇文章，巴金写得异常艰难。也许这本来不在他所计划写作的题目之内。但是随着巴金在《随想录》里高举起“讲真话”的旗帜，就有读者追问：你究竟如何看待你的信仰？还有人就巴金的“忏悔”提出怎么看待叶非英的冤案？巴金迟迟疑疑地回答：

我只写成我打算写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们读到的更少。因此这三四年中常有人来信谈我的文章，他们希望我多写，多替一些人讲话，他们指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广东办教育的人。我感谢他们提醒我还欠着那几笔应当偿还的债。只是我担心要把心里多年的积累全挖出来，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那么我能够原封不动地带着块垒离开人世吗？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与不拖之间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

这段话里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一是写叶非英本不在巴金的《随想录》写作计划中，也就是说，巴金并没有打算在《随想录》里公开谈他的信仰问题。二是外界有很多朋友与读者在催促他写，希望他谈谈他与那些无政府主义朋友的关系。但是一旦巴金谈他与无政府主义朋友的关系，就势必涉及他的信仰，无法回避。三是巴金的那些无政府主义朋友都不是文学圈里的人，巴金也没有在他们受迫害的时候落井下石，因此谈不上要“偿还的债”。但是在巴金的叙述里，这份“欠着的债”分量还不轻，他已经担心自己没有精力来偿还了。这个答案只能往深里追究：巴金与这些朋友毕竟不一样。这些朋友把无政府理想转换为民间岗位的工作伦理，默默无闻地工作和奉献，他们没有违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精神，而巴金却因为特殊的身份不得不公开表态，为无政府主义理想而检讨，而划清界限，因此，真正要偿还的“债”，就是清理他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关系。四是本来巴金可以把这份自我忏悔悄悄地闷在肚子里，尽管很痛苦，但没有人知道。而现在他毅然地选择说“不，我也不能”，他不能带着一肚子的忏悔离开人世。

第三条线索在《随想录》里仅仅才开了一个头，虽然《随想录》已经完工，评论界对《随想录》的解读也就定格在第一、二条线索，但巴金要说的话还是没有全部说完。他还要写作《再思录》、还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也是本文要完整地提出“巴金晚年著述”这个概念的依据。只有把包括《随想录》《再思录》以及巴金编辑的《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等综合起来，才能把握一个伟大而丰富的心灵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既然决心要谈他的信仰，巴金就开始考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词，既不犯禁忌又能够让他的信仰被当下时代所接受。一年半以后，他在编辑《巴金全集》的第六卷时重新审读了《爱情的三部曲》以及写于1935年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和《〈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这是巴金创作中与无政府主义理想最为接近的作品以及作者关于信仰的最直接的自白。巴金在这一卷的《代跋》里写道：

有一件小事给了我以启发。多少年（四五十年吧）过去了，那些熟人中还有少数留在原地，虽然退休了，仍在做一点教育工作。去年我女儿女婿到南方出差经过那里，代我去看望了那几位老友，他们回来对我说，很少见到这样真诚、这样纯朴、这样不自私的人。真是“理想主义者”！

对，理想主义者。他们替我解答了问题。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

当初巴金在《电》里描写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型，不一定就是现实世界里在泉州办教育的朋友，但是巴金通过他女儿的理解，把他们定位于“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是替换了对象，把“理想主义者”这个概念与《爱情的三部曲》里所描写的无政府主义者形象叠合起来。“理想”这个词是巴金以前在文章里经常使用的，但是直到这一篇代跋，“理想”与“信仰”两个词被正式叠合在一起了。巴金接着就重申：

今天的读者大概很难了解我这些梦话了。其实当时就有人怀疑我所说的“我有信仰”是句空话。经过五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我也不是当初写这《三部曲》的我了，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翻看《自白》，那么让我掏出心来，做个明确的解释：

“一直到最后我并没有失去我对生活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

尽管对“信仰”加上了含义模糊的定语修辞，但从理论上来说，这也不违反无政府主义者的初心。重要的是巴金又一次重新举起了《爱情的三部曲》里的人物的关键词：“我不怕……我有信仰。”半年后，沈从文去世，巴金在写作《怀念从文》时又一次提到了信仰。他回忆1966年“文革”初期的情景：

在灵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长夜里，我偶尔也想到几个老朋友，希望从友情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可是关于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想到了从文，他的温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对他讲过的那句话“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铁槌（锤）在我头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还有脸去见他？这种想法在当时也是很古怪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过些日子它又在我脑子里闪亮一下，然后又熄灭了。

这段话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巴金在《随想录》里没有一句提到无政府主义信仰，但是在这里，他不仅要告诉读者，虽然无政府主义信仰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但是在受迫害的漫漫长夜里，“我不怕……我有信仰”仍然给了他抵御迫害的希望与力量。巴金用了“很古怪”“闪亮一下”等文学笔法，表达的却是信仰的正能量。在那个时候，他的脑子里一定会闪过克鲁泡特金、妃格念尔、柏克曼、门槛上的少女等形象。

在《再思录》的短小篇幅里，巴金对于信仰的表达几乎是火山爆发式的。他连续写了对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和卫惠林的回忆，他直接以柏克曼的名言为题写下了《没有神》的短文，他第三次写西湖，文章里深情地写道：

……那么我就在这里做我的西湖之梦吧。68年过去了，好像快，又好像慢。我还不曾忘记1930年10月的一个月夜，我坐了小船到“三潭印月”，那是我第一次游西湖。我离开小船走了一圈，的确似梦非梦。

这里巴金明确说到第一次游杭州西湖、参加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具体时间（1930年到1994年，应该是六十四年）。他又继续写道：“我今天还在怀念我的老友卫惠林伉俪，三十年代他们在俞楼住过一个时期。”那次聚会很可能是卫惠林发起的，当时他就住在杭州俞楼，邀请巴金等一帮朋友到杭州开会，顺便旅游。这也是巴金在《春》里写到的觉慧去杭州旅游的故事。巴金说他在西湖做了一个梦，似梦非梦，也就是他在1941年写的散文《寻梦》里那个已经失去的“梦”。当年让他热血沸腾的无政府社会理想，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梦了。但是也不完全是梦，而是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情。所以他说“似梦非梦”。

《西湖的梦》的结尾部分，巴金意味深长地讲了一个据说是从日本报上看来的故事：两个好友被迫分离，临行时相约十年后某日某时在一个地方会见。十年后，那一天到了，那个留在东京的朋友在相约的地方等了一整天，最后有个送电报的人来了，交给他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我生病，不能来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收报人的地址是：某年某月某时在东京某桥头徘徊的人。

作为文学家的巴金来说，这个徘徊的收报人正是他晚年的自我写照。如他自己所说：

第三次的西湖之梦开始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劳累不堪。……我不是拄着木拐在宾馆门前徘徊，就是坐在阳台上静静地遥望白堤、苏堤的花树。第三次的梦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梦，每次我都怀着告别的心情来到这里，每次我带着希望离开，但是我时时感觉到我要躺下来休息了。

对巴金来说，西湖的梦是做不完的。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