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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于1996年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流传甚广，影响甚巨。陈寅恪先生无疑是“教授中的教授”、“大师中的大师”，其学问浩瀚如海，被傅斯年视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近读西南联大相关著作，再次读到此谓曾“转赠”于刘文典先生。何人“转赠”？刘称系其三位恩师之一陈独秀。这点我相信，尽管此说并未见于陈的任何著作及公开言论。在世俗眼中，刘文典向以狷狂著称；在当代青年学人章玉政笔下，其为母校安徽大学创始校长立传的书名，即为《狂人刘文典》。“三百年”之谓，恰为此“狂”之注脚。

宁被炸死也不缺课

94岁的张文勋，86岁的刘平章，并肩而立，尽量挺直佝偻的腰身，向“下课回家步伐轻快”的刘文典，致意，敬礼。

这是2020年1月初一个灿烂的晴空下，这里，是官渡古镇广场，是昆明碑廊博物馆。不过，今后，这里应该会被更多人记住的名字，恐怕是——刘文典纪念室。

两位老人，一为嫡传，一为哲嗣，皆是国学大师刘文典之至亲。老哥俩相互搀扶，漫步于纪念馆中，慢慢地，步入了回忆，步入了历史。

1941年4月某日晨，日寇敌机来袭，刘文典位于昆明市龙翔街72号的寓所尽毁。所幸，全家及时“跑警报”，并无人员受伤。之后，刘文典举家搬往官渡西庄六谷村，一住便是四年。

此地远离昆明城区，实为僻远乡村，荒凉到日寇都不屑来轰炸。每逢有课的日子，刘文典总是四点多便动身，步行至西庄火车站，乘坐到昆明南站，下车后，再步行六七公里到学校。这条上课之路可谓漫漫而修远，路上也曾多次遭遇空袭，但他经常说，“宁可被炸死，也绝不缺课。”

刘文典讲课极为特别，令学生们印象深刻。譬如，他说，写好文章只需注意“观世音菩萨”。学生自然不解，他便阐释：“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他讲《红楼梦》，开场一定宣称“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在学生及后世诸多的回忆与考据文章中，刘文典的讲课内容多为断片，但片片闪烁着幽默与智慧的光芒。

一次，刘文典讲庄子，大名鼎鼎的吴宓也来旁听，悄悄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刘文典仍如平时一般闭目讲，精彩处，突睁眼，得意地望向后排，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立即起立，恭恭敬敬，点头答道：“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近年来，我在阅读由叶嘉莹整理的顾随的《传学》、陈丹青整理的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时，常常有一种遗憾——遗憾于刘文典的所有讲稿及藏书全部遗失，而弟子们也未能如叶、陈两位一般深得福缘，让恩师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课堂上的那些随性而精彩的讲课传承至今。

“情别”清华

西南联大五年，云南大学十五年。自1938年入滇，刘文典人生岁月的最后整整二十年，一直在云南，并终老于斯。在联大明明八年多，为何中途转投云大？这里面，有一段曾经沸沸扬扬的著名公案。

1942年春风如煦，在当面向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请假后，刘文典踏上了前往普洱磨黑镇的崎岖之路。盛情邀请的，是滇南富商张孟希，他久慕刘文典大名，表达了三点诉求：到他在家乡所办的中学举行讲座，为其母撰墓志铭，作文为传说中的“瘴疠之地”普洱正名。

当年，即便是西南联大教授乃至校领导，生活也极端困苦，闻一多曾治印，梅贻琦夫人曾自制糕点上街叫卖。面对张孟希开出的丰厚报酬，尤其是管够的烟土，刘文典“遂允其请”。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二云居士”的雅号几乎人人皆知，因为他嗜云腿、云土（鸦片、烟土）。“抽大烟”，这，成为时人及后世普遍诟病的污点。

及至当年5月，到了联大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要为教师们续颁聘书之时。按惯例，如果三校其一聘了某位教师，联大便会追加一份聘书，若三校皆不聘，联大也就不聘。由于并非初聘，联大直接给仍在磨黑的刘文典发出了聘书。

闻讯，时任清华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十分不悦，立刻致函刘文典，称：即使聘书发出，也定要收回。信函中还称，“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

据吴宓日记载，陈寅恪、朱自清、查良铮等于此皆持异议，但闻一多态度不改。最终，刘文典不得不作别清华。

由此，闻一多“报复”刘文典之说不胫而走。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王勉先生，曾作文透露个中缘由。据称，一次课间休息，刘文典曾直指一位同事授课时读错了古音，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

“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文中如是写道。

云大校长热情相邀

当然，包括闻一多本人在内的一派观点，始终以师德为指摘，认为是刘文典已不配为人师表。

何以见得？近两年后，1943年7月，民国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到昆，召集各校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会上，闻一多提及刘文典，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其言辞满座皆惊。

彼时，刘文典已入云南大学任教近一年。1943年8月，经由陈寅恪推荐，时任云大校长熊庆来发来热情的邀请函，“久违道范，仰止良殷”。所开出的待遇，远高于熊本人，甚至，达到了刘文典原来在清华的近六倍，“月支薪俸六百元，研究补助费三百六十元，又讲座津贴一千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费照加。”

2018年夏，熊庆来的两位公子熊秉衡、熊秉群回昆，笔者陪刘文典哲嗣刘平章前往探望。茶席之间，刘突然起身，向二熊肃穆致意，道：“两位老哥哥，今天我是来表达对令尊熊伯伯的谢意的，是他收留了我父亲这个‘烂货’，否则，我父亲只有流浪街头了。”

“您言重了，言重了！”熊氏昆仲急忙起身还礼，一时有点不知所措。此情此景，众人皆不胜唏嘘。客观而言，刘文典之所以“转投”云大，得熊庆来极致礼遇，并就此留在了云南，真可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由此亦可见，闻一多当年的评断，数十年来，刘平章依然无法释怀。

同样让他如鲠在喉的，还有傅斯年。1948年4月，首批中研院院士评审，人文组共55人候选，刘文典亦在其中。正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闻讯后，致信评审组：“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最终，刘文典因此落选。

“染上烟瘾，是因为1935年我大哥刘成章因参加抗日学运而夭逝，父亲极度悲伤，才借此麻痹自己。何曾卖过？那不成毒贩了？！请拿出证据！”2019年初，刘平章已委托律师，欲以法律途径为其父亲“一洗毒贩污名”，经笔者和众多朋友一再开导、劝阻，方才罢手。

斯人之狂难免被演绎

多年以后，已难以猜度刘文典对于此“过节”的内心感受。笔者读过刘文典的部分和关于他的许多著作，并未发现他就此做出相应“反击”。但在世人印象中的刘文典，狂与傲，几成最大标签，这方面绝不输于当时的一些名人大师。

1923年3月，胡适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重点推荐刘文典著作《淮南鸿烈集解》。梁启超在为《清华周刊》所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推介由胡适作序的这部《淮南鸿烈集解》。

刘文典之《庄子补正》，则由陈寅恪作序：“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

而立不久，便获当年已然是时代精神领袖、国民偶像的三位大师盛赞。刘文典后来在相关文章中反思，自己确实有点“飘”。

于是乎，刘文典之狂，渐渐深入人心。对于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言，许多人深信不疑。比如：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我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又比如，他说：如果沈从文都能当教授，那我岂不是要成了太上教授了吗？等等。其实，这些基本都是演绎，没有任何具体出处。

演绎得最厉害的，无疑，是说刘文典曾当面怒斥，甚至踢了蒋介石一脚。实际上，那只是一段口角之争。

1929年4月，刘文典主持安徽大学期间，蒋介石前来视察，欲处理闹事的学生，遭反对。蒋怒，称刘为“学阀”，刘则毫不示弱，斥蒋为“新军阀”。于是，刘被蒋扣押。

多年后，有学者批刘文典：既然如此厌恶蒋氏，为何1947年还为其写骈文寿辞？此事不假，但其实，是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祝寿，诚请代笔，刘文典不便推辞，蒋于此也并不知情。

曾为孙中山撰写墓志铭

说到刘文典之骈文，即便在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也首屈一指。

1925年，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曾为同盟会骨干且曾任其总统府秘书的刘文典，应邀撰写骈文墓志铭；1914年，民主革命元老范鸿仙遇刺身亡，1936年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刘文典撰《范烈士鸿仙先生行状》；1920年，民主革命先驱之一张汇滔遭暗杀，14年后举行葬礼，刘文典再撰《张烈士汇滔墓志》。

近两年，笔者曾多次独自或陪同刘平章先生在云南寻访刘文典当年的足迹及文化遗迹，一块文物碑的命运，令我俩都耿耿于怀，那便是云南抗日名将唐淮源将军的墓碑。

这块碑，由刘文典撰文、于右任篆额、李鸿章后人李广平书丹，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却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流落”到玉溪江川李家山青铜博物馆，深锁于一间阴暗的小仓库中，无人问津。

“我觉得，这块碑移到讲武堂或官渡的刘文典纪念室，才是最佳的状态。”刘平章认为。

但他清楚，这样的想法，实在过于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