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从文

一、故宫的调令

1956年，吴仲超院长为了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研究“充血”，决定大批引进“外援”，将包括唐兰、徐邦达、沈士远、罗福颐、孙瀛洲在内的一批文博界学术骨干调入故宫，沈从文，就在吴院长的这批调入名单中。

关于沈从文与故宫的渊源，印象最深的就是陈徒手的文章《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此文初刊于《读书》1998年第10期，影响巨大。2000年，陈徒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一书收入了此文；2013年，北京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修订版，该文亦在其中。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对多位老辈文人的采访来描述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的处境。其中，萧乾1998年3月9日在北京医院病房谈到沈从文时曾说：“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很不好”，加之陈徒手在文章中有意凸显“午门城下”这一语意，以表达沈从文当年的孤独与伤感，如其笔下所流露的：“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尽管陈徒手也援引郑振铎的话，说明“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但许多读者依旧会误以为，沈从文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故宫博物院。

因此，在陈徒手的文章之外，需要补充一点：在当时，午门以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自1918年起，就成为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办公地，1926年10月，北平历史博物馆（1949年10月改称北京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1959年搬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大楼，北京历史博物馆也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午门一直是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和展陈场所，并不属于故宫博物院。

如此一望而知，“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是历史博物馆而非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但许多史料、传记仍然表述含糊。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沈从文”条目下就有：“1949年后，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做文物研究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说：“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

2005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先生在《故宫学刊》发表《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一文，对沈从文当时的人事关系进行寻根溯源。他从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档案中，找到了1956年5月9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发来的《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该通知“主致”中国历史博物馆，“抄致”故宫博物院：“你馆沈从文同志业经部同意调故宫博物院工作。接通知后，请即办理调职手续为荷。”

郑欣淼先生发现，在这份通知的边上，竖写着“没有来”三个字。在所附中国作协党组致文化部党组的函件上，故宫博物院人事科注明这样一段话：“因本人不愿来院工作，现征得组织仝［同］意来我院陈列部兼研究员工作。”

郑欣淼先生的文章，终于打破了困扰多年的混沌，厘清了沈从文与故宫的关系，即：“沈从文先生并未调入故宫博物院。”

然而，沈从文与故宫的缘分，并未因“没有来”三个字而终结。查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可知：1956年5月，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请沈从文担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每周有一定时间在故宫上班；他协助织绣组培训业务骨干，有些经过自己不懈努力，成为某一领域的文物专家。由于有更多机会接触故宫馆藏文物，也扩大了他的研究视野。正如郑欣淼在文中所述：“他虽未正式调入故宫博物院，但实实在在在故宫上过班，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原织绣组办公室有他的办公桌。他不只从事研究，还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就连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人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沈先生就是故宫的工作人员。”

对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文物研究等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郑欣淼先生在文中做了全面梳理，时隔六十多年，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他学识与人格的浸润。我所工作的故宫学研究所，在神武门西侧的西北角楼下面，与沈从文当年工作过的神武门内东侧大明堂相距不远。每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心里有时会怦然一动，想到我所热爱的沈从文先生也从这条路上走过，心底会生起说不出的温暖。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曾怀揣一本《边城》，前后七次奔赴湘西，感受沈从文笔下那个蓬勃充沛的世界，还写了一本名为《凤凰：草鞋下的故乡》的书。那时的我万万不会想到，很多年后，我竟然与沈从文先生成为“同事”，只不过中间隔了半个世纪的时光。

半世纪时光，在这苍茫浩大的紫禁城里，不过是俯仰之间，但对于个体来说，那又是一堵多么厚的墙。正是出于对“沈从文”这三个字的敏感，我在读过郑欣淼先生这篇文章之后还心有不甘，试图寻找出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留下的更多印迹。于是，从故宫博物院的尘封档案中，我又翻检出若干与沈从文相关的物证，这些应为外界学者和读者难得一见。陈徒手曾记感叹：“没有找到沈先生的官方档案文件，在几个单位中来回寻问都无下落”，“官方文献这一主要来源实际上是缺失的”。张新颖2014年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也基本是依据《沈从文全集》和其他公开出版的著作写成的。我翻找出的这批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档案，虽然微小零碎，但毕竟未见披露。特别是一封沈从文书信手稿，《沈从文全集》没有收录，或许连沈虎雏先生都未曾见过，借此刊布，算是给沈从文的故宫岁月平添了一份佐证，也期对学界研究提供某种补充。

二、生命的隔绝

尽管在沈从文精神困顿之际，得到了梁思成、巴金等朋友关心鼓励，但他最初的转变，应当来自他在1949年8月正式调入北平历史博物馆、被分配在陈列组工作的经历。临时性任务有抄写文代会时事宣传橱窗内图片说明，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抄写文物卡片。虽然感受到“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有领导来视察，安排他做文物讲解，他早早到来，但一听说来者是他的学生、已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就转身躲开了，那心情定然是复杂的。关于当时的处境，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里这样写道：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一次郑振铎来看他，面对着这位30年代的文坛老友，沈从文握住他的手，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就红了。

老朋友蹇先艾、李乔也来看他，见沈从文满面憔悴，不停地咳嗽，心里很伤感。沈从文看见了他们的伤感，反而内疚起来，反过来安慰他们，还把他们带到公园里吃茶，陪他们聊天，给他们讲笑话。

巴金在一封信里对沈从文这样说：“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此时，轮到沈从文需要帮助了。1955年11月21日，沈从文给老乡兼老友丁玲（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写信，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我通信处在东堂子胡同廿一历史博物馆宿舍。”

丁玲没有如期而至，而是把信转给了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严文井（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并在附信中说：“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

时隔半个世纪，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憋闷与委屈。此时的他，只能困守围城，在晨晚的昏黑中，独自面对那些苍老而冰冷的古物。

或许沈从文和丁玲都没有想到，刘白羽向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汇报后，周扬做出了积极回应，让丁玲、严文井等去看望沈从文，听一听他的想法。丁玲等人没有去，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去了，与沈从文谈了两小时，表示可以安排他去作协搞文学写作，也可以搞文物研究。但沈从文当时说：“没有主意，脑子乱得很。”搞创作，怕受批评；搞文物，怕受轻视。

沈从文就是在这个时候，收到吴仲超院长的邀请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收到《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的。1956年4月10日，沈从文在给沈云麓信中透露：“我可能去故宫专搞绸缎，因为已经有了点常识。”一个多月后，他在给沈云麓信中又说：“我大致要调到故宫搞丝绸专馆，已有公事。”6月10日，又说：“工作已调过故宫搞丝绸馆，一时还不能去。”

三、艰难的选择

如郑欣淼先生文中所说，沈从文在几经踌躇之后，最终还是“没有来”。“没有来”的原因，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写了，却没有写得太明白。或许因为年事已长，“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

但今天看来，这些都像是推托之辞，因为当时的沈从文才54岁，还没有到老眼昏花、无法工作的程度。1956年，沈从文曾经的新文学伙伴们，大都年过五旬，且高居庙堂。其中，茅盾60岁，任文化部长；郑振铎58岁，任文物局长；老舍57岁，任北京文联主席；丁玲52岁，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回忆父亲20世纪50年代写作状况时说：“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免费上了学校，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关系，跟新政府是一头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一些作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小资情调？是否背离党的要求？很多作家不敢写，写不出来。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

老舍根红苗正，与人没有仇怨，而且有来自最高领袖的亲切关怀，春风得意。汪曾祺曾经回忆过一个细节：有一次，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

沈从文没有正面评价过老舍。但，不评价，不等于没态度。多年后，他被年轻学者问到您跟老舍熟不熟？他说：“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再被问到老舍的幽默作品好不好？他回答：“我不太熟悉。”（转引自何大草：《书生剑气沈从文》，原载《文学教育》中旬版，2015年第三期）

相形之下，身处“主旋律”边缘的沈从文，已然成为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他的处境，正如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所写的：

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但是，假如说沈从文的心底没有创作的冲动，也绝非实情，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时代气象，也让他无法保持真正的沉默。1949年，他就在书信里写道：“让我生存来讴歌这个新的时代的秩序，岂不是比促我毁灭为合理？”

但文学创作，依旧是艰难的。从旧时代来的知识分子，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社会主义这个门。有评论家甚至将中国当代文学命名为“国家文学”，即“由国家权利全面支配的文学”，“纳入到国家权利范畴之中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无法对接。即使如茅盾、巴金、老舍这些新文学巨匠，也同样举步维艰，他们后来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博物馆那些具体而细微的工作、古色斑斓的文物，还能让他心有所寄。那颗因无法融入时代、不能再写出从前那样流丽文字而倍感焦虑的心，也一点点平复下来，除了“死心塌地地在博物馆作小螺丝钉”，他已别无他念。他开始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尝试着用《实践论》，指导他“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

沈从文最终选择文物研究，或许深藏着一个不言自明原因：与那些心急火燎地走进新时代的文学创作相比，文物研究相对静态、单纯，尽管同样需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面前的文物，毕竟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物化体现，传承着我们民族数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精神气脉，千百年间，人们的月下歌舞、江边咏唱，都凝聚在上面，我们整个民族蓬勃浩大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全靠它们整合和统一。它们不是一朝一夕间完成的，它们的价值也不是一时一世的，而是深远的、超时代的。那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长河，收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真相，历经颠簸和迂回，却依旧宽厚和坦然。在水边成长的沈从文，更容易体会到它的仁慈与悲悯。

当时的情况是，除了为历朝历代的农民运动和阶级斗争提供物质佐证之外，这些文明的碎片正日趋受到年轻人的冷落。沈从文回忆：“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同样从事文物研究，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而没有去故宫，他没有说。在我看来，以故宫顾问的身份帮助故宫开展文物研究，或许二者（历博与故宫）可以兼得。

四、兴奋与满足

沈从文最终“没有来”，对此，故宫给以了充分尊重，并同意他到陈列部“兼研究员”。我找到此前未见披露的一份故宫博物院档案，可见故宫对此事的谨慎庄重：

我院聘请沈从文先生为织绣专门委员，王世襄为历代专门委员，二人已开始来院工作（沈于3月、王于5月，每星期工作一日）。我部每人每月补贴来往车马费肆拾元（与阎文儒相同），拟由院行政费项下支付，是否有当，

谨呈

院长

批示

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公章）（唐兰印）

1957，6，21

7月11日，吴仲超院长在批示栏里批道：“照准，从来的月份发给。吴仲超。11/7。”

同日，唐兰在拟办栏批道：“因与阎文儒先生同为专门委员，拟同意均补贴车马费40元。唐兰。7，11”。

2012年1月，我在时年89岁的郑珉中先生的办公室，采访了这位曾与沈从文共事的前辈学者。半个多世纪前，却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对沈从文投以景仰的目光。郑珉中先生说：沈先生是大研究员，我是故宫的小职员，对他是仰望的。有什么问题请教他时，他都会一一解答，非常耐心。

当时在故宫博物院织绣组任实习研究员的于善浦先生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时的样子：“那是一个初冬的时节，先生头戴着半旧的皮帽，身着一件黑面皮领的大衣，慈祥的面庞上，戴着一部眼镜，平易近人。”“沈先生常常徒步走故宫内线来织绣所研究组上班，有时也搭乘公共汽车到故宫北门（神武门），再走到办公室。”

于善浦先生还回忆，沈从文曾带着他多次去前门、珠市口一带的估衣铺看织绣品。有一次，在东珠市口的一家店铺里，掌柜拿出一件古旧的刺绣“麻姑献寿”，沈从文让于善浦鉴定，当时于善浦只有24岁，只在故宫看过一些宫廷织绣品，对民间织绣了解甚少，一时不知所措。沈从文微微一笑，对掌柜说：“这是民国年间仿制的‘麻姑献寿’，而且是人工做的‘旧’。”掌柜知道此人眼力不凡，只好承认。这家店铺里还存着许多从故宫流散出去的织绣品，有缂丝、织锦、刺绣，沈从文再次让于善浦鉴定，这一次，于善浦凭借他对宫廷织绣品的熟悉，给出了清晰的回答，沈从文眯着眼，点头不语，掌柜也频频点头，表示他说得八九不离十。

在故宫，沈从文把自己的研究经验传授给眼前这群年轻人，很多年后，他们也都成了学术大家。反过来，故宫丰富的藏品，也刺激了沈从文，让他曾经黯淡的精神光源重新燃亮。“文革”中，有人贴他大字报，他在答复中写：“故宫藏上万种绫罗绸缎，我大抵都经过手，兄弟民族纺织品也以千计，留下了深刻印象。”言语中，依旧难掩满足。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状态：“故宫的珍藏文物，现在可以听任他自由使用。他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了……简直‘像一个刚蒙受上帝恩宠的虔诚教徒一样’的兴奋。”

至于他对“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的担忧，此时都烟消云散了。

五、给唐兰的信

那封沈从文先生未刊书信手稿，故宫博物院档案编号为19630481z，看见纸页上隽秀儒雅的笔迹，我的内心无比温暖，仿佛隔过茫漠的时间，与沈从文默然相对。沈从文把脸沉在时间的暗处，默然不语，他想说的，都写在那份苍黄的纸页上。那是他写给唐兰（时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的一封书信手稿，内容是谈朱家溍先生一篇关于漆器的文章，但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却都是他对那些旧物的小心与珍爱。信的内容如下（□：未能辨识的字）：

力庵先生：

得示并朱先生文案和王魏诸兄意见，文章一再读过，得益正多。有关艺院“漆工艺教材”，系四川沈福文先生编辑，我只是当时读者之一而已。这方面我实在是个外行，说的话恐支蔓无分寸，附纸望斟酌情形，觉得对朱文修改有点益，且有必要修改，再发表，即转致一下。觉得意义不大，且院刊又急于付排，即留下来，且候将来拟作大型图录序言用时，再供朱先生修改参考。

本文中既说是“漫谈”，我同意世襄兄意见，只须能多用点心，多抄改几次，发表时自然更好些。删去些不必要字句，无妨作院刊用。因为当作一般说明性介绍文字，还清楚有条理，且有些见解极正确。若作图录序言，分量似乎轻了点，压不住阵脚。最好能再下点工夫，引用些其他文献和相关形象材料，作作爬梳探讨工作。纵横联系看看，把技法、图案、造形［型］、来龙去脉弄个清楚，至少比日本学人搞得深、透，文字也写得稳妥、扎实一些，送出去比较好。因为故宫元明藏品多，而漆工艺进展又有个历史传统，近十年发现又给人极多有益启发，元明成就并不孤立存在，不仅和以前生产成就有联系，也和同时工艺各部门息息相关，要介绍得恰到好处，有关问题不能不摸摸。比如文中引明人叙述谈唐宋漆事，多不怎么具体，只近于一般鉴别家言，而缺少客观分析，极容易以讹传讹，似是而非。如说唐法之平锦地，宋之金□胎，只据笔录孤证而信其有，不就大量宋人笔记而轻其无，便值得商讨。求序言有分量，有见地，能配合图像，代表国家博物馆对于这一部门研究新的成果，我想除了如世襄兄说的“宜就现有实物作较深刻细致比证分析”，还值得在技法、图案、造形（型）、探源溯流上作点工作，远者不论，至少得从唐代襄州生产影响到全国效法的“库露真”作起。日人有专文，说的不透，大可充实提出种种问题。库露真据六典称有“碎石纹”和“花文”两式，唐诗却称为“玲珑”之至，碎石文或和“斑犀”“豆瓣犀”有关，花文［纹］则绘、嵌、镂、剔及其他尚多。若联系“玲珑”而言，便挖“剔红”，总之和后来发展必不可分。云雕应即“福儿犀”，同属犀皮之一，目前虽尚无唐宋实物足证，但信阳出战国时漆几，已作瓦楞式珍雕剑□如意云。唐则敦煌画二妓女图，有一人捧箧子，恰作此式花纹。宋则一谈茶事书曾引一云雕“盏”托，近年出土实物一艮瓶上作如意云纹。直接间接材料都说明这种作法实源远流长。又宋代除《梦粱录》曾提及临安有“金漆行”、“犀皮行”，得知犀皮漆在当时已为专业生产，花样必不少。还有史书中叙鞍制十余种，和漆器加工进展关系都格外密切，而带制廿余种花纹，和《营造法式》石作部分均提及浮雕中的“别地突起”、“识文隐起”等作法，明《髹饰录》中在漆作法中就有同样名目，决非偶然凑和［合］。所以谈明漆来源不引宋事，说“承先顾后”将不免会落空。又明人称宋宫内作漆用金□胎。但宋代可靠而重要文献之一《大金吊伐录》中提及金人围城，索金□犒军时，宋政府回答，却说宫中金□器物已敛尽，余下只是一些漆器，答有金□胎、宋人岂有反而不知之理？至于图案布置艺术风格等，各仅就漆言漆，许多方面将难得尽解，谈不很透，易成附会。如能就同时宫廷工艺各部门加以综合分析，则无不可，望得到较深一层理解，……在这种比较广泛认识基础上来谈得失，谈发展，自然就有话可说，并且说得斤两相称，对得起这部门遗产，也不至抑扬过实，影响到其他写专题教材和写美术史的提法上辗转致误。因此我想这个文章即当成一般性说明，用到院刊上，能够较细心作些修改充实，还是比草草付刊好。所以不怕琐屑，将个人读后意见另纸录陈，供朱先生参考。只当成“普通读者中，也还有那么细心人，注意到文章中一字一句的轻重分量”，作者或者就不至于以为修改重抄过于费事了。

并□著安

沈从文

九月二十七日

沈从文致唐兰信

1961年，全国大专院校重新编写教材，调集十余位专家参加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漆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史》。这与沈从文在全国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就美术史出版工作发表一份提案有关。

我在故宫博物院所存档案中，找到了1962年1月政协就沈从文的提案给文化部的回复：

文物各单位及美术出版社，今后出版新的图录，宜扩大眼光，从全局出发，特别是应当较多注意对于新的日用工艺品和特种工艺美术生产改进提高有显著帮助方面出发，考虑进一步加以安排。过去十年情形，似略偏重于一般性画册图录，能满足比较少数人爱好，和画家爱好，实无从满足数以十万百万计工人正在从事生产，而且有些还和外销具有密切关系的日用轻工业品美术设计和特种工艺品生产设计改进提高迫切需要（例如能帮助丝绸、陶瓷、漆器、雕玉、竹、木、牙、石、家具，及内销新的日用品搪瓷、玻璃、塑料……等等生产可以观摩取法，具有民族艺术健康活泼的花纹图案资料，编印得却很不够）。但是谈美术教学和生产改进，和万千工作艺师的艺术上的共同提高，却唯有把这些重要参考资料大量送到他们手中，才具有现实意义……

沈从文是在1956年1月10日被增选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的。4月17日，沈从文在致沈云麓信中说：“政协参加后，还常有小会，和人民代表在一起开，如像过去参众两院小会情形，可听到些专家报告，也可听听些书生说自己事情。过去想不到的人都能见到。许多知识分子，似乎还少有人体会得到真正在建设这个国家的，是千百万工农生产努力，并不是旧知识分子。但这些人还是主人翁一般，对工农并不会感到什么爱，也可说至今还缺少了解。……”这意味着沈从文的“政治待遇”已经发生变化。进入故宫，他迎来了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此时的他终于沐到了几缕春风，看到了几丝希望。

真正的春风，来自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沈从文就这样在时代中转身，从革命大学中的被教育、被改造者，又被拉回到联盟中，成为一个平起平坐的阶级兄弟。他并没有被时代彻底遗忘和抛弃。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国家新的形势对于知识分子新要求，正如日昨周、郭诸领导同志报告所说到种种。文史研究也必然有一个总的大计划待实施。”一个月后，他又写道：“我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听到传达周总理关于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和馆中同事，都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心情。”

沈从文的政协提案被采纳后，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作为美术院校编写组的成员，参与了沈福文主编的《中国漆工艺史》的撰写。60年代初，朱家溍先生被调到工艺美术部。吴仲超院长对他说：“故宫藏品中，书画、青铜、陶瓷这三个门类现在都有专人在进行研究工作，藏品中占比重最大的明清工艺美术品，却只有保管而没人进行研究，这是一片空白，我想让你到工艺美术部进行研究工作。”不久，朱家溍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布置了两个前所未有的陈列，一是按照《髹饰录》的系统，布置了一个漆器陈列室，另一个是结合文献材料，布置了一个珐琅器陈列室。

此前，王世襄先生已经披阅十载，于1958年完成了《髹饰录图说》书稿，朱家溍先生说：“邀世襄来参加工作是十分合适的，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不可让他来。”朱家溍先生所说的“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是指1957年，他已被划为“右派”。朱家溍先生坦诚地说，王世襄先生那本未被印行的《髹饰录图说》书稿（王世襄先生自费油印了200本，署名“王畅安”），成为教材的主要参考书，“尤其是明、清实例的描绘，往往整段地录引。教材《后记》没有提到世襄的名字，只笼统地说一句：‘参考了不少近人有关漆器方面的论著，从中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我从故宫博物院档案中找出的两页此前亦未见披露的朱家溍便签，其中一份写道：

去年编全国美术院校教材，沈福文主编（我不考虑参加）漆器史，已将此文的重要论点和材料引入并注明作者和篇名，以希望在书出版之先将此文发表。昨天，文物出版要我审查院刊中一篇关于雕漆的稿子，我问他们院刊稿子是否已发齐，他们说尚未发齐，所以现在将此文送上，打算在本期发表，不知唐老以为如何？

朱家溍

1963年，朱家溍又编写了《雕漆图录》，准备将序文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在该档案中的另一份朱家溍便签写道：这本图录于1960年经唐顾二位先生审阅，关于概况及图片提了宝贵的书面意见。我非常同意这些意见，已于1962年按照所提意见改写改编完毕，现在再度提出请审查修改。

朱家溍唐兰在右侧批道：“请老魏同志看一下并请提出意见。唐兰。”

我找到了王世襄、魏松卿的所提书面意见手稿，沈从文给唐兰的信，应当也是一份对朱家溍此文的专门意见。档案有一张便签：“连沈从文先生所提意见交朱家溍先生”，时间为1963年10月26日。由此可以推断，前引沈从文致唐兰信，时间应为1963年9月27日。

六、工作的庄严

王世襄先生的意见有两页稿纸，主要指出朱家溍先生此文“泛论多而具体分析少”，“如想抓住各时代的特征，似应从具体的比较入手”，魏松卿的书面意见更短，只有从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也提出“没有抓住各代雕漆工艺的艺术风格和技术特点”。唯有沈从文洋洋洒洒，270格的稿纸，足足写了四页半，一千二百余字。尽管开头部分不失客套，但进入具体问题后，就变得“锱铢必较”了，丝毫不顾自己只是一个没有受到过专门的文物教育的业余选手——如他在1956年一份手稿中所写：“只是个凡事一知半解的‘假里手’”，而朱家溍纵然比他小了整整一轮，却出身显赫，家学渊厚。他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高祖朱凤标，在清朝做过吏部、户部、兵部侍郎，体仁阁大学士，进了《清史稿》；曾祖朱其煊，官至山东布政使；祖父朱有基，官至四川按察副使；父亲朱文钧，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古代法书、绘画、碑帖及其他古器物。其本人在抗战结束后正式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1950年，已是故宫博物院陈列组组长。有一次，朱家溍和启功到故宫神武门门口，朱家溍对启功说：“到您家了。”因为启功姓爱新觉罗，启功却笑答：“到您家了。”因为紫禁城建于明朝，而朱姓正是明朝的皇姓。

但沈从文没有去理会这些，而是就事论事，提出诸多“值得商讨”之处，透露出他个性的纯真。他自己也说：“到大都市几十年后，许多方面还像是乡下人，处理现实生活缺少世故和机心。”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沈从文带着他对中国古代服饰、织绣的深刻理解介入文物鉴定，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比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韩滉《五牛图》等，都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看家收藏。然而，对于它们的断代，沈从文都得出了与故宫专家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洛神赋图》并非东晋时代的作品，最早也只在隋唐之间。理由是：

第一，洛神穿的衣服，不是汉晋式样，近北朝时。头上双鬟上耸发髻，史志明确记载，起于东晋末，流行于齐梁，名“飞天紒”。因此，顾恺之不可能未卜先知地画在洛神头上。

第二，男子侍从和驸马二人，头上戴漆纱笼冠，是典型北朝式样，比顾恺之的时代晚上百年才出现。

第三，驸马二人执弹弓前导，应是唐代制度，系贵族车乘出行，用弹弓压迫行人让路。唐制多本于隋，再早就没有发现。因此，这一车乘制度不是晋代的，而是隋唐的。东晋时贵族出行多驾牛车，也没有警卫相随。

第四，双鬟髻只限于妇女使用。图中冯夷击鼓，却把冯夷当成女人，但又着男子鼓吏短装，不伦不类。显然是由不明白双鬟髻用场的后人所做。沈从文分析，从这个不应有的错误来看，此画可能比隋唐更晚，产生于五代以后，因为唐代敦煌壁画里的龙女天女，出现了这种双鬟髻。

第五，两位船夫衣着完全是北朝时北方劳动者的装束，裤管膝部加缚，具有时代特征。这一点，可以从敦煌画和龙门石刻中找到例证，晋代则没有这种式样。

沈从文举出上述证据，证明故宫藏《洛神赋图》只能产生于隋唐，不可能是东晋顾恺之作。

对《韩熙载夜宴图》，沈从文则从器物角度出发，提出如下质疑：

第一，喝酒用的金银持壶注碗，是典型的北宋式，而且是北方所习用的。这种壶下有稜碗着温水，共成一套，当时名“注碗”，从北方出土的瓷器中可以得到印证，而在南方，没有见过。在宋画《文姬归汉图》、胡環《文姬归汉图》以及盗出国外的《文姬归汉图》、宋人绘《洛阳耆英会图》等宋代绘画中，都可以见到相同式样的酒器。

第二，床前有一条案，上置镜台，是典型宋式。下铺大花串枝牡丹锦，时间更晚，必北宋《洛阳花木记》《牡丹谱》等记叙“洛花”盛行时，才会反映到锦缎上。

第三，画中男人多衣绿，这与宋人所说“南唐降官淳化时还一律衣绿”相吻合。而《韩熙载夜宴图》描述的是李煜降宋以前南唐大臣们的淫靡生活，此时是不可能衣绿的。

第四，靠背椅的式样出现也晚。这种椅子因靠背平直展开，如宋代官僚平翅冠帽式样，而被称为“太师椅”，并不是太师才能坐的。如此可以确定，这幅画是北宋时宫廷画家依据传说而绘制的。

类似的质疑，在这封致唐兰的信中再次出现。那个温文尔雅的沈从文消失了，倔强、执拗、不肯妥协的沈从文浮现出来。我没有找到朱家溍先生《雕漆图录》序文的原文，但从沈从文信的内容看，他在漆器工艺、图案、造型、风格、源流等方面提出的意见，旁征博引，以出土实例与文献相参照，不仅展现了他的学术风采，也显示出他治学态度的严谨。

无论与当时炙手可热的当红作家比起来，专心文物的沈从文显得多么弱势，他却始终坚守着内心的底线——在学术问题上，绝不含糊。他个性里的完美主义倾向，在文学之外得到了表达。在他心里，工作永远是一件庄严的事情。据黄永玉回忆，有一次，他为《新观察》杂志刻一幅木刻插图，一个晚上就赶出来，沈从文看见了这幅插图，专门找到他家里，狠狠地批评他：“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在悼文中写道：“……争论曾一度把他赶出文坛，不让他给写进文学史。但他还是默默地做他的工作（分派给他的新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样地做出出色的成绩。我接到从香港寄来的那本关于中国服装史的大书，一方面为老友新的成就感到兴奋，一方面又痛惜自己浪费掉的几十年的光阴。”

表面上，建国后的沈从文躲进旧物堆，采取了一种避世的态度。今天看来，这种看似消极的态度里，却暗含着强烈的进取精神。萧离用“宠辱不惊，守分尽职”八个字来形容他，沈从文自己则将此解释为：“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实的。”还说：“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他通过默默无闻的工作，将现代学术的光芒，重新投射到博物院中。他也像一个孤独的水手，在挣扎与坚持中，体验了生命的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