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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留存的笔记本。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写道：“他（藤野先生）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读到这里，人们可能因讲义的遗失，而深感惋惜。可事后证明，“这讲义”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着。个中原委，知者、编者、研究者等，一直存在不同说法，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本文根据多年所见资料，对有关几个问题试予考辨。

宜称“仙台讲义”

对鲁迅所说“这讲义”，历来叫法不同，如，解剖学笔记，医学笔记，课堂笔记，大学笔记，等等。据所见，这些名称出现于文章题目的实例，分别有——

解剖学笔记：《鲁迅〈解剖学笔记〉与藤野先生》（《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1980年1月）、《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等。

医学笔记：《关于鲁迅的“医学笔记”》（《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从鲁迅医学笔记看医学专业学生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等。

课堂笔记：《解剖学研究者所看到的鲁迅课堂笔记》（《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1期，第91页，《“中日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引列）、《日本作家井上厦及日本医学专家眼中的鲁迅课堂笔记》（《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0期）等。

大学笔记：《鲁迅的大学笔记》（《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第12页，《从鲁迅医学笔记看医学专业学生鲁迅》注释3），仅见1例。

见闻有限，姑举此数例。可讨论者：

以“《解剖学笔记》”（或不加书名号，或冠以“鲁迅”“鲁迅的”字样，下同）名之，影响广泛，受众多。原因是，初中语文教科书中《藤野先生》一课的注释，采用此名（详下），为时大约持续30年（1980年代至2010年代）。其不确在于，在鲁迅博物馆珍藏的“这讲义”中，解剖学笔记仅为其一种，不是全部；以此名统称，属于以偏概全。

以“医学笔记”为其名，见于国内专文的，可能始于1997年（见上引篇名），嗣后学界多采用。事实是，此名早已用于指称仙台讲义，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打印本）的有关著录（详下），编印时间是1959年7月。此名之不确，一是，仙台讲义中，有非医学学科（有机化学）的笔记；二是，医学笔记系泛称，可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情况，比如，有关于医学的自学笔记，有医学课的课堂笔记，等等，此称具体所指不清楚；三是，不合鲁迅本意，他没有使用此名。

至于“课堂笔记”和“大学笔记”，因有限制语（“课堂”或“大学”），比上面两名称范围虽已缩小，但亦非鲁迅用名（称大学不准确，鲁迅读的是专门学校）。

以上几种叫法，虽各有道理，却均有明显不足，应考虑以“仙台讲义”为其名称，作为专名专称。依据是：

第一，“讲义”是鲁迅本人用语。细读《藤野先生》可知，文中“讲义”出现9次，含义有所不同：指课程（学科名称），指讲课内容的，各一例，指课堂笔记（听课记录）的，有7处。7处中，“这讲义也遗失在内”的“讲义”，指改正后已定型的课堂笔记。（参看拙文《鲁迅用词“讲义”研究——兼评〈鲁迅大辞典〉相关条目》，《绍兴鲁迅研究》2017年）因此，以“讲义”名之，是对鲁迅本意和原作的尊重。

第二，冠以“仙台”二字，可体现其特殊性，即笔记的时空特点——鲁迅求学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的课堂笔记。类似的，如现存第一封鲁迅书信（《鲁迅书信集》的首封书简），1904年10月8日《致 蒋抑卮》，因其写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被称为仙台书简。以“仙台讲义”为专名，既精准，又可显示其独特性。

如何给“这讲义也遗失在内”的“讲义”命名，应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陈述一愚之见，谨供参考。

“失而复得”说溯源

最早述说“这讲义”遗失问题的，是上面提到的《鲁迅〈解剖学笔记〉与鲁迅藤野先生》，系1980年初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的一篇短文（补白），作者署名叶子。全文如下：

1926年鲁迅在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怀着惋惜的心情讲到藤野先生为他“改正的讲义”——《解剖学笔记》遗失了。1951年绍兴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在鲁迅的家乡发现了鲁迅家藏的三箱书，从中找到了鲁迅的《解剖学笔记》，一共6厚册，计有解剖学、感觉生理学、组织学、病变学、血管学、有机化学。共1049页，全都是用日文写的。蓝色和黑色的钢笔字迹工整、秀丽。每册中都有多幅用钢笔和彩色铅笔绘的图，细致而清晰。上面确有藤野先生多用用（衍字？）红钢笔修改的字迹。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物，现遵（珍？）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叶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 第157页）（下称“叶文”）

“叶文”的要点有四：1.首次提出，遗失的讲义是1951年在绍兴（鲁迅家乡）发现的。2.发现者是绍兴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3.《解剖学笔记》共6厚册，介绍了各册名称、总页数和书写、绘图、修改等情状。4.现在收藏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

稍后，初中语文教科书的编者，即根据“叶文”内容和文字，对《藤野先生》课文中，“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一事，加上注释。注文为：

那本《解剖学笔记》后在1951年从鲁迅家藏三箱书中找到，现藏于鲁迅纪念馆。（据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0页）

按，在初中语文教科书《藤野先生》一课，编者为“这讲义也遗失在内”加注释，始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2年的版本，以后多有修订。最新版本是，2017年该社出版的部编本义务教育教科书；此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5页，注文改为：“藤野先生‘所改正的讲义’20世纪50年代从鲁迅留在绍兴的藏书中被找到，现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教科书的注释，文字较简短，包含了“叶文”的三个要点，《解剖学笔记》找到的时间（1951年）、地点（鲁迅家藏三箱书）和收藏处（先说是“鲁迅纪念馆”，后改为“北京鲁迅博物馆”）。

这两份材料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使用“失而复得”，以说明讲义的发现（找到）经过。

第一次用“失而复得”表述的，是上引《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鲁迅的“医学笔记”》，作者署名杨燕丽（下称“杨文”）。

“杨文”首句说：“鲁迅的‘医学笔记’，即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时的课堂笔记，无疑是有关鲁迅学医的重要史料。”这是开宗明义，说明“医学笔记”的内涵，有正名之意（不再称“《解剖学笔记》”）。

文列6个小标题（即6方面内容），第1个就是“‘医学笔记’的‘失而复得’”。关于“失而复得”，相关文字是：

后来的事实说明，‘医学笔记’遗失的说法，是鲁迅的记忆有误。

全国解放后，绍兴因筹建鲁迅纪念馆而征集文物，发现在张梓生家中存有三箱鲁迅藏书，其中就有鲁迅的‘医学笔记’。绍兴的同志及时把‘医学笔记’送交许广平。1956年，许广平把它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一直保存至今。

原来，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迁居时，曾将一部分不准备带走的书籍、课本、墨迹等三大箱，寄存在乡友张梓生家中。其他大部分书籍则委托运送局托运至北京。这些书籍运到北京时，因一口书箱毁坏，丢失了半箱书，于是鲁迅从此误认为‘医学笔记’也在其中了。

“杨文”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作者说及“由于工作关系”，对“一些情况有所了解”，即具有知者身份。第二，接续“叶文”，具体介绍鲁迅博物馆所存仙台讲义的来源、册数、形式、内容、修改等情况。第三，第一次使用“医学笔记”名称撰文，且以“失而复得”表述讲义遗失问题。

关于“失而复得”，其要点有：1.点明鲁迅记忆有误。2.关于经过，说发现时间是全国解放后，原因是因筹建纪念馆而征集文物，地点是张梓生家，等等。3.收藏来源是，绍兴同志把讲义送交许广平，许广平再捐赠鲁迅博物馆。4.是鲁迅回绍兴迁居时，将三箱书寄存张梓生家。5.解释鲁迅记忆有误的原因。

“杨文”的发表，对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关于《藤野先生》及仙台讲义的论著（所见均为日本医学专业学者的撰述），多与“杨文”有关联。

“杨文”的影响，还表现在：至今有的研究者还在叙说“失而复得”的经过，如《藤野先生与“失而复得”的医学笔记》一文说：

但令先生（鲁迅）想不到的是，在他逝世十几年以后，这些医学笔记又‘失而复得’了。原来当年鲁迅回绍兴迁居时，还将一部分不准备带走的书籍和手稿寄存在朋友家里，医学笔记其实误放在里边了，而带回北京的书中根本就没有医学笔记，是他记错了。解放后，绍兴鲁迅纪念馆征集文物时，发现了这些笔记，许广平就把他捐献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博物馆官网“创作园地”，署名刘晴，发布日期：2015年7月20日）

此文所述，明显依据“杨文”的“失而复得”说，且直接判断为：“带回北京的书中根本就没有医学笔记”。

以上追述的，“失而复得”说的由来，以及遗失讲义问题的不同解说版本，虽讲法不一，却均源于北京的知者。其说值得探究，主要问题是两个：其一，仙台讲义是否真的从绍兴发现（找到）；其二，鲁迅记忆有误，误在哪里。

应该听听绍兴的当事者，是怎么说的。

当事者的记述和有关记载

关于在鲁迅家乡（张梓生家）发现三箱书，绍兴的当事者说法不同。如，当年在鲁迅家里做工友，三箱书发现者之一的王鹤照（“照”或作“招”），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的《向故乡告别的时候》一节说：

还有当年寄存在五云门外张梓生家里的三箱书，也是在解放后我陪纪念馆同志去找回来的，这三箱书已在张先生家里放了30多年，从书箱里发现了不少非常珍贵的墨迹，其中有鲁迅先生17岁时的手抄本《二树山人写梅歌》，有经鲁迅先生亲自批注过的三本《花镜》，有鲁迅先生在南京读书时手抄本：《几何学》《开方》《八线》《开方提要》。还有介孚公（鲁迅祖父）手笔《漫游记略》、伯宜公（鲁迅父亲）手笔《禹贡》等等。（据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30页）（下称“王文”）

按，王鹤照的这篇回忆，最初刊发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是1962年5月。（绍兴鲁学研究者周芾棠，在其所著《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中，首篇收录了《鲁迅故家老工友忆鲁迅》一文，此系王鹤照回忆文的另一版本，两文内容相同而文字略异，可以参看。周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王文”是最早忆述在绍兴家乡，发现鲁迅珍贵文物一事的文章。

王鹤照既是到张梓生家里，发现鲁迅家所藏三箱书的经手人（当事者）之一，他的回忆应是确切可信的。值得特别注意，也是其回忆重点之一的，在于：从三箱书中找到的，是“南京读书时手抄本”，不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课堂笔记，即仙台讲义。

再看另一经手人，即“王文”所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同志”（曾为纪念馆负责人，已故绍兴鲁学研究者），张能耿的忆述：

这（指“叶文”）与事实是有出入的。因为我是当时找回这三箱书的经手人之一，所以完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绍兴发现寄存在张梓生家里的三箱书，时间是1952年。那时张梓生不在家乡，我们是在许广平同志寄赠给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绍兴存件及付款簿》里看到记载。因为那是1919年鲁迅搬家北上时，关于家具处理情况的一本记录簿。其中记述说：‘张梓生兄处寄存：黄漆书箱两只，内装满书籍，又书一板箱。’这就引起了当年在鲁迅家里做工友，解放后到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的王鹤招同志的回忆。于是我与王鹤招同志就到绍兴乡下去找张梓生同志的老家。张梓生出外多年，老家无人，但还有一些家具放在杨祊老家。在乡人民政府一位副乡长的协助下，我们看到了这些家具，顺利地找到了鲁迅在1919年寄存的三箱藏书。从中发现了鲁迅少年时代手抄的《二树山人写梅歌》并经鲁迅批注过的《花镜》和他在南京读书时的4本数学手抄本：几何、开方、八线、开方提要。其中并无《解剖学笔记》，（“叶文”）说该《笔记》是在绍兴发现，这是弄错的。(张能耿：《鲁迅与绍兴有关人物·鲁迅与张梓生》，见张梓生著《鲁迅早期事迹别录》，河北出人民版社，1981年11月，第206页)（下称“张文”）

相比于“王文”的内容，“张文”关于发现三箱书的忆述，更具体、更清楚，其重要性是：直接指明“叶文”（实际包括“杨文”）的说法，“这是弄错的”，即，确指在绍兴发现的并非仙台讲义。

在两位经手人的个人追述之外，还可依据绍兴鲁迅纪念馆（馆方）的有关记载，进行比对和验证。以下是纪念馆有关记载的摘录：

1953年 1月4日 收到许广平赠寄的《绍兴存件及付款簿》，此为当年鲁迅举家北迁时绍兴家具寄存、出售的情况记录，它为纪念馆收集鲁迅文物，提供了重要线索。

3月6日 根据《绍兴存件及付款簿》中的线索，从绍兴县皋北乡洋浜村张梓生家取回当年鲁迅家寄存的三箱藏书。

13日 查阅三箱藏书，发现内有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手抄的《开方》、《开方提要》、《几何学》、《八线》等极为珍贵的文物。

4月2日 整理三箱藏书，并初步鉴定、编目。

5月11日 周建人来信告知鲁迅确实校阅过《花镜》等书，但书上批注是否鲁迅手迹有待查实（后经鉴定，《花镜》等书批注确系鲁迅手迹）。（《绍兴鲁迅纪念馆大事记（1949-1988）》，绍兴鲁迅纪念馆编印，1988年9月，第10-11页）

《绍兴鲁迅纪念馆大事记》载明，在三箱书中发现的，是南京求学时期的手抄件数种（不是仙台讲义）。（按，据此《大事记》，从张梓生家取回三箱藏书的确切时间，是1953年3月6日，“张文”误为1952年，应是记忆不确所致。）

依据“王文”“张文”，以及绍兴鲁迅纪念馆《大事记》的记载，回到上文提到的两个主要问题。其一，仙台讲义是否真的从绍兴发现（找到）？答案是，否。即，在绍兴发现的是南京手抄本，不是仙台讲义。其二，鲁迅记忆有误，误在哪里？答案是，误在：仙台讲义没有遗失，也没有放在寄存的三箱书中，它原本就在运回北京的书箱里（并非“带回北京的书中根本就没有医学笔记”），以后一直保存于鲁迅家中；也就是说，没有“失而复得”这回事。

就具体事项而言，比较“叶文”“杨文”等说法，和绍兴两经手人所说（包括纪念馆《大事记》记载），京、绍两地人士，对三箱书的发现时间、原因、发现者、经过等的叙述，多有不同，不必一一列举。其中，“杨文”所说，“绍兴的同志及时把‘医学笔记’送交许广平”，此事纪念馆《大事记》无记载，不能证实。按情理，如上缴鲁迅珍贵文物，应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如国务院文物局，或国家博物馆等，不会送交个人，何况是不作记录，亦无交接手续（文字凭据）的送交。

影响所及和其他问题

藤野先生改正的讲义“失而复得”说，提出至今20余年，似已成为学界和社会共识。影响所及，此说被重要著作和辞书，作为撰述相关事项的依据。兹举二例：

如，《鲁迅年谱长编》第1卷（1881-1921）的相关记载：

1919年12月1日1 离京回绍。2日抵上海，3日抵杭州，4日抵故乡绍兴，在家停留至是本月24日。与同族10多户人家共同卖掉新台门宅。鲁迅将家中什物‘可送的送，可卖的卖’，把三只书箱寄存在张梓生家中（箱中有鲁迅手抄《二树山人写梅歌》，南京读书时的《几何》《开方》等笔记，以及在日本读书时的医学笔记等）。（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11月，第351页）（下称“长编”）

再如，《鲁迅大辞典》的“医学笔记”条：

医学笔记 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所记，合订成6厚册，共954页。计有：解剖学（包括：骨学、韧带学、筋学、内脏学、血管学、神经学、五官器学）、组织学、病理学、有机化学。笔记用日文书写，蓝色钢笔字，整洁秀丽。每册内均有用彩色笔精细绘制的医学解剖图。血管学笔记共334页，其中310页均经藤野先生详细修改。在一些着重修改的地方，藤野先生还注有：‘注意：此图中订正……’的字样。确如鲁迅所说，他的讲义‘从头到末’都修改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都也都一一订正。’鲁迅十分珍爱这些笔记。他说：‘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但在1919年举家从绍兴迁往北京时，不幸‘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藤野先生》）1949年后，从绍兴农村发现了这批文物，其中就有这6册医学笔记。后由许广平捐赠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文学出版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208页）(下称“大辞典”)

“长编”和“大辞典”二书，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辞典，为研究者常备、常查。受“失而复得”说影响：二书均采用“医学笔记”名称；关于遗失讲义的说明，或称“(寄存在张梓生家的)箱中有鲁迅……在日本读书时的医学笔记”，或说“1949年后，从绍兴农村发现”；“大辞典”云，“后由许广平捐赠北京鲁迅博物馆”。这些都来自“失而复得”说，不符实情。

在名称和“失而复得”之外，二书还涉及别的有关问题，可一并在此讨论。

“大辞典”的“医学笔记”条目，另涉及仙台讲义几个问题，各处表述不已，似仍有讨论的必要：

如，仙台讲义6册的页数是多少？

“大辞典”的第1句说到：“合订成6厚册，共954页”。此总页数有待验证。

据《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资料）》（打印本，第79页）著录：

医学笔记 记于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病变论 193页 脉管学 334页 解剖学 306页 有机化学 296页 五官器学 325页 组织学 349页（下称“藏书目录”）

由“藏书目录”的记载，各册页数之和，为1803页。“叶文”提供的数字，是“共1049页”。“杨文”未说及页数。上文引列的《从鲁迅医学笔记看医学专业学生鲁迅》中，《表1 鲁迅医学笔记的内容》（下称“表1”）统计的各册页数分别是：第1册306页 第2册 328页 第3册 349页 第4册 323页 第5册193页 第6册279页。6册相加，总页数是1778 页；《表5 鲁迅医学笔记中的课堂笔记的特征》（下称“表5”）细列有任课教师的讲课记录，在各册的页数，其和是1787页。

另在上引《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0期所载，《日本作家井上厦及日本医学专家眼中的鲁迅课堂笔记》（署名张立波，下称“课堂笔记”）一文中，披露两个页数，一个是954页，一个是1806页。原句分别是：“此次展示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珍藏的鲁迅留学仙台期间的课堂笔记，共有6册954页。”“2005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把鲁迅医学笔记全部6册1806页的电子复制版赠给了东北大学。”

以上6个页数：“藏书目录”1803页，“叶文”1049页，“表1”1778页，“表5”1787页，“课堂笔记”（1）954页，“课堂笔记”（2）1806页，和“大辞典”的954页核对，只有“课堂笔记”（1）的954页与之相同（可能同一来源），其余均相差数页，或几十页乃至数百页。页数之所以相异，可能因计数方法不同所致。比如，每页有正反两面，或者有的按一面算一页，有的按正反两面合为一页，等等。

据此，仙台讲义的页数（各册确切页数和6册总页数），似可再做核算统计，以求表述精准。

再如，仙台讲义6册合订本的各册名称和排序如何？以及仙台讲义的书写情况（包括所用文字、用笔和颜色、绘图等）是怎样的？仙台讲义6册合订本中，藤野先生修改了多少？鲁迅所说，“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应如何理解？等等。期待有更为谨严、准确的考辨、讨论。

（本文写作中，承绍兴鲁迅纪念馆顾红亚女史，惠示重要资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