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初识汪先生
来源:《新文学史料》 | 季红真 2020年03月05日08:32
近年来,经常听到被人称为“汪曾祺专家”,这使我很惶惑,尽管对他的跟踪研究确实已经有几十年,但作为专家还欠着不少火候,而且近距离的接触也不过三四次,受命《新文学史料》编辑朋友的嘱托,为他百年诞辰作文,只好勉力为之,回忆一下最初见到他的情景。
那是1982年的12月,我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研究生的第二个学期。当然,知道他则要早到1980年10月《受戒》的发表,彼时,我还是一个中文系大三学生,远离京城,信息闭塞,不知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异类作家是何方神圣。1982年,北京作协召开了四位北京作家的研讨会,我的导师谢冕先生是北京作协的理事,自然义不容辞。主办方事先寄来了他们的作品篇目,谢先生把篇目拿给同一专业的两届同学,黄子平已有林斤澜的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所以没有参加,剩下的一人包干一个,我几乎是把汪先生的创作篇目抢过来的。最初,谢先生希望我研究一个写报告文学的女作家,我对报告文学的这个文体不熟悉,兴趣也不大,坚持做汪先生的小说评论,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从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八年的研究。
由同门的同学口中,知道他是《沙家浜》的编剧,当时样板戏还挺背时,传达这个信息的同学神态语气都有些暧昧,我也不大在意。秋天,吃螃蟹的季节,北京作协还在北戴河举办了一个准备会议,在那次会上,一个已经毕业的同门师兄告诉我,他是江苏高邮人。十一回家,和父亲说起,父亲早年是文青,一听汪先生的名字立即说,这是个老作家,四十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可谓未见其人,已闻其声,而且是来自历史地壳深处的心灵之声。
正式会议在西长安街6号北京作协,终于见到了汪先生,我的好奇心得到大大的满足。一个黑黑的小老头,满脸沧桑,目光深藏在松弛的眼窝中,头发凌乱,衣着随便,表情有些狡黠,安静地坐在人堆里,客客气气地回答着人们的各种问题。正式会议之前,我们被分别介绍给各位作家,他对我很热情,主动问我认识朱德熙吗?我告诉他,我是文学专业的,朱先生在语言专业,所以没有机会见到他。而且,那时候朱先生好像已经当了北大的副校长,我一个小萝卜头学生,对他只有耳闻,无缘一睹风采,更不用说来往了。我问起《异秉》中那家药店,怎能写得环境那样具体,众多的人物那样生动,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生活世界。他回答那家药店就是我家的,于是明白,这是他童年记忆中的家族史写作。有人问,《晚饭后的故事》要表达什么?我试探着说,主人公变动的生活中不变的心态。他立即开朗地笑了起来,对我点着头说,是这个意思。当时还问起他第一本书《邂逅集》在哪儿能够找到,因为北大图书馆没有,北京图书馆也没有,当时北大图书馆和北图之间有馆际借阅的业务,篇目上所有的作品我都找到了,只有这本书看不到。他说已经是孤本了,只有自己手里还有一册。我问能否借我一阅,他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会前的事,会议在后楼的会议室举行,从前院要走一段路,一路上,我和他随意地说着闲话,有的和作品有关,有的和作品无关,不断地有人凑上来和他打招呼,我和他的交谈断断续续。我们五个同学分别重点就一个作家发言,然后是随意讨论。我当时正在迷恋结构主义,在方法热的大潮中,试图寻找文学批评的学术支点,很想以他为个案开始尝试,凭着阅读的朦胧直觉,他的作品中有一个不能用任何流行术语分析的潜在结构,当时还只是从文化思想和人物社会角色的层面论述,真正能够深入堂奥要到几十年以后。我在发言中提到,他笔下的人物带有老庄思想的精神风貌;还提到他对知识分子有偏爱,写得没有像市民人物那样鲜活丰满。第一个小观点受到他的首肯,在发言中称赞了我;第二个观点其实也是中性的描述,被一个已经成名的批评家援引,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一些批评家立即奋起反击,会议气氛热烈而且有火药味儿。汪先生则气得满脸涨红,憋足了中气只说出了一句话,我只是写了我的一些朋友!这句话很朴实,意蕴则久远,我要到很多年之后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其实,他接续起的是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志人传统,和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物塑造手法大相径庭,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会出现美学的盲区。他其后的一些作品,对于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有涉及,比如《日晷》,只是含蓄而温婉,有着儒家诗教的传统。我则有些尴尬,好像成了肇事者,被绑在了别人的战车上,以为汪先生会生气,当场也自嘲地辩解了几句。
会议按照流程进行完毕,最后吃饭、道别,和同学一起乘公交车回学校。过了没几天,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书和信,反复叮嘱不要搞丢了,也不要引用内容,因为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曾经是这样的。我自然不敢大意,也尊重他的意见,在作文的时候没有引用这本书的内容,只是觉得他的顾虑不大必要。后来对他“文革”后的经历有所了解,特别是渐渐知悉了一些几十年间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才理解他当年的谦卑、激动和谨慎。因为参与样板戏的创作,也因为“跳出来”为朋友同事说话,被挂起来审查了两年,解脱的时间还不长,他大概还没有完全从惊魂不定的心理状态中缓过来,加上二十年的右派处境,这个几乎不懂政治的老头儿,被政治修理得有些病态的敏感。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汪先生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以后又见过几次,都匆匆忙忙,没有太多的交流,这一次应该算是唯一的长谈了,在他与不少旁人穿插对话的间隙中,零零碎碎交谈的时间拼接在一起,也不超过半个钟头。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也只能打捞起这最初的记忆碎片,聊作怀念,也聊备后人参考。
附录汪曾祺在这次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自《汪曾祺全集》第九卷: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我愿意悄悄写东西,悄悄发表,不大愿意为人所注意。二十几岁起,我就没怎么读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了,已经不习惯用理论用语表达思想。我对自己很不了解,现在也还在考虑我算不算作家?从开始写作到现在,写的小说大概不超过四十篇,怎么能算作家呢?
下面,谈几点感想。
关于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昨天,我去玉渊潭散步,一点风都没有,湖水很平静,树的倒影显得比树本身还清楚,我想,这就是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对于作家的作品,评论家比作家看得还清楚,评论是镜子,而且多少是凸镜,作家的面貌是被放大了的,评论家应当帮助作家认识自己,把作家还不很明确的东西说得更明确。明确就意味着局限。一个作家明确了一些东西,就必须在此基础上,去寻找他还不明确的东西,模糊的东西。这就是开拓。评论家的作用就是不断推动作家去探索,去追求。评论家对作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这是我自己提出来的,用的是一般的习惯的概念。比如蒋子龙的作品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一般的看法,这当然是主流。我反映四十年代生活,不可否认它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也有间接的教育作用。我不希望我这一类作品太多,我也希望多写一点反映现实的作品。为什么我反映旧社会的作品比较多,反映当代的比较少?我现在六十多岁了,旧社会三十年,新社会三十年。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很准。一个人写作时要有创作自由,“创作自由”不是指政策的宽严,政治气候的冷暖;指的是作家自己想象的自由,虚构的自由,概括集中的自由。对我来说,对旧社会怎样想象概括都可以,对新生活还未达到这种自由的地步。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如果你看到了,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怎样写都行,可惜在我的生活里接触到这样的人不多。我写的人大都有原型,这就有个问题,褒了贬了都不好办。我现在写的旧社会的人物的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当然,我也要发现新的人,做新的努力。当然,有些新生活,我也只好暂时搁搁再写。对新生活我还达不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今天评论有许多新的论点引起我深思。比如季红真同志说,我写的旧知识分子有传统的道家思想,过去我没听到过这个意见,值得我深思。又说,我对他们同情较多,批评较少,这些知识分子都有出世思想,她的说法是否正确,我不敢说。但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从传统的文化思想来分析小说人物,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很值得探索。在中国,不仅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身上也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一个真正有中国色彩的人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分开的。比如我写的《皮凤三楦房子》,高大头、皮凤三用滑稽玩世的办法对付不合理的事情,这些形象,可以一直上溯到东方朔。我对这样的研究角度很感兴趣。
有人说,用习惯的西方文学概念套我是套不上的。我这几年是比较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我自小接触的两个老师对我的小说是很有影响的。中国传统的文论、画论是很有影响的。我初中有个老师,教我归有光的文章。归有光用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情,对我是有影响的。另一个老师每天让我读一篇“桐城派”的文章,“桐城派”是中国古文集大成者,不能完全打倒。他们讲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是有一套的。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气韵生动”是文章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庄子是大诗人、大散文家,说我的结构受他一些影响,我是同意的。又比如,李卓吾的“为文无法”,怎么写都行,我也是同意的。应当研究中国作品中的规律性的东西,用来解释中国作品,甚至可以用来解释外国作品。就拿画论来说,外国的印象派的画是很符合中国的画论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很高明的,年轻人只从翻译小说、现代小说学习写小说,忽视中国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太可惜了。我最喜欢读画论、读游记。讲文学史的同志能不能把文学史与当代创作联系起来讲,不要谈当代就是当代,谈古代就是古代。
现实主义问题。有人说我是新现实主义,这问题我说不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也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意识流”的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路子应当更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