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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与“早春的文学之光”

来源:解放日报 | 朱亚夫  2020年03月03日07:54

上世纪3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学组织。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正式走上文坛,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篇章。可以说,“左联”是早春的文学之光。

位于多伦路上的“左联”纪念馆,就是“左联”成立大会会址。与会者回忆当时的场景——“会场内坐满了人,有的不得不站着,连门外也站着人”。大会从下午2时开到晚上7时,首先由潘汉年代表中共讲话,然后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进行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贺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相继讲话,鲁迅的讲话就是那篇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关于谁主持这次会议,历史上多语焉不详。翻阅《左联大事记》《鲁迅杂文辞典》等材料,很多专家学者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不过,在夏衍《懒寻旧梦录》一书中,《筹备组织“左联”》一文有这样的描述:“这次会议我在主席团里,参加主持会议,必须从主席台上不断地看着会场。”

夏衍(1900年—1995年),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曾用笔名沈宰白、徐佩韦、黄子布、余伯约、司马牛等,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开封。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编辑进步刊物《浙江新潮》。从浙江一所工业学校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进入明治专门学校学习电工技术,并在留学期间参加了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1927年,他不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腥风血雨,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夏衍原本是学习电工技术的,怎么参与组建“左联”?对此,钱杏邨(阿英)有这样的一段回忆:我曾建议调沈端先(夏衍)来参加“左联”的筹备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些想法:一、为了争取鲁迅对“左联”的巨大支持,必须有人经常与鲁迅打交道……我想,代表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去做鲁迅工作,夏衍更能发挥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调整两个社团成员之间的关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谈,他经常在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上写文章,彼此比较了解。所以,我在同大阳社内的几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汉年谈,组织很快同意了这个建议。不久,夏衍便作为“左联”的主要筹备人之一开始工作了。

当时,夏衍已是中华艺术学校的文科主任。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与鲁迅、钱杏邨一道被推定为3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之后又当选“左联”常务委员,一说执行委员。

众所周知,鲁迅是“左联”的盟主,是旗帜。有意思的是,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首次报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七名“左联”常务委员的排名次序是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其中,夏衍名列首位。由此推断,夏衍主持“左联”成立大会算得上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夏衍为什么说自己是“参加主持会议”,而不说“主持会议”呢?这就要推究主席团的议事规则和会议制度了。当时的主席团会议制度是有利于贯彻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的。从党的历史来看,召开全体大会的时候,主席团成员可以集体主持会议,也可以推选执行主席轮流主持会议。“左联”成立大会应是集体主持会议,特意模糊了主持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