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1930年，对杨联陞来说，有两件大事，一是在保定与缪鉁成婚，二是婚后从保定来到北平，进入“门巷宣南”的师大附中（高中一部，文科）读书。那年，他虚岁十七。

初到北平，杨联陞住在附中附近大沟沿胡同一个简陋的公寓里。晚饭大都是在旁边的小铺买几个羊肉白菜馅儿的包子，菜帮子一托，就带回公寓了。偶尔换到稍正规些的饭馆新华楼，点的也是最便宜的光面——不带浇头的汤面。中午的伙食稍好，学校门外总有几个食摊，馄饨、点心、面包、汤面都有，选择的余地稍微大些。有同学注意到，杨联陞的书筴很别致，上面写有一副用古人词句集成的对联：“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非关病酒不是悲秋。”读书之余，杨联陞最大的爱好是看戏，看京戏，那时叫平剧（或国剧）。不久，与他趣味相投的几个既不同班也不同届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国剧研习班。依齿序排列，老大杨联陞，学言派；老二张宪昌，学梅派；老三曾世骏，喜程派，工胡琴；老四周万明，学马派；老五彭国庆，学余派；老六赵荣琛，后成为程派传人。六兄弟之外，还有一位同学名叫刘曾复，后来成为生理学家和京剧艺术名家。胡琴等乐器都放在教室，每天下课后总要有唱有拉热闹一阵。每个星期天上午是正式练唱的固定时间，地点是在学校体育场的一角。为了排好《四郎探母》，杨联陞特意买了几张头排的票，拉上兄弟们去吉祥戏院看言菊朋的表演。他自己带了小本子，边看边迅速记下四郎的唱念、身段、台步等，连台上的言菊朋都不免朝台下瞄了一眼这个小戏迷。一次师大校庆，六兄弟代表附中学生会去祝贺，唱了一出《武家坡》，杨联陞以“一马离了西凉界”开场。课余，杨联陞还为《小公报》的“戏剧周刊”和“十字街头”两个副刊撰稿，很受主编景孤血推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联陞全年不看戏，以显示一种爱国情怀。

这一年，杨联陞的父亲杨子徵从营口盐务稽查所经理任上提早退休，全家迁居北平，在遂安伯胡同购得一处院落。杨联陞的生活，继续围绕着读书、习画、对弈、唱戏延展。在附中的同学中，他是很醒目的一个。作文课的成绩，一直位居班首。国文观摩课上，夏老师点名让他解答“羚羊挂角”的含义，他的回答令那些观摩的老师都点头赞许。课外，他还是一个网球高手。少年书生难免得意，他自书“狂者居”（语出《论语》），请木匠刻制成匾，悬挂在自己的房间。

1933年，杨联陞因成绩优秀（排名第九），被附中保送师大、燕京两校，他自己则同时报考了清华经济系和北大国文系。清华的录取书先发下来，父亲怕他所学“失之太旧，不如学经济切实”，于是奉父命入清华。北大的录取书随后也寄到家中，但他只能放弃，这是他与北大一生无缘的第一个节点。

在清华四年，除经济系（系主任陈岱孙）的必修课之外，杨联陞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朱自清、雷海宗、陈寅恪、陶希圣、吴宓、闻一多、张荫麟、杨树达、唐兰、王力、张星烺、浦薛凤等名师的课，他都听过。英语教师是叶公超，日语教师是钱稻孙。他还去北大旁听了钱穆和孟森的课。1935年，他写出了名作《东晋豪族》（刊于《清华学报》1936年出版的11卷4期）。他的文章（含译作），陆续出现在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张荫麟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和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周刊”，诸公对他的文章都有公开或当面的评点。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杨联陞完成了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租法》，其中一章在《清华学报》刊出。

1937年杨联陞清华毕业，恰逢日本人入侵北平，他闲居在家，与多位师友继续保持往来。如：到西四附近姚家胡同的陈府，参拜寅恪先生父亲、太老师散原老人的灵柩；向萧公权先生学习诗词写作；奉陪浦薛凤先生下棋；托人向孟森先生求得手书扇面，录的是李慈铭的七律《九月寄雪鸥》。收获更大的是与钱稻孙的密切接触。还是在校求学时，杨联陞就去过受璧胡同的钱府借书还书。那时，钱稻孙介绍杨联陞参与了《国学文库》标点的工作，大约标了十余种史籍杂著，报酬是送了他一套《文库》。在钱府，杨联陞结识了和田清、平冈武夫、森鹿三、宇都宫清吉、永岛荣一郎、松枝茂夫等多位日本学者。与竹内好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约一年之久。约在1939年，钱稻孙遣听差给杨联陞送来日伪统治下的北大聘书，月薪八十（不是法币了），杨联陞婉转辞谢。改日又送来讲师聘书，月薪百二十，杨照辞不二。他说：八毛一斤的酒我不喝，一块二一斤的酒也不喝！显然，在与钱稻孙的接触中，杨联陞为自己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底线。

当时杨联陞已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有个名叫贾德纳的美国人，那时是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的助教授，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来北平进修。给贾德纳担任中日文助理的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周一良。周在读书时来清华听过陈寅恪的课，与杨有同门之交。他得到哈燕社的奖学金后，要去美国读博士。征求了钱稻孙的意见后，请杨联陞接替了给贾德纳做助理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内容包括：阅读东京和京都出版的《支那学》和《东方学报》两种杂志，写出英文提要；帮助贾德纳选择购买各种古籍。每星期去南池子的贾德纳住所3次，中英文交流。对杨来说，这个助理工作，实为学徒。1939年贾德纳离开北平回国，给杨联陞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让他标点、校对，每月均有报酬。

二

1940年8月，杨联陞忽然接到贾德纳的电报，愿出旅费和生活费，邀杨联陞去美，继续做他的助理，并在哈佛研究院选课。对杨来讲，因为英文成绩不佳，以前做梦也没有考取留美公费生的妄想，真是喜从天降。当时的北平，仍在日本统治之下，出国的限制相当苛刻，必须要有殷实的企业做铺保。杨联陞找到他的中学同学周万明，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请天津中华书局担保，才得以出国。附中毕业后，杨、周各在京津两地读大学，偶尔见面，杨联陞给周万明和他父亲详细讲过高庆奎主演的《史可法》。“为国家不由我心神不定”，他们都从唱词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秋天，杨联陞以一首七律向钱稻孙辞行，“叩别师门深怅惘，几番为我赋缁衣”。钱稻孙在和诗中叮嘱他“秋深且耐衔杯味，珍重岁寒勤著衣”。杨联陞还约了几位要好的友人到天安门游览，权作他对故都的告别。适逢秋雨袭来，在门洞里躲雨时，杨联陞口占七绝一首：“天下英雄聊测字，洞中行客爱谈玄。偶然聚散同风雨，不是交游也是缘。”一天早晨，杨母正给孙女梳头，杨联陞走到她跟前说：“妈，我走了！”

年末，杨联陞只身离京，由津乘船到沪，转乘日本商轮“镰仓号”，在太平洋上颠簸月余，1941年2月初抵达旧金山。随后乘火车赴波士顿，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和在贾德纳身边的继续工作。

三

这一走，到杨联陞的再次回京，一隔就是三十四年。其间，不是没有回来的打算和准备。1944年，胡适给杨联陞的一函中就提到“北京大学万一能复兴，我很盼望一良与兄都肯考虑到我们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那年，杨联陞致胡适的一函中抄录了他的一首小诗：“深杯浅，长夜短，片刻教人温暖。问醉乡，和梦乡，去家乡谁近远？”1945年，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杨联陞致信胡适，谈了他对中国史学界的7点建议。另一信中自荐了“假如我能到北大来”可以开设的断代史、通史等七八门课程。他不仅向胡适提交了简历，还留下了北平的住址：东城遂安伯胡同36号。在给张其昀的一信中，可以看到杨联陞当时的家况：“近来叠接北平来信，备悉舍间窘迫情况。弟之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齑盐之计， 悉以累亲。舍弟作物理教员仅能糊口，近两年来全恃鬻卖便借以维生活。”种种因素，至其返国未成，这是他与北大无缘的第二个节点。1974年，杨联陞回国探亲时，杨家已从遂安伯胡同迁到了新开路胡同，一个小巧的四合院，仅给杨母留下了北房两间。

1977年再回国时，国内情况好转了很多。此行期间，他曾到西安、洛阳、郑州参观，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访亲会友，拜会了夏鼐、吕叔湘、王力、朱德熙、白寿彝、胡厚宣、王伊同、王毓铨、史树青等多位学者，游览了中山公园、天坛、陶然亭、琉璃厂，观看了京剧、歌剧、歌舞和杂技。最令他感到温暖的是，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包饺子，和表妹、外孙、外孙女一起写写画画。

此间，杨联陞用华侨大厦的信笺，写了一份7页纸的履历（后以“杨联陞自传”为题，收入我编的《哈佛遗墨》一书）。最后一页是英文著作略目（未入书），排在第一的是杨联陞与赵元任先生合编的《国语字典》，其次是《中国货币信用小史》（今译为《中国货币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论丛》（今译为《中国制度史研究》）和《汉学散策》。还写道：此外有书评百余篇（中西文）、论文（中日英文，未入集者）长短数十篇，在《哈佛亚洲学报》等处发表。最后一句是：1974年回国之后，未发表论文，且已辞去（台湾所出）《清华学报》总编辑职务。

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向杨联陞发出了讲学邀请，尽管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杨联陞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与在四川大学任教的姻亲缪钺教授、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老友吴于廑教授联系了讲学事宜（后来还加上了南开大学）。他期望这次的中国之行，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加学术。终因北大机构的调整等问题而未能成行。在此前后，他还为北大学报写了书评，为北大出版的陈寅恪先生纪念文集写了学术短文。但到北大的讲台上站一站的“随分杯盘”的愿望，终成泡影。至此，杨联陞与北京的关系基本画上了句号。“旧梦依稀谁与温？”1990年，哈佛燕京讲座教授、享誉世界汉学界的汉学家杨联陞先生，病逝于美国波士顿寓所，享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