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1933年顾颉刚以燕京大学为背景投入通俗文艺运动，之后成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办各种刊物，运用鼓词等文艺形式将现代思想灌输给民众。顾颉刚提倡“旧瓶装新酒”的文艺策略，这种理论倡导存在一定弊端，即旧形式与新内容难以有机融合。为了将通俗文艺作品达于大众之手，顾颉刚耗费精力从事销售、发行。这项志业做得十分艰难，既要与老牌旧书店合作，也要与新式书店合作进一步扩大影响，同时还要注意民众的精神需求。顾颉刚的通俗文艺实践是“五四”新文化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读书人激励民气，培养民众现代国民意识的表现。

关键词：顾颉刚；新文化运动；民众；通俗文艺；发行

顾颉刚投心力于通俗文艺活动，以北平时期论，主要集中在1931—1937年之间，此时他任教于燕京大学。尤其“九·一八”以后，燕大一些为爱国情绪所刺激的师生成立“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学生抗日会”，顾颉刚参与其中，并任燕大教职员抗日会宣传组干事。1933年1月28日，顾与吴世昌、郭绍虞商议，拟在燕大国文系添设“通俗文学习作”一课。“不但编教科书，且作唱本，戏剧，小说，大鼓书，真作民间宣传。绍虞允之，不知校务会议能通过否？”顾的重心放在唱本、鼓词的鼓吹与制作上。他认为大学完全可以为抗日救亡做一些力所当为的事情，例如燕大国文系可以编民众读物，史学系可以编中国民族史，外国文系可以作国外宣传，教育系可深入民间，音乐系则可以做国耻的乐曲。法学院可以规划将来的大计，理学院可利用物质进行抵抗。

为了整合力量，产生集众效应，顾颉刚等人成立了“三户书社”，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后觉其名字不能仅以抗日自限， 于1933年10月改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不隶属抗日会，成为独立机构，以北平为主要活动区域。发展到1936年8月时，又将社址由燕京大学搬至北平城内观音堂。是时，顾为社长，徐炳昶为副社长，王守真为总编辑，李一非为总务主任，日常工作由王守真主持。之后一年，编刊社规模进一步扩大，社员增至四十人，成绩也不俗，每周内准编出八种读物，一版由五万册增至十万册。编刊社的工作主要分两部分，一为编刊，一为训练。顾的目的很明确，“欲以通俗文学稍尽唤起民众之责任”。责任有四：一是唤起民族的意识；二是鼓励抵抗的精神；三是激发向上的意志；四是灌输现代常识。这些目标在顾颉刚起草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章程”中也有体现：

本社同人深鉴于通俗读物之缺乏，民众知识界意识之隔绝，以致国家民族毫无团结，有事时无以收如臂使指之效，为欲勉尽其救国之职责，故发起本社，专力从事于通俗教育，务求随顺民众思想之方式，因势利导，给予必需之精神的食料。

因此，编刊社着手工作的项目暂定为五种：

（一）唱本（包括大鼓词、摊簧、小调等），

（二）剧本（包括旧戏、新戏、小戏），

（三）小说（包括章回小说、弹词等），

（四）连环图画，

（五）画片。

这份章程在后来的实践中又有修正与完善，最主要是对各类文体有更细致的要求，据“通俗读物编刊社征稿简则”的说明：“1、通俗浅显之长短篇论著。2、章回体小说（每册以十万字左右为准）。3、弹词，旧剧，故事（每册以四千字左右为准）。4、连环图画（每册以四十开本二百幅为准）。5、彩色故事画（以四开幅为准）。6、民间故事，俗曲，歌谣，谚语，谐语之采集与整理。7、各地通俗读物的种类，内容，分布及影响的调查报告。”编刊社的目的是欲以旧形式传达新思想，也就是顾颉刚所说，“倘使要我做会中的工作，我就要创作一些通俗读物，大量印刷，分散到民间去”。顾颉刚所说的“通俗读物”，后来实际发挥较大作用的便是鼓词。

一、采用鼓词的简与繁

1933年春，顾颉刚等人以“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名义发布征求抗日鼓词的启事，其词如下：

本会尚拟继续征求关于抗日之民众读物，不论鼓词，剧本，小说图画均所欢迎，所写之故事，如明代倭寇，中日甲午之战，二十一条及台湾，朝鲜，琉球，亡国后之惨状均可，惟请作者着力于结构及描写，勿多发议论，文笔力求通俗，少用新名词，是为至要，其对于前方接接之任务，后方救护之工作及防毒之常识等等，如以极通俗明畅之文笔写出，亦所乐受，此启。

核心原则就是无论采取何种写作策略以能让民众最迅速接受为最佳。为征稿他们还先拟了诸如《傀儡皇帝坐龙庭》《胡阿毛开车入黄浦》《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等题目以为示范。结果两个月中收到六七十本稿子，评定第一名《杜泉死守杜家峪》，第二名《翠红姑娘殉难记》，第三名以下有新剧本《淞沪战》，有牌子曲《哭朝鲜》，有弹词体《义军女将姚瑞芳》。以署名“三户”的鼓词《翠红姑娘殉难记》来说，该篇写沈阳城中普通的三口之家，分别为王老头、王老太以及他们的女儿王翠红。翠红貌美，“芳年十八正新春，美貌如花太可人，杨柳腰肢桃花面，体态轻盈百媚生”，这种熟滑的描写无疑是随顺民众习惯的。故事很简单，某一天几个日本兵闯入家中，欲搜刮银钱并垂涎王翠红的美色。在此情况下，作者用王老太和王老头的软弱衬托王翠红的刚毅不屈，她严厉斥责日本兵的无耻要求，显得大义凛然，亦显出日本兵的阴险狠毒。作者最后总结：“奉劝中华大国民，九一八这场国耻实非轻。现在东四省还在他们手，假仁假义扶满清，当时那种横行事，死的人民千万群。王家不过一个例，看了动魄又惊心；如果中国完全给了他，我们何处可安身？现在他们又在打中国，我们应好好尽力保平津，千万不要受着他们的收买，要知人穷志不穷。王家姑娘多贞烈，千秋万世享高名。”作者在鼓词中故意模糊“王老头”“王老太”的具体姓名，以普遍多数之众凸显独异个体之“王翠红”，作者想告诉民众，王翠红这样的人还太少，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大国民”风范，告诫大众别做王老太、王老头这样的“小国民”。为了吸引普通民众注意，主人公王翠红的取名用“红”和“翠”，暗合民众喜欢大红大绿的习惯。顾说为了传播这样的鼓词作品，便竭力模仿地摊上的小书，封面用民众喜欢接受的红绿套印，这样显得喜庆，还在里面插入戏装照片。由于包装考虑周到，同时切合时事，销行很广。

实际说来，旧文艺形式很多，远不止编刊社所列举的五类。粗分有章回小说、平书、鼓书、唱曲、旧剧、小调、歌谣、相声、双簧、拉洋片、连环画、图画。其中鼓书又可分京音大鼓、奉天大鼓、乐亭大鼓、河间大鼓、梨花大鼓、梅花大鼓、二簧大鼓、快书、八角鼓、子弟书等。唱曲有北方之落子，南方之弹词，苏申之滩簧，陕西之文艺，河南之坠子，四川之金钱板，两湖之花鼓，江湖之道情，数来宝。这些形式多是“告白文学”，用说唱来表情达意。若从民众读物新旧来分类，亦可分旧式读物与新式读物两类。旧式读物依其内容有神怪如《五行阵》，武功如《杨文广征西》，言情如《九美夺夫》，武侠如《七剑十三侠》，武侠兼奇案如《包公案》；以形式分，有宝卷、唱本、小说、滩簧、剧本、鼓词、图画故事、山歌、儿歌、杂歌等。新式民众读物与旧式读物的不同之处在于讲科学常识、公民常识。无论从哪个角度分类，旧文艺形式都非常丰富。对于顾颉刚而言，想借鉴的民间文艺形式其实有很多，可是从顾颉刚的想法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策略看，他们借鉴最多的还是鼓词这种形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从鼓词本身来讲，如果仅只是针对北平一地而言，鼓词是民间最流行的曲艺形式之一。作为一种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民众娱乐方式，鼓词十分契合民众的精神需要。根据赵景深的研究，大鼓这种艺术形式一般有唱无白，句法近于诗，以七言为主，可以随意加衬字，因而有七字、八字、九字甚至十字以上，用韵很宽。大鼓叙述讲究经济时效，忌拖沓不清，开端一般从远处说起，结尾常见两种方式，一种是喜庆的话，譬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还有一种则以“这就是……到后来”作结，类似小说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模式。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鼓词内容大多取材传统章回小说。1925年顾颉刚在北平书场听到的不过是《草船借箭》《单刀赴会》《蓝桥会》《宝玉探病》，“没有什么新材料，也没有什么新意味，唱的人是唱的疲了，听的人也听的烂了”，“世界如此的剧变，他们却永远只能得到十八世纪以上的智识”。赵景深也对此进行过一番调查，当时说书人一般不能创作，说的内容多为“三国”“水浒”故事，久而久之，民众也听得厌烦，满足不了他们需求。若干年后，情况依然没有变化。赵景深曾记录北平书场1934年3月25日到4月16日二十天的大鼓名目，以白云鹏、方红宝、金玉芳、李兰芬、何艳樵、韩筱兰、韩筱香七位说书人言，大家能唱的只是二十种，分别是：《战长沙》《长坂坡》《古城会》《群英会》《华容道》《截江》《借箭》《白帝城》《大西厢》《听琴》《闹江州》《活捉》《坐楼》《别母乱箭》《取荥阳》《南阳关》《马前失蹄》《刺汤》《游武庙》《百山图》。书场分为日夜两场，最能唱的白云鹏二十天内《战长沙》表演了四次，“可见他们所能唱的大鼓不过如此”。在《文明大鼓书词》中所余的大鼓书分类中，说历史35种，写实31种，从内容看大部分偏于老旧。这些鼓词所涉及的一些文字与典故民众不一定明白，但因为时间的累积，人物形象早已脸谱化、平面化，民众依然耳熟能详。因为普通民众进书场听书，要的是一种放松与愉悦，意义的把握还在其次，主要是一种感觉和氛围的捕捉。他们在抑扬顿挫、疾徐交织的情节中回到过去，进而忘掉生活的疲累，发挥想象的空间，得到精神的享受，足矣。就如周作人讲，民众喜欢《十八摸》，喜欢的恐怕是“嗳嗳吓”的声调而不是肉体的赞美。这个简单的比方言中了民众的心理预期与需求。传统鼓词恰好能满足这种需求。

然而这种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包裹的却是顾颉刚认为相当有害的内容。民众普遍还是在“真命天子登极”“黑虎星下凡”“文曲星降世”“大清皇上万万岁”“二八佳人小金莲”里面徘徊。顾说现今的通俗艺术正在空虚状态之下，“旧的既经破产，新的尚未发生”，应该给鼓书一种新生命，“现在若能给与唱书的一种新生命，这种新生命是民众文艺作家用了新材料来激起听众的新兴味的，那么便未始不可使这种已经堕落的大鼓书回复他的艺术上的地位，而给与民众以正当的（含有教育性的）娱乐了”。民众娱乐的目的是永远存在的，新文学不去占领，旧文学自然就充斥书摊。顾之所以看重鼓词，因大鼓词本是“一朵野生的鲜花，是最朴实最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学”，如果知识分子祛除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滥调与套语，它现在有而且应该有挤上文坛的需要，鼓词因此将会成为一种“切合民众的前进文学”。

顾颉刚如此强调鼓词的作用还与清末民初，民气蓬蓬勃勃，传统曲艺形式显示出巨大力量的情形有关。当时“上海有刘艺舟、潘月樵，北方有王钟声、汪笑侬，慷慨的悲歌，淋漓的演说，常使观众为之泣下”，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的意思是无论戏曲也好，鼓词也罢，同为“民众的知识的宝库，兴趣的源泉”，因为鼓词这种文体与下层民众有近乎天然的联系。顾既亲身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又不忍看到里面蕴藏的毒气，那些“因果报应，神仙鬼怪，封建意识，诲淫诲盗等毫无价值，阻碍社会进化，违反科学精神的东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叫我们的国民如何能适合于现代的生活？他们未尝没有民族思想，但在他们的民族思想之下只能做出义和团式的工作，这是何等的可怕！他们不想自己惕厉，做一个完全的人，有用的人，只希望有一个真命天子出来，许多神灵转世的将相降生，把世界布置得好好的，让他们去享受，这又是何等的可耻！”顾想净化这些鬼气，“让大家看一看真正民众文学的势力”。，在新文学作品隔绝的地方，一首歌谣、一件故事仿佛像有腿一样，“天涯海角挡不住它的行踪”。

二、鼓词等艺术形式的改良与试验：“骗他们上当”与“移根换骨”

职是之故，就有对传统鼓词进行改良的必要。新式鼓词的改作，须在词藻、篇章结构、韵脚、字句、取材上特别注意。例如署名“野民”创作的《国难十二月》鼓词：

光阴如水去无边，

一年过去又一年。

二十五年转眼过，

二十六年来到前。

我有心要向诸位把新年贺，

最可叹只有悲痛没有喜欢。

打开了一年的账本算一算，

那一笔不是惊心动魄血涟涟？

这一年敌人的侵略更加紧，

这一年我们的国运更艰难，

这一年汉奸的卖国更进一步，

这一年民众的痛苦更空前。

有些人为了救国把监牢坐，

有些人为了杀敌把性命捐，

有些人荒淫无度醉生梦死，

有些人热血沸腾怒发冲冠。

这才是国家多故民遭难，

鲜红血染遍了大好河山。

若要问二十五年详细经过，

且听我一月一月讲周全：

一月里来是新年，

学生请愿闹得欢，

请愿不为别的事，

为得是保卫华北挽回利权。

二十四年十二九，

北平学生挺身当前，

一二一六接着又干，

引起了全国同情遍北南，

一直闹到一月里，

救国运动仍像火一般，

士农工商都觉悟，

杀敌救国喊声连。

紧接着又把那一二八纪念，

开会讲演闹翻了天：

这个说要想救国只有抗战，

……

不难看出鼓词这种文体适于叙述有头有尾的故事，一定要押韵，但韵脚又不能太复杂，也不能让音乐性完全盖过叙述，这样才有兴味。鼓词要吸引听众，就不能平板，要有波澜和起伏，能够牵引听众的神经进入说书者彀中，最重要是感染力，能打动人。“总之，鼓词要有曲折，有起伏有紧张处，使演唱的人为鼓词左右，激昂处他便大声疾呼，悲痛处他便声泪俱下，这才免掉唱的人无精打采，听的人索然无味。”顾在1921年的读书笔记中写道，好的鼓词要有文学家的功夫，将感人的力量恰当传递出来至为重要：

三日之间，两听梨花大鼓，李大玉引人兴味可知矣。前听其《长生殿》，情词凄婉，自属动听。昨去乃是《三顾茅庐》，疑其必不能出色，及唱至徐庶别刘一节，描写徐庶之不忍别而别，刘备之不忍舍而舍，感情深切，依然使人为之回肠荡气。可见李大玉在书场得大名为不虚，更可见凡在剧场、书场得名者，不但声调可听，亦必善于表情，能为古人设身处地说话，将古人心思表襮出来。此固是名伶名妓的技艺，实在亦是文学家的功夫，使彼辈能有文学家之境遇，我信其必有极好的文学作品可见；惜此中之埋没人才，不知几许矣！昔见小香水，今见李大玉，皆不胜惋惜：吾非必欲以其文学天才表现于文字而后快，特惜此等声音笑貌不能供后来人之赏鉴耳。

“声调可听，亦必善于表情”对于新式鼓词的制作也十分重要。以顾颉刚个人口味论，他相当重视鼓词艺术性、表演性的有机结合，小香水、李大玉是他心中的完美典范。不过这样的典型并不多，他感叹还是要留给“文学家”来作。这种理想的创作范式无论对于民间艺人还是编刊社的同人，李说真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上引的《国难十二月》模仿《孟姜女十二月花名》逐月逐月讲述时事，这是套用旧式结构，并非月月都如此整齐，只是为叙述方便的讨巧之举。这个例子说明编刊社创作鼓词的一般特点，必须要营造直面观众的感觉，让听众或观众有代入感，起首采取的抒情与排比都是为让观众进入情境。然而问题也十分明显，大量的叙述时事，大量政治名词的进入，导致鼓词篇幅很长，不易控制。新作的鼓词要是调和不好时势与旧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产生“观手持哀杖跳华尔兹舞的不舒适的感觉”。

为了不至于产生如此滑稽的感觉，更重要是实现传统鼓词的现代转型，顾颉刚和编刊社同人对鼓词以及其他旧形式改良的核心原则是“旧瓶装新酒”。所谓“新酒”就是灌注各种现代意识，具体是将旧形式中的封建意识换成民族意识，命定论的人生观换成革命的人生观，旧形式中定型不变的人物换成自立发展的人物，无视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用群众力量来代替，报应循环的思想换成科学的因果关系，靡靡之音换成合乎故事情节的唱曲，大团圆结局与不团圆的结局都有保留的必要。这“新酒”必须使民众看见“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看见问题发生的根源与解决的方法，看见自己的过去与未来，看见自己的要求与实现要求的手段”，更要使普通民众感觉到，“创作中的知识就是解除外敌压迫的武器。要使他们觉到创作中的主人翁，就是他们一群中最能干而最钦佩的代表者”。一言以蔽之，创作必须与底层民众息息相关。

至于“旧瓶”与“新酒”如何融合，顾有个形象的表述就是用“骗他们上当”的方法来教育他们，所谓“骗”是采取孔子循循然善诱人之法，只是如何“骗”得民众不知不觉入彀才是本领。为此顾提出“使旧酒醇化”的说法，去掉杂质，辅以活水。他之所以在不同场合强调“旧瓶装新酒”的法则是从编刊社的实际销售发行经验与创作实践得来的。具体来讲，顾颉刚对民众的启蒙实际秉持两步走的思路，他明白民众根本看不懂文章和杂志上大文豪们写的普罗文学，知道他们所能了解的无非就是大鼓、俗曲这一类东西，先让其看这些稍作改良的读物，等民众智识水平提高后，“逐渐把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界限抹掉”，好比先让民众读童话和寓言，之后再让其读《红楼》、《水浒》、柏拉图。顾的这种策略被他的学生李素英看成是“从文艺上深入民间的大道”，她称之为“移根换骨”。顾所追求的是通俗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他们的通俗并非是卑俗或庸劣，不是曲媚、谄附大众，而是要做大众的诤臣，给大众一根拐杖让他慢慢前行，不要回转老路，再堕入毒气中去。

编刊社其他同人也秉持这种思路。王日蔚在《论大鼓词并非旧瓶》说，鼓词这种文体在使用过程中自然有“利用”的意思，“我们自己也不承认这些民众所熟悉的旧文体如章回小说，鼓词小调是正牌的前进的，只是因为已经为一般人所熟悉，暂时利用一下罢了”。但他接着强调实践中的鼓词并非“旧瓶”，“由我们工作的经验，由事实的客观教训，使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的见解，即旧瓶的鼓词并不是旧瓶，它在文学中确属前进的文体，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光大，不应存暂时利用的心理，鸟尽弓藏，听它自然消灭”。鼓词“对民众宣传救亡理论这种形式非常必要”。顾颉刚们强调运用而不是利用，因为利用有临时应急之意，而运用“是要克服或扬弃对象的一种科学的方法”，这不是脱下一件衣服再换一件那样简单，而是在态度、经验、效果方面检验得来的理论总结。向林冰强调：“我们根本的确认健全的大众化，是通俗化；合理的通俗化，是大众化的。”通俗化与大众化二者不可或缺，通俗必须要能大众，要大众必须以通俗为前提。他拈出的健全、合理的目标是编刊社同人一直奋斗的目标。可在实际操作中，编刊社存有不足，他总结为对于运用多样性、地方性旧形式的准备不足。在对旧形式的运用上，还缺乏法则性的把握，技术上千篇一律，给人疲倦单调的感觉。向林冰以为《大战平型关》《好洋鬼子大战天津卫》则摆脱了这样一种低级阶段，进到“宣传性与文艺性合一的境地”，但向林冰指出这是博得社会好评的代表作品，毕竟不多。换句话讲，抗战鼓词多少存在宣传性与文艺性割裂的毛病。向林冰最后一点是戳到点子上了，为什么当时的抗日鼓词今天保存下来的不多，一来因为其本身时效性，功利目的显著，读者随看随扔；二来，鼓词被当做一种抗战工具使用，它本身的文艺性与趣味娱乐性无暇顾及或者说很难达到二者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味道太弱了，这是运用鼓词这种时间累积性文体的难以调和的痼疾。

虽然顾颉刚认为鼓词有挤进新文学的必要，但这只是运用鼓词之先的理论说辞，待真正实际运用，则明白其中的难做非可为外人道也。虽然顾颉刚们的鼓词实践还不至于让人产生前文所说“手持哭丧棒跳华尔兹”的极端不协调感，但确实让人感觉有仿佛一个清清爽爽的年轻人穿着一件黏黏糊糊湿乎乎长衫的不自在感。深谙民间文艺创作甘苦的老舍认为，鼓词的创作既要避免深入深出，也要警惕浅入浅出，“深入深出者病在看不起白话，浅入浅出者坏在知道白话的可贵，而没有下工夫用白话作成精美的白话文艺”。要让民众听得懂，有趣味，还要灌输常识，觉得不隔，要是不与民众打成一片，加之作者本身对民间文艺没有自小的熏习，恐怕达不到这种境地。这就是老舍为什么说，“以我的经验来说：写小说一天可以写一千字，而写鼓词一千字就至少需要一星期。写鼓词不能粗制滥造，写的是韵文，究竟那一个字响亮不响亮，现成不现成，都要仔细地想一想，语言有一个定例，就是如果上边顺，下边自然就容易明白”。老舍后来放弃“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模式是深切觉得找不到调和的有效门径。要运用而不是利用旧形式，必须学习旧有的套数，不管是鼓词还是旧剧，否则“大海茫茫，无从落笔”，然后：

你须斟酌着旧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份。你须把它写得像个样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别迷陷在里面。你须把新的成份逐渐添进去，而使新旧调谐，无论从字汇上，还是技巧上，都不显出挂着辫子而戴大礼帽的蠢样子。为了抗战，你须教训，为了文艺，你须要美好。可是，在这里，你须用别人定好了的形式与语言去教训，去设法使之美好。你越研究，你越觉得有趣；那些别人规定的形式，用的语言，是那么精巧生动，恰好足以支持它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你自己一用这形式，这语言，你就感觉到喘不出气来。你若不割解开它，从新配置，你便丢失了你自己；你若剖析了它，而自出心裁的把它整理好，啊，你根本就没法收拾它了！新的是新的，旧的是旧的，妥协就是投降！因此，在试了不少篇鼓词之类的东西以后，我把它们放弃了。

这大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顾颉刚与编刊社同人对鼓词的运用大体可视为一种戴着镣铐舞蹈，既要舞得像模像样，更要于读者有所进益。从中可体会试作鼓词的不易。但顾本人对创作鼓词毕竟不大精通，更没有多少实际创作的经验，可说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很明显的例子是很少看到顾颉刚本人创作的鼓词作品，登载于《民众周报》的新鼓词《武训》《大刀王五》也是他人代笔。

三、通俗读物的发行现状

顾颉刚编印的通俗读物，即便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要是到不了民众手中，也是白费功夫，否则“我们尽管一种一种的出，但民众未必一种一种的买”。如何将印在纸上的文艺作品传递到民众手中，发行与销售就非同小可。通俗读物编刊社起初的发行不尽如人意，“那时的推行上，强半都是赠送，前后耗资六七千元，依然谈不上深入民众，谈不到普及乡镇”。顾曾累次到在北平小书的汇聚批发地打磨场与各唱本铺接洽，商谈是否可以代售，然因他们各有自出的书，不欢迎代售，即便愿意，却条件过苛，无法满足。然而“我辈希望推广，必不可无一销售之机关”，于是顾委托耿长来于1933年暑假期间在打磨场220号觅一房子，创办金利书庄。取名“金利”，借其市井气味十足，可以鱼目混珠，另外还有三层意思，据朱自清日记记载:“1.金属西，中国在日本西，谓中国利也；2.二人同心其利断金；3.《左传》‘磨砺以须’之意。”书庄的先期开办费226.45元，七八两月经常费81.8元都由顾颉刚先行支付，书庄运营成本年约700元左右。开办之初，售书所得不多不够维持，顾的想法是“不如将所收售价，悉令缴还，而所需费用，另行筹付。窃意去年抗日会扣薪，我辈均在十元上下，今虽不扣，亦可随愿乐助。如能集合六人，每人月出十元，则此铺经常费可以无虑”。如果金利书庄顺利进行，“则三户书社之基础便可站定，以前之工作亦不致虚靡矣”。

顾颉刚的想法虽然很周全，可是形式比人强。顾发现通俗读物在社会上不能销，“平津一律，佥谓‘不是这东西’”。顾感叹：“知民众自身实无求知识的兴趣，真束手也！”可当他听到天津有书肆愿意承印通俗读物，他又兴奋起来，“闻之甚快”。这不过是短暂的欣慰，最糟糕是，半年之后金利书庄终于办不下去了，以其“营业甚不佳，月赔数十元，而其人（指经理耿长来—引者注）又非积极奋斗之人，既无望，即令停闭。今日将此店盘与彼，计二百元，分四年还清”。实际上，除了耿长来个人原因外，更重要是旧读物有其固有的发行渠道，这一点想不出办法扭转，顾颉刚倡办的金利书庄就很难打进去。顾颉刚已经发现想把发行做好，决非易事。要想在北平打入已有的发行渠道，必须得明白之前的旧读物是采用何种手段销售到千家万户手中的。

据编刊社同人王受真的文章介绍，当时的北平批发旧读物比较大的老牌书店有五家，计学古堂、宝文堂、泰山堂、老二酉堂、治文堂。他们有各自的发行范围，宝文堂、学古堂除批发北平各处外，宝文堂还发行河南安徽一带，学古堂还发行江苏浙江一带，泰山堂专发行山东及东三省一带，老二酉堂专发行山西陕西甘肃一带，治文堂专发行察哈尔、绥远、热河一带。具体发行方式是他们把书直接批发给上列各省城的书局，再由各省城书局批发到各县的书局，或者他们直接批发给各县的书局，各县的书局再批发给赶庙会集市的行贩，最后由行贩批发给走街串巷的小贩。以最近十年情况（1926—1936）的发行量论，五家平均每月的旧读物售出有十五万部，其中学古堂五万部，宝文堂三万部，泰山堂二万五千部，老二酉堂二万五千部，治文堂二万部，全年售出一百八十万部，十年来他们的销售量已有一千八百万部。如果以每个读者买两部，每个读者十个听众来计算的话，则旧读物可传达到九千万民众手中。这些老店都有覆盖广而强韧的发行网，他们有“成千成万的游行从业员，还划分着各家的势力范围：有的是平郊，有的某若干省区。各处书贩按季节批购，转之县市，深入农村”。“这告诉我们每个书局，都有他的一个发行网，在他的发行网范围以内，决不允许其他人再进去的。这五个书局合起来，他们的势力已布满中国十数省。”这些老店营业之深入，让人“不无惊异”， “但他们却永远不登广告吹牛皮”，是散布“真正通俗读物的老资格”。

王受真强调，旧读物的发售并不全靠各个书店，主要靠“行贩”与“地摊”。这两种形式简单便利，受众针对普通大众，而且这些读物的价格都非常低廉。在北平，“随处看见无数的‘地摊’，摆着成堆的旧读物，有的还在旁边竖了一面木牌，题着各书的名字，以便吸收读者”。王受真指出，仅从西单到西四，一段短短的道路两旁就有二十几处地摊，整个北平大约有二百多处。至于行贩则遍及每条小胡同中。“做这种生意的，除掉专营的人以外，大部分是糖贩和杂物贩兼营着。他们每日串着小胡同，不但售卖，并且出租。这一来，旧读物便一部一部的跑到每个住户的家里去了，又大群下层民众所聚会的茶馆也兼营租阅书籍的生意。”王受真计算，学古堂一块钱可买三百三十本，三块钱一千本，若以此为基准粗略计算，一分钱可以买三本，这些只有四五页厚薄的旧读物经过小商贩抽利后到民众手中不过一分钱一本。这些书店为什么可以把价格定这么低，一是民众购买力弱，二是原来像宝文堂、学古堂他们根本不靠批发旧式读物挣钱，他们的主营业务是卖字帖尺牍以及私塾教本。对书店而言，这些是为招揽书贩而搭售的附带营业。因此王受真感慨：“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以没有深入到劳苦大众的圈子里，不仅因为它没有利用民间文艺，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利用旧的发行网，和适应群众购买力定价低廉这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是不与这些老店合作推广发行，编刊社的读物很难销到底层民众手里。

其实小摊小贩的招揽兜售还只是一个充分而非必要条件，不是小摊贩兜售的每一本通俗读物民众都会去买，民众要买的是合乎他自己口味的东西。大概而言，由于知识不多，民众只能接受粗浅的东西，冗长故事直令他们看得昏昏欲睡，有图有画，才方便接受。即便他们翻书的方式也与读书人不同，“用手指甲刮着书边”。王日蔚（即王受真）在《一个洋车夫口中的廿五年通俗文化运动》借一位拔高了的洋车夫之口说，看旧式读物《小寡妇哭五更》，看多了无聊没意思，看新式读物全是新名词，有的读物定价太高，书店卖的都是少爷小姐看的书。看旧太无聊，看新无适合读物，简直令人气闷。王日蔚说他写完这篇文章，“我的脸上汗已成滴了。唉！我们什么时候写这样文章才能眉飞色舞，而不用手巾擦脸呢”！

顾颉刚后来总结说，兜售读物的内容一定要是他们多少懂得或听见过或感兴趣的，“凡是名目使他们茫然的，都销不动”。顾举例，喜峰口、卢沟桥是他们知道的地名，又是他们知道的战事所在，因此描写这类故事的读物他们愿意买，相反，像《哭朝鲜》《阎应元》“在他们脑筋里生疏得很，那就不大问津了”。因此就能理解为何编刊社刊印的文艺作品名字多以“新”冠名，如《新孟姜女寻夫》《新贤人劝夫》《新王二姐思夫》《新小寡妇上坟》，描写新疆的作品为《新西游记》。民众喜欢听戏，于是就在翻印的旧剧剧本后面附上一段新鼓词，让其在无意的消遣中得到教化。何况，民众不仅仅只有识字的需要，他们看画的热情恐怕总会高过阅读的兴致，因此顾颉刚也有意运用连环图画的方式大量印行通俗作品，如《武训兴学》《兴儿苦斗成功史》，“都是上边文字下边图画”。这些作品交由天津杨柳青专印年画的铺子印，每种都能印十万张。从发行销售和创作两面看，这都是不得不如此的必然。当时有人总结，民众需要的读物有六个要求，即是通俗的白话文；是图书故事和演艺小说；写作合乎艺术而富有兴趣的；切合民众实际生活经验和阅读程度的；对于农工生活社会国家有切实的帮助的；定价特别低廉。从顾颉刚的实践来看，这话确实有理，就编刊社论，读物要有销量，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必须与老牌旧书店联络，借用他们的销售管道进行发行；二是直接联系书店与民众之间的书贾尤其重要，尤其在日本人压力下，正式书店和书摊不敢公开经售，商贩在街头摆摊和沿街叫卖显得颇为重要；三是一定要考虑民众的口味。

四、销售策略与现实困境

民众并非如顾颉刚所言，没有求知的兴趣，只是知识人的传播方式不得法。王受真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不！决不！他们能接受，只是知识的传播没有给他们，没有适当的方法传达给他们。”这使得民众虽然处于现代社会，和现代的机器接触，“却还是一副古时的旧头脑”。金利书店办不下去，顾明白，“北平打磨场是小书的总汇，各县各乡的摊贩来平批发的都到那边去，其中有几家已是百余年的老店了。我们为求摊贩的光顾，也开了一个小铺子在那边，在玻璃窗上张挂得叫他们注意；然而他们只管向几家老铺子去，不向我们这边来。可见我们要做这件事业，必得费长期的力量去挣扎，在一二年之内是没法踌躇满意的”。这是销售没有摸着门道所致，民众是不会有闲情逸致在玻璃橱窗下徘徊踟蹰的。后来通俗读物编刊社与这些旧书店联手，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发行，如编刊社所出《宋哲元大战喜峰口》《五百大刀队》《爱国英雄李晓英》，老二酉堂、泰山堂都有翻印，并且将书名有的改为《血战长城记》，这样改装后，发行量颇为可观。1934年一年，老二酉堂卖出四十万，泰山堂卖出三十万，销量如此广，据最下层的行贩反馈，全是因为“内容新又能说能唱”。这说明编刊社既要利用旧有的发行渠道，又必须采取“旧瓶装新酒”的策略。当时编刊社在《民众周报》打广告称：“本社新出版大鼓词 1、新西游记 二分 2、 新小寡妇哭五更 二分 3、有眼的瞎子 二分 4、白面鬼 二分 5、大闹赵家楼 二分 总批发处：北平打磨厂学古堂。”客观来说，利用这些老牌书店销售比编刊社本身的营销要好得多。

不过从1938年后的情况看，编刊社不止与老牌书店合作，起先是与他们联手，后来再自己代销、翻印、制作，等摸清门路，有了经验后也与救亡团体和新式书店合作。生活书店发售、通俗读物编刊社编的《新刊抗战书词》，广告介绍为：“这套书词的编撰，目的在提供各地茶馆酒肆，街头巷尾，难民场所，伤兵医院中的说书之用。内容故事完全以抗战为中心，深入浅出，十分动人。可以说是各地救亡同志的一套最适用的宣传材料。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主持者为顾颉刚先生，所以本书词内容的充实是不待言的。每册二分，陆续出版。”该丛书的内容多与抗战有关，或表彰抗战业绩，或鞭挞败类行径。借助生活书店广泛的发行网络予以发售。具体名目如下：

血战卢沟桥 战平郊 大战天津卫 飞将军空中大战 阳明堡火烧飞机场 郝梦麟抗敌殉国 活捉白坚武 抗战歌谣 新式小调 国难十二月 抗日英雄苗可秀 大战平型关 抗日十杯茶 丁方上前线 好洋鬼子 张千躲飞机 王大鼻子闹戏园 新花鼓 张子青诱敌 火烧石头寨 张仰贤大战百灵庙 大闹王家庄 窦尔敦破案 蒋委员长告国民 新马寡妇开店 枪毙韩复榘

各地生活书店发售。(“封底”)

这份不完全名单中的大部分作品亦由各地通俗读物编刊社作为“乙种丛书”出版。核对台湾学者刘龙心的统计资料，譬如《新马寡妇开店》由武昌通俗读物编刊社列入“乙种丛书新刊第24种”于1938年出版。另外编刊社还将读物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纯文字的出版物，乙种用图画文字对照排版，“内容注重激发民族意识，提高抗敌情绪”，甲种如《马秀才训子》《海上人头案》《清官断》《小白龙大战台儿庄》 《取涿州》《飞将军万里东征》等，乙种如 《张德胜出院探母》 《张翠娥乔装杀敌》《夜取三义砦》， (“封底”)标举为“工农士兵难民儿童的好读物”。

只可惜，编刊社自己发行的小册子，据王真回忆能查到的有四十六种，内容除抗日救国外还有卫生、科学、生产知识等的普及，如《打虎》《可怕的苍蝇》《雷公电母》。除与这些书店打交道外，顾还与各个出版机构联系。1935年1月，编刊社与天津聚文山房订合作契约，将编刊社的印刷推销业务委托对方办理。顾还想与中华书局合作印刷《民众周报》以提高印刷质量，因为北平恶劣的印刷质量已经影响到读者阅读。为了合作，顾开给中华书局的条件可谓不差，他将《民众周报》直接订户四千完全出让，还附订购费一千五百元，要求是希望中华书局不要加价，防止出现民众买不起的情况。顾在致中华书局信中表示：“素仰贵店热心文化运动，兹特附上周报样本十一期各一份，祈指正。望能双方合作，为大众文化而努力也。”然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的回复不啻给顾浇了一瓢冷水：“照现在纸价，谁都不能办。恐怕是纸无办法，不是印刷问题。我局根本不要此类东西，觉退还。新城。”家大业大的中华书局恐怕不需要靠出版《民众周报》来盈利，何况出版此种通俗性读物也没法盈利。从顾颉刚的观察看，除了发行销售这些技术性问题外，还有民间艺人的积习问题亦阻碍民众读物的推广，编刊社自己出版的唱本请民间艺人试唱，试唱的意思是看其是否顺口，若不顺，则改过，改后希望艺人将修改的唱本送回。然而民间艺人囿于积习，怕影响自己的地位与生意，而不愿送回，顾说“他们受了‘独占秘本’的毒太深，此事绝对不能实现”，使得必须训练自己的一班人方能使事成。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顾颉刚和编刊社同人与各种出版机构合作，一来是为扩大影响力，二来是因编刊社经费短缺，单独承印大批量的出版物感觉困难。编刊社最初的发起经费只是燕大教职员工的捐助，没有固定经费运作，不可长久维持。虽然编刊社销售了不少通俗读物，但有一个问题是，编刊社编辑读物的成本高过销售价格，发行越多亏本越大，何况很多通俗读物就是半买半送，甚至直接送人，根本没存靠此盈利的想法，也不可能盈利。要想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必须不断往里面贴钱。作为编刊社灵魂人物的顾颉刚实际上做的是既赔本也赚不到吆喝的志业。顾颉刚是在迎难而上，逆水行舟，支持顾颉刚撑下去的动力是他的信念，路径是他依靠个人关系的四处筹款，而筹款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作为主事人的顾颉刚不得不时常为经费而发愁，经费问题在顾的笔下时有体现，“予私人津贴郑侃嬨夫妇，已感力竭，因请其为通俗读物社办事，兼修饰投稿。此事亦彼之自己事也”。郑侃嬨夫妇经常为编刊社的刊物撰稿，所以顾有津贴一事。“昨夜履安为道通俗读物编刊社经济来源已竭，此后难以维持情况，所言甚是。予以课忙，不能即向各处捐款。”他给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写信请政府予以救济，顾颉刚在信中详细说明了编刊社的具体社务，颇可见出顾的细致与热心以及做事的不易：“编辑方面，拟聘任写作者三人，绘图者二人，其薪金约二百元；印刷方面，唱本、剧本每种约三十元，月出十种，为三百元，图画每帧约四十元，月出十帧为四百元；发行方面，在闹市设立小肆，月需经常费六十元：合共九百六十元。”他请求王世杰若是每月能津贴国币二百元，则社务基础可以稳固。王世杰表示对“唱本极表赞同，惟谓须改名，因拟名曰‘民众读物编刊社’，并草章程，以便正式请款” 。王世杰到底支助顾颉刚多少钱，从顾1935年8月18日日记所记可一目了然：“得教育部批，通俗读物编刊社仍继续月领壹百元，外给一次印刷费五百元。”但顾感觉自己并非王世杰的“嫡系”，且宣传抗战也不是王世杰所愿为之事，“故虽有社会教育经费，亦不可期其慷慨相助”。顾不奢望只在一处讨经费，除向教育部王世杰求助外，顾还向时任交通部长的朱家骅请款，朱家骅的根基其实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方面，他很赏识顾颉刚，而且在中山大学时期，朱对顾颉刚就很器重与照顾。当朱家骅看了顾颉刚携带的出版物，认为顾是“民族英雄”，表示支持。1936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补助编刊社二万元，后国民党对顾有所怀疑，结束补助。1937年1月15日，顾又谋得孙科支持，孙科答应“允助通俗读物社每月五百元”。实际上，编刊社直到1936年夏才得到固定补助，这使得一部分人得以脱产从事专门编刊工作。

从顾的日记看，他多次记录了向政府党部求助的信息。除向官方求助外，还有经常性的团体或私人募捐活动，但不过是杯水车薪。对通俗读物的普及与推广甚为热心、实际也是《民众周报》主编的徐炳昶，愿意“捐助数百元”，顾“甚喜得此同调”。为了筹款，顾尽量想办法动用同学朋友关系活动，而且他也很注意其他同行对编刊社动向的关注。他只要听说有谁对编刊社进行经济援助，虽然还没变成现实，他都为之一振。1934年2月2日日记中他写道：“通俗读物社书如能由百城书店印，则此后社中只消担任编辑费即可，省得多矣。” 1934年7月28日：“大公报馆经理胡政之先生甚肯代销通俗读物，小本经记处经理卓君庸先生亦然，前途甚有望。”跑来跑去，顾就是在为编刊社筹钱，筹钱的背后又是山头林立，如果平衡不好，补助款就没了。《大众知识》的停刊，顾就怀疑是陈立夫、陈果夫捣鬼，借攻击顾来打倒朱家骅。“起潜叔猜，此次禹贡之不幸事件乃二陈方面所鼓励，盖打倒予即所以打倒朱骝先也。故此次之事（禹贡学会英庚款补助事停发。——引者注），乃与《大众知识》，《民众周报》之事，为一条线之工作。此猜想亦颇有可能性。”后来顾总结经验，办好通俗读物编刊社就是要有钱有势，有钱便好办事，有势则是要与政治势力交结，例如编刊社的读物能够销售到绥远，是因为读物歌颂宋哲元的抗日功绩，得其保护，才畅然无阻，仅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势必终至没落。同时他又为自己无钱无势居然能办成事颇为自得。“在北平，太天真了，想到就干，没有钱也干，也居然干成了几件事。可是，政府和党部的压力来了，使我知道要做事便不能和政治脱离关系。”实际而言，顾颉刚想做的这项志业很难，难做有三——钱、人、政治。无钱如无米之炊；虽有人但各怀心思，人心不齐，难得劲往一处使；不管是朱家骅、王世杰还是孙科、蔡元培等各样关系，要想做点事，还得参与实际政治，最好跟对人。从顾颉刚的遭遇看，他从情感上倾向朱家骅，实际也与朱家骅牵扯很深，朱的文稿不少就由顾颉刚起草。在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顾难免成为别人攻击朱家骅的口实。

从上可见，顾颉刚利用个人关系频频与国民政府高层人士进行请款救助，即便如此，编刊社的经济状况也是只见输血不见造血。编刊社本来就不是一个严密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出版机构，而且受到相当大的政治生存压力。据当事人郭敬回忆，编刊社是在“极力保密”的情况下生存，“机关不能挂牌子，出书不能登广告，用居民住宅的名义报户口、安电话。书上不能印社址、通讯处和代售店，有时印上也是虚设的”。起初并不公开，后来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教育部立案，但因一直处于日本人压力下，其艰难可想而知。此处就不得不提宋哲元、傅作义对编刊社工作一定程度的政治默许与支持。顾颉刚与此二位无论于公于私都形成了良好的互动。1936年10月22日，顾颉刚还邀请宋哲元到燕大说明时局情况。当日本人要求冀察当局干涉编刊社工作时，“当局告以此皆国立大学教授，我们只管省立市立各校，无权过问。即此可知宋氏确有抗日之心也”。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对顾颉刚的帮助亦不少，当日本人逮捕他时，“是日傅作义嘱移通俗社至绥远”。傅作义还原定将民众教育馆作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新的办公地点。于此可知，顾颉刚对宋、傅二位的好感，最大的原因是二者抗日，此时声名颇盛，将其抗日活动编入鼓词，民众也易于感奋与支持。而宋、傅二位实际主官对顾颉刚的政治支持也显得颇为重要。

为了做好发行与销售，顾颉刚时常盘旋于政治、经济、党派之间，顾日记中记载的各式各类饭局便是明证。再加上顾颉刚异常忙碌，分身乏术，单凭他一个人筹款所得毕竟有限。顾说他一生最忙的时间就是1936年至1937年之间,“这是十余年中所少有的忙”，他常常感叹“我真太忙了”。他为什么这样忙，无外乎四点——作文、教书、办事、交际。他列了一份表，标题就是“我的忙”，将其分成三大部分：

1.学术生涯：燕大教授上课及编讲义，课外指导、 北大讲师上课及编讲义，课外指导、禹贡学会编辑及校对、《燕京年报》编辑及校对、《史学年报》作文、燕大图书馆购书委员、哈佛燕京社委员，编书；

2.社会服务：通俗读物编刊社主任、技术观摩社社长、引得校印所董事、黎明中学董事、朴社总干事、景山书社总干事；

3.名誉职：中研研究院通信研究员、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会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会委员。

虽说顾在1947年表达他从1931年起，民众教育与边疆工作这两件大事就“永远占据了我的心”的信念，但落实到现实层面，他总是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顾颉刚撰写的谈通俗读物以及激发青年学生精神意志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他人代写完成。他本可以发挥更大的热量，但好大喜功、求多求全的性格也阻碍了他。从顾颉刚的忙，我们可以理清一个认识误区，即顾颉刚并不等于通俗读物编刊社。毫无疑问，顾颉刚在编刊社是一位统领性人物，虽然平时顾并不在社内办公，“实际上编刊社是在他的领导和支撑下才能存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他做了大量具体工作的人，如王受真、李一非等人。后来编刊社四处转移，先是北平，进而至绥远、太原、西安、汉口、重庆，辗转迁移，摇摇欲坠，顾与编刊社并没有同进退，有时自顾不暇，只能鞭长莫及。

与此同时，顾专注通俗文艺的行为得到了各方的注意，据顾自己讲，从1933年到1937年间，他们总计出版通俗读物大约六百种，共印了五千万本，别人翻印的与图画还不算在内，数量可谓惊人。好友朱自清日记里记载：“颉刚之热心民众文学，亦可敬之至。”。在日本人一边，顾早已被列入黑名单。“在京闻孟和先生言，日人名捕之单，张申府列第一，予列第二。谢谢日本人，把我擢了高第！”编刊社同人办的《民众周报》，抗日色彩“太浓厚”，又把主张抗日的冯玉祥诗文刊入，触犯日本人。“于昨日由上海捕房到梧州路、福州路两处开明书店查抄，取去万余册，将在特区法院起诉。此亦意料中事也。”而清华大学女生唐必安因为“携《大众知识》一类之刊物进城，曾被拘留盘问约三小时”。国民党又怀疑顾颉刚有左倾的嫌疑，《大战平型关》鼓词被指为“异党铁证”，傅斯年说他“中年失节”。环聚顾颉刚周围的青年，亦造“顾颉刚左倾”、“顾颉刚为共产党包围”之谣言于路，所以顾发出“怜才成大累，负谤已难支”的感叹。事实上，说顾颉刚有左倾倾向并非是谣言，编刊社中部分工作人员如王受真、赵纪彬、李一非的确是共产党员。顾颉刚并非不知编刊社同人有共产党身份者，但这些具有共产党身份的同仁，无疑是顾颉刚编辑发行通俗读物的左膀右臂，出力甚大，这也无须讳言。以李一非论，从1933年1月1日至1937年12月31日这段时间内，李一非出现在顾颉刚日记的次数初略统计为113次。顾颉刚记日记有一个特点，就是过从甚密之人，他在日记中反而很少详细记载所为何事，只约略提及，但从前后语境看，顾颉刚与李一非往来密切，时常一起拜访各色人等，绝大多数是为通俗读物事业。从顾的书信、日记看，李一非办事颇为活络，为顾颉刚出谋划策不少。

五、结语

顾颉刚如此重视发行销售，与他所持理念有关系。他主张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实际接触民众，让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真正感受知识的力量。他对“放落书包，到民间去”的华丽口号相当反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一文他再次重申“到民间去”的不彻底：“这个口号，喊了十余年了，但只见乡村里的人民‘到都会去’，哪见有都会里的人民到乡村去的。大家羡慕高车驷马的虚荣，大家沉沦金迷纸醉的肉欲，大家榨取乡村的血汗来满足自己高贵的生活标准。结果，弄得到处农村破产，直使残存的人民重度一万年前初民的生涯，浑浑如鹿豕，而都会也成了病态的繁华，只待数十年后之同归于尽。”这样下去，就是别人不来灭亡中国，也会自己把自己灭绝。他呼吁青年从小处做起，到乡村去做根本的救国之计，“大家从小地方做起，使这一个小地方的人民都能识字和明白世界大势，练习做公民；更使这一个小地方的田园能加增生产，慢慢儿富庶起来”。不要空言救国，要下“死功夫”去唤起民众做有效抵抗的工作，将一点一滴的小努力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大潮流。顾认为通俗读物应该是“继续贯彻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精神，用通俗的口调，把革命的科学思想，贯彻到下层民众的心中，代替《宣讲拾遗》《济公传》一类陈腐读物，来教育国民的杂志和书籍的总名称”。这样的通俗读物，“在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算是一种独创的作风，它在内容上是十数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承继与发展，在方法上是过去文化运动失败中的教训所产生的新形态，在效力上是直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进步的新工具，在价值上可为中国文学史留下‘别树一帜’的新派别，在意义上可成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新动力”。接受如此标准熏陶的民众才能成为“新国之公民”。“弟之野心，欲使中国上层阶级因此刊（指《禹贡》——引者注）而认识中国，又欲使中国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因此顾颉刚积极倡导“旧瓶新酒论”的通俗文艺主张，希望以此为切口将知识传递给普通大众，虽然在短期内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实绩，然在与实际的碰撞中，旧形式与新内容之间依然存在夹生饭的情况。虽然说顾颉刚这些行为暗合了1930年代知识分子提倡的思潮，但启蒙仍是有限。

若从个体角度评价顾颉刚的事功，即顾不太关心宏大的理论命题，他的救国与启蒙虽借助政治的力量，但不过是借“势”而起，政治实用色彩还是较少。他史学家、读书人的底色使之只想实实在在多做一些实事，不喧闹，少争辩，以行动来启蒙。简洁而言，顾颉刚利用所学施展救国救民抱负，在通俗文艺方面狠下功夫，发挥书生报国的大义，顾参与领导编刊社是读书人激励民气、培养民众的现代国民意识的表现，是“义”的选择而非“利”的考量，更何况他本人有一种“吾曹不出，如天下苍生何”的英雄气。这在当时不止他一人有此想法，胡适聚合一批人办《独立评论》，傅斯年写《东北史纲》，钱穆撰《国史大纲》都是如此。

假如我们放宽视野去追溯顾颉刚的学术思想理念，不难发现，顾始终关注“人”，关注普通民众，无论是歌谣研究、妙峰山的实地考察，都可约略窥见。因为顾颉刚始终认为新文化运动对底层民众的启蒙实在太少，顾深切地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例如重改造社会而轻忽学问，重集会发宣言而缺乏扎实干事的沉潜精神，重知识观念的引导而忽略实际的民众需求，这些使接近民众沦为一句漂亮的空话，态度不免轻浮了。因此他总想从理论到实践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一次彻底贯彻，不再与民众隔膜。恰好在1930年代国难当头的时代环境下，民族存亡成为了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顾颉刚以及他领导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大规模编印通俗文艺读物，目的是提振民众的国民意识、普及现代知识与思想观念，让其成为真正的“新民”。这便是顾颉刚倡导通俗文艺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