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路遥研究的难度

在当代已经故去的作家中，许多成为持续关注、深入研究的对象，比如老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他们都是跨代作家，他们的文学探索和创作成果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如果设一个时间限度考察，在新时期起家又谢世的当代作家中，一些也已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这其中，路遥研究无疑是显学之一，如果有心人作一下统计，在新时期起家又离世的作家中，给以最多研究评论的，可能就是路遥。①

路遥的创作，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他的言说方式突出地折射着风云际会的时代思潮，和迭变冲突的文学思潮。路遥研究伴随着他的创作和他文字的生命力，每隔一个时段便会有一个高潮，如果细致考察，就是在一个被虚构或被误判的有压抑感的情境中，路遥研究也未有沉寂，而是有重量级评论家的关注，有重头的具有奠基意味的文章出现。近年来学术上的耿耿于怀便是文学史叙述问题，是不是存在一个“被遮蔽”的路遥，是一个讨论话题，这个话题的讨论前提先不管问题发生的年代和有无有文学史观层面的对话，它的前置预设是把文学史叙述和教科书叙述划等号了，当代文学史如何写、如何重写、如何叙述？诸多作家如何摆放，如何评价？在一个相对的时段里，谁是经典？在一个未知的历史中，谁会经典？需要等待又一波整体性的思考和论证，列车还在行驶，仍有乘客上下，文学宫殿的椅子还不固定，大历史叙述和大文学史叙述还没有到来，历史老人和历史哲人还没有出现。路遥的创作如果细考可以分段说，关于路遥的研究也可以分段说，近年来尤其成为一个热点，笼统地说，路遥研究迎来了一个新阶段，新语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同时，路遥研究，实际上变得越来越有难度。2017年的时候，延安大学召开路遥研讨会，我讲了路遥研究的难度。这个难度在哪里？第一、学术研究，要求始终秉持理性，当代文学研究，要投入学术热情，又要有平静的理性，需要安静的书桌，历史上某些文学的“热病”，文学研究的“热病”，已经成为历史的教训。第二、研究的前提应该是对研究历史、研究成果有一个历史的考察，对路遥研究该有一个学理上的归整，对此前关于路遥的学术话题该有一个系统的搜理。怎样避免议题重复、同义反复，或者进行同义深入是一个问题，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空间也是一个问题。研究热情、研究动力和研究目的同样抵制重复论证和平庸阐释。已有学者例如梁向阳、赵学勇在作这样的盘点工作，但仍无法阻止学术生产的重复和具体论述的陈陈沿袭。我读到过杨庆祥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写于十年之前，杨庆祥说：“今年7月我准备写一篇关于路遥的《人生》的文章，在搜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让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近二十年来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和研究都在一个低水平线上重复。在一部前几年出版的《路遥评论集》中，收录了自1983年到2007年发表的三十多篇研究文章，但就我的研究需要而言，仅仅只有两篇文章给我提供了有限的利用价值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不是简单地复述文本已经预设的故事，人物和意图，而是试图在一个‘大历史'的视野中把人物、故事，从文本里剥离出来，‘缝合'到当代的历史语境而不是文本语境中去”。②杨庆祥这样说的时候，是在为他的命题寻找参考，“就我的研究需要而言”，但也不能不说坦率地指陈出了路遥研究的重复现象。第三、路遥研究需要寻找新的方法论，我举了贺桂梅、程凯关于柳青《创业史》的研究，引入社会史方法之后把对《创业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使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研究增加了开阔的视野和历史的厚度；路遥研究我则举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邵燕君的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将对路遥研究从文本解读中拓展开去，由解释学延伸到了接受美学，至今，还有研究者沿着这一路径在作丰富和拓展工作。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比以前条件更好的环境中，已经很难见到更为细致的文学田野调查工作。所谓文学研究的“成功学”、“英雄论”会导致懒惰。

第四、关于路遥研究的史料考释。路遥1949年生，1992年离世，生命43年。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生涯，改革开放之后迎来自己创作的旺盛期、蓬勃期，1984年到1988年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然后是绝唱《早晨从中午开始》。算下来，路遥创作的黄金期，就是他的盛年期，多少年？十年左右。他不是一个长跑作家，和他同代的作家还在写作。路遥在上演了壮阔的文学、生命戏剧之后，已不能言说，他言说方式，就是他此前的文字。这是研究者基本的依据。按说，路遥生长于一个昌明的年代，他的作品也已有全集出版，多种传记、年谱和许多回忆文章几乎无差异的描叙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从事阐释学研究，路遥是一个稳定的对象，整体考察和评价不会存在问题。但是，如果置于史的视野之下，路遥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影响着路遥研究的深度。比如延安大学申朝晖关于北京知青和路遥关系的史料考释，就打开了一个新层面，进入了“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再例如程光炜关于路遥的史料考察，他重考、再考路遥的一段感情史、道德行为史，不仅有新材料的引征，而且引入了社会演变史、时代运动史、社会情绪史的背景，把道德评判置于历史的维度，给以史料以更广阔的论证、解释。程光炜的考释，从材料出发，用材料说话，核心材料和背景材料并举，多重论证，看似严守实证主义的史学的规则，实际上运用的是思想史的方法论。从事精神生产者都有一个精神实践的过程，没有一个作家是横空出世，借鉴戈登•柴尔德的考古学述语，路遥的创作，有一个“史前史”，然后才进入人们投入精力、热情关注的创造期。对路遥文学生涯“史前史”的考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文学逻辑，隐含着一个作家的文学发生学；也是一个历史逻辑，伴随着旧时代的投影和新时代的降生。当代许多作家都有一个走出70年代和走进80年代的过程，路遥是一个典型。现在，有更多的史料发现，更充足的条件支撑人们寻找脉络，进行考辨。

有意无意间，我注意到了姜红伟的路遥研究。

二、被夸大的悲情

姜红伟何许人也？此前我不知道，现在也不认识，没有联系。像我长期订阅《读书》杂志一样，我长期阅读《南方周末》，2019年11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读到姜红伟的文章：《<花城>刊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始末》，因为提到我的名字和我经历的事情，还因为他个别地方的史料硬伤，印象深刻。这篇文章刊载的时间距离路遥诞辰70周年不足一个月时间，当然有文章作者的关注和感情，也有为路遥诞辰70周年纪念预热的意味。文章讲述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发表的源起，背景，来龙去脉，编辑和作者、编辑和编辑之间的互动过程，编辑部评价以及编辑部的后续动作，勾沉出一段史料，并且描述出了逻辑链条。当然，还有记述或转述的错误。

姜红伟有关路遥研究的文章，就我所见，除了上面这篇，还有《<长安>与路遥<平凡的世界>鲜为人知的故事》③，《<路遥全集>遗漏的两篇重要“轶文”》④，《<收获>刊登路遥<人生>的来龙去脉》⑤，《路遥给金谷的一封信》⑥，可能还有，我没有读到。姜红伟的这些文章，可以归类为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释，他无心插柳，种瓜得豆，虽然有的有点接近文史随笔，有的是典型的史料考释，但背后都有文献版本，流布校辨方面的用心和自觉的史料意识。姜红伟的文章提到一些事情，岁月流转，已成陈迹，“鲜为人知”了，提到我一些前辈、朋友和同事，让我徒增伤感。姜红伟写到的金谷，让我想到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背景，一大批上海人、东北人迁栖西北，金谷先生是不是其中一员，我没有向他曾经的同事求证。姜红伟的有些发现和披露，硬材料里渗透着历史逻辑的血脉，隐含着时代雷声和路遥的思想裂变，在路遥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有些，则唤起我曾经的质疑，逗引我产生对一段本应不是事件的事件的考辨。

姜红伟的《<花城>刊登<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始末》一文，提到《平凡的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文章有这样的记述，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由《花城》编辑部牵头，联合《小说评论》编辑部举办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室举行。这个记述有误。这个活动不在他们记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室召开，而是在北京北三环的七省市驻京办事处。因为我是会务人员，这个会议商妥之后，我打前站，先行北京，周明是北京的主要筹办者，我记得我到北京后，先到东四八条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找到周明，周明交待事宜，先行安排我入住七省市驻京办事处投入会务。那么，这个研讨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室召开从何而来？厚夫的《路遥传》也这样记述，厚夫在这里打了个盹，他没有考，依从了周昌义。严谨的姜红伟同志百有一疏，可能转述的也是周昌义的记述。周昌义的文章很有影响，常被文学研究者作为硬材料引用，文章细述他去西安组稿的过程，有一段讲到《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品研讨会，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当事人了，不是眼见实录。周昌义文章记述：“《花城》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他们的新任主编谢望新，立刻从北京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雷厉风行，而且轰轰烈烈。那时候，《花城》和《当代》的关系很亲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也很亲近。《平凡的世界》研讨会，就在我们社会议室开的。很多《当代》编辑都去了。我没去……我记得散会之后，老何率先回到《当代》，见了我，第一句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⑦周昌义这一段记述，有多处错误，当时的谢望新，是《花城》的副主编，不是主编；研讨会并不是在他们社会议室开，《当代》也没有去那么多编辑；他文章中说的老何，是何启治先生，何启治并没有参加研讨会，何启治向他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或有说过，但也是转述的研讨会下的研讨，并非研讨会现场的真实的面貌，亦不排除何启治先生“此情此景”下还有可能有莫名的情绪、心理。

这个重要不重要？不重要。至多是文学活动史的一个记述失误，够不上“领导权”问题。恰巧我是当事人，作一下勘校工作。我要辨析的是对研讨会的评估，和研讨会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评价。如果置于当代文学史的维度，就涉及到一段文学史话和一部作品的评价史的问题，相关记述也就涉及到史料澄训和史学意识问题，还有记述者的理性和感情问题。

对于一段或一次文学活动的判断、认证和评估，最重要的依据应该是文字记录，《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当时的参加者有鲍昌、谢永旺、朱寨、陈丹晨、缪俊杰、何西来、顾骧、刘锡诚、蔡葵、雷达、曾镇南、李炳银、白烨、王富仁等等，鲍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他主要参会者我不能多费笔墨，治史者可以考一考，按照现在的说法大都来自主导话语权的位置，“几乎攘括了中国当时最权威与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路遥的一生，有过三次研讨会，其他两次不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不光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而且当时、现在看也可以说是少有的顶尖级的，这个研讨会在路遥的研究评论史上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回过头来看研讨会涉及的话题和由研讨会催生出的文章，现在说这个研讨会对《平凡的世界》的评价奠定了此后评价的基础，为他获得茅盾文学奖打下了基础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研讨会的纪要是我所作，刊载在1987年第二期的《小说评论》和1987年第三期的《花城》上，那时候我们作纪要的方式，一支笔，一榻稿纸，全神贯注，紧张记录，趁热打铁，尽快作出。当时我的能力，也不允许我虚构，更没有胆量黑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长篇小说的产量，一年30余部，1986年，王蒙写出了《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当代》1986年第五期发表，贾平凹的《浮躁》还没有面世，许多同代作家还在为长篇创作蓄势。这个研讨会并没有就事论事，讨论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总体态势，给予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以充分的评价，认为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是一部全景性地反映当代农村生活、农民命运的优秀作品，从宏观方面说，它和《活动变人形》《古船》等一起，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十年长篇创作的总体高度，预示着长篇创作的前景。有点意思的是，纪要中记述当时的一些命意，仍然是现在的话题，当时的一些用语，仍然是现在的“热词”，例如“从路遥的《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能够看出作家有两个自信：一是用现实主义可以表现中国的现实；二是现实主义可以在中国文学中得到拓展和发展”⑧。“路遥作品有一个主旋律，就是对农民的深挚理解，对他们生活状况的焦灼与痛苦，以及农村中进步知识分子对于生活幸福的追求，人格解放的渴望和对于文明的接受和向往”⑨。纪要从创作方法、美学追求、作家的精神态度，作品的人物形象等方面对研讨会的发言进行了归纳，虽然说二度复原，但从二度复原中也能读出这个研讨会的质量、视野和高度。它的氛围，我不描述，避免有主观之嫌，更具体的评说，有白纸黑字，我不更多的复述。

若干年后前，我读到过白描关于这次研讨会的回忆，我小有吃惊，我记得我当时就和参会者李星、白烨有过交流。白描这个回忆被王刚写到了《路遥年谱》之中，作为了历史记录：

“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回到西安，路遥去了一趟长安县柳青墓。在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柳青墓前，放声大哭。”⑩

目前的路遥传记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厚夫的《路遥传》、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和王刚的《路遥年谱》，我知道文学史家程光炜先生很重视这三本书，还专门开了《路遥年谱》的研讨会，他当然是由点及面，展开的是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的讨论。这三本书介于史料，学术和文化读本之间，有的具有突出的文学色彩，情感色彩。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他们在征信、选择史料方面存在问题，而我看到的一些评论、研究文章不做考释，偏听偏信，以讹传讹，用以支撑自己的论证，直让人哭笑严谨学风和科学态度。

在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的记述方面，厚夫的《路遥传》采纳的也是白描的回忆：“当时也一同赶京参会的《延河》主编白描在路遥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第一部研讨会在京召开，评论家却对其作品全盘否定，正面肯定的只有朱寨和蔡葵等少数几位。他回忆，当时一些评论家甚至不敢相信《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自《人生》作者之手。面对许多人的尖刻批评和否定，路遥当时真有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苍凉心情”。⑪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在史料采信方面，也转述的是白描的回忆：“这次座谈会上，《平凡的世界》几乎遭到了全盘否定，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写法陈旧，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不是《人生》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现实主义写法行将死去，路遥还在坚持这样写，多么沉闷，多么没意思”。⑫

多年之后，我又读到白描的讲述：

那是1986年冬天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会议上大多数评论对《平凡的世界》持批评态度，明确肯定《平凡的世界》价值的只有三个人，朱寨、蔡葵和曾镇南——最后我陪路遥回陕西，那天还是大雪纷飞，1986年没有机场高速，当时通机场的路就是现在的辅路，出租车打滑，差一点翻到路旁的沟里，我和司机吓得要死，回头看坐在后排的路遥，全然无动于衷，那几天人都呆滞了。”⑬

雪花飘飘，大雪纷飞，是精彩的文学背景，但不能用于指陈研讨会的实际内容，万幸避免的事故和主人公遭遇的远远超过冷遇的打击，恰遇恶劣的气象背景，似乎成了一场悲情事件的余绪。我说这几部著述带有感情、文学色彩的描述，甚至失缺文学常识的想像判断，还可以举例，比如厚夫描述研讨会上的路遥：“他坐在会议的角落里，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接受中国文学界考官严苛的审视，”⑭虽说是一个形象刻划的细节，以厚夫对路遥的了解，他显然作了文学化的想像和渲染，是不应该出现的对路遥行为方式、性格气质的失察；比如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不加引号引用了白描所说的“只有著名评论家朱寨、蔡葵、曾镇南给予小说肯定，”⑮然后引述会议一段文字，慷慨地就把纪要所归纳的总体评价送给了这三位先生。这个移花接木随意了，不严谨，是为了文章的起承转合、气氛烘托，用文学抒情代替了史料文献逻辑。至于现实主义过时说，死亡论，放在这个研讨会的情境中，则是一个失缺学术常识的判断，是把一个语焉不详，没有史实考证的话语，或者当时思潮性的蛛丝马迹，风声雨声，移置到了研讨会的场景中，如果略微考察一下参会者的学术谱系、评论思想，读一下他们此前和此后的文字，考释一下他们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学理上无法推导出现实主义过时论和死亡论会出自他们之口，更不会在这个研讨会发生。

王刚《路遥年谱》所引用的白描记述路遥在柳青墓前放声大哭的情景，亦是对事件发生时间的主观调度，被从春夏之交移到了雪花飘飘的冬季，用以强化虚构一个没有预约的共谋，主人公的悲情遭遇。这个场景，当事人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有过文字记述。1986年春夏之交，路遥写完了二稿《平凡的世界》，去了一趟广州。这一年五、六月间，路遥有一段难得的时光享受，看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这届世界杯，德国拿了冠军，最佳射手是英国的莱因克尔，金球奖则归属现在已经很胖了的迭戈•马拉多纳。1986年的白描，距离40岁的年龄，还得再长几年，我们一起看球，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柳青墓”的时间，白描如果认真回忆，当能记起。路遥拜谒柳青墓，就发生在广州回来之后，王天乐回忆：“回到西安之后，路遥忽然要领我去一趟长安的柳青墓……他在柳青墓前转了很长时间，猛地跪倒在碑前，放声大哭。”⑯王天乐说，路遥然后让他走开，一个人单独在柳青墓前呆了一个多小时。为何这样，王天乐一直不得其解，说这是路遥一生中唯一没有向他说的“隐私”。1986年春夏，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有一段难得的放松，迎来自己最喜爱的文化享受，然后，又要投入新的更艰苦的战役，他到柳青墓前放声大哭，这个情感行为，有兴趣的路遥研究者可以展开心理分析。只是，得尊重史实，如果移置于后来才发生的研讨会的情境中，则玄谬千里。

路遥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应该是很幸运的了。青年时代，遇到曹谷溪，文学创作的关键节点，遇到秦兆阳，路遥说秦兆阳是“我的文学教父”。1980年发表第一篇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2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末发表《人生》，1983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9年出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也是一个悲情作家，从他的童年遭遇到爱情、家庭，一生不能摆脱的贫困，致命的疾病和英年早逝，一直伴随着浓重的悲情。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某种意味上，也是悲情之作，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背景和他所认为的悲情遭遇，但更多的是面对自己：“必须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别人不是唯一的，你也不是唯一的。”⑰他不拒绝红地毯，但也不能让全世界的聚光灯都照向自己。他向朱寨、蔡葵、曾镇南表达了敬意，但无一字指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因为这个研讨会没有保留和冷落，更没有放逐、否定、批判的阴影留在他心中，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能无中生有，违背自己的人格伦理和文学伦理。如果我们依据史实考察，遵循学理，逻辑考辨，可不可以讨论出，就是这次研讨会，奠定了路遥研究、《平凡的世界》论说的基调和尺度，甚至构成了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评价基础。研讨会后，蔡葵、丹晨、曾镇南、雷达、李星等参会者都写出了评价很高的文章，形成了对这部作品评价的第一波热潮。如果按照白描先生，几部史传的描述和一些研究文章的引用、传播，研讨会发出的“尖刻的批评”，给予的失败之作，“全盘否定”的定性，我们帮这个逻辑找，连带其他参会者后来陆续还产生的文章，还指证不出一篇否定性的论说，材料证明，他们没有很快背叛自己，而且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竹内好论鲁迅，说：“鲁迅是一个疑问，尤其是传记里的疑问之处更多”。⑱路遥生前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有写，有些材料为他的“经历编排了一些不真实的‘故事'”，⑲这个路遥无法看到的故事由雪花飘飘到放声大哭剪辑完整，由“全盘否定”、“尖锐的批评和否定”构成内容，还有一个被压抑的氛围塑造的被离散出去的主人公，再辅之以引证、传播、史传引发的效应，打上了浓重的悲情印记，这个悲情事件存在不存在？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夸张，缺少一个史料考证和史识意识的追问。

三、《路遥全集》问题

路遥生前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人生》（单行版）《当代纪事》《姐姐的爱情》《路遥小说选》《平凡的世界》《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中篇小说名作选》，最主要的是《路遥文集》一到五卷。《路遥文集》路遥生前自己编选，撰写了编后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路遥没有看到。《路遥文集》是《路遥全集》的第一基础。

《路遥全集》的第一动议和第一个版本应该归属太白文艺出版社，时在1997年，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工作的朱鸿策划创意，邀我加盟，我把保存的“关于收集整理编辑《路遥全集》稿件的协议”的主要条款抄录如下：“甲方：李国平，乙方：太白文艺出版社，经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乙方委托李国平收集整理编辑路遥发表与未发表的所有文字，以便其全集名副其实；二、乙方付甲方报酬标准为：全集中新搜集的文字千字10元，其余文字千字8元。”当然有双方签字盖章，时间是1997年9月25日。另外我还手持乙方开具的一份委托书，因为我要进行寻访工作，不能空口无凭，时间 是1997年10月18日。这中间的事情让我省略不叙。直到2000年9月，这个版本的《路遥全集》才由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这个“关于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我手握一份，让我抄下若干条款，也许会是路遥研究和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出版研究有用的史料。甲方是广州出版社，乙方是太白文艺出版社，“一、乙方同意与甲方联合出版《路遥全集》，并共同拥有该全集的专有出版权，甲乙双方所享权利、义务及期限以乙方与林达于1997年6月6日所签合同为依据。二、甲方完全履行乙方与该全集著作权人林达签订的合同，即，在该全集出版两月之内，按千字30元标准付其稿酬，乙方接受林达提出的增加稿酬千字10元的要求，甲方同意这一要求，并按规定在重印和再版时按基本稿酬的8﹪付其印数稿酬。三、乙方已聘请李国平将路遥存世的文字尽可能完备地收集、整理，编辑完毕，甲方完全履行乙方与该全集稿件收集整理编辑人李国平签订的协议。”第五款则是“甲乙双方同意该全集署名为两家出版社，即广州出版社和太白文艺出版社……同意将‘原责任编辑朱鸿李国平’改为‘特约编辑朱鸿李国平’”，时间是1999年4月16日。

现在回忆，我当时梳理了一些线索，征询了一些意见，跑了北京、延安等地，拜见了一些当事人，翻检了《山花》，70年代的《陕西文艺》，也向能想到的当事人发函救助，遇到了慷慨回应，也遇到过石沉大海，我印象深刻的突出感受，就是路遥的有些朋友还不能把路遥的文字看作公共财产，而是视作珍贵的个人财富，这个从知识产权角度人家没错，我的收集工作也在许多方面受阻，这是客观限制。这个版本的体例还是主要依据路遥自己编辑的《路遥文集》，有所增加的是，没有编入文集的若干公开发表或内部刊行的作品， 以70年代为主，还有散轶的若干言论和三十余封信件。必须检讨的是，我当时在搜集工作方面没有下足功夫，当时的史料知识准备还相当欠缺，也没有在汇校、统筹、校勘、体例等方面思考和用心，这个全集虽可以称为《路遥全集》的第二基础，但离真正意义上的《路遥全集》还有很大距离。这个版本的《路遥全集》已经中止。

2010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过一版《路遥全集》，据说，遭到日本学者安本•实致信批评。安本•实注重实证研究，他的批评多半在史料方面。201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邀请延安大学梁向阳先生作为“特邀编辑”，编辑出版了2013年版《路遥全集》。这个版本主要增加的篇目，集中在全集第六卷《早晨从中午开始》卷，这个版本梁向阳从原则到体例都做出了贡献，被姜红伟注意到《红卫兵之歌》和披露出的路遥致金谷的信，梁向阳早有注意，编辑过程中也建议收录，但是，他遇到了冲突，不是他和自己的冲突，也不是他和出版社的冲突，而是和第三方的冲突。梁向阳搜集、掌握了更多的史料，拿到了未披露的信件，例如路遥致谢望新的近二十封信，致曹谷溪的近十封信，还有致白烨的信等等，都未能收入这一版的《路遥全集》。这些信件，有些我私下读过，但未有授权，我不能披露。

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伴随着整理也伴随着遗漏。我要说一般性的原则性立论，体系性建构大于具体的工作，恐怕有违事实，但是思潮性的、单元性的、地域性的归类整理大于精微的“琐细”的挖掘、考释恐怕不是言过其实。史料专家，队伍是一回事；史料意识、耐心、功夫是一回事；史料工作者面临的问题是一回事。《路遥全集》编纂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恐怕是当代作家文集、全集编纂、研究过程中的共同问题。是面向研究者、学术界还是面对图书市场、普通读者，这中间有相交的同一性，但版本样态还是会呈现出文献工作方面的差异；已发现的材料，应收而未收或不能不许收录，这是一个冲突，这个冲突的深层，用旧话说，就是一个“讳”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希望更多的占有材料，以便有个完整的理路，深入到丰富性和复杂性之中，还原解释一个作家的整体创造，探究他的精神心理，考证他和时代的关系，他就要遇到一个材料的有限和论据展开的充分问题，我们“书生”认为在学理上“反常”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史料编纂和当代作家文集、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反而是普遍的“正常”的现象。

姜红伟考证出了《路遥全集》遗漏的两篇重要“轶文”，第一篇题为《使作品更深刻更广阔些——就<人生>等作品的创作答读者问》刊在1983年8月28日的《文学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在路遥自己编辑的《路遥文集》和后来几版的《路遥全集》中均有收录，只是文章标题不一样，小标题也略有不同，在《路遥文集》和《路遥全集》中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的题目出现，相关文字无甚差别，篇幅问题，我不能引述对照。但是，姜红伟的发现，仍应该算作“轶文”，它有助于双重论证那个时段路遥面对的文学环境和他的文学体会、文学思考。姜红伟考证出来的路遥第二篇“轶文”，标题为《注意感情的积累》刊登在1985年12月19日的《文学报》上，这篇文章我有查找对照，在《路遥文集》和《路遥全集》中未有发现相同的文字，是一篇新发现的典型的“轶文”，应该引起路遥研究者的重视。

何谓“轶文”？一是针对全集而说，是全集该收而来收；二是在历史时间、空间中的新发现，新考证；三则涉及价值面，治史者关注史料背景的信息，要考轶文的史料价值，看其能否推进作家的研究，补充、丰富一些认识，甚至改写一个文学史结论。姜红伟文章《路遥给金谷的一封信》提到的政治抒情长诗《红卫兵之歌》，马一夫、厚夫主编的《路遥研究资料汇编》和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均有记录，⑳金谷先生的文章《观剧忆路遥》㉑也有回忆讲述，公开刊载，但它是一篇重要“轶文”，没有，不能收入《路遥全集》之中，但史家以后会把它放在作家的创作道路上考辨，也会考释这则史料所折射的文化样态和时代脉络。

被梁向阳他们掌握，被姜红伟第一次披露的路遥致金谷的信，是研究路遥的珍贵史料，它在路遥文学活动、社会思考、思想演变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这封写于1975年12月8日的信我转抄部分：

我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呢？没有，一年来，生活表面上充满了愉快，但心情是沉重的，这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幸福永远代替不了整个社会问题的忧虑和关切……

你又回到那个“时髦”的地方了。你能报告我哪里的一些什么情况呢？哪里的同行们能冷静地分析社会问题吗？他们知道上海以外人们的心理吗？我想，真理是无法“修改”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不会绝灭。祖国万岁！真理万岁！谎言和极左派的高调必将被历史嘲笑！

北方已经开始飘雪了，千百万人又受了这冬的洗礼。冬天是严峻的，但它包含着火与温暖。㉒

当代许多作家，都和70年代文化、文学发生过密切关系，70年代是他们生长、成长的腐殖土，整个70年代，呈现着复杂的历史特征和结构特征。1975年年末的路遥和林达的恋爱已经稳定，大学毕业之后的去向也基本心中有数，但仍难掩心中的烦恼，他告别青春的痛苦之后又进入了精神的痛苦。1975年年末，社会生活虽然还在旧时代的投影下行走，但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历史的冲动已经孕育着新时代的降生。路遥致金谷的信就写于两个时代的过渡阶段，他的表达方式，或抽象，或形象，有某种昂扬，又有些许不安，明暗交错，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折射着那个时代的语境，但可以读出历史的宏大叙事在一个人心理的回声，可以考辨出旧的路遥和新的路遥的心理裂变，借用哈贝马斯所说的，路遥开始了“从整个历史视野出发，对自己的位置做反思性认识”㉓的过程。这封信函，包含着个人思想和时代演变的内容，应该作为考察路遥从70年代到80年代链接和切割的具有节点意义的材料，如果对这位作家作历史或“断代”研究，它是具有逻辑链和思想感的依据。它没有收入全集，由一个民间有心人披露而出，而幸免于被历史长期淹没。唉，这个全集的游子。

四、“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瓦尔特•本雅明有许多有意思的话语，他说藏书者的生活与许多事情紧密相连，比如神秘的拥有关系，每个回忆，每个念头，每种感觉都成为他的财富的基座、支架和锁钥。本雅明说，一本书的命运就是收藏者和他的收藏的邂逅，一本旧书在一个真正的藏书者的手中又获新生，意味着复活一个旧时代，这是驱使藏书者去搜救新藏品的最深的动机。戈登•柴尔德论考古，注重考古材料的阐释，解读物质材料中的社会历史信息，他说：“这从根本上将考古学与集邮者、鼻烟壶收藏者和文物爱好者区分开来。集邮者或鼻烟壶收藏者或许会同样热衷于收藏数量的积累，并且仔细地记录、描述这些收藏，甚至颇专业地进行分类，但是其收藏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藏品本身，即取决于它自身的品相，尤其取决于其稀缺程度。而考古学家所追求的价值，则是通过对其他事物——遗存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行为与思想意识——线索的探索来实现的。”㉔柴尔德是一个人类“史前史”考古践行者和理论建树者，发展了“地质年代学”方法论，他主张对历史“失踪者”的考察，为重建意识的、文化的、思想的历史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转述和引述瓦尔特•本雅明和戈登•柴尔德的话语，得益于姜红伟的唤醒。姜红伟何许人也？让我也简化引述网络上的介绍：他1966年出生，现供职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委组织部；他是一位藏家，是八十年代民间诗歌，校园诗歌报刊收藏者；他的研究也是有重点和主题的，著有《海子年谱》和相关80年代诗歌史料书稿，我专门找来了他的上下两册《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1977级卷、1978级卷）。这样看来，这个姜红伟具备两种身份，职业身份和业余身份，职业身份是体制内的，业余身份是体制外的，相较于现在的大学体制，学术结构，他游弋于体制之外；他的学术背景、史料建树和有意无意的发现，除了诗歌研究领域，恐怕不会有更多的人注意，他所做的文学的田野调查工作似乎已经不是学院大墙内职业人士所做的事情，现在的学术体制已经非常忽视学术结构之外“必要的张力”。我觉得某种意味上这位陌生的姜红伟是孤独的，但我想象他又是自足的，是循着自己的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他无疑也是史料中人，问题中人，不能不说也是学术中人，他的史料考证成果作为补充参照也罢，研究之前的研究也罢，别开生面也罢，他的工作方式，是不是可以比喻为“第三空间”的一个存在？我不知道。

姜红伟编著的《诗歌年代：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1977级卷、1978级卷），诗歌研究者张立群有很好的评述，它重现了一个时代的诗坛往事，以口述的方式，再现了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状况，是丰富而详细的诗歌档案，为诗歌史研究及书写，抢救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姜红伟这本书访谈和涉及的人物比如：陈建功、王家新、叶延滨、徐敬亚、程光炜、翟永明、骆一禾、韩东、燎原、海子等等，是80年代为中国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贡献，以这些名字为符号，可以读出80年代以降以诗歌为方式的思想的失踪、中断或延续，这个单子里，一些诗人已经离去，但是他们的思想遗产仍在延续。从80年代的校园诗歌略往前追溯，白洋淀诗歌群落，70年代后期的北京诗潮，萌动于新时期之前而蓬勃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朦胧诗派，一直到大学生诗歌的加入和叠合，诗歌，扮演着新时期文学先锋的角色，张扬着思想开放的信息。由此考察，对姜红伟的工作的评估，不能局限于诗歌领域，它有思潮史的意义，也有思想史的意义。姜红伟还有对顾城70年代“轶诗”的考释，对莫言80年代初“轶文”的考释，再加上他自己的研究，史料的内涵和外延，能指和所指，都隐含着个体创作和时代精神，思想演变的命题，可以延伸勾沉一段消逝的思想史。

多年之前，朱学勤有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描述一个时代思想方式的隐形结构，怀恋一种思想存在的生命形态，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他所置身的学术场域让他采用了一种消极逻辑。钱理群这位“精神界战士”则用积极的逻辑给予了回应：“一个民族思想学术的发展，尽管一般来说，是以学院的专业研究作为主力，同时又必须以民间的业余的研究作为基础和后盾……我的学术研究是不能离开我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的，他们对我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精神的支持与监督，他们既是我的写作也即精神对话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我的理想、灵感的一个来源。”㉕

朱学勤和钱理群所讨论的话题，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并不邈渺，但也快成文学史料了，“失踪者”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命题。现在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学的生产制度而无有所终之后，逐渐开始讨论文学研究的制度形态，似乎在收获红利之后又有所困惑，讨论出身草莽的吴亮、程德培们还会不会出现，曾经被拦在槛外的谢泳还会不会遭遇幸运。朱学勤和钱理群所描述的那种表层混沌、深层有序的学术实践方式似乎已经被学院式研究埋在了历史深处，失踪了的是不是还有学术实践方式所托扶的思想方式？霍布斯曾经比较两个不能离开房间的人的困境，一个人有离开的能力，但受到围墙和链条的限制和束缚，以至于无力离开；另一个人就是缺乏能力，因为他被疾病困在床上。柏林区分两种自由，消极自由是摆脱强制的自由，积极自己是遵循某种生活方式的自由。讨论到此为止。不过，仍有所启示，由路遥的史料散漫到“失踪者”的考释，都应该尽可能地复活一种历史性格，唤醒思想史的命题。

（李国平，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注释：

①赵学勇统计：1993年至2019年路遥研究论著34部，赵学勇《路遥的小说世界》（增订本），第31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刘启涛在中国知网检索统计，2010年以来，有关《平凡的世界》的文章高达一千多篇，刘启涛《<平凡的世界>的“两极评价现象”及其经典性问题》，《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第85页。

②杨庆祥《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第33—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

③手机中国网 2019年10月23日。

④《作家》2019年第10期。

⑤《收获》（微信公众号）2020年2月21日。

⑥《作家》2020年第4期。

⑦周昌义《记得那年毁路遥》，《文艺理论批评》2007年第6期，转引自王刚《路遥年谱》，第204 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12月版。

⑧⑨李国平《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花城》1987年第3期。

⑩王刚《路遥年谱》，第210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12月版。

⑪⑭厚夫《路遥传》，第224、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⑫⑮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第238、2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

⑬白描《论路遥的现实主义写作》，《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第103页。

⑯王天乐《<平凡的世界>诞生记》，转引自厚夫《路遥传》第227页。

⑰⑲《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卷》，第60、96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⑱[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9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

⑳马一夫、厚夫《路遥研究资料汇编》第754页：他公开发表了诗歌《红卫兵之歌》（与金谷合作）发表于《陕西文艺》1974年4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8月版；王刚《路遥年谱》第98页：7月与金谷写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红卫兵之歌》发表于《陕西文艺》1974年第4期，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12月版。

㉑金谷《观剧忆路遥》，《上海文学》2017年第7期。

㉒姜红伟《路遥给金谷的一封信》，《作家》2020年第4期，第83页。

㉓[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5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7月版。

㉔[英]戈登•柴尔德《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第3 页，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版。

㉕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第2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本文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