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程应鏐（1916—1994），字仲武，笔名流金，江西新建人。程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清乾嘉以来出了七位进士，有过“一门三督抚，五里六翰林”的辉煌，程应鏐之太高祖程矞采曾任云南巡抚、湖广总督，其兄程懋采任过安徽、浙江巡抚，其弟程焕采则任过江苏巡抚。至今，仍有不少程氏后裔在文艺界、学术界和科技界享有盛名，而拥有“中国府第文化博物馆”称号，规模浩大的程家老宅汪山土库也仍然矗立乡间。程应鏐是位杰出的史学家、历史教育家，在史学方法，南北朝史、宋史研究等领域均有建树，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即由其创建。同时，程应鏐也是沈从文一生中声气相求、相伴偕行的好友之一，他称沈为“良师”，“50多年来，他引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对待后辈。”[①]1982年，程应鏐赋诗祝沈从文八十寿，“八十年来忧患身，文章中外久铮铮。边城写尽人情美，散记抒多乡土情。揽胜道元传妙笔，临池逸少负时名。瓣香我亦繁霜鬓，祝寿还应喜晚晴。”[②]亦可见他对沈从文的钦敬与欣赏，以及对彼此关系的定位。

一

20世纪30年代初，在南昌心远中学念书的程应鏐阅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最后，被沈从文的《边城》吸引住了。当我还不足十九岁的时候，做一个像《边城》作者那样的作家的念头，便萦绕着梦思。”[③]1936年初，已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的程应鏐加入北方“左联”，与同学组织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因在创办杂志《青年作家》时欲得名作家支持，他们乃推举程应鏐为代表去访沈从文。沈爽快地答应了作杂志的长期撰稿人，按期写些文章。《青年作家》创刊号即登载了沈从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一文，他称赞了这些青年人的办刊行为，许之为必要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邻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无心肝的汉奸的暗中活动，负责当局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借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警告，一种兴奋剂。……虽说每个人一时成就有限，作品未必都可变成预言，读者各有所业，好作品也不容易变成人人经典。但事很明显，就是一个作家一个刊物，在当前却许可它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患的理想。”他也提醒这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作好心理准备，在北平办杂志并持续下去不容易，必须注意方法，“个人私见，以为这刊物的诞生，对支持它的读者若无何等把握，本身力量总还是准备充分一点较好。否则刊物不妨缩小点，免得有头无尾，难以为继。其次属于编辑方面，目标宜于‘团结御侮’为前提，综合在北方多方面有力作家共同来发展它，较有意义。至属于同人写作态度方面，以用严正的方式作有建设性的努力，较容易得到普遍好影响。无意义的属于个人的盲目攻击，咬文嚼字的杂耍，能减少尽量减少。”[④]自此，程、沈两人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程应鏐多次到北平西城沈家与沈从文会面，并结识了尚是文学青年的严文井、田涛等，他们均为《青年作家》供过稿。程应鏐也将己作给沈从文过目请教，沈每次都一字一字的精心修饰，程觉得其认真程度远超自己的国文老师陆侃如。

1937年9月，因日人侵华转徙各地的程应鏐到了汉口，在武汉大学借读，随北大、清华教师撤离的沈从文也住在好友陈西滢、凌淑华珞珈山家中，程曾前去看望。次年9月，程应鏐到昆明入读西南联大历史系，课余向报刊写稿。1939年11月，原本编辑《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凤子去了重庆，沈从文立刻推荐程应鏐去负责编辑工作。沈从文也常去约稿，据程应鏐回忆，“《今日评论》出版时，文艺由他主编。他来树勋巷约稿，我送去一篇在山西八路军中随六八六团夜行军的记事。他精心修改后发表了，后为《大西洋杂志》所载，英文译名即为《夜行》。”[⑤]之后程应鏐将这些或叙写抗战，或怀念故乡的小说、散文收在《一年集》中，该集子经沈从文介绍纳入到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得以刊印。

1945年5、6月间，从军数年后返回昆明任教云南大学的程应鏐又得沈从文邀请编辑《观察报》副刊《新希望》，不料此举却引起了闻一多的反对，“闻一多是不赞成我编这样的副刊的，认为这个副刊是脱离政治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闻一多和沈从文本来是老朋友，这时他对沈从文也很有意见，认为沈从文搞得还是老一套，没有进步。……但是，我却打算调和他与沈从文的关系。我认为他们都是好人。”[⑥]闻一多当时已由书斋学者走上街头成为民主斗士，沈从文却拒绝政治，试图保持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他们有矛盾在所难免。其实沈从文也非常关心时事，关注国家命运，同年3月12日，昆明文化界342人联名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从文就与闻一多一同签了名。9月10日，程应鏐与王逊到沈从文呈贡县龙街镇住地拜访，沈为程书写了诗文条幅。

40年代末，沈从文在北大教书，程应鏐则在上海法政学院、光华大学等处兼课，程多次动了回老家工作的念头，均被沈劝止，认为大城市更适宜工作、生活和发挥才能。

二

1949年后，程应鏐成了沈从文的重点倾诉对象之一，《沈从文全集》共收致/复程应鏐书信41封，又有致/复其妻李宗蕖，其弟程应铨，其内弟李宗津，其女程怡书信数封，从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与沈从文有关的重要史实，如他与程应鏐及其家人的交往；如他建国后的心理嬗变历程，以及生活、工作状态；又如他对建国后文坛、学术界的评价，以及与同事、友人之间的是非恩怨，等等。为了清晰地呈现出沈从文的生活轨迹与精神状态，笔者将采取历时性的梳理方式加以铺敷，同时由于信件数量较多，持续时间长，内容也颇为芜杂，故将选择一些富含文化史、思想史意义的篇章作分析。

1949年8月，沈从文调职历史博物馆，程应鏐同期则掌上海高桥中学。1950年9月，程应鏐在京拜访了沈从文。不久，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沈致信程，提醒他作为中学校长须忘我无私地做事，不辜负历史时代的嘱托。信中透露出更多的还是沈从文与新社会的隔阂，以及转型时代的思想变化与迷茫心态，如他谈到：“在此常常听人说用马列观人则百无一失。这里年青人有一天在当路处打鼓，彼此无节奏的打下去，从不疲倦，旁人不知其对生命意义为何事，彼自己似乎亦从不想想生命如此耗费是否可惜。人实在不易知。我的生命存在或由此而萎悴，都离奇得很。初初来此，即为一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旧社会种种从不妥协，但是一误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马列未必想到！”他重点谈了文艺管理的问题，指出过去学校自有培养作家的路数，“领导者从不以个人身份到处露面，却只将一种完全无私虚心学习的对工作虔敬态度，灌注浸润于少壮实践中，深入深思，各自探寻，逐渐取得进步，再由一个较长的时间来清算，端正作风的即上前，而马马虎虎的只合退后改图。”但这个传统已被打散，“代替而来的，是这里那里总是五七人的露脸，成为政治代表，而一切学生却成为观众听众。”他对建国后的文艺制度抱怀疑态度，肯定这便于帮助作家下厂或到地方采风，但不利于学生和传统接触，广泛地吸收、消化书本知识，故指出“政治上民主集中领导有好处，文学写作如过度使用这个集中，即不免成为名流制，只能点缀政治，不易推进政治。”[⑦]他建议程应鏐为学生多预备些书籍，鼓励一些有潜质，诚实用心的学生多阅读，锻炼叙事能力，即便以后不专事写作，也是意义的。沈从文还提及了将来的创作计划，这时他仍然有很高的创作热情。

1954年7月，程应鏐到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担任历史科主任，后因筹建古文物陈列室，搜集文物作配合教学之用，遂致信向沈从文求助。1956年8月23日，沈从文复函，询问了所需文物的详细单目。此信充分表现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观念，他认为学校无文物，既不好教历史，也不好教文学，因为《诗经》、《楚辞》、乐府诗、词、曲，及《红楼梦》均有大堆名物制度，以书注书是搞不清楚的，自然没法教导学生。他以余冠英释诗中的错误为例说明如果认识不到这点就只能采取类似猜谜的方式作研究。而大学教授以孤立的方法搞文史，甚至称引几句马列词句附和旧材料哄学生，算不上历史科学。因此改变方法实属必要，即研究必须把文献与实物结合起来。他还进一步判定，“谁先理会到把文献结合文物搞问题，谁就有资格说是在用真正新的方法搞历史科学，把文史研究推进一步。”[⑧]程应鏐后来在沈从文帮助下为学校购买了一批珍贵文物，善本碑帖就近二百部，甚至包括钱大昕、林则徐所藏旧拓。同年10月7日，沈从文到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博物馆参观，以了解各地博物馆陈列内容、收藏现状等。11月1日上午，他与程应鏐到虹口公园参观鲁迅墓，下午又去了城隍庙。次日，沈从文在程家吃晚饭、留宿。他曾以童心般的笔调向夫人描述了程家小孩子的神情举止，“家中有四位小朋友，上桌时热闹可想而知！母亲布菜时左顾右盼，得心应手，‘大妹筷子……小妹你……小胖你不能吃了……’虽忙而不乱，比王令诲从容得多。每人半块酸梅糕拈到手后，各自眼睛骨碌骨碌转，‘好酸！’大致还是生平吃到最酸的东西，可是很显然好吃，一会儿小手通伸出来，‘还要一点点’。极小的也必需要再给点点才能解决问题，于是再吃点点，‘好酸’，虽那么说，却都认为好吃。”[⑨]

1957年4月，沈从文再次到上海考察，受程应鏐之邀到师院对管理陈列室的青年工作人员作了具体指导，并将自己所藏的乾隆宫纸，及数种丝织品赠给了学校。7月，程应鏐被打成右派，入改造班劳动学习，与沈从文音问俱断达数年之久。1962年2月，从赣回京时沈从文夫妇在巴金家中住了几天，曾向萧珊询问过程应鏐一家的消息。10月15日，沈从文从王逊处知悉程应鏐的消息及联络方式，即刻修书一封，其中表达了文学上的失意，“最近英文的《中国文学》译出的《边城》，只听说译文还好。又看日译的两种选本，听人说译得也好，选的也好，事实上十分离奇，这好像已和我并无什么关系。……因为目下并家中孩子们，也不知道我写过什么东西，有过什么用，长处何在，且从不认真读读我写的文章。他们能听侯宝林相声，以为有‘高度艺术性’，我写的他们通以为过时了。国内图书馆出借书卡片上，早已没有我那些过时的旧作，我真正是‘卅年前的老作家’，应当为人忘掉，我自己也应当忘掉了。……怎么社会上那么变化进步得快，许许多多充满迷信、虚伪、浅薄、腐俗的戏文小说，还在大量流行，我的老老实实工作，却会这么终于消灭？”[⑩]他还特别为汪曾祺鸣不平，认为老舍不识人，未发现汪的写作特长，致使多年没有作品问世，而其同学朱德熙、李荣早已是教授、研究员了。沈从文觉着是自己拖累了汪曾祺，因为是他建议汪从事写作，而汪在反右时又为他说了一些正面的评语。但让沈从文欣慰的是，汪连续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有大器晚成之象。

1963年，在吴晗、周游的促成下，程应鏐参与了《中国历代史话》的撰写，负责南北朝部分，于次年春完稿。1964年6月，程应鏐将校样寄给沈从文，请他为著作选些图片，沈认为其书“文字有感情又有思想，且简而扼要”，但缺陷也明显，“太像政治史，文化方面没有适当位置，事实上或是受字数限制，不太好安排。如能交代一下文学艺术，自然更全面，不然，似乎也可单独写一本。从史的方式写，你能执笔。（不必循一般文学史、艺术史方法，因为提不出新解释。如结合历史来写，以史为纲，来看文学艺术发展，和彼此的关系，写出来情形会有意思得多。）”[11]他分门别类地向程应鏐推荐了一些古代人物图，又建议程若有时间，不妨自写一套丛书。沈从文对国内的文物研究担忧不已，指出建国后发掘的几百万件东西未被好好利用，应该训练一些年轻博学、消化力强、综合力强的学者作新的史学探讨，既要摆脱史学界研究过于保守的现状，也要改变考古所工作限于写发掘报告的模式，将现有材料广泛地和史志融为一炉才是正道。只有这样，历经多年沉潜后才能写出生动活泼而深刻博厚的新通史。

1965年5月初，程应鏐致信沈从文，谈到了学校里的一些现象，4日，沈复函，从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率领学生掏粪讲起，表示无法理解非得这样做才算思想进步，认为“号召掏粪，实并无坏处，因为对新的年青一代，对劳动态度大有好处，是十分明显的。”但他指出要处理好劳动与学习之间的关系，“许多学‘历史’的人，掏了一年粪后，恐怕还是无望改变他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态度。成千上万的毕业，送到研究院也好，博物馆也好，留在大中学教书也好，若依旧不读书，或读不懂，读不通，却有了个掏粪先进包袱，这就未免完全失去劳动本意，和原来提倡相去千里了。”他又颇为落寞地谈到了与文坛的隔阂，“社会变化大，新旧要求不同，新文学方面，我并作一读者资格也不多了。因为经常看看月刊上的作品就多不懂好坏。而一再受推荐的，也还是看不出它的好处何在。”[12]同年9月，程应鏐参加学校农村学习访问队，在松江城东公社驻扎了四十余天，回校后将在农村的见闻，学校的教学状况告知沈从文，沈对教改发表了看法，“你说的文史系同人多不会写通顺文章，恐不只是一地一校事情，将是全国普遍现象，即历来以善写文章著称的北大文史新教师，也不免如此。这是教学改革的初步果实，一时不易回复，也许今后也不怎么需要。不必杞忧，必须看得十分自然，才符合现实。”[13]他对程应鏐可以教授作文极羡慕，认为如果有机会自己也还能教出几个汪曾祺来。

在1966年前几个月，沈从文与程应鏐书信互通频繁，除了讨论各自的工作、生活之外，还多次提及吴晗《海瑞罢官》，为其遭到日益升温的批判感到焦虑。10月，“文革”爆发，沈、程来往绝少了，查《沈从文全集》，仅见1967年沈从文致李宗蕖书信一封。直到1972年，沈、程才恢复正常的书信交流，在5月份的一封复信中，沈说到了在咸宁干校的生活细节、所见所闻，长沙马王堆考古发现等，其中谈及了为排解郁结创作旧体诗的经历，并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七言若不在格式上达到一定完整，措辞就容易落入俗套，新名辞用上去即有一般失去作用，没有效果，甚至于减低了效果。……所以我才想到用五言叙事法，或可避免七言受的拘束，见新意，真正有情可抒。同时原有散文底子，又对三曹、阮、陶、陈、魏等五言有个轮廓印象，所以易着笔。事实上说则还只是五言散文，诗中不可少的辞藻，起润泽作用。你七言有底，又能熔铸新词于格式中，所以好。有文字也有新境界，是正统的‘境界’，现在一般新诗人可不易领会了。”[14]他继而指出，如臧克家也被称作诗人，正是大家均不懂诗的一种象征。

据程应鏐回忆，1973年他曾陪沈从文访巴金，“在这之前约三年，他还来过一次。只看巴金一人。整整一天，他两人对谈，但没有一句话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这时，巴金楼上还没有启封，我们都坐在楼下走廊。”[15]查阅《沈从文年谱》等著作未见此记录，或有误记。1974年1月25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鏐，谈到以“文图互证”的新方法展开艺术专题研究的主张。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波及到京津地区。8月4日，沈从文一家为了避难到张兆和苏州老家住下。8月中旬，程应鏐致信问候，沈在复函中说到了几家人挤住小房子的窘迫，将来要做的研究，以及工作中遭遇的趣事等。9月21日，沈从文前往上海探望众友人，程应鏐陪他到了施蛰存家。程怡有过回忆：“不久，‘逃难’到苏州亲戚家的沈公公也到上海来看爸爸，我家小小的两间房当时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巴金、王辛笛、许杰先生都来看过沈公公。小舅舅还给许杰先生画像，记得也给沈公公画了一张铅笔画。”她曾陪沈从文到巴金寓所拜访，“当时他（巴金）和沈公公坐在楼下走廊里聊天，完全不像是历经劫难的文人在一起诉苦，而是彼此间莫逆于心的亲切。我回家和爸爸谈起了我的感受，爸爸说：‘君子不忧不惧。’”[16]沈从文在程家逗留了十天，他曾点明这十天是“近十多年中最感亲切的不易忘记的十天”。李宗蕖与女儿张罗着陪沈从文购买了不少物品，以致他乘车离开时携带了大包小包而戏称自己为“走单帮的老头子”。10月19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鏐，并就前些天抓捕的“四人帮”有所评价：“习历史的大致都可以从历史的进展中早就看得出一个规律，即丑角佞幸，即或在任何型社会里，总还有的是种种机会向上爬，成为‘宠幸’和‘弄臣’，赫然不可一世。且因‘投鼠忌器’，听之为所欲为，使人缄口结舌，同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可是这些丑角，却迫不及待的，在为人造陷阱时，预先为自己也作成了更多的陷阱。又自信极深，以为如何如何，即可乘机会做更多的坏事，同时也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但冰山一倒，终不免弄得惊慌失措，自招毁灭。”他呼吁应以此为鉴，“若不能从这种现实的形成，取得一点教育，十分谨慎认真，对于‘城狐社鼠’可作隐蔽保护的根本原因，有所认知，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合理的制约，则到另一时，还难免会出现这种历史性的重复。”更有意义的是，沈从文反思了知识群体自身的原因，他认为一些知识分子“采用儒家中‘礼为尊亲讳，力避犯逆鳞’的心术，和近代政术中的巧佞相结合，用来维持他个人的名位。”[17]与那些真小人相比，这种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持久，鼓励了封建意识的抬头，成了培养坏人的温床。

1977年5月25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鏐，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他谈到了逐渐变坏的身体状况，又批评了那些才二三十岁却深通“世故哲学”的年轻人，“从任何一件小事，也可见到一种‘新的世故’在发展、在传染，看来是比顽癣还附固于不少人的骨里血里或灵魂里起恶性感染，以至于逐渐成为人我关系的主流。影响到明天整个国家命运。什么抽象高尚原则，和这现实一碰头，就不免失去应有光彩。不问老少，凡是要巩固他已得权势和向上爬的打算，首先就是得学会得精通这一种‘世故哲学’。”[18]无疑，这种现象“将影响到社会进展极大，而形成的阻碍，又始终难得清除。而来自外部的压力，或许还将日益增强，不易对付。内外夹击，四个现代化的逐一实现，怕不容易达到预期效果。”[19]可见，沈从文对青年人抱有大希望，期待他们建构起理性的处世哲学，将国家向前推进，改变旧貌。9月，北京出版社计划出版《南北朝史话》，约程应鏐前往定稿，逗留北京时他多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期间，程应鏐为纪念吴晗所赋诗歌“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深得沈从文赞许。

70年代末，国家各项事业重入正轨，一些国内外出版社计划刊印沈从文著作，1979年3月14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鏐，让其在沪帮助寻找旧作。不料沈从文作品的出版受到一些人的阻挠，他倍觉惶恐，更加谨慎小心，如关于文学史地位的衡定，他就一再推辞，这年5月他告知程应鏐，“编《现代作家辞典》，也是在国内许许多多中文系中进行，一件既时髦又有实利工作。你若和师院负责这方面的人相熟，盼为一转达我的希望，能将我的名字取销，感谢之至。千万不要牢费神去抄数十年前孔某人的旧作。”[20]虽然沈从文在各种场合故意贬低自己的旧作，但他对建国后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也很失望，认为花了很多钱，用了种种策略、方法将作品向内向外推销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使用的那些“听指挥”、“善巧佞”、“无个性”、“无特征”的作家又常自我吹嘘，从不自我反省。联想到此，他不免为自己叹惋，“总的说来，即全部付印，至多能在国内起些点缀作用，也不过三几年事，即成陈迹。绝不应抱不现实妄念幻想。得承认现实，我是个真正过了时的人，至多能得认可，算得个从试探中打前站的小兵，已经够好了。”[21]国外出现的“沈从文热”又让他如履薄冰，既忧虑以自己为研究对象的年轻人受到牵累，得不到好出路，也担心抬升己作会损害其他作家的尊严，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给言行增加困难。

在1980年，发生了一件让沈从文心力交瘁的事情，丁玲在该年《诗刊》第3期刊载了《也频与革命》一文，对他予于责骂和嘲讽，其中有这样的叙述：

四五个月前，有人送了《记丁玲》这样一本书给我，并且对这部书的内容提出许多疑问。最近我翻看了一下，原来这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是在1933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了之后，1933年写成、1934年在上海滩上印刷发售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编撰。

……

类似这些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丁玲甚至用了“胆小鬼”、“市侩”等伤人至深的字眼，“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是无法理解他的。这种人的面孔、内心，我们在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中见过不少，是不足为奇的。”[22]

70年代以来，《记丁玲》在海外多次重版，研究者常引证此书，或依据其内容询问丁玲，令她不胜其扰，担心此书毁坏自己的声誉，故有此辩解。其实，沈从文一直将丁玲视为重要的朋友，对她心怀感激。新政权建立后，两人也有不错的交往，虽然丁玲态度倨傲，沈从文有些卑躬屈膝，但并未爆发矛盾，沈还肯定了与丁玲的数次交谈让他受益良多，在1962年10月15日给程应鏐的信中说过：“十多年来我得到一个朋友（丁玲）的帮助极大，即‘凡有利于党、国的事，尽可能多做；不利的，尽可能不做。’我当时情绪混杂，头脑一团纷乱，却老记住这两句话，作下去，学下去，只除了‘阿谀’学不来，别的凡是在工作上应学应作的全尽了力。”[23]丁玲的反戈一击让沈从文异常震惊，他跟程应鏐谈到了与丁玲的恩怨：

内中最惊人之笔，大致数“大女作家”一文。真如鲁迅说的“不意熟人从背后来一刀”，真是显得绝顶聪敏，不愧为“玲珑九窍心”！这廿年她受的委屈，来自何方，出于何事，十分容易明白。她倒从不敢对真正对手轻轻哼一声，只想另出花样，自己“树碑立传”，用我来“开刀祭旗”。满以为在外国人来时把我一骂倒，且知道我一定不会和她一般见识，来和她争是非，她即可取得全面胜利，稳坐“第一把交椅”。……也亏她竟想得出我是个典型市侩，市侩含义应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只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却不想到这么一来，她能达到什么，即或“贵人多忘事”，也不想想一出了困难，别的方面通通无从为力时，却反而来依赖我这个“市侩”！以至于到迫不得已，必须冒险把孩子送返湖南时，既找不着什么真正“侠客”帮忙，却又要利用我这个“市侩”来担当其事。天下那有这种绝顶聪敏人，能在历史上“坐第一把交椅”道理？因事近突然袭击，教书的熟人中，觉得难于理解。

此事对沈从文影响极深，直至1983年1月7日给程应鏐的信中他还说到：“间或看到什么人在写‘我’，即不免转增惊惧，因为最易得罪‘权要’，特别是‘老熟人’中自以为应坐文坛第一把交椅的什么，其实改业就为的是‘避嫌让路’，且极希望一切什么史，什么词典，什么传上都不有我姓名出现，也从来不自以为是什么‘作家’，在国内如此，到国外，也不自以为是什么‘作家’。但是还有人放不过，不放心，似乎我一出现，他或她的‘第一交椅’即坐不稳。天下哪会有这种事情？也就真是奇怪哉！”[24]朋友反目给沈从文造成了很大的心灵伤害，原就谨言慎行的他尽量避开老熟人，也尽可能少参与文坛活动。

1981年春，程应鏐在杭州游玩时念及沈从文，成诗“松柏经寒质益坚，何妨桃李与争妍。天教春色浓如许，独对松阴意惘然。旧学商量传绝绪，新知解道沃心田。明年湖上花开日，期与先生并榻眠。”[25]同年12月，程应鏐在京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定稿，前往沈家拜访。1983年3月19日，沈从文致信程应鏐，其中有一段近乎盖棺定论的自评，“这三十年从某方面说，近于吃白饭度过，许多政治名辞都缺少基本了解，也记不住。从另一方面说来，为各方面尽义务打杂了整三十年！也并不算生命白费。只可惜社会总还在磨磨蹭蹭中，无从将所学好好用到工作中取得应有进展，若如此死去，未免感到深深遗憾！”[26]这也是《沈从文全集》中收录的最后一封与程氏的信件。

1984年底，沈从文大病一场，住院近三个月，程应鏐专程前往探望。次年12月，至京参加“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纪念聚会的程应鏐一下飞机即去了沈家。南归前一日，又去探望。但程应鏐自1987年9月因病住院，久卧病榻，再未入京，此次会面竟成永诀。

沈从文对程应鏐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人格上的熏陶，也有学术研究方向的引导，程曾言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兴趣即源自沈氏，“30年代末，沈从文先生说要为孙中山作传，就心向往之。他的自传和记丁玲，曾使我读之不忍释手。”[27]

沈从文与程应铨结识于40年代，亦是良友。当沈从文在40年代末遭批判而倍觉郁闷时，程应铨托人送上食物，并请沈到清华大学与友人同聚、散心。1958年，程应铨被划作“右派”，妻子林洙与其离婚，又嫁给了梁思成，而程曾是梁思成的助手，仍在清华教学，处境甚是尴尬。这也让沈从文不知所措，毕竟他与梁思成、程应铨乃是好友。但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认为林洙与梁思成结婚源于脆弱，这点脆弱正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男子对于女子的不公正压力的影响，不应过多的谴责与埋怨。沈从文总关心着程应铨，曾在1962年10月15日致程应鏐的信中问到，“听说应铨离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爱人已和我们熟悉一个最熟的人结了婚。他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情形怎么样？如还在京，告他什么时候来我家谈谈如何？”[28]沈从文多次让程应鏐劝弟弟来找自己聊聊，程应铨也确实常来找他，如1966年5月7日他告知程应鏐，“应铨来谈谈，他精神似很好。新的教学法有了较大改变，凡是从实际出发，因此取得经验知识都是崭新的，大不同于过去。他除工作以外凡事兴致很好，这是极难得的一点，所谓‘青春气’！有些年在卅来岁的还赶不上的。”[29]沈、程双方亦有书信往来，1967年12月，沈从文复函程应铨，痛惜工作成果被毁了，或许要第三次改业，“我初步倒想到，若能作个勤杂工，专门打扫机关五六个茅房，不再用脑子，或许可望少出点差错，而在新任务上，也一定会十分认真干下去，不会感到丝毫情绪抵触的。”[30]1968年12月，程应铨自杀，不知情的沈从文还致信清华熟人打探其情况。多年后，他才得到消息，痛心不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也与程应铨的子女保持着来往。

通过对沈从文与程应鏐及其家人关系的梳理，大体刻绘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嬗变和心灵的激荡，即便处境艰难，他们仍深爱这个国家，不弃绝服务人民的念头，这是值得我们承续、赓扬的宝贵精神遗产。

注释：

[①]程应鏐《永恒的怀念》，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流金集·诗文编》，第257页。

[②]《一月十日得从文先生书信并手写汪曾祺祝其八十寿诗，知寿辰已过，然犹激动不已，敬成一律遥寄为寿》，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流金集·诗文编》，第325页。

[③]《程应鏐自述》，《程应鏐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1页。

[④]《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2页。

[⑤]程应鏐《树勋巷五号》，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流金集·诗文编》，第268页。

[⑥]《程应鏐事迹诗文编年》，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流金集·诗文编》，第346页。

[⑦]《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⑧]《复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页。

[⑨]《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⑩]《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244页。

[11]《复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12]《复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455页。

[13]《复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490页。

[14]《复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19页。

[15]《程应鏐事迹诗文编年》，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流金集·诗文编》，第357页。

[16]程怡《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书城》2004年第8期。

[17]《致程应鏐、李宗蕖等——给程流金一家》，《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四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6—517页。

[18]《致程应鏐、李宗蕖等》，《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

[19]《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20]《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21]《致程应鏐、李宗蕖》，《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41页。

[22]丁玲《也频与革命》，《诗刊》1980年第3期。

[23]《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246页。

[24]《致程应鏐、李宗蕖》，《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25]《西湖孤山寺旧址独坐怀从文先生》，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流金集·诗文编》，第324页。

[26]《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493页。

[27]《程应鏐自述》，《程应鏐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6页。

[28]《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247页。

[29]《致程应鏐》，《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0]《致程应铨》，《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