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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及《青春之歌》书影（ 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

杨沫（1914－1995），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1958年1月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喜爱，多次再版，总发行量逾500万册，并被译成近20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感染和感动了一代又一代青年读者，成为“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1959年，杨沫又将《青春之歌》改编成同名电影，作为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作品，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精品。照片中的手稿，就是《青春之歌》的原稿，经过“文革”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现静静地躺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库中。这部无论是小说还是改编成影视剧都受到广大读者、观众喜爱的，几近家喻户晓的作品，不仅仅描写了一个知识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青春成长历程，更反映了一代年轻人面对祖国命运危在旦夕、身处历史转折期曾共有过的迷茫与挣扎，也因此才能如此的感人至深，留名于文学的长河。而这一切的一切，源自于女作家杨沫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的青春往事。

手稿《青春之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

叛逆女孩

杨沫自小就是叛逆独立的女孩，十四岁高小尚未毕业，便为躲避腐朽家庭而私自跑到西郊考上了住校的西山温泉女子中学。1931年杨沫父亲破产之时，母亲要给她安排婚事，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毅然反抗，也因此脱离家庭独立生存。青年时代的杨沫当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书店店员，但始终住在北大附近的小公寓里，坚持在北大旁听。在偶然的一次与小妹白杨共度春节时，杨沫遇到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这些爱国青年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杨沫与他们相聚时受到了心灵的震动。她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曾说，“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杨沫，自此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者的道路，而这一段从离家出走、抗婚、北大旁听到受到共产主义者感染毅然改变旧我追求新我的传奇经历，形成了《青春之歌》最精彩部分的根基。

妇救会主任

1949年杨沫在《北京妇女》做副主编，那时她胖胖的，戴一顶八角帽，爱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列宁服，平时大大咧咧，憨厚又随和，不像干部，更不像个文化人。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作品成为《北京妇女》创刊号所有稿件中唯一受到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表扬的。廖沫沙评价杨沫的这篇《谈谈生孩子》最联系实际，文字也最通俗，没有知识分子气。当时是解放初期，农村没有完善的卫生系统，孩子大多由接生婆来接生，她们不懂消毒，导致产褥热疾病多发，死亡率很高，生孩子成为已婚妇女的一道“鬼门关”。杨沫在文中谈了分娩最简便的一些消毒方法，很容易操作，普通妇女在家里完全可以做到。别看杨沫是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也只有30多岁，同事都很好奇她怎么懂得这些知识。杨沫笑着说：“城里大医院的大夫，倒不一定知道这些土办法”。原来她在抗日根据地时就是一名地道的“接生婆”。生孩子是关系到女人和婴儿的大事，作为县里的妇救会主任，她怎能不学会接生呢？农村一向缺医少药，她就很用心地学会了土法消毒。一段小事揭示出杨沫的生命底色，那就是她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多年浸泡在穷乡僻野，植根于劳苦群众，和民众们生死与共。她的创作生涯也总离不开这段血与火的经历。

永远的青春 永远的歌

1951年，杨沫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的影响，想要创作一部反映她亲身经历的作品，尽管当时她受病魔折磨，还是坚持创作，终于在1958年出版了这部《青春之歌》。小说刚一出版便大获成功，1959年国庆节前，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便已完成。一天晚上，杨沫接到了一个令她不敢相信的通知：周总理要在家中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创人员。当杨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时，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与她热情握手。邓颖超还笑着对杨沫说自己很喜欢看《青春之歌》。电影放映的过程里，杨沫激动得几乎看不清画面，好像做梦般的经历更是让杨沫回到家后还兴奋得睡不着觉。不出所料，当《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各电影院全部爆满，电影的主题曲《五月的鲜花》也随着电影一起流行全国。邓颖超写信给杨沫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青春之歌》的成功似乎像是一个意外的爆炸，让杨沫名满天下。然而《青春之歌》的打动人心却是必然，它写出了杨沫最真切也最独特的青春，更写出了那一代人共有的青春。没有什么比亲历的成长更能激励人心，相信也没有哪部作品比《青春之歌》更能代表那一代人的那些青春往事。同时，它的成功还在于以知识女性为主人公，塑造了林道静这样一个侠骨柔肠的女性形象。小说大篇幅写作爱情，但又不是单纯的爱情小说，爱情与救亡、战斗交融在一起。作品中有战斗、有爱情生活，又有个人灵魂世界的披露，将其组织成一个娓娓动听的传奇故事，为解放后的新中国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唤起了整整一代人的浪漫情怀。《青春之歌》一夕成名，后来的《苦菜花》《迎春花》《我的一家》这些叫得响的作品都是沿着《青春之歌》的道路而来。

捐赠壮举

杨沫的作品中都流露着对理想、对党的赤诚，她的为人也是如此。在去世前一年，杨沫立下遗嘱，将《青春之歌》的版权、10万元稿费以及一批珍贵的手稿、文物全部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是迄今为止大陆作家中唯一一位捐赠版权给文学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著名学者吴福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诞生与发展》一文回忆说：“比较晚成立的‘杨沫文库’因作者开创了不仅赠书赠物并赠送版权的先例，而显得十分特别。”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回忆了杨沫先生临终前他去看望的情景。1995年11月30日是杨沫生前最后清醒的一天。那天，她说了很多话，上午，她说要治好病，还有很多事要干，要继续干。中午，她说要立遗嘱，翟泰丰和陈建功就是这时来看望她的。杨沫表示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辈子为党做事，稿费要捐出来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的一切，都是党的，都是党给的，我永远是党的人！’随后，杨沫同志又交待了自己曾经立下的遗嘱，把《青春之歌》的版权、10万元稿费以及一批珍贵手稿、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其高洁的人品和文品，将永远为文学界铭记。”

对于杨沫将所有“遗产”捐赠给国家而不是留给子女的举动，杨沫的儿子马青柯说：“母亲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教育我们，由于要把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和文学创作中，早年她不得不把我们几个年幼的子女寄养到农村老家，后来又安排我们上常年住宿供给制学校。正如我姐姐马徐然所说：爱也冷酷，爱也温柔，她是一位新型的、可敬爱的母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的贤妻良母。”

1996年3月8日，“杨沫图书、版权、稿费捐赠仪式”在文采阁举行。“一个人只有把他的生命和时代、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这生命才有意义，才灿若星辰，才不虚度年华。”（《青春应当是鲜红的》）杨沫，青春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