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一些人看来，路遥的创作肇启于延川“《山花》时期”。但如果在文学的大视野里看，延安大学才是他一个更重要的起点。侯业智就持这一看法：“不能说没有延安大学路遥就成不了一名优秀的作家，但是如果没有延安大学，路遥的文学创作道路不会这么顺畅，路遥的文学之树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这是因为：“如果说中学是一个普适性教育阶段的话，那么大学就是一个系统学习专业知识的阶段”，学生从一知识点到另一知识点，从一门课程到另一门课程，专业知识在这几年中吸收消化，因此，“大学阶段专业知识的系统训练对于一个专业人才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山花》时期的路遥，只是一名初中毕业生;而到延安大学，就已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是一次真正的腾跃。

一、延安大学、路遥的考试和录取

延安大学老校长申沛昌指出，延安大学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它的准确成立日期，是1941年8月底。8月28日，《解放日报》以《陕公女大青干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为题，发布了如下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校址设原女大原址，限于八月底将原有三校结束，并将延大筹备就绪。闻延大学制将延长，使成正规大学，并附设中学部，现正积极进行筹备工作，约于九月中旬正式开学云。”可见，延安大学是由三所学校合并而来。

1946年，随着中国革命重心的东移，延安大学又被拆分多所大学。搬走的不只延安大学这个主体名称，还有众多优秀卓越的教授和学生，以及著名大学日后蒸发出来的学术声望。留在本地的延安大学随即沉寂下去。

1949年7月，延大由外地迁入西安，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辗转近十年后，1958年重回延安本地，地点在杨家岭北侧的农校和林校校址。占地200亩，新建石窟洞89孔。根据陕北中等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卫生事业实际需要，定性为一所以师范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设置中文、数学、理化3系，起初学制三年，后改四年。不久，又增设医疗系。“文革”中，学校停办，学生卷入狂潮，以致1966、1967、1968三届366名大学生滞留，很久才被消化。1971年风云又起，省革委会将延大与西迁的北京农业大学合并，学校以农为主，兼设师范和医学，等于将延大吃掉。学校有人告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两年后，延大恢复成原建制。经这么一番折腾，估计教师和职员调走不在少数，学校元气大伤。至1973年9月，学校面目才变清爽。学校虽面向全省，但主要是延安、榆林两地区生源，毕业仍回本地。维持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和医学5个系不变。延大改为省地双重领导。1973年9月，也就是路遥考试入学的这一届，“学校开始正式招生，生源限在延安、榆林两个地区，9月20日正式开学。招生126人，其中中文系31人，数学系31人，物理系32人，化学系32人。从这一年开始，连续四年共招生728人，招生方式是推荐加考(或考察)，学制三年;办短训班六个，学员294人”。

但路遥当时没有报考这所大学。大学恢复招生，这对在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做临时工，一心想跳出龙门的路遥来说，自然很是兴奋。那时招生方式是推荐选拔制，即上级把大专院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县，由公社给县支教局上报推荐对象，支教局负责政审，考生最后参加文化考试。路遥1973年7月3日向刘家圪垴大队递上“入学申请书”。“申请书”首次在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一书中披露：

大队党支部：

为了更好地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提高专业知识，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特向组织申请报考大学。

如果党让我上学，就决心在学校为革命努力奋发学习，争取优异成绩;如果党让我继续留在农村，就一定安心扎根农村，为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而不懈地奋斗。作为党的一员，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亲爱的党，在留与走的问题上，党怎样安排，我就按党的安排办，而且要办好。

附自传一份。

王路遥

1973.7.3

据刘凤梅追述：“1973年夏，路遥突然来信索要高考复习材料，他说：‘我准备考大学。’我便寄了一些资料给他。”路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心虽然高，也要走报考程序。厚夫的《路遥传》证实：“路遥的志愿依次是：1.北京大学哲学系;2.西北大学中文系;3.陕西师大中文系。”“路遥那时因文学创作成绩突出，事迹已上《陕西日报》，县里领导和有关人员自然也十分支持他。”没有报考延安大学，想必路遥约略知道该校当时师资和办学条件。而他心目中的大学梦不在陕北，而在西安，或者更远更理想的北京。

是年暑假，延川县支教局在延川中学组织了一次大专院校选拔学员的“文化考查”，一千多人参加考试，其中绝大部分为北京知青。路遥“干部档案袋”里的“1973年高等院校招生文化考查成绩登记表”为：语文政治83分，数学22分，理化30分，平均45分。另存有一份《我从实践中获得了真知——批判刘少奇散布的“天才论”》原件。因心里没底，路遥在理化试卷卷面上，还写下这样一段话：“本人由于职业和工作的关系，七年未能复习化学，只在考试前翻阅了一下书，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如果复习时间放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做出的……”他语文政治成绩突出，支教局根据其文学创作特长，决定把材料向文科院校投送。

县里虽过关，并不等于录取问题会一帆风顺。从北师大和陕西师大的招生组入住延川县城的工农兵旅社起，县里另一伙造反派就对路遥告状不断。北师大招生老师起初对路遥创作成绩比较满意，当得知他曾是一个“文革”组织头头时，便婉言拒绝。支教局又把路遥的材料递给陕西师大招生人员，这时他们已从北师大招生组得知情况，也以依路遥可以上“综合大学”为由推掉。

情急之中，路遥恋人、北京知青林达(正在县委通讯组帮忙)，直接向县委反映他上学的问题。申易是一个思想开明、关注“新生事物”的县委书记。他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从外地调到延川的，了解一点路遥的情况，对这位有文学才华的青年人有些好感。还有一说，是县支教局先找延大招生组，见对方为难，他们决定向县委书记申易汇报这一情况。申易想到了就近的延安大学，他的堂弟申沛昌就是那里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是延川招生组负责人。他不光找到堂弟极力推荐路遥，还驱车专程跑到延安大学，找中文系领导郭玉宝和学校领导张逊斌继续做工作。

申沛昌在《十五年后忆路遥》“艰难入学”一节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期，评价一个人，主要是“政审”，而不看学识和人才，录取大学生更是如此。那些学校不录路遥其实无可厚非。“申易知道我在延大中文系工作，就来找我联系”。“现在的问题是县委书记亲自找到学校，推荐路遥上大学，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和申易虽是兄弟，但我们办事情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我作为招生负责人，仔细询问了路遥的全部情况，特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人家告状的原因和内容，二是县委的看法和结论。申易是极其认真负责的人，他向我反复做了解释和说明。”他说，“延川县的公检法机关经过认真调查，认为没有证据，不予认定。特别是延川县委正式做出结论，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申沛昌接着说，尽管“延大党委和延大中文系在录取路遥这个问题上态度显明而坚定”，但仍然“一方面果断录取，另一方面也小心应对”。虽然路遥没报考延安大学，但事已至此，能上大学，在他已是最好最幸运的选择。直到10年后，他还从心底感谢申沛昌这个恩人。1983年11月30日，他在致申沛昌教授的信中说：“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谊，使人热泪盈眶。世界之大，但知音不多，学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

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县委为了甩包袱，才支持路遥上大学。如果联系上下的叙述，查找相关材料，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可靠。

1973年8月20日，路遥被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走出了他人生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二、生活、读书及写作

正由于路遥离开农村如此之难，他才会在延大三年这般刻苦努力。

先说生活。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陶正回忆说，“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偏远闭塞”，“一个工两毛钱”，“三口人一床棉被”。可见当时陕北百姓生活之苦寒。20世纪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不交学费，农村生源还有助学金。路遥对吃饭要求很低，穿着简朴，但抽烟厉害，破费不少。许多知情人都谈到当时他的女朋友林达对他的慷慨支持。邢仪和林达是知青时代好友，两人同去路遥家过年，认识他父母。多年后她去延川写生，还专程看望路遥母亲。老人对邢仪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她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没有林达，儿子延安城里念书，肯定是受恓惶”。林达在县委通讯组工作，“路遥上学期间，林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当时每月挣38元钱，除了自己的伙食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外，其余都给路遥。”

路遥同班同学徐来见说：“学生食堂几乎每天都是钢丝饸饹、玉米面发糕、高粱稀粥、开水煮白菜，同学们管这叫‘老三样’，有的甚至在不堪忍受时闹起‘伙食革命’，与厨师过不去，路遥不在乎这些，他饭量偏大，有时也因数量不足，一顿能吃6两到8两饸饹，或是两块折合8两的发糕，填饱肚子了事，也无什么怨言。”比起念初中时连饭都吃不饱，这对路遥已有天壤之别。“学生是没有经济收入的。他的经济费用多是后来的妻子林达供给的。”他常年穿一身中山装款式、几块钱一米的灰布衣。因一心都在事业，在生活上十分邋遢。“只管穿衣，很少洗衣裳，一有机会便转嫁给女同志帮忙。”他成名后，我们冒着中雨，驱车去省作协看他，见“他手里撑着一把黑伞，上身穿件不过五十多元的灰布夹克，下身穿件揉得皱巴巴的灰麻色裤子，光脚片子穿着一双褐色塑料凉鞋，脚上沾满了泥水。就模样看，谁也不会把他看成是一个大作家”。

次说读书。根据侯业智研究，尽管“从1973年9月29日的会议纪要中提到的73年下半年的课表来看，路遥这一学期开设有文艺理论、现代文学、文艺讲座以及体育和政治等课程”。但实际上，因那时提倡“开门办学”，除去到工厂和农村锻炼，参与各种宣传鼓动、节日演出等杂七杂八的非上学内容，路遥在延安大学上课的时间顶多只有一年。加上有些课除掉政治术语，也乏善可陈。因此，读书如饥似渴的路遥，便经常采取“逃课”来换取时间。他在同学眼里，几乎成为“逃课”的代名词，但大伙都对这位嗜书如命的学长，给予充分体谅。当然那时，大学招生恢复不久，也助长了校园纪律比较宽松，允许抽烟，允许打瞌睡，老师讲课不好时允许离课的气氛。“有时候，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开始上到二层楼上的教室，路遥猫着腰怀揣着书由教室楼下一晃一晃地走出校门”，“一直看书到开饭前返回”。偶尔也会有，“老师在讲台上讲着课，他趴在桌上漫不经心地听着听着，就会发出熟睡的鼾声”。但“路遥读书是有目的的”。“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路遥是一个特殊学生。”

正像同学白正明所说，路遥读书有他的目的。他来上大学，就是要当一个作家。路遥在延川时期，主要创作诗歌和歌词。到延大以后，先写诗，后写散文，也开始写小说。所以，他的“读书”与大部分同学不同。“他为改霞的心事流下伤心的眼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作家的眼泪;这不是大学生的眼泪。他透过书页看到了柳青的良苦用心。对读书，路遥采取的是“泛读”和“精读”两种方式。他之爱读书，“可以说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他读的书基本上是中外文学名著，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等国作家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果戈理的《死魂灵》等”，“他最喜欢读柳青的《创业史》”。对许多名著，我们起初连书名都没听说过，他却读了一本又一本，“他的读书是分秒必争的，每天晚上都读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一边吃饭还一边读书。”同学王志强回忆，他对“‘四大名著’烂熟于胸，他崇尚先秦诸子百家”，大量“研读古典文学，包括‘四书五经‘及其他文学典籍”，“对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都能背诵”。

凭着一个未来作家的敏感直觉，路遥把“精读”看得更加重要。白正明记得：“在路遥的床头，经常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路遥百看不厌的神圣读物。”一天下午，躺在宿舍床上，他一边看一边揉眼睛，还喃喃自语道：“太难，太难啦，活个人真难……”梁生宝的创业令他哭，也为改霞在进城和留乡之间的徘徊哭，更为书中那些明争暗斗的人哭。经常会沉溺其中，难以自拔，这是路遥当时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他又有意识培养自己哲学家的清醒，“用哲学的眼光看待一切”，用它的方法论分析一切。

翻烂书，是延安大学时期的路遥留给同学的最深的印象。他酷爱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在《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高加林和孙少平兄弟的爱与恨里，几乎都有雨果小说的影子。当然更多是柳青《创业史》的分析眼光。徐来见说，延大图书馆仅存的那本《悲惨世界》，都是路遥一页一页地翻烂的。王志强说：“路遥随身携带的《创业史》，被他读得‘脱皮掉肉’，破烂不堪，重要章节，背诵如流。”路遥延川时的老朋友闻频的叙述就更夸张：“据我所知，柳青的《创业史》，那几年，他就翻烂了三本。”白正明认为，路遥出于创作来研究作家作品，不单是要反复读某一本书，而是研究得很深很细，他的眼光是十分独特的。“一次他与几位文学爱好者交谈读书体会时说：‘读书要有收获，就要按文学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的代表作家作品去读，并要对你喜欢的作品重点地钻研，要会享受，会浏览，会大拆大卸。’当时我们对他的‘大拆大卸’只是理解为一般的文章结构章节之间如何安排、联系、转折、照应，情节如何展开，冲突如何布局，细节如何描写，人物如何刻画等。他对柳青的《创业史》就是这样精读细研的。”

对路遥颇有研究心得的蔡翔观察到：“我个人的阅读感觉是《人生》有点像柳青《创业史》的改写。它的用语习惯，基本上是模仿柳青的创作。它的开头特别好玩，非常接近《创业史》的开头。但是，我们看到二者的开头的时间不同，《创业史》用国家时间的视角进入对一个乡村的观照，而《人生》用的是传统的时间，更多的包含了从一个地方的角度来切入对一个村庄的讨论，这是80年代与‘十七年’很大的不同。”然而他强调，路遥在柳青那里吸收的不光是小说叙事的形式，更是他思考当代中国时的神韵，而且紧扣着1975—1985年这个关键时段。具体地说，就是30年社会主义积累的问题产生的危机，在1980年代如何克服危机的问题。他所要表现的不只是高加林个人的困境，而是社会困境如何在历史发展中堆积到了一个农村青年身上的严肃问题。这就把1980年代与“十七”年打通了。路遥与1980年代很多作家不同的地方，后者是将80年代与“十七年”对立起来思考和创作的，他是要将高加林的个人主义与“十七年”的障碍打通，就使得整个中国当代史变得异常丰富和立体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生》仍然论证了改革的合理性。”他与柳青一样是一个有大的历史情怀的作家。

最后来看创作。延安大学毫无疑问是路遥创作的“习作期”。因受时代局限，他那时创作了很多“工农兵文学”，例如，与人合作的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长诗《烈火熊熊》，散文《银花灿灿》《灯光闪闪》《不冻结的土地》《黄河老水手》《吴堡行》，短诗《灯》《当年的“八路”延安来》(散文和短诗均在《陕西文艺》发表)，短篇小说《父子俩》。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习作期”又往往是必要的。“路遥的上衣经常揣着一个小笔记本少半截铅笔，一有空就在上面写字，那时我们以为他在胡乱画写，谁知他是在练笔，在白描，在捕捉生活，在积累素材，为构筑平凡世界的人生大厦准备砖瓦、钢材、混凝土。”路遥后来拿命去拼小说，这时就初露端倪。“他的创作基本是在晚上，他在我的隔壁宿舍，我常常晚上一两点钟起夜，出门后总能看到他们的闪亮灯光和他的写作身影，起床后又能听到他的如雷鼾声。”

三、为当作家做各种准备

他“是位善于抓住机遇的年轻人”。这恐怕是很多人对路遥的认识。这个“机遇”就是路遥1975年秋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实习。这个难得机遇，是他毕业分配到这家杂志的重要前提。

路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有一个“前缘”。上大学前，他与杂志有些编辑老师就已认识，受到不少人的赏识。李小巴回忆：“1973年夏，我去陕北延川采写‘赤脚医生’——北京知青孙立哲。在县革委会宣传组办公室，曹谷溪给我引来一位青年：‘他是路遥，他写了两篇小说，想请你提提意见’。”令李小巴吃惊的是，这个身穿褪色的斜纹布蓝制服的陕北青年话不多，并不“讨好”，而是“沉郁、孤傲、自尊，蹙眉思索”，气象异于常人。路遥还想得很远。延川北京知青有1300余人，很多是清华附中、101中学学生。“一天傍晚，他陪着我在小县城里逛，他笑着对我说：‘北京知青来了不久，我心里就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她们中间。’”“我几乎认为这是一个自不量力的陕北后生仔口吐狂言。”路遥还陪着李小巴去逛黄河，他们步行到延水关，请来几位艄公过河，为了一览这伟大河流的壮阔雄浑。

几年后专程去延安大学把路遥要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副主编贺抒玉，也是1970年代初在延川第一次见到路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穿着一身农民式的棉衣，坐在炕头憨厚地笑着，时而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文学创作问题，一听就知道是影射文化专制主义者统治者。”那时，刚复刊的《陕西文艺》杂志正积极发现和培养作者，对有前途的青年尤为注意。“我把他为《山花》写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带回编辑部，在复刊的《延河》上发表了(当时叫《陕西文艺》)。”他的处女作在省级刊物发表之后，即与贺抒玉有了书信往来。因此，在贺抒玉看来，路遥并非延安大学的普通学生，而是省里有意栽培的年轻作者。这个并非一般的赏识，其实是她把路遥挖到编辑部的思想源头。这位亲爱的伯乐，关键时刻决定亲自动手：“1976年夏秋之际，路遥就要大学毕业了。编辑部几位领导同志都认为路遥在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上蕴藏着较大的潜力，很想调他来《延河》工作。听说延安大学那期毕业生分配方案已定，全部就地消化。”于是她和主编王丕祥便去省高教局通融，又到延安地委宣传部、教育局和延大向领导求助。

路遥不只被动接受老师们的提携，他也很主动地认识杂志社人士。《优胜红旗》在《陕西文艺》1973年7月号发表后，他10月参加编辑部创作座谈会，认识了老编辑董墨。一天晚上，董墨在房间与路遥闲谈，发现路遥并非“口若悬河、口齿伶俐”那种人，而是长相憨实，“好像每句话都是经过思考后才说出”，遂产生好感。后来延安大学“开门办学”，“我问他，愿不愿意到编辑部帮忙工作一段?”路遥欣然同意。在旁人看来，路遥尽管性格内向，但知道踩什么点。这是受到了柳青《创业史》中那句话的深刻影响。“在作协大院里，他结识了许多老一辈作家，他读他们的作品，通过作品了解他们。”他“只见过柳青一面，还是在柳青患病的时候我领他去的，并没有交谈什么。他是靠读《创业史》等作品理解柳青的，路遥在生活中是位处处有心的青年人”，“他也很重视文学同龄人的交往和友谊。”但她坚持认为：“从1972年冬，在延川县一个土窑洞里初识路遥。一直到他调进省作协大院之后的许多年，路遥一直保持着农家子弟的简朴、厚道、热情等许多特点。”

路遥深知，能否在《陕西文艺》编辑部留下来，还要靠创作的实力。像很多初涉文坛的年轻人一样，他刚踏进省作协大院的时候既激动，又紧张。这里原是国民党84军军长高桂滋的公馆，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下榻此处。隔着一条金家巷，对面就是张学良公馆。高公馆建于1933年，是一座迎面有喷泉、四周是花园的洋房。在路遥眼里，这个院落虽显破旧，但威风还在。他被安排在小说组实习。稍微熟悉了一下环境后，路遥马上投入看稿、编稿工作当中。在资深编辑董墨印象里，他“工作得很认真。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编辑部让他到关中和陕北组稿，他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还一路约稿，一路仔细观察风土民情，不时记下来当作素材。在他几年后发表的散文中，“我发现他的观察力很敏锐，在篇幅不大的文章中，能传达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某种氛围”。董墨认为他是编辑和作家兼得的人才。

杂志社诗歌编辑汪炎，原先以为路遥一定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人，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敦敦实实，一副虎背熊腰的模样。他外朴内秀，“对于天下大事，十分的关心，而且相当有头脑，有主见”。在编辑部的半年，他对创作抓得很紧，拼命读书，勤奋写作。因为有编稿任务，所以他都是熬夜写东西，写到下半夜或到凌晨是经常的事。因过于辛苦，早上起床就很挣扎。“那个时候，路遥就住在小说组对门的那间仅有八、九平方米的小屋里，里面除了一桌一凳一床与书籍外，别无所有。”这样，就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意外，“入冬了，屋里便生个炉子取暖，条件十分简陋。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早上，已经9点多钟了，路遥尚未起床，恰巧有个作者来寻他，我们便去敲他的门，里面竟没有动静，都以为他睡得太香了，就又‘咚咚咚’地敲，勉强有点动静了，破门而入，却发现路遥煤气中毒，如果再迟缓些时间，恐怕他真没命了，好悬!后大家开他玩笑说：‘路遥，你这里大难不死，看来必有后福。’他呢?嘿嘿一笑，再不啃声。”

路遥明白，在通往作家的道路上，建立“文学圈子”也是必要的一环。他原先在延川就有一个“《山花》圈子”。彼时延川故旧纷纷调到延安，这个刚形成的延安文人圈子，亦在不断增添新人。曹谷溪已在延安地委通讯组当干事，闻频、贺艺是延安文工团的编剧。还有白龙。路遥到文工团找闻频玩，又认识了晓雷、李天芳夫妇，以及梅绍静等。1974年夏，他在延大主持系列文学讲座，就公私兼顾把这一帮朋友统统请了过去。“他在延安就近请来白龙、梅绍静老师讲授诗歌创作;邀请晓雷、李天芳老师讲授散文创作，韩起祥老师讲授曲艺创作。他又陆续从西安请来了董墨、李知和陈忠实老师，分别讲授散文和小说创作。”与朋友相聚，除谈读书和创作之外，更多内容还是吃喝。很多人对路遥到处蹭饭的情景都记忆犹新。晓雷说：“路遥把我的家就当作了他的家。每个星期日，我们清贫得只能用口粮中百分之三十的白面做一顿揪面片，但关于文学和人生的谈话，却是我们最好的佐料。”“关于《红字》，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茹尔宾一家》，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就成了我们永远说不完的共同话题。”贺艺说道：“他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便成为延安歌舞团和我家的常客。路遥的饮食习惯与我相同，爱吃面食，尤其爱吃揪面片。而做面食又是我的拿手戏，揪面片就更不用说了。路遥不吃大肉，牛羊肉稍吃一点，最喜欢洋芋丁丁、豆腐、白菜、油泼辣子、葱花、香菜，把面片一拌，一顿总能吃个半斤八两的，往上一端，一口气吃完。就这样，我们找到了‘知音’，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难怪延大同学错以为路遥在学校是因为读书不挑饭食呢，他原来竟有地方在打牙祭。

他还把文学圈子转移到咸阳和西安等地。闻频从延安调到咸阳国棉厂教书，在西安实习的路遥找到了这里。有一次，他到咸阳带了一本《陕西文艺》，叫闻频看他创作的访问渭北的散文，还神色紧张地盯着对方。闻频知道，眼神里有期待，也有不知朋友会怎么评价作品的些许的不安。看到这位一路从延川奋斗到延安，再到西安的年轻友人，他不禁感慨万千：“我高兴极了，我为他祝贺。真想不到没隔几年，他竟进步得这样快。”闻频了解路遥初到延大，本不打算马上创作，只想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从与路遥的交谈中了解到，“他到《陕西文艺》这些日子，思想特别活跃，在和老一辈作家的交谈中，收获特别大。他谈到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胡采、贺鸿钧、李若冰、董得理、李小巴。言谈之中，对他们充满了敬慕和感激”。路遥与西安工人作者申晓，是在作协开会结识的同行，后来成为好友。申晓初觉他为人木讷，时间一久，便发现这里面水深。1973年秋，刚复刊的《陕西文艺》召开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创作座谈会。路遥和申晓一个组，后者看到，他钻在一个旮旯里一言不发。“会上，主持会议的贺抒玉老师让路遥发言。‘路遥，你咋老不发言，你说说你咋写的《优胜红旗》?’”他“急得抬起头嘟囔着：‘我……我不会说!说甚哩嘛!’说罢，低下头甚也不说了。贺抒玉和善地笑笑，说：‘路遥是陕北人，陕北人的嘴都笨。不说也行，只要会写就行!’”晚上安排看样板戏电影，他和路遥溜号，两人跑到西安大街上闲逛，边走边聊。到了这时，他才猛觉到路遥的内心世界竟这样别有洞天！

申易问：路遥，你如今谈对象了没?路遥答：谈了，谈成了。北京知青，厦门人，叫林达。长得俊不?嘿嘿，你猜?凭你的样样，林达长得也不会俊样!哎呀，你瞎说哩，林达长得比我强，俊哩!又会写文章，我们县通讯组的，前不久刚在省报上发了一篇文章。申易又问：你咋找北京的女娃娃，找个本乡本土的婆姨多好，咱陕北的女人乖哩!停顿片刻。路遥答道：唉，你就不懂了，咱家穷嘛，穷亲戚再套穷亲戚，那穷根就扎下了，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熟悉《人生》的人们，恐怕都会对这句话印象极深吧。作品中，有一段对高加林与巧珍大马桥头分手时悲情场面的描写。高加林的话就包含着这层意思：

高加林看见她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浑身上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顿时感到有点心酸。……

加林把头迈向一边，说：“我想对你说一件事，但很难开口……”

巧珍亲切地看着他，疼爱地说：“加林哥，你说吧!既然你心里有话，你就给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我可能要调到几千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去工作了，咱们……”

巧珍一下子把手指头塞在嘴里，痛苦地咬着。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去吧。”……

一阵长时期的沉默。两串泪珠静静地从巧珍的脸颊上淌下来了。她的两只手痉挛地抓着桥栏杆，哽咽着说：“加林哥，你别再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

如果以研究的眼光看，这里实际是隐含着一个路遥的“情感结构”的。这个情感结构竟与他几年前高考报名的顺序不谋而合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师大中文系。把它倒过来则是：陕北——西安——北京。他与申晓1973年的这场对话，在九年后的小说《人生》中被和盘托出。这是隐藏在路遥内心世界最深沉的秘密。假如从这个角度看，“延安大学”正是路遥从陕北到西安和北京的跳板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还是路遥的第一个恩人兼老师申沛昌先生最懂得他：

在我的印象中，路遥进入延大中文系读书，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他所从事的创作中，其生活素材、人物形象，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应该说主要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来源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和积累。而他的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以及一些涉及到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等等，应该说是得益于大学三年，他拼命攻读中外名著而从中学习、借鉴、创新的结果。当然，他本人对文学的酷爱和天赋也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

事实上，路遥与申晓对话中的“情感结构”，是他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那里的。但如果不经过延安大学三年读书思考的发酵，也就是申沛昌所说的系统化，那么它只能胎死腹中。因此，我愿意回到文章开头那句话，“《山花》时期”，只是路遥创作的第一个原生态的起点。而他真正的起点，还是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