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欧洲岁月
来源:《新文学史料》 | 刘志侠 2020年03月16日08:20
在二十世纪初留法中国学生中,傅雷的欧洲经历资料最丰富,最为人熟悉。他本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主要的材料,1928年《法行通信》三篇(第十四至第十六)和《湖上通信》;1957年《傅雷自述》;1980年代遗作《傅雷家书》里的相关片断。他的同时代人也留下不常见的详细见证,1931年孙伏园的《丽芒湖》,1935年刘海粟的《欧行随笔》,八十年代刘海粟和刘抗的回忆文章。此外他的家属和刘抗家属收藏着数量繁多的照片和手稿,尚在陆续整理公开。
根据这些已知材料衍写的文章不胜枚举,然而傅雷的经历仍存在空白。《傅雷自述》说:“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这句话给人印象很深,但是认真数一下已知的外国人名字,数目不多,而且几乎全部属于社会交际应酬,不能归入真正的互动交流之列,笔者开始整理他与罗曼·罗兰的通信时,就有这种困惑。
为了解决疑问,首先要厘清他的欧洲经历。没有想到最早找到的法国资料竟然是一篇悼文,标题《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Le père Daniélou parle de Fou Laï),发表在《快讯》(L'Express)周刊1966年10月31日第802期:
香港报刊报道,由于遭受红卫兵批斗,中国作家傅雷及其妻子最近在上海自尽。傅雷是一位佛教徒,一位文化高尚的人,一向不问政治。他的去世伤害了文化自由,也是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消失。
傅雷从1928年至1930年在法国生活,当时名叫傅怒安。他住在一间国际学生宿舍里,位于现在圣日耳曼大道绿廊酒吧(Pergola)的地点,名为“青年之家”(Maison de Jeunesse)。
我就是在那里和他结成知交。在那个地方,他认识了穆罕默德·埃法思、穆尼埃和伊扎尔。从那时开始,文学是傅雷的唯一爱好。我记得他阅读《独行者的遐想》时的热情。
回到中国后,他开始推广法国文学,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主要翻译了伏尔泰、巴尔扎克、左拉和罗曼·罗兰的作品。他非常严谨细心,经常写信给我,让我解释某些单字和词组的确切含义。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年,他正在专心收集最新版本的巴尔扎克作品。他抱怨翻译的节奏太慢,表现相当消沉。他向我谈到他的长子傅聪,以他的钢琴演奏家声誉为荣。
傅雷十分重视作家的自由,我对他的佛教徒举动不感到意外,因为这种自由已无可能……
法国《快讯》周刊《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1966年)
这篇充满哀伤的短文,直接解答了前面提到的困惑。文中三位朋友后来都成了名人,埃法思(Mohammed el Fasi,1908—1991)是摩洛哥人,作家,历任该国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长,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出版家,伊扎尔(Georges Izard,1903—1973)是名律师和法兰西文学院院士。
文章作者达尼埃鲁(Jean Daniélou,1905—1974)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著名的宗教学家,写悼文时担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傅雷去世后三年,梵蒂冈晋升他为枢机(红衣)主教,继而被选入法兰西文学院。他的悼文把笔者直接带领到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这里存放着他在1974年去世后留下的个人档案,里面收藏着17封傅雷来信,日期从1929年至1953年。读完之后,毫无疑问,达尼埃鲁是傅雷在欧洲的最亲密知交。沿着这些信件提供的线索,能够比较准确地勾划出他在欧洲将近四年时间走过的道路。
1928年 波瓦蒂埃书桌
傅雷到法国的最初半年,住在巴黎西南部三百四十公里的小镇波瓦蒂埃(Poitiers)。他本人写过一篇长文《法行通信·来到这静寂的乡间》,留下一批照片,其中一张是房间的书桌。
书桌相当大,上面放着二三十本洋书,三两笔记本和小册子叠放上面,右方三本辞典模样的大书。书前摆放着三个小相框,中间那个并排着他本人和未婚妻朱梅馥的个人肖像照片。墙上挂着西方风格的布帘,上面缀有饰物,大约是房东的布置。这张没有人物的照片,比千言万语更能概括傅雷这六个月的生活: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一个勤奋向学的学生。
出国前的傅雷是一个不开心的青年。他来法国留学,最大的动机是要摆脱青少年期积下的忧郁,“此次的赴法,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细细的分析起来,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留法通信:离愁别梦》)“烦闷”这两个字比较中性,到了1934年写信给罗曼·罗兰时,升级为“精神危机”,1942年的《贝多芬传》译序里,正名为“世纪病”。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忧郁还有一个他从未公开谴责的原因,他有一位管教过于严厉的母亲,母子冲突不断。当他一个人来到这个异国地方,这个日夜压在他头顶的阴影消失了,他的忧郁至少减少了一半,而且很幸运,他得到了补偿,“我想不到来此会遇到一位极似母亲,而常提起我母亲的亲切的老人!”(《来到这静寂的乡间》)他在文中详细描述女房东如何照顾他,细心为他准备饮食,这是他从未见识过的母爱。善良的女房东取代了严母,让他很快地适应了新环境,安心居住下来求学。
虽然波瓦蒂埃有闽鄂两省三四百个中国留学生,傅雷没有像他们那样进学校,而是“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无独有偶,梁宗岱1924年至1925年在日内瓦一年,也是采用同样的学习方式。两人都打下结实的法文语言基础,后半生受益不尽。
傅雷波瓦蒂埃房间书桌(1928年)
最近数年,一本“傅雷留学笔记”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傅雷纪念展览会上,笔者只在互联网上见过其中两页照片,图像模糊,但仍能辨认出这是傅雷在波瓦蒂埃的学习笔记。所见两页以法文书写,间有几个中文字,书法秀丽,与学生听课记录那种潦草字迹截然不同。仔细阅读,可知他像速记员那样,把老师的解说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有些地方连口气也保留,然后细心整理和誊抄,不见涂改痕迹。段落安排极有心思,充满美感,内容按主题划分加上编号,井然有序,好像经过专业人士排版的学校教科书,他的认真向学在此表露无遗。
这本笔记也让我们知道波瓦蒂埃时期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他的老师没有使用普通的教科书,而是选用文学原著,让傅雷直接阅读,上课时详细解释词义、用法及语法。其中一页记下都德《磨坊信札》的背景介绍,另一页包含编号80至82三条笔记,分别讲解pays(国家、家乡、地区)的含义和用法,形容词阴阳性和单复数搭配,以及gens(众人)和personne(个人)两个近义词的区别。笔记中pays的例句有一个错误:J'ai assisté la Suisse, ce pays est pittoresque(我参观过瑞士,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度),assisté应为visité,这既可能是听写误录,也可能是整理转抄不小心出错。
《傅雷自述》有一段话:“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从事翻译都德的两篇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当时仅作学习文字的训练。”结合起来看,这两本书就是傅雷当年上课使用过的教材。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叠印补习笔记一页(1928—1929年)
私人补习方式固然好,但像中国的私塾那样,完全从书到书,缺少师生同学之间的接触和砥砺,也不会有外面社会的话题,看书是最大消遣。傅雷跟五四运动后那一辈青年一样,在国内时沉迷于西方浪漫主义翻译作品,卢梭、拉马丁、沙多布里昂是他们的枕边书,到了法国,原著代替了翻译,仍然是同一类作品。作者感情夸张,笔下充满美丽的田园风光、理想的爱情、自由不羁的生活,与中国的现实差距极大,可望而不可即,“追求人生的烦闷”由此而生。傅雷在这里过了六个月后,这种“烦闷”没有发作,也没有消失。
到了七月,学校放假,补习也随之结束。傅雷经过六个月的紧张学习,需要喘一口气,听从朋友王君的推荐,到附近的利勒茹尔丹(L'Isle Jourdain)度假。这个小村子离波瓦蒂埃大约四十公里,位于河边,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全无车马声,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环境。浪漫主义描写的场景在这里随时随地出现,在他心里引起愉快的共鸣,假期尚未结束,他就忍不住执笔为文,写下游记《湖上书信》:“我用着都德在Provence[普罗旺斯]小山上的磨坊里的怡悦愉快的心地来写着这篇通信”。文中插入浪漫主义祖师爷拉马丁的诗歌《湖》(Le Lac)的中译,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但只是片断,他也谦虚地加上“(译大意)”几个字,表示这只是草稿。
两个星期的假期很快过去,他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巴黎。
1928年 巴黎青年之家第168号房
在巴黎等待他的人正是达尼埃鲁。这位巴黎青年出身上层社会,家庭成员全是精英。父亲夏尔从政,官至内阁部长。母亲玛德兰是教育界名人,终身从事发展女子教育。为了纪念她,她创办的一所女子中学在1970年命名为“玛德兰·达尼埃鲁中学”。这是一所法国名校,中学会考成绩常常名列全国之首。他的弟弟阿兰是世界著名的印度学家,大半辈子在印度从事研究和教学。妹妹乔治曾在戴高乐将军办公室工作,丈夫伊扎尔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一门双院士,殊不多见。
达尼埃鲁比傅雷仅仅年长三岁,也有过寻找人生道路的经历,但从未烦闷过,因为父母给他完全的自由。1925年,他以二十岁的年纪取得索邦大学文学硕士文凭,父亲当时担任海运部长,希望他能从政,把他引入部里,给他一个秘书职位。然而,他热爱文学和哲学,一年后返回索邦大学,同时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中学高级教师文凭,一张被称为工作铁饭碗的证书。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于1927年二十二岁上成为这张文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得者。当年报考人数七十人,十五人被录取,他名列第五。他的名字也因此第一次登上法国报纸。
本来,他大可以沿着这条康庄大道,一面教书,一面继续享受文学的乐趣。可是,随后一年服兵役,他反复考虑,决定成为神甫,为天主教服务。他在傅雷准备来巴黎的同一时间,参加了意大利圣保禄修道会。这个组织计划在巴黎建立传教中心,购置了一些拉丁区地产,把其中一座大楼改建成学生宿舍。虽然达尼埃鲁还不是神甫,但会内只有他一个法国人,加上二十三岁的年纪,又有教师资格,最适合面对青年学生。
法国的大学一般在十月中旬后开始新学年注册,傅雷提前到达巴黎,先去公使馆办理身份和学历证明。法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索邦大学行政档案,保存着傅雷的注册卡,他报读文学系,名字傅怒安,1928年10月25日注册,学生证号码411号。他亲笔填写的居住地址是Palais de la Jeunesse(青年宫),可见他已经办好新宿舍的手续,但宿舍名字与正式称呼Maison de la Jeunesse(青年之家)不同,而且没有街道名字,这是因为他尚未真正入住,这家宿舍在12月6日才正式挂牌子,最早入住日期11月1日。
大楼位于著名的圣日耳曼大道和火炉街(Rue du Four)交界的十字路口,原是一家大旅馆,名叫宫殿酒店(Palace Hôtel),建成于1926年,共有200个房间,设备现代化,公用地方宽广。
巴黎青年之家大楼(1928—2019)的变化
左:宫殿酒店(1927年),中:绿廊酒吧(1960年),右:商店(2019年)
傅雷如何进入这家宿舍,没有任何资料。天主教办的学生宿舍不会公开征求住客,全部由内部人士推荐,尤其神甫。这就让人想到比利时雷鸣远神甫,他从1920年开始负责向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传教,同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尤其寻找住宿地方。傅雷一到巴黎就结识了他,但是青年之家在拉丁区中心,收费廉宜,膳宿全包只要六百法郎,想住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按理远未轮到他。何况青年之家接受的外国留学生数目少之又少,挂牌一个月后,共有一百二十人入住,外国学生只得十五人,留下名字的中国人只有傅雷,另外两人只知道姓氏。
如何住进去并不重要,傅雷在那里与达尼埃鲁的相遇,却是他生命中的大事。他们两人迅速成为好朋友,这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傅雷的孤僻、高傲、急躁性格,注定不易交友。如果说他结束大半年的离群索居生活,踏进一个友好的群体地方,遇到一位生命中缺少的兄长,填补了他的感情空缺,立即向他靠近,那么又如何解释达尼埃鲁的反应呢?他的性格与傅雷完全相反,开朗、友好、和善,高学历,家里父母双在,兄弟姐妹六人,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在他管理的一百多个学生中,他只对傅雷另眼相看,不仅友好往来,不到两个月,就把傅雷带回家里,介绍给母亲和家人认识,而他们几乎立即把他当作家庭一员。这一年12月圣诞节,达尼埃鲁因公去了意大利,他的母亲邀请傅雷到家里来,“傅[怒安]来晚餐,然后到轻歌剧院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达尼埃鲁母亲家书,1929年12月28日)。
不仅如此,傅雷当年只有二十岁,一个无名的外国小青年,达尼埃鲁却从那时就开始保存他的全部来信,好像预感到这个青年的不平凡未来。在他的书信档案里,1929年前后的信件很少,找不出类似的第二人。这是无法以常理解释的事情,只有中国人常说的缘分可以权充答案。而笔者更相信另一个理由,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不让美好的事物湮没。
宿舍白天静寂无人,学生都去了上课。《傅雷自述》说:“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读书并不用功”,这是实话实说。当时的留学生一般选择攻读自由硕士文凭(Licence libre),这是一种学分制文凭,只需通过四门课程的考试,就能拿到高级学习证书(Certificat d'étude supérieure),算是大学毕业,可以自称硕士。但与国家硕士不同,不能自动获得教师资格。尽管如此,傅雷对此不感兴趣,注册卡上没有填报攻读自由硕士文凭,也没有选择学科证书考试。这样漫无目的,没有科目,没有导师,与自由旁听生无异。
傅雷索邦大学文学院注册卡(1928—1929年)
青年之家和其他学生宿舍一样,每到夜晚就热闹起来,青年人按照个人兴趣群分类聚,谈天论地,交换信息,自制茶点,表演音乐等等。整体气氛就是一个友好和平的大家庭,即使年少气盛发生争吵,也变成生活的调味品,反而加深互相间的友情。
达尼埃鲁离开学校不久,还是一位文艺和哲学的热烈爱好者。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文学会,专门研究和宣扬法国作家贝矶(罗曼·罗兰好友,第一次大战牺牲在战场上)。他又在严肃的宗教活动之外,为寄宿生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最受欢迎的是邀请作家和文化界人士来见面,演讲和讨论。这时候,集会也向外界开放,吸引了拉丁区内不少大学生参加。傅雷后来成为“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与此熏陶不无关系。
在这些色彩各异的夜晚,傅雷和达尼埃鲁进行过不知多少次交谈。1929年春天,傅雷初识刘海粟,曾经邀请达尼埃鲁一起到刘海粟的郊区新居,参观他的画室。
然而,美好的日子永远是短促的。1929年6月,傅雷前往瑞士度暑假,抵达后十天左右,同学来信告诉他,宿舍将于7月1日关闭,所有人都要在此之前离开。他写信向达尼埃鲁求证,6月20日得到证实,他在复信中表现得情绪激动:
亲爱的达尼埃鲁,
你可知道?你的信把我卷走了!读到最后几行,我流下眼泪,信纸跌落地上。我流泪,首先因为失去所有住满青年之家的可爱年轻人,失去同学间那些充满欢乐和友好的交谈,即使吵嘴和争论都有一种魅力,极其纯洁!我记得我们共度的夜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我们多么诚恳,快乐,平静,幸福!而现在,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永远只留在回忆中。另一方面,我感到难过和担忧,为青年之家,为我们所有人,一句话,为你的一个最美好的理想。我知道你是勇士,不必他人怜悯。但是,我作为你的一位最忠实的朋友,亲眼看到你如此热爱这个高贵而美好的事业,现在只因为一个物质理由就全部中断,我有可能不流下同情的眼泪吗?啊,亲爱的青年之家,我再见不到你了吗?
我的一百六十八号房间,你是我心爱的藏身之所,特别在我生病的时候,你也将永远离开我!
明年你有何计划?继续深造,继续郊区工作?然而,你为青年之家如此忙碌,现在如何填补这个空白时光?或者有人准备复活青年之家吧?至于我的衣物,不知该如何处理,现在太痛苦,不想谈论,考虑后再告。
请转告舍宿里的同学,特别是埃法思、罗石、波奈、布鲁、昂拉和萨尔(el Fasi,Roche,Bonnets,Bureau,Henhlat,Sales),我很遗憾离开他们,十分希望十月份在巴黎有机会再见面。请把我现在的地址给那些希望与我通信的人,并把他们的度假地址告诉我。
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知心友好。你的厚爱确实安慰了我。此外,我永远有一个鲜明的印象,我记得你的信仰,你对真理的虔诚,你灵魂的伟大和魅力,你的勇气,以及你的工作才能……我一定尽量和你保持联系。不过,我真的很伤心,想到不再在一起,少了见面和交谈的机会。
我肯定七月份在这里居留。至于八月,还不知道。我多给你写信,请你也多来信。
谨致深情问候,并向令慈和令姐妹兄弟转达我的最美好的思念。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不久就出售,改变成商用住宅楼宇。1960年楼下经营绿廊酒吧,被新浪潮电影《断了气》(Au bout du souffle)挑选作为故事发生地点而名噪一时,近年改为普通商店。
1929年 比利时圣安德肋修道院
天主教办学生宿舍,虽然属于慈善事业,但并不讳言这也是传教的地方,因此每天都有风雨不改的早祷晚祷,每周都举行圣经讲座和宣道。傅雷到了这里,一下子栽进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虽说愿者参加,但很难完全逃避,加上年青人好奇心,以及心中烦闷未消,宗教不啻是排解出路之一。
在青年之家住了三个月后,他产生教徒那种静修冥思念头。雷鸣远神甫知道后,介绍他去比利时布鲁日见圣安德肋修道院的尼特神甫(Dom Neut Edouard)。他在1929年1月28日到达,三天后写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真高兴在欧洲找到另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你是我在欧洲的唯一朋友,而这已是何等的运气!今天又找到一个。我今早与尼特神甫进行过知心的交谈,他是雷鸣远神甫推荐的,心地温和而善良,智慧非凡。他告诉我,青年时期几乎和我一样痛苦。他这样了解我,以至我不觉得他比我更年长,他不是教士,他不是外国人……他真正看到我的心病根源。啊!当两颗心互相理解,当两颗心互相接触,世间有多么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你,也感谢雷鸣远神甫,赐我良机结识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一位父亲,一位……令我如此中意的人。
冬天森林的景象惨淡冷落,北国的季节比巴黎更阴沉。然而,我在这里重新获得内心的安宁,感觉很幸福。不过,居留时间不会像出发时所想那么长。一来现在不是旅游季节,二来过于荒疏学业,一打定主意就赶快回来。亲爱的朋友,我过着田园生活,但缺少你在身边。希望离开修道院之前,你能寄我几个字。
此颂安好,同时问候雷鸣远神甫和克里梅尔先生。
敬礼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于比利时,布鲁日,洛芬—普鲁日镇,圣安德肋修院
又及:向宿舍同学问好。
谈话的结果,他多住了两三天。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达尼埃鲁的书信档案有一封尼特神甫的信,记下交谈内容:
达尼埃鲁先生,
傅怒安先生可能已经告诉你对圣安德肋修院的印象。我希望给他留下一个愉快的记忆,希望他与僧侣这种接触有用和有益。
他星期一晚上到达,我接待了他,他的态度十分冷淡。第二天,我带他参观了一下,他更是如此。星期三,我避开他。星期四早上,他求我见面,向我辞行。我告诉他,这样来去匆匆令我十分遗憾,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他相信我的真心,于是向我敞开心扉,诉述过去的危机。我们开始了一场长时间的交谈。他接受我的建议,多住一两天。同一天晚饭后,我们第二次交谈。在此之后,我们的谈话再没有冷场情况,他变得很友好,很健谈。向我询问有关天主教的种种情况。他告诉我本笃会修道院给他的好印象,感谢我理解他。我得到一个印象,尽管这些句子里必然包含着礼貌成分,但有一种真正的好感。他问我能否与一个或多个朋友再回来,我告诉他随时欢迎。他问我认识什么样的中国人,我告诉他认识基督徒和非教徒。他接着问:“你认识共产党人吗?”“我试过与共产党人联络,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人。但是我的道袍阻止他们靠近我,每当我要和他们接触时,我都感到他们往后退一步,所以没有再试。”他又问:“你能让我带共产党人来吗?”当然可以,所有互相接近都有好处,因为可以让人相识相爱。我向他提起有一本对中国不友好的书,而且是一位教外人写的,我告诉他曾经为他的同胞辩护,反驳这位作者。他在离开时对我说:“你不仅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朋友。”——在开导方面,我劝他不要遇到危机发作就恼火,要耐心懂得等待,并且要对旁人友好,不管他是谁。我告诉他,只要对别人有好处,就会内心和平。他离开时说会来信报告消息,又预告下一个复活节假期再来。
我很想听一下你的印象。也许把我的印象告诉雷鸣远神甫也有好处,他的意见会很有用。无论如何,如果傅先生想和朋友同来,我们非常乐意接待。
与你同祷,并致主内兄弟敬意。
尼特神甫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这两封信更正了《傅雷自述》的一个日期:“一九三〇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一九三〇年应为一九二九年,这是记忆错误。
这家修院有一位特殊的修士陆征祥,这个浮沉在民国初期走马灯内阁的外交闻人,在他的比利时籍夫人去世后,放弃世俗生活,在1927年成为修士。不过,傅雷没有遇到他。
信中有“打定主意”之语,在后来通信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回应达尼埃鲁催促他“答复”,他们似乎在讨论皈依天主教的问题。在这点上,达尼埃鲁对中国青年的精神现状了解不深。他不知道中国留学生把留学西方看作一种爱国行动,希望为祖国找到治疗世纪痼疾的灵芝草。然而,他们在陈旧的生活模式中长大,饱读国学,古老的传统思想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几年后完成学业,大部分人都得出同一个结论,西方没有万应灵药,中国人只能以自己的传统来救中国。傅雷认同这种想法,虽然达尼埃鲁锲而不舍,最终未能动摇他分毫。
1929年 瑞士圣扬乔而夫假期
法国大学暑假一般从七月底开始,傅雷没有考试的束缚,提前六月出发。度假是留学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尤其瑞士生活水平高,除非依靠外国朋友邀请来实现。像梁宗岱和司徒乔,他们这一年七月结识了瑞士女作家瓦郎让,幸运地在八月份到她的古堡住了两个月。傅雷自己邀请自己,一去就居留四个月,这既由于母亲汇款充足,也因为青年之家为他省下一笔钱。
度假地点法文名Saint-Gingolph,傅雷译为圣扬乔而夫,其中“乔”字的发音与原字go(戈)无法对应,不知何故。无独有偶,他在那里翻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标题插入唯一的法文字“(Saint-Giuzolph)”,也出现排版错误。局外人不知内情,难以找出真正的地名。幸好来过两批朋友一同度假,孙伏园和刘海粟后来都写了游记,记录了正确的法文地名,才没有留下一个历史谜语。
傅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另一位留学生曾仲鸣一年前来过此地,极力推荐。不过最早知道这个地方的中国人不是他,而是敬隐渔。他在1925年9月第一次拜访罗曼·罗兰,散步时大师介绍周围风景,最后把手杖指向左方的莱蒙湖边:
指了湖那边,紫气围绕的亚尔伯山[阿尔卑斯山]下的一座法、瑞中分的小村,欧战时他的家庭曾到那里来隔桥相晤,那时一桥便隔绝了两重亲爱的世界……(敬隐渔《蕾梦湖畔》)
这是罗曼·罗兰的一件伤心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数月,他与母亲居住在瑞士,父亲和妹妹留在法国。为了见面,选择了圣扬乔而夫。这里一村两国,一桥分隔瑞士和法国,如果法国渡船经过,桥上严密的栏栅就会打开,让瑞士村乘客过关。罗曼·罗兰在复活节那天来过一次,无功而还。4月7日再来,遇到渡船泊岸。他身上有瑞士居留证,趁此机会进入国界大桥的法国部分,与没有签证的父亲和妹妹见面,还有先到法国陪同他们前来的母亲。大家拥抱问安,刚开始交谈,不到五分钟,一个警察过来粗暴干涉,命令他们立即分开,否则罚款。随后两天,没有渡船,栏栅紧闭,只能分立桥头两端,双方距离三五十米,隔桥遥望。从第三天开始,父母和妹妹失去踪影。后来才晓得,第二次遥望后,他们到村后山间急流附近散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指称两母女向一个小女孩打眼色,有间谍嫌疑,把所有人带到警署,搜身盘问,到了晚上才释放,并且禁止他们再接近大桥。警察那么热心抓间谍,因为有奖金。
孙伏园和刘海粟的两部游记详细记录了圣扬乔而夫假期,里面有不少关于傅雷的记述,已经千次百次被铺陈、渲染和重复过,但都是第三只眼睛说话。傅雷在假期中多次写信,这是第一只眼睛的记叙。
傅雷在6月1日乘搭晚班火车离开巴黎,第二天早上在贝勒加德站转车,午后到达目的地。他入住的房子就是曾仲鸣住过的地方,以屋主名字命名,称为白格朗木屋(Chalet Berguerand)。他住了四天后,写信给达尼埃鲁,报告最初的印象: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在这里已经四天。离群的田园生活既令我满心欢乐,也令我愁绪萦怀。你无法想象,当你听到简单而悦耳的钢琴般水声,飘悠在湖面上,你会如何伤感。森林悄然无声,到了更深夜阑,黑纱掩盖了湖面,只见渔夫小舟的微弱灯光闪烁……万籁俱静,世界入睡,众生沉醉到美梦中,湖水流动得更加悄然,唯恐惊扰正在安静休息的灵魂。而我呢,独自一人,我以为自己经死去,或者至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只有孤独的旅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游荡,哀叹生不逢时;或者一些苦闷的年轻灵魂,在大自然动人的景致前面落泪。卢梭和拉马丁启示过的景象在我心中复活,令我更加深陷忧郁的极乐境界。
昨日湖上狂风骤雨,湖水景色的剧烈变化扰动我心。我想以绝望的声音痛哭,我看到大自然过于强大,人类过于弱小。我一直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孑然一身,孤立无援,无人关心。我真的十分羡慕你的生活,如此快乐,充满信仰,充满和平。你是一位勇士,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工作,它是你真正的幸福所在。而我呢,唉!生活的真面貌一旦在我面前显露过,就永远无法以面具遮掩起来:它的丑恶样子铭刻在我的灵魂中,无法抹除。我知道自己野心太大,要拥抱整个世界,要立即触及生命的奥秘。实际上,我错了!我的能力不足,敏感的个性损害了自己。还有,上帝不允许我。我因此明白,维特、浮士德和勒内这些人物都是奇迹,不要指望每个世纪都出现。
我期待最终能够平静下来,努力在假期里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今天下午得知巴黎的邮递员罢工,希望不会丢失我的信件。
亲爱的达尼埃鲁,谨致最亲切的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五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白格朗木屋背林面湖,离莱蒙湖只有几十米,前无阻挡。傅雷住在楼上,湖上景色日日夜夜都在眼前,浪漫主义的场景不断变化。在巴黎青年之家生活过大半年,虽然集体生活使他开朗了一点,但尚未完全走出“强说愁”的青少年时代。他携来的书籍全是浪漫派作家的著作,第二封信里讨论读书,就以沙多布里昂的小说《勒内》(René)为题,这是一本浪漫主义名著: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看到乡下人的天真和热情好客,非常感动。今天去湖边一个小泳场游泳,因为小木屋没有收拾好,他们给我一张椅子,让我到树林换衣服。我停留了一段时间,给了一些小费,老板娘送给我两朵美丽的玫瑰花。我衷心感谢她,事实上,她留给我的印象更加宝贵,因为她送给我的是心意和好感,对我来说,比两朵美丽的玫瑰花更值钱。你知道,寥寥几句甜美的言辞,嫣然一笑,一件微薄的礼物,只要充满诚意,足以使人泪下。
读书方面,我总是带着《勒内》。我不知道为何如此入迷!我在书里发现一些人物与我相似,同样的忧郁,与今天年轻人忍受的一样!
“对世界的探索一无所得,反而失去不明真相的乐趣。”
“一片草叶往往能刺穿这些坟墓最坚硬的大理石;有权有势的死者,却一个也永远不能爬起来!”
“……我开始……思考要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这种生活的悲哀,这种对世界的绝望,这种迷惘的烦恼,不是经常出现在我身上吗?他的孤独散步,在墓前长久冥思,聆听着教堂的钟声;或者在小溪边欣赏淙淙流水声……不正是我的生活的如实描述吗?
我一直自问:“为什么不能像农夫那样过着快活朴实的日子?他们的生活不是比我幸福得多吗?”勒内说:“一个伟大的灵魂包容的痛苦,要比一个渺小的灵魂更多。”我有大量的痛苦,可是我如此渺小!
我的朋友古(Kou)和易(Yih)都写信告诉我,宿舍要求所有人在七月一日之前离开。我有点惊讶,因为学生考试一直到七月十九日。
请问是否有某些特殊原因必须这样做?是否不会妨碍我们在十月份返回宿舍?请给我解释一下。
期待回信,谨向我的亲爱朋友们致诚挚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青年之家关闭的消息来得突然,事前没有迹象,傅雷在那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尤其有一位大哥般的达尼埃鲁,他不愿意相信,接连写信追问: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寄给你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我开始心绪不宁。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你忙于工作,或者另有原因。我的朋友古多次来信说,有很多关于宿舍的传言,更加令我担忧。据说宿舍将永远关闭,我希望你会否定。他要我问你,如果他在宿舍一直住到七月十六日,如何缴交膳宿费?
亲爱的朋友,求你尽快回信,以安我心。
问好。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上沙沃省,圣扬乔而夫村,白格朗木屋
其实达尼埃鲁已经复信,第二天邮件到达,证实了青年之家关闭的消息。傅雷立即写了一封悲哀的长信答复,诉说对青年之家缅怀之情(译文见前)。
此段时期的来往信件收藏缺失,接下来那一封隔了差不多一个月。这是一张明信片,法国莱蒙湖畔托农莱班镇的水上风景,使用当时不多见的彩色印刷。上面盖着法国邮局的邮戳,意味着傅雷跨过国境线寄出,邮费比较便宜。
亲爱的达尼埃鲁,
希望这张明信片到达时,你已经从英国回来。我有点担心我的行李和寄给你的款项,用来搬房子和放置我的衣物的。请就此给我一信,是否已经收到钱和我上一封信?亲切问候。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于圣扬乔而夫村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傅雷已经委托达尼埃鲁处理巴黎的宿舍房间,他们的亲密关系由此可见。这个做法既省时省钱,又不会因为亲临其境而伤心,何况孙伏园和孙福熙两兄弟即将到来。
圣扬乔而夫只有村民六百人,傅雷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在最早两封信中诉说形单影只,也真有点教人担心。但是孙氏兄弟7月24日到达时,发现经过两个月居留后,傅雷不仅不孤单,而且俨然一个本地人。
他们跟着傅雷进入瑞士,海关站着一个高头大马的威武警察,“傅怒安兄跑到他面前,把我们介绍给他说,‘这就是我常对你说起的两位朋友,现在来了。他们大抵不会住久,两三个礼拜便回巴黎去的,你也不必验他们的护照了。’他毫无异议,我们便容容易易做了瑞士人。”(孙伏园《丽芒湖》)连警察也那么熟络,还说什么孤单。
他们又发现,傅雷有一群本村青年朋友,经常来约他游泳、划艇或钓鱼。这次假期他留下大量自拍照片,其中一张送给达尼埃鲁,收藏在耶稣会档案中。画面是四个小村民围绕着他合照,所有人衣冠整齐,照片背面却写着“泳者”(Les baigneurs)两个字,拍摄日期八月,这些是他的泳友。傅雷喜欢拍照,但瑞士假期后,再见不到他有自拍照片留存下来,可能他的相机损坏或遗失。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背面题名“泳者”(1929年)
傅雷几乎每天都陪孙氏兄弟外出游玩,要是天不作美,就围着一杯咖啡谈天说地,日子过得十分愉快。7月26日,他抽空写信给达尼埃鲁,笔下流露出少见的快乐心情,“我们经常钓鱼,也去划船游泳。他们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品味高雅,又有艺术头脑,深得我喜欢。”这封信同时预告了下一批朋友来访,“不久将有一个远东艺术家的聚会。”
他们三人在8月4日坐火车去日内瓦,朝出晚归。傅雷在那里买了一张明信片,彩色印刷的日内瓦湖喷泉,寄给达尼埃鲁,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卢梭出生地的美好回忆”,仍然不忘浪漫主义。
傅雷致达尼埃鲁日内瓦明信片(1929年)
在刘海粟一行五人到达前一天,孙氏兄弟前往弗里堡和伯尔尼等地游览。回来后第二天,8月10日上午,离开圣扬乔而夫,行李中有白格朗夫妇赠送的自产蜂蜜和糕点。
刘海粟与妻子张韵士和儿子刘虎接踵而来,同行还有两位上海美专校友陈人浩和刘抗。他们在1928年联袂到法国留学,他乡遇师长,分外亲热,很快成为亲近的助手和朋友。
傅雷情况不同,他与刘海粟素未谋面,认识后为他补习法文,钟点有限,而且不过两个月便因度假停止。只要翻一下刘海粟的《欧游随笔》,便发现傅雷的名字要到八月“瑞士纪行”才第一次出现。刘海粟不熟识傅雷,傅雷却不会不知道他是一位美术界风云人物,作为年轻人,很自然对他有一份敬意。刘海粟在5月15日迁居到巴黎近郊夏蒂永区的封特奈街四十号,傅雷特意把达尼埃鲁带到那里,参观他的画室;到了瑞士后,主动发出度假邀请,“傅君更迭电促往,并述白格朗君属望之殷”(刘海粟《欧游随笔》);人到后,安排与自己同居二楼,分住三个房间。
刘海粟比傅雷年长十二岁,当时才三十四岁,年少得志,赤手空拳打出一番事业,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是一位理想的导师。达尼埃鲁开始从傅雷的生活逐渐淡出,中国兄长此时出现,仿佛命中注定。
刘海粟一行和孙氏兄弟一样,经常外出活动,尽情享受美丽的湖光山色,不同之处是多了一个项目,三位画家不停写生,闲谈则不离艺术,“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勤勉。”(刘海粟《傅雷二三事》)经过日夜相处三个星期后,傅雷在文学之外发现了艺术这个新天地,找到人生道路的新起点,他把这件事告诉达尼埃鲁:
亲爱的达尼埃鲁,
久未通音信,并非我忘记你。我的两个朋友孙氏兄弟已经去了布列塔尼,但是画家刘[海粟]先生带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两个星期前到来。他曾在封特奈街的家中接待过你一次。他画了很多油画,我们经常就艺术进行非常有趣的对谈。他对我诸多鼓励。他还忙于一个中国艺术展览会,准备今年冬天在巴黎举行。这将是一个中国绘画展,有一部分是中国留法学生的作品。在此之后,还有刘先生个人作品展览。我希望你能来参观和批评。
这些天来,我们听到俄日险恶冲突的消息,非常担心。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的书信,也没有收到钱。不晓得俄罗斯人是否截断了中国的邮政联系。因为,如果走海路,一封信至少要四十天。
我不打算在这里逗留至九月底,因为必须在巴黎找到居住的地方。我打算在大学开学前打工一个月(即十月份)。从现在开始,我将更多关注美术和音乐,这样可以分心一下。目前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但无论如何,希望能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在巴黎见到你,你说过将在这个日期路过巴黎。
我也担心无法习惯首都的嘈杂声,我在一个太理想的地方待得太久。我不知道应该何处安身:巴黎或郊区。刘先生也在寻找小公寓。如有可能,请告能否在纳伊区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而又不花太多钱。在巴黎所有郊区中,我最喜欢纳伊。只不过,这是一个富人区,房子一定相当贵。请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我有很多想法要跟你说,但等我回去再谈。
就此搁笔,谨致最诚挚问候。
请代候令慈和令兄弟姐妹。
傅怒安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于圣扬乔而夫村
“从现在开始,我将更多关注美术和音乐”,这句话可以视为傅雷人生的刘海粟时期的启端。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两个人因为志同道合,互相深入交流,互为补足,为了共同的目标真诚合作。他们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单向的授与受。如果说傅雷初涉艺术,刘海粟何尝不是初识西方美术,相应地说,这是刘海粟人生的傅雷时期的开始。来到法国,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师作品,刘海粟表现得如痴如醉,忙于去发现、认识和临摹,与正规的留学生相比,只欠缺学院派的理论和美术史导师。他明白要在短时间内明白一切,以他的法文水平是异想天开。傅雷熟谙法文,很快成为他这方面的导师,画家生平、作品创作背景、艺术评价、美术史、理论和现状等,傅雷未必全知道,但他勤于读书,乐于钻研,不知为不知,遇到问题就钻进纸堆寻找答案。在这种相向交流中,傅雷不知不觉成为艺术史和美术理论的内行,而刘海粟回国后所写的《东归后告国人书》,头头是道,塞满了学院术语,教人难以相信这个人自学成才。也因为这样,他们互相赏识器重,刘海粟在《欧游随笔》第一版收入傅雷的第一篇译文《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就是对他的致敬,“这是我的朋友傅怒安尽了一日一夜功夫,从白格朗夫人所珍藏的一本旧籍中迻译出来的。”。傅雷数年后改变了对刘海粟艺术的评价,但没有否定他们的私人友谊,“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1961年7月31日致刘抗信)
傅雷这封信还提到要关注音乐,这与刘海粟无关,而是受女房东的影响。“贝格杭夫人有艺术的天才,画有丽芒风景多幅,笔法极为工致。又擅音乐,虽然一天到晚工作着,但间有钢琴声流播出来,传到我们耳里。她是本村人,从前她父亲在瑞半村里开着一家瑞士旅馆,她和她的两个妹妹是这旅馆的少东,就在那时候,她受了很好的艺术教育。”(孙伏园《丽芒湖》)
傅雷最喜欢她的年幼女儿,对孙伏园说,“‘可爱的靡靡姑啊!我一天到晚和她玩的。’”靡靡姑(Mimi)当年八岁,傅雷看到女主人认真教她弹琴,把从中国带来的《名歌五十曲》送给她。后来他让傅聪很早开始学习钢琴,而靡靡姑长大后没有成为钢琴家,但一直住在白格朗木屋里,直到1993年去世。房子由她的子女继承,楼上至今仍然保存着这本乐谱,还有一本都德《磨坊信札》,以及傅雷离开后寄给屋主人的书信和照片,最后一封信发自上海,写于1934年刘海粟第二次访欧期间。
在将近四个月的假期内,傅雷的文学活动只有一篇《圣扬乔而夫的传说》翻译,文末所署日期为1929年9月13日。七天后,9月20日,一行七人告别圣扬乔而夫,傅雷同时告别了浪漫主义文学天地,告别了青少年时期的忧郁,在二十一岁上头踏进成年人的世界。
1930年 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
回到巴黎后,刘海粟和家人搬回罗林旅馆(Hôtel Rollin)。10月28日,傅雷到索邦大学注册时填报新地址:巴黎第五区索邦大学街二十号(20 rue de la Sorbonne,Paris 5e),就在罗林旅馆隔邻。
这次注册也没有填报考试课程,理由倒是很充分的,文学不再是主要求学目标。他四处搜罗艺术书籍,第一本看中丹纳的《艺术论》(Philosophie de l'art),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在10月17日译完第一篇第一章。再越二十天,又以中文写成《塞尚》一文,这是他的第一篇艺术文章。
大约在此期间,他开始“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傅雷《傅雷自述》)。这间学校全名卢佛学校(L'École du Louvre),由卢佛博物馆在1882年创建,专门培养考古和美术馆人才,进校须通过严格考试,竞争激烈,傅雷不可能成为正式学生。但是该校从创立开始就设置校外课程,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无须文凭,不设考试,也没有学习或毕业证书。旁听生分两类,正规旁听生需要注册,攻读规定的科目,为期一年;第二种是自由旁听生,自选课程,只听一堂课也可以。法国国家档案局收藏了1920年至1930年的正规旁听生注册名录,登记内容很简单,只有学生的性别、名字和住址。1929年至1930年共有243人,没有找到傅雷的名字,因此,他可能属于自由旁听生。他把校名翻译成卢佛美术史学校,一方面暗示他不是正式学生,另一方面美术史是他听得最多的课程。卢佛宫近水楼台,学生常常有机会一面听课,一面由导师带领参观博物馆的对应藏品,这是任何学校都没有的优越条件,因此这个科目很出名,也最受欢迎。
瑞士四十三天的快乐假期把刘海粟这个小集体团结得更紧密,情绪更高涨。9月28日晚,他们被一场秋季沙龙的热烈交谈所激动,“[沙龙]内容的丰富,新生命的奔腾,愈鼓起我们鲜血的怒吼,傅君就在那时代我们填写着出品愿书。我就署名 H. S. Bai,因为我的乳名叫做‘磐’,Bai实‘磐’之译名而已。”(刘海粟《欧游随笔》)刘抗和陈人浩似乎也跟他一起报名,因为文内有“代我们填写”一语,另外根据法国出版的美术沙龙大辞典,可知“磐海粟”填报的地址在巴黎十四区杰尔戈维街75号,这不是刘海粟或傅雷的地址,应该是刘抗或陈人浩居住的地方。进入沙龙不容易,因为候选人太多。当刘海粟在10月20日接到寄给“磐先生”(Monsieur Bai)的入选通知时,可以想像如何兴奋。沙龙11月2日开场,12月22日结束,刘海粟说,“以后我是仿佛一星期终是要去一次的。每去一次,常觉低徊留之,不能去焉。”
入选只是第一道关,挤在数以千计的作品中,如何得到画评家的青睐,那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闭幕一个月后,1930年1月25日,刘海粟的古怪署名竟然出现在艺术月刊《真与美杂志》(Revue du Vrai et du Beau)一月号上。作者雷蒙·塞里格(Raymond Sélig)是艺评撰稿人,专门报道各种画展,这篇文章属于他写的秋季沙龙画家连载系列之一,标题Husog Bai,这个怪名是刘海粟和傅雷合演的好戏,不仅以别名“磐”代替姓氏,连“海粟”也隐身起来,H. S.不是Hai Su,而是瞎编的Husog的简写。幸好作者在展览会遇到刘海粟,详细了解他的过去,在标题下面加上他的真名字(Liu Hai Su)作为副题。这应该是法国报刊第一篇介绍刘海粟的文章,发表时附上两张插图《圣克鲁森林》(Le Bois de Saint-Cloud)和《秋》(L'Automne)。但刘海粟和傅雷从来没有提起这件事,这不会是故意的疏忽。因为作者除了大段照抄傅雷提供的刘海粟履历,还给予他的作品极高评价:
在他的杰出的中国风格中间,还能找到我们大师的一些痕迹,令人想起塞尚、凡·高和莫奈。
不对,他就是Husong Bai,独树一格,刚劲有力,坚实而和谐,不模仿任何人,但浸透了所有人的美。
如此褒语,何须避讳,可能的解释是刘海粟小集体这一次消息失灵,没有读到文章。
雷蒙·塞里格《海粟·磐 —— 刘海粟》(1930年)
中华留法艺术协会原定1929年底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展览,没有实现。刘海粟成功参展沙龙,信心大增,旧事重提,决定次年5月举行。这时只剩下半年左右,正是动手筹备的时候。傅雷当仁不让,挂上协会秘书的名衔,负责与法国人打交道。1930年1月9日,他使用印着法文Association des artistes chinois en France(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的信笺,写了一封半公半私的信给一位著名学者马里丹:
敬爱的先生,
我很荣幸得到布里昂先生的介绍,致函先生,希望能够认识你。由于我的朋友达尼埃鲁经常谈到阁下,很久以来,我已经知道你不仅是一位大哲学家,而且对中国这个最遥远的种族很友好。
我是住在巴黎的文科学生,对美术很感兴趣。我参加了中华留法艺术协会,担任秘书之职。我们将在今年五月份在巴黎组织一次中国艺术展览会,目的在于把这种正宗艺术介绍给欧洲。我认为,参观过日本人在此之前在巴黎举行的几场展览后,欧洲人能够看一下日本艺术的源头不无好处。
希望有幸见面,长谈这个问题。我本人喜欢探讨我们艺术的本质和来源。如先生所知,中国艺术全部来自中国哲学,尤其受老子的影响。这是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差别的基本原因。比较一下古代文物,立即就看出埃及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中国人完全没有前者的宗教情绪。我们的文化一开始,就立即理解构成宇宙观的哲学思想。
敬希回复,并告可到访日期,先此感谢。
此致诚挚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于巴黎
地址:巴黎第五区,索邦街二十号
傅雷致马里丹信及名片(1930年及1931年)
信笺的纸质不如普通的西洋信纸,幸亏傅雷的法文书法很悦目。信中提到的介绍人莫里斯·布里昂(Maurice Brillant,1881—1953)是天主教作家和艺评家。收信人名字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是天主教哲学家,二次大战后曾由戴高乐将军派驻梵蒂冈大使。他的妻子拉依莎(Raïssa Maritain,1883—1960)是诗人和作家,两人相识于索邦大学求学时期,跟傅雷一样,经历过寻找真理的“烦闷”,后来旁听法兰西公学的哲学讲座,向天主教靠近,找到他需要的人生真理,夫妇两人在二十五岁和二十三岁同时受洗,成为虔诚的教徒。他们去世后,个人档案交给斯特拉斯堡大学手稿部收藏,里面有傅雷三封信。这是第一封,主要目的想请马里丹出面主持展览,但对方从来没有研究过艺术,不是理想人选。由此观之,到这时为止,傅雷小集体与法国美术界还没有任何联系。
达尼埃鲁在青年之家关闭后不久,加入了耶稣会。1929年10月29日在巴黎,应傅雷之邀到拉丁区一家中国餐馆进餐,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月后,他离开巴黎,前往外省拉瓦尔修道院。七个月后,1930年6月7日,傅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
亲爱的达尼埃鲁,
请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尤其不要以为我对你最后那么亲切的来信无动于衷。相反地,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以你的真挚友情为骄傲。只不过,由于你向我提出的问题很严肃,必须仔细思考才能回答。我不知道多少次开始回答,却又半途而废,因为始终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调,跟一位我最信任和最尊重的朋友说话。
我们初认识的时候,也就是1928年的冬天,我立即把你当作我生命中的好朋友。我一直很钦佩你的学识,你的光明磊落心地和崇高的灵魂。我们之间进行的有意义交谈在我的记忆中刻下多么美好的回忆!我们常常利用空闲的时间,或者在子夜弥撒之前,或者在某一次散步里,谈论我的国家,谈论它的现状和往昔的荣耀。当我向你倾诉我的痛苦时,有多少次得到你的百般抚慰!要知道,在某些时候,你是我最强大的精神支持,未来也一样,永远一样!正是得到你的举荐,我才能去比利时,在圣安德肋修院度过八天。我回来的时候,你发现我的脸色更好,精神更清朗。所有这一切,我今天多么向往,多么怀念,我们分开已经六个多月了。
不过,你不觉得我们两颗相知的心灵中间,总是矗立着一道障碍吗?我呢,我感觉到的,我在一年多前在自己身上发现,感到很痛苦。
因为这个障碍不是别的,正是信仰。你生来就健康,正常,在充满善良、温柔和慈悲的环境中长大,你自然能够一直走在正常的道路上。而我呢,我的心灵太过幼小就被家庭悲惨事件所伤害,我在童年时代保存了人生最悲惨的形象,永远无法抹去。我由一个曾经受苦受难的母亲抚养长大,她感情用事,反复无常,性情固执,我在不知不觉中全盘接受了她的好与坏的品性。人性的丑恶面貌过早向我暴露出来,我不可避免变得生性多疑。自懂事开始,我对所谓正义一直仇视和恐惧,对我来说,善良只在意识中存在。加上我们种族的心态,只知道按照固有的道德规则生活,我的灵魂中没有任何奥秘的信仰,可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绝望之时带领自己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祈祷。我们不相信神,只能以本身的凡人力量来对抗烦恼和诱惑,唉!可是凡人的力量不足以抵抗一切。
而且,科学的观念和理性的发展不允许我们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人。我常常说:“在我看来,现实已经那么模棱两可,如何还能够去相信更模糊、更神秘的超现实事物?”
因此,我只能从伟大的灵魂去汲取希望和勇气,比如贝多芬、歌德、托尔斯泰,他们是不知疲劳的战士。对我来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榜样。这些伟人的爱心和对人类的奉献缓解了我的痛苦,他们的神圣工作和无休止的痛苦给我勇气。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从烦恼中恢复过来。
你在宗教中生活,因为它拯救了你。我却想自我拯救。(亲爱的朋友,你会说我太自负了吧?)你有你的主内信仰,你有你的主内救赎;我也有我的信仰,但在命中注定里;我有我的救赎,但在人类痛苦内!
我因为多疑而无法了解真理,你不要因此失望。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就算存在,没有人真正了解。每个人领会真理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就以为真理在握。我们两个人,寻求真理的道路不同,但目标一致,只有一个目标!但有什么办法呢?人的视觉总是或多或少染上颜色,即使两个灵魂的行动朝着同一个方向和同一个理想,他们也常常以为互不相同,甚至互为敌人,因为所走道路不同。
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我,尽管我们称呼真理的句子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我们并肩前进,我们的信仰同样地热烈,同样地虔诚。我完全理解你,我一直热爱你。我已经准备好倾听你的教导,你的慈爱圣歌跟伟大的交响乐一样,振动我的心弦!
这一年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我和朋友刘[海粟]结成知己,他厌倦了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交生活。他一步一步教给我一种智慧,让我终于平静下来。然后,我坠落到一场放荡的生活中,这带给我诸多物质麻烦,还留下一种脏病,至今未能完全摆脱。
今年初的两个月,我的身体和精神全垮了。后来我安慰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一场冒险,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对未来有好处。”最近两个月,爱情使我振作起来。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小小的年纪已经承受过不寻常的痛苦(她只有十七岁),但是我们两人的心灵美妙地融合为一,很快热恋起来。这时候,我的朋友再次介入,教会我在爱情方面小心谨慎。老实说,我现在很快乐,很奋发。我希望焦虑不安青春期的狂热慢慢平息下去,迎来一个勤奋时期,学会更多学识。你以前跟我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应该扎实地读好古典文学。我希望你替我找一位老师,能够解释作品和批改作业。我的艺术史课程有相当进展。我有机会到过法国当代大师贝纳尔(Albert Besnard),阿曼-让(Aman Jean)的画室。稍后会去见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
刘先生目前去了意大利。回来后可能在七月初前往列日,因为他接到列日国际展览会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邀请,参加展品评审委员会。不过,我们至少七月底才会最终离开巴黎。可能的话,我出发前来看望你。
马里丹先生去了瑞士一段时间,举行演讲会。回来时病倒了,还没有完全复元。
我也会改天去拜见令慈,已经那么久没有见过她了。
我们的展览会推后了[以下缺页]
这封信现存前面八页,虽不完整,却包含重要信息。前一部分解释他的“决定”,这个过去只有他们两人明白的字词,现在很清楚了,就是皈依天主教的决定。达尼埃鲁一直在尽传教士的职责,傅雷一直在拖延,现在才正式回答。
后半封信报告最近七个月的个人情况,一是与刘海粟的关系,显示了刘海粟已经取代达尼埃鲁,担当起兄长的位置;二是傅雷的情感生活,在这几个月间大起大落,先下地狱,后上天堂。
信中谈到最秘密的个人隐私,使用令人诧异的坦率语言,但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傅雷从瑞士归来后,“他[刘海粟]一步一步教给我一种智慧,让我终于平静下来”,摆脱了困扰多年的精神束缚,找回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却不防点燃起沉睡在二十二岁躯体里的青春烈火。他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女性,最初半年住在外省小镇,民风保守;来到巴黎,青年之家全部男性,天主教宿舍管理严格;直到搬进罗林旅馆隔壁,他才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巴黎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大都市,傅雷对女性的好奇心此时爆发,拉丁区风情万种,在这里不难得到满足,却因此差点陷入泥淖。幸亏他悬崖勒马,经过两个月的挣扎,没有走上敬隐渔的歧途。当他写这封信时,已经离开罗林旅馆,搬到刘抗居住的巴黎十四区,这里属蒙巴拿斯区,聚居了很多画家,文化气息浓郁。就在这里,他认识了马德兰,在信中以热烈的语言叙述和她的初恋,把他的青春快乐拿出来和达尼埃鲁分享。
马德兰的出现让傅雷振作起来,奋发读书和工作。在这两个月内,除了陪同刘海粟拜访了两位法国画家,还写成第一篇法文作品《中国艺术在欧洲艺术里——刘海粟的使命》(L'Art Chinois, dans l'Art Européen ——La Mission de M Liu Hai-Sou),发表在《大使馆与领事馆》六月号,署名F.N.E.。
傅雷《中国艺术在欧洲艺术里》(1930年),右为高鲁公使
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刘海粟生平,文字和《真与美杂志》的塞里格文章相应部分完全相同;第二部分介绍中国艺术的过去和现况,强调中国画向西方艺术开放;最后一部分陈述刘海粟此行目的及各种活动。这是一篇很出色的宣传文章,目的不是替刘海粟吹捧,而是以鲜明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光彩熠熠的中国当代画家,以他来代表生机勃勃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说傅雷扬长避短,这是因为环境需要。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被打开,西方旅行者回国后,带回的信息和以前传教士的书信南辕北辙,全是中国的黑暗面。几乎同一时期,日本明治维新,西方发现一个新东方,日本热迅速代替了中国热。刘海粟和留法画家对日本人以东方艺术正统自居极度不满,这是他们要举行展览会的主要理由,傅雷的文章表达了当年海外中国人要“为国增光”的爱国情怀。
文章可能通过中国公使馆交给杂志编辑部,这是一本报道巴黎外交界动向的半月刊,同一期还刊登了上任不久的中国公使高鲁的官式肖像,占去一整版。刘海粟与法国人联络,全靠傅雷一人,但在法国未能找到他与美术高层来往的记录。相反地,在已知的中文史料里,高鲁这位学者出身的公使与刘海粟来往密切,对他的活动支持至力。这篇文章和拜会画家贝纳尔两件事同在五月份发生,不是巧合的事情,高鲁在两件事上都起过穿针引线的作用。
和贝纳尔见面的具体日子至今未能确定,只知道在五月份。除了傅雷的信,还有瑞士房东保存的画室五人照可参考,这张傅雷赠送的照片背面有两段题字:
送给贝格尔朗伉俪留念
傅雷
一九三〇年五月
摄于贝纳尔大师画室
贝纳尔先生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院长,很赏识我们的青年画家刘[海粟]先生。为纪念我们的交往,允许我们在他的巴黎威廉·退耳街十七号画室合照。
这次会面很重要,为刘海粟打开了与法国美术界的交流,贝纳尔介绍给他们另一位老画家阿曼·让,两人同是杜乐伊沙龙的创办人,曾分任正副会长,于是傅雷的文章出现这句话:“他接到杜乐伊沙龙今年展览的邀请,将送出数张新作参展”。由创办人介绍,所以有“邀请”之说。实际上这个沙龙和其他的一样,任何画家都可以参加,但要通过初选。杜乐伊是邻近卢佛宫的公园,展览会以此为名,实际不在该处举行,而是在巴黎布罗涅树林的“森林宫”(Palais de Bois),一座木头临时建筑物。这一年参展画家过千,作品总数三千余张,刘海粟送出四张作品参加,法国有两份报纸分别刊登过他的名字和一张作品,能够留下痕迹,已属难能可贵。
从六月份开始,傅雷和刘海粟很少见面,因为后者先去意大利,游历一个月,返回巴黎稍作休息,又于七月上路,前往比利时参加列日博览会,刘抗与陈人浩同行。前面的傅雷书信说过,刘海粟并非接到大会邀请,而是中国代表团请他去评判,可能范围只限于中国馆。评判很快结束,他到比利时各地周游,流连不归。傅雷一个人留在法国,难得清闲,差不多回复到正常的学生生活,一面谈恋爱,一面勤于读书。虽然他转向学习艺术,但只限于美术史和美术评论,对艺术理论兴趣不高。他的文学爱好也在此时复苏,但眼光从浪漫主义转向近现代文学,贝多芬、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他的书信中。他翻译了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的作品《亨利·皮杜》(Henri Bidou)和屠格涅夫几首散文诗。大约也在这一年,“是时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傅雷自述》),这是指他读到《贝多芬传》,并且开始试译。
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达尼埃鲁报告近况:
亲爱的让,
今晚,我的心充满了爱,不断想念你,因为我常常把友情与爱情混为一谈。我以同样的忠贞,同样的温柔去爱我的朋友。伊扎尔告诉我,你在那边称心如意,我听了很开心。你真的是为这种健全圣洁的生活而生!祝福你,亲爱的朋友!
冬天已经回来了,而夏天并不愉快。今天早上我去巴黎,看望昨夜刚刚回来的刘海粟一家。我觉得空气就是冬天的空气。雾蒙蒙的天空一片苍白灰色,这一切使我愁绪萦怀。自然变化如此迅速,而我的变化更快!
几个月以来,我饱受物质困难的折磨,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奋斗。外币兑换率对中国人变得过于昂贵。刘[海粟]先生将于一九三一年春天返回中国,他劝我跟他一起离开。但我一想到回国就不能不发抖。首先,我在法国这两年半时间学到了什么?然后,这个国家只有屠杀和贫困,去那里自讨苦吃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在欧洲远没有能力挣钱糊口。如果留下来,很有可能要过穷日子。我的母亲现在寄来的膳宿费,不得不比我初抵法国时多两倍,不可能长此以往,她已经来信要我回去。然而,我太爱巴黎,我太爱你们的国家赐予的自由而安静的生活。
伊扎尔跟我说过,要是能用法语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他会助我发表。他人真好,时常鼓励我,他的榜样引起我奋发的反应。只不过,我这样年轻,学未有成,思想杂乱,法语工具软弱无力……最后,我动手起草一部自传体小说,未知能否完成,自己没有信心。最可怕是我对宗教,对人性,对其他人相信的一切缺少信仰。我怀疑自己的性格,怀疑生存的本身。
我多么希望到拉瓦尔见你,要是我有办法就好了。我经常几个星期不去巴黎,也真够难受的。好吧,希望你不时来信,你是我的精神支柱。尽管我不信教,但总觉得你的灵魂里有一种力量,能够安慰我,温暖我!啊,要是有一天我能去看你,被你责骂,正如你的妹妹伊扎尔夫人所说那样,我会高兴得流泪!
傅怒安
于塞纳省,马恩河诺让市,大街四十号,小塔楼大楼
这封信没有日期,根据内容,大约写于十一月初,这是巴黎冬季即将开始的日子,也符合刘海粟《东归后告国人书》所记的“是年冬间归法京”之语。
寄信人地址与前信不同,变成诺让市。留学生迁居是平常事,这是傅雷第三次搬家,他说了一大堆经济困难的话,显示搬家与此有关。这个市镇在巴黎东北郊,交通不很方便,房租便宜很多,傅雷住的大楼有一个名字,“小塔楼”(Les Tourelles),与刘抗同一地址:
1930年秋天,刘抗和傅雷一起住在位于巴黎东郊的马恩河畔诺让的一座大公寓楼。刘抗住在二楼,傅雷住在三楼。他们常常一同听音乐会,看展览,友情与日俱增。几十年后,刘抗在给傅雷儿子傅敏的信中写到当时的情境:花园很大,到处栽满了鲜花。花园的后面种着几棵大树。花园的一边是网球场,我们常常在那里打球。公寓的一日三餐都很丰盛。只要有外国学生来,欢快的气氛就会升腾。这栋楼里租住着十七八位长期租客,包括一对德国来的母女,一对埃及夫妇,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法属殖民地的学生。(葛月赞《刘抗的“上海时光”》)
虽然不知他们同时或者先后迁入,但这段生活让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持续到生命最后日子。
诺让市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方,但不到两个月,1931年1月8日,傅雷从这里发出另一封信,一封绝望呼喊的信:
亲爱的让,
非常感谢你的明信片。我犹豫了很久才回复,真的不知怎么写才好,心乱如麻。我的情况越来越坏,还要加上失恋,完全心灰意冷了。不仅手头拮据,更伤神的是陷入一个东西方危机中。我太过中国人了,无法完全变成欧洲人。反过来,我又太过欧洲人了,无法在古老的民族传统里生活。在法国度过这三年接近结束之时,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精神上的冲突,每天都遭受其恶果。我失去了爱情,过去七个月生活在爱情中,没有太多的情绪消沉。现在一切都完结了,既无法工作,又无法玩乐。我知道告诉你这一切令你难过,但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
你的妹妹和伊扎尔对我都很好。伊扎尔一直努力替我找点东西,但这很困难,而且,首要原因是我想回老家一段时间。不过,如果刘[海粟]先生不回去,我也不想离开,在中国会更加烦恼。即使能够在那里找到职位,一定要靠刘的关照。我在那里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一场无休无止的角力。而且,我太倔强了,不会强迫自己稍为顺从于社会的荒谬,尤其像我们那种社会!
我厌恶了生活,但不能不生活,悲剧就在这里。如果能够决心做一件事,一切将一了百了。但我不能够。
我的真正拯救将是我的死亡!我心急等待。我仍然打算改天来见你,但要等到有一百法郎可用。感谢你为我祈祷,以圣经的话来安慰我。但是……我不想冒犯你,告诉你这些精神努力对我毫无作用。请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不过这是事实,面对你的善良和无限的友谊,我感到自己不可原谅,负德背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于诺让市
对不起,这封信将会很晚才能到达你那里,因为我写好了,但在等待一张邮票寄出。
傅雷提到多种绝望原因,真正的祸端是失恋,而失恋根源在迁居。诺让市与巴黎相距只有二十公里,那个时代的交通不如今天方便,加上阮囊羞涩,无法天天进巴黎。法文谚语“眼远情疏”(Loin des yeux,loin du cæur)在这里找到具体例子,不出两个月,马德兰开始疏远。刘海粟晚年的回忆文章详细叙述过他们爱情触礁的故事,看似夸张的叙述在这封信里得到证明,傅雷的绝望信和他的买枪行动同出一辙。刘海粟欧游不属本文研究范围,但他与傅雷这段人生道路难分难解,所以也顺带收集了他的一些法国资料。他同期所写的《欧游随笔》和晚年回忆《情思不尽忆故人》《傅雷二三事》,尽管有些错误,但主体都能在法国找到旁证,因此,他留下的见证是可信的。
傅雷是一个纯情的年轻人,这件事对他的伤害之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一个小集体在身边,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渡过难关。刘海粟是过来人,除了以个人的社会经验去开导他,还和其他朋友一起,设法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外面世界,让他“在广泛的艺术气氛里,在生动的艺术生活中振作起来”。(刘海粟《情思不尽忆故人》)
傅雷《现代中国艺术的恐慌》(1931年)
在小集体关心下,风暴来得猛,去得快。傅雷迅速平息了对马德兰的激情,把爱情转回到未婚妻朱梅馥身上,生活恢复了正常。刚好艺术杂志《活艺术》(L'Art Vivant)在二月份向他约稿,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状况。他撰写了一篇长文《现代中国艺术的恐慌》(La Crise de l'art chinois moderne),发表在当年九月份“中国专号”上。回国后在1932年自译为中文,刊于《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四期。
1931年 意大利的荣耀
1931年初,眼看中国艺术展览会无法实现,国内又需要他回去,刘海粟计划春天一到就回国。就在这个关节上头,他接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的邀请,去演讲中国艺术。这个意外事件不仅让他们重燃艺术协会展览的希望,而且想到把展览会扩展为欧洲多国巡回展出,可以增加影响。商量既定,刘海粟匆忙出发前往德国,傅雷晚一点动身,目的地意大利。
现在广泛流传的傅雷意大利旅行护照图片,就是这次旅行的见证。护照在1931年3月17日由巴黎中国公使馆发出,刘海粟此时已经到了法兰克福,正在准备19日的演讲。使馆发给傅雷一份公务护照(Passeport officiel),持有人“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进行艺术考察”。背面加签了法国外交部进出境和意大利大使馆入境签证,与护照发出同一天办妥,可知所有手续都由使馆代办。
根据护照留下的过关印章,傅雷乘搭火车出发,在3月23日经过法国边境的莫达讷镇(Modane)进入意大利,回程在5月7日,也是乘火车,从米兰经过布里格镇(Brigue)进入瑞士,在洛桑转车后,同一天由瓦洛布镇(Vallorbe)返回法国。傅雷绕道瑞士是既定路线,他利用这个机会,欣赏意大利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风光。
这次长达四十四天的旅行,在《傅雷自述》中只有一句话:“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到了1963年10月14日写信给儿媳弥拉时,增加了很多细节,让人感觉到,意大利之行是他在欧洲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此外,我只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去过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岛,没能去佛罗伦萨及威尼斯。当时我很年轻,而学生的口袋,你们不难理解,时常是很拮据的。相反的,我反而有机会结识罗马的杰出人士,意大利的作家与教授,尤其是当时的汉学家,还有当地的贵族,其中尤以巴索里尼伯爵夫人(一位七十开外的夫人),以及她那位风度绰约的媳妇Borghese[博尔盖塞]公主,对我特别亲切。由于她们的引荐,我得以在六月份应邀于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及罗马扶轮社演讲,谈论有关现代中国的问题。我那时候才二十三岁,居然在一群不仅杰出而且渊博的听众面前演讲,其中不乏部长将军辈,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金圣华译文)
这的确是少见的经历,只有通过特殊途径才会实现,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有过他的体验和运气。他在旅途第二十六天,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让,
请原谅我,到意大利后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你。这些天在罗马很忙碌。谢谢你向我推荐你的朋友梅那斯。他是如此令人喜爱,对人如此亲热,以至我仿佛在他的身上找回了你。奇怪的是,他跟你非常相像,无论举止姿态,最微小的举动,更不用说谈话了,他以整个心灵参与其中。我很高兴认识他,他还把我介绍给了他的亲戚甘齐亚先生和夫人。他们对我这么好,把我介绍给许多重要的意大利人物。
由于他们对我的国家无限喜爱,听到我们正在巴黎筹组一个中国艺术活动,立即安排我和上层社会、艺术界和文学界接触,以便我能够知道概况,以及向他们演讲一次,让我能够稍后有机会在罗马举办中国艺术展览。我因此结识了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她的儿媳是博尔盖塞公主),她对我如此感兴趣,把我推荐给艺术部次长。我昨晚到她家里晚餐,与她长谈。她将设法让我到“罗马联谊会”发表关于中国的演讲。甘齐亚夫人还把我推荐给意大利元帅加维格里亚阁下,他到过中国,是一位最赏识我们国家的人。我很高兴这次罗马之行,未料到在意大利大受欢迎,这一切全靠你!
我在这里还要多逗留十来天。我已经去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前后八天。我很高兴参观了庞贝。西西里岛很美,但不太令人心醉,我们国家也有迷人的海岛,从上海到马赛的旅程中,我看过更美的海岛。我即将前往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三四周内返抵巴黎。
斯特拉帕蒂是一位记者,总是很忙碌。你告诉他的黑人同学德斯塔(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的悲哀消息,他转告我了。
我与梅那斯详细讨论过青年的精神忧虑和宗教意识问题。我相信自己现在进入了一种新的心态,更加合乎事实。尽管我在欧洲接受教育,而且跟像你那样虔诚的天主教朋友密切来往,我最终回归到我们固有的哲学观念。通过每天的自我分析,我发现我的心灵其实没有受到宗教忧虑引起的痛苦。中国社会和道德长期混乱,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浪漫主义,我经历了一场这种浪漫主义的狂热后,开始平静下来,与其从基督教信仰找寻和平,不如神游物外,超脱自我。这是我们的心理。伊扎尔说得对,无论如何我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以无比的顽强抵抗西方所有企图。混乱持续了一百年,仍在继续,就是明证。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像五十年前的日本那样,接纳了全盘现代主义(当然,日本也保留了固有的特性,但它迅速找到了一种方式,不必经过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激烈斗争),我们早就得到和平。但是我们的文化太深刻、太坚固,遇到西方精神潮流的时候,无法在短期内找到精神的平衡。与其他文明相比,佛教的哲学最接近我们的心理,因此很快被中国人接受。然而,必须知道,我们的灵活性还不至于完全采纳任何一种教条。中国的佛教与原来的完全两样。因此,固有的古老中国继续存在,并将存在下去。按照我的想法,中国迟早会经历一个第三次文明,以传统为基础,从西方新精神汲取养分。我很想知道你有关的看法。有暇请来信罗马。亲爱的让,谨致亲切问候。
傅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于罗马
傅雷带着达尼埃鲁给他的两个地址去罗马。第一个是记者劳斯特拉帕蒂(Strapati),没有特别神通,只找来一些画家朋友。幸好还有另一个地址,梅那斯(Jean de Menasce,1902—1973)是一位埃及出生的犹太青年,出身银行世家,天资过人,谙十七种语言,后来成为著名的神学家和世界有数的伊朗学家。他在1926年二十四岁时皈依天主教,傅雷到罗马的时候,他正在多明我会当修生,这个教派的总部在罗马。他本人不熟悉美术界,但他知道堂姑妈姑丈交游很广,把他们介绍给傅雷,傅雷一下子就得到他们的欢心。
堂姑妈戴安娜(Diane de Menasce,1882—1961)跟梅那斯一样,在埃及出生,1921年再婚,丈夫是意大利人甘齐亚(Adolfo Gancia,1891—1966)。他长期担任罗马扶轮社分会秘书,日常工作不离和名流巨贾打交道。在他引见下,傅雷拜会了加维格里亚元帅(Enrico Caviglia,1862—1945)。这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军人,1919年出任过国防部长,1926年获元帅衔。他在1904年至1911年担任过驻东京及北京使馆的武官。
同一时间,他又被介绍给马利亚·巴索里尼伯爵夫人(Maria Pasolini Ponti,1857—1938)。这位名门贵族有很高文化教养,既是慈善家、妇权运动的先驱,又是作家。当她知道中国艺术展览计划后,立即为傅雷策划了一连串活动,以促成展览会在意大利举行。她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和傅雷见面,获得官方对展览的支持。为了提高傅雷知名度,方便和其他人打交道,她安排傅雷去罗马联谊会(Cercle romain)演讲。这个组织单看名字会误为俱乐部,实际却是历史悠久的政治团体,在政坛上有重大的影响力。后来改变计划,改由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举办,这个高山仰止的学术殿堂更适合傅雷的书生身份。甘齐亚知道后,毫无困难地在扶轮社安排了另一场演讲会,作为配合。
地理学会成员都是教授和学者,傅雷甚至不够资格当他们的学生,但他的名字居然留在该会的官方刊物上。这一年五月号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Bolletino della R.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在“会务栏”下面,按日期列出过去四个月的四场演讲会,最后一场是傅雷的演讲:
五月一日,在学会本部,由瓦加教授(prof.Vacca)主持,傅怒安学士(dott.)报告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状况。
《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刊登傅雷演讲会消息(1931年)
傅雷是否第一个在地理学会和扶轮会演说的中国人,尚未做过考查,但是他的胆色教人敬佩。以一个来去匆匆的旅人身份,一个没有拿过任何大学文凭的非正规大学生,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竟然敢于接受这场挑战。难怪他多年后回忆,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他能够在社会高层来去自如,谈笑自若,吸引了一个又一个人对他发生兴趣,就可以知道他的才气在此时尽情发挥出来,他的焕发风姿给意大利人一个崭新的中国人形象。
傅雷在意大利的交谈和演讲内容,令人很感兴趣,他在1934年致罗曼·罗兰信中,长篇复述了加维格里亚元帅的谈话,却对自己说话一字不提。经过多次搜索后,最近发现他的演说稿不仅仍在,而且在离开欧洲前,已经整理成文留在法国,由《精神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在1932年1月号发表。这本法文天主教月刊在1928年由多明我会一位神甫创办,在巴黎出版,1956年终刊。梅那斯是多明我会修生,马里丹和这本杂志编辑部关系密切,傅雷的讲稿必定由他们其中一人转交。
杂志的开本不算大,跟普通图书差不多,傅雷的文章占去20页。标题很形象,《十字路口的中国》(La Chine au carrefour),作者身份“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编辑为他的文章撰写了一段提要:
中国遭到不幸。文章的标题已经引起我们的关心。它将以何种方式挣脱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它能否在自己内部找到力量?或者尽管经历过一次失败,它会不会苏维埃化?这个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见证。
傅雷《十字路口的中国》(1932年)
文章首先介绍慈禧以来中国的分裂与统一的痛苦过程;傅雷以参加学生运动的亲身经历,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中国革命图画;他没有粉饰现实,如实地叙述了革命带来的残酷代价。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能够随口说出一些统计数字,就像一个职业政治宣传家那样。这篇时政文章和他的象牙塔书生形象不一致,这是另一个傅雷,一个忧国忧民、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
傅雷在5月7日返回法国,立即忙个不停:
前日(5月11日),法国美术学校校长倍斯南德(A.Besnard)邀请刘氏举行茶话会,招待政府要人及当代文艺学术界等名流,一一相与介绍,并报告刘氏之历史,参与者莫不交口称誉。我国公使亦定5月19日在公使馆与刘氏举行宴会,遍邀外交界教育界巨子宣扬我国文化及刘氏艺术。(上海《申报》1930年5月30日)
刘海粟在法兰克福的小型展览出人意料地成功,乘着浪头,取得高鲁公使的支持,不等傅雷归来就开始准备一度放弃的巴黎个人画展。两个茶话会为展览造势,傅雷作为艺术协会秘书和刘海粟的翻译,担当很重要的角色。幸好他经过罗马的洗礼,熟悉这些场面,应付起来游刃有余。但事情实在太多,出了一个小岔子。他回来后不久写了一封信给马里丹:
敬爱的大师,
久未修书,至感抱歉。由于中国艺术展览会没有办成,有一段时间心事重重。但是我们现在准备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一个月前,我们的展览会主席去过柏林,与德国政府商定在1934年举办一次中国展览会。我本人上星期四从罗马回来,也得意大利人的同意,在1933年展览。巴黎的展览则在1933年冬天举行。
我认识了罗马知识界一些受人注目的人。人家让我到扶轮社演讲,另一次在皇家地理学会,以“现代中国”为题。
我也遇见梅那斯先生,他要我转达敬意。
请告能否日内一个星期天来默东拜访?希望七月份返回中国之前,能够再次见到你。谨向大师致意,并候尊夫人大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又及:
现在地址:马尔尼河诺让市,大街四十号,傅怒安
电话:特兰布莱区 04—74
得到对方同意后,他选择月底星期天见面。但信发出后第二天,他发现日期冲突,连忙去信更改约会:
敬爱的大师,
我得到拉卢瓦先生的应允,为我们的画家刘[海粟]先生写展览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刘先生住的旅馆,观看他的画作。
我昨天考虑不周,约了星期天三十一日见面,这一天是刘先生画展开幕的前夕,我肯定抽不出时间来访。敬请将见面日期延至六月七日星期日。如不反对,我将与我的朋友萨尔一起来。我曾提过这位意大利青年诗人,他很高兴能认识你,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钦佩你。
很想拜读大作《最高权位与教权》(La Primauté et le spirituel),尚祈通过出版社赐寄一册,最好有亲笔签名。
先此感谢,并致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6月1日,刘海粟展览会(Exposition Liu Hai Sou)在第六区塞纳街四号克莱曼画廊(Galerie Kleinmann)开幕。这次和上两次沙龙大不相同,多份报刊报道了消息,大部分加上简短介绍,有些使用“著名画家”的说法,好像法国人已经认识这个人;还有新词组“上海画派”(l'Écolde de Shanghai),把刘海粟画作纳入法国当代美术的组成部分。所有报刊都指出他的作品模仿西方大师,但自成一格,技巧不差,给人美感。展览会为期两星期,至6月15日结束,画廊租金不菲,但有中国公使高鲁赞助,顺利完成。
画展时间本来不合适,与6月11日开幕的杜乐伊沙龙冲突,刘海粟有四张画参展。但是七月份就要动身返国,别无选择。不过,他不会后悔,因为个人画展的推广活动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网球宫博物馆(Le Musée des Jeux de Paume)馆长德札鲁阿(André Dezarrois,1889—1979)到杜乐伊沙龙参观时,选购了他的油画《卢森堡之雪》,这是法国博物馆第一次收藏中国当代油画。这张画展出时题名《风景》(Paysage),与另外一张画相同。
刘海粟画展海报(1931年)及法国政府选购的《卢森堡之雪》(1931年)
这件事能够实现,傅雷功劳至大,他在《傅雷自述》少有地自我表扬,因为他明白其中重要性:“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刘之作品一件”。当时法国政府没有美术部或文化部,博物馆归教育部管理。傅雷的“活动”集中在五月份的两次官方茶话会,他努力向到场官员推荐,最重要说服他们到画展观看。事前应该没有和刘海粟商量过,一方面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他心目中宣传的目标不是刘海粟本人,这是他的第一篇法语文章指导思想的延伸。他跟其他中国画家那样,不服气日本作品占尽风头,要向法国人展示中国当代新生绘画的美好形象。如果说运气,那天到场的官员是网球宫博物馆馆长。法国公立博物馆数以千计,但分工明确,这家博物馆专门收藏“外国画派”的作品,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纯艺术角度来说,“上海画派”远未自成一家,但西方艺术开始进入中国艺术却是事实。法国人明白他们购买的不仅是一张中国作品,也是一件历史的见证物。
这一年的11月18日,网球宫博物馆按照规定,展出本年入藏作品,教育部副部长是所有博物馆最高主管,亲临揭幕。展场上日本画家泛滥,小国寡民,竟有九人入藏,其中一个是女画家,而中国只有刘海粟一个人,傅雷活动的重大意义,在此显现无遗。
1931年 九一八轮船
刘海粟个展结束后,傅雷开始收拾行囊,准备一起返国。他写信向欧洲朋友道别,包括瑞士圣扬乔而夫的房东夫妇。中国公使馆在1931年8月4日为他办理返国手续,在意大利之行的护照上增加目的地中国,第二天又派人到法国外交部和英国大使馆加盖沿途签证。
8月14日,他和刘海粟夫妇从马赛登上法国邮船舍农索(Chenonceau),经过一个月旅程后,在到达上海前一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让,
非常对不起,几乎不敢请你原谅。出发前没能履行诺言到拉瓦尔见你,现在后悔莫及。旅程中也没有写信,因为过于懒散。天气闷热,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无精打采。明天就抵达上海,无论如何也要在上岸前写好信。因为到达之后,亲戚和朋友会令我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来,我的沉默就会无限期延长。
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如你所知,我和刘[海粟]一家同行,船上还有友人拉卢瓦先生,他身负官方任务,前往中国考察中国古代音乐。这位非常友好的汉学家,喜爱中国文学和哲学,并且理解颇深。刘先生和我打算帮助他,在中国办理必要的手续,让他能够听到孔庙祭祀大典才会演出的中国古代音乐。
近乡情哀,洪水和无休止的内战造成重重灾难。我在法国被娇纵了三年,享受过多的太平,对家乡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但我有一点引以自豪,没有数典忘祖。相反地,在欧洲三年之后,我对我们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从未像今天那么热爱。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年轻人诅咒它,但与试图从海外输入那一套比较,它显得无比优越。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无法改变。植物胚芽撒到异国土地,不可能像在原产地那样生长。一百年来,我们只想抄袭这种或那种不适合这个古老国家的系统。革命者犯了错误,没有研究中国本身,对辉煌的过去一点也不懂得珍重。我这样说,并非因为我反对现代化改革,而是我认为抛弃本身的文明和文化,全盘借用西方是非常危险的。我最担心在拥有物质文明之前——姑且承认这是二十世纪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文明。这才是真正的野蛮行为。我们船上大约有十位同学,在欧洲各国留学,我非常难过,看到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既对自己的优良传统一无所知,又没有深入认识西方。你们法国人,你们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推动了法国大革命,但你们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中国从未有过这种先驱者的思想,而我们却希望在几个月内就把君主政体改成共和。这太美了,我们没有成功。今天受到这些可怕的混乱局面的严厉惩罚,实在咎由自取。
这是我回到中国时的感想。我想深入研究古代的东方,以及当代和历史上的西方。
为了谋生,我会进入上海美专,担任一些艺术史课程。也许我们能够创办一份艺术杂志。
看到自己已经忘记了很多法语,心中不免难过。我会尽力和你这位欧洲最好的朋友保持联络。
问好。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
于舍农索邮船,抵达上海前夕
这次旅程与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的不期而遇,留下了刘海粟那张拉卢瓦速写像,长篇的题词教人想象联翩。拉卢瓦曾为刘海粟展览作序,不会不记得这两位中国人,他从中国回来后,在1933年发表了游记《中华镜》(Le Mirroir de la Chine),书中很多中国人的名字,独缺傅雷和刘海粟两人。最近看到他的旅华日记,才发现没有名字不等于没有记叙,他灵巧地使用代名词,一个“画家”,一个“长人”(long),一个“中国人”,知者自知,不知者不知。可能他身居要职,外出时事事小心,养成这种习惯。何况《中华镜》提到船上“中国朋友”时,只讲过一件晦气事,更有道理不透露名字,以免予人难堪。
傅雷的信说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这是实话,拉卢瓦在8月14日第一天日记也使用类似的比喻:
我的中国朋友住在三等舱,每个房舱住四个人,你叠我,我叠你,直角排列,好像鲱鱼罐头。我会每天早上十点和晚上五点去看望他们,闲谈一下。长人的眼镜掉进一个洞里,无法取出来。
想象一下,双层卧铺,L字形排列,我头接你脚,要睡一个多月,实在难受。傅雷运气不好,第一天就丢失眼镜。
但是傅雷的信又说:“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那是全靠拉卢瓦。邮船等级森严,旅客各有活动地方,从高等去低等没有人理会,倒过来就要小心。傅雷上过头等舱找拉卢瓦,穿得“衣冠楚楚”。拉卢瓦是明理人,主动下去看他们,每天两次,大家坐到甲板上,以中文交谈,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除了他们,还有一个留学伦敦的中国学生参加。
第五天,邮船抵达第一个港口,位于苏伊士运河进口的埃及塞得港。停泊妥当后,乘客纷纷下船去松动,拉卢瓦带着傅雷上了岸:
我认识一个中国人,住在三等舱,第一个晚上就丢失了眼镜。他睡在上层床位,睡觉前把眼镜放到身后,以为是一块平板。其实是两堵隔墙之间的空隙,必须拆墙才能找回眼镜。人家安慰他,已经有过不止一件东西从这里掉进去,全都留在里面。他以他们国家那种好脾气告诉我这件事,说话时差不多跟法国人开心时那样。但是他的两颗黑珍珠,夹在眼皮之间,不够应用。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引起我的同情,应承帮他。我们去的第一家商店的掌柜是一个高傲的德国人,不过很认真。他们没有这种货,但知道何处能找到。他叫人带我们去,这是一个黑人,一声不哼,却很英俊,土耳其帽歪到后边,延伸了脸部的曲线,一件蓝色棉质无袖阿拉伯长衫,像喇叭一样罩着宽阔的肩膀。他轻松地大步前进,我们在后面追赶。
配镜师明白我们的解释,动手调校镜片,我趁机走出门口,以为偏僻的小巷没有人。一个阿拉伯人突然冒出来,拿着一大筐东西,要卖给欧洲野蛮人,嘴着叽里咕噜,夹杂几个法文字。我不理会。他一再开始,杂入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甚至俄语,没有用。他开始不耐烦了,这时候我的同伴出现,小贩嘴里嘟嘟囔囔:“噢!中国人!”他离开了,心中想:还要学一种语言!(拉卢瓦《中华镜》)
傅雷接受了拉卢瓦的帮助,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道谢,为他上汉语课,如果这件事由他主动提出,那就有点不识泰山。拉卢瓦专攻音乐史和理论,罗曼·罗兰1906年辞去索邦大学音乐史教席,就是由他接替。他从1900年开始学习汉语,不出数年工夫,专著源源而出,《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淮南子与音乐》(HoaÎnân Tzè et la musique)、法译马致远《汉宫秋》(Le Chagrin dans le palais de Han)等。他能够以中文和中国人交谈,而《中华镜》开章第一页就引用了屈原《招魂》两节诗,用得很恰当,法国人早已视他为汉学家。同样,傅雷说与刘海粟商量,协助拉卢瓦去听中国古乐,其实拉卢瓦身为巴黎歌剧院秘书长,又是代表政府来考察,早已通过外交途径,以及中国老朋友的关系,安排好一切,不必像他们初到法国时那样盲碰盲撞。
1931年9月18日,法国邮船进入黄浦江。傅雷回到分别了三年九个月的上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