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从1980年代起发展至今已有四十年时间，有必要引入史的概念进行研究。1980年代初的“美学热”，打破了文学批评僵化的思维定势，为文学批评的突破提供了理论准备。其重要标志就是文学批评的研究方向“向内转”，1990年代以后打破了文学批评的单一化，形成了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格局。发展至今，文学批评生态环境越发良好，但批评伦理的问题变得比较突出，加强学理性也应该是当代文学批评特别需要重视的工作之一。

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美学热；“向内转”；学理批评；批评方法多样化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从1980年代起至今四十年了，很有必要引入史的概念进行研究。我或许算一位在这四十年间始终处在文学批评现场的亲历者，从亲历者的角度谈一点感性的认识，假如我以后有能力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话，希望我的这种认识能成为研究的起点。

1980年代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批评家在这一时期的一切努力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争取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在1980年代之前，当代文学批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和“附件”，另外在理论资源上它基本上就是单一的现实主义批评，而且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分歧和误解，文学批评要获取自己的独立品格，必须在这两方面加以突破，一是突破政治的干预，二是解决思想资源贫乏的问题。

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思想政治主潮是“拨乱反正”，文学正是在这一政治主潮的推动下恢复了自己应有的社会位置，文学批评很快就能开始振昔日威风，恢复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文学前沿指点江山。但当时主要盛行的仍然是社会政治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写真实”等一系列争论试图纠正对于现实主义的错误认识，恢复现实主义理论的原初定义。因此新时期之后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反复在进行，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参与的人数也多，讨论主要围绕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典型性、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引起热烈讨论，多半都是因为在创作中作家们的探索和突破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这些理论问题，当作家们试图以真正的现实主义姿态去面对创作实践时，就必须要在理论观念上解除过去在这方面为作家设置的种种障碍。但这些争论基本上还是持续过去的思路，在思想资源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真正为文学批评打开思想封闭之门的是“美学”。在1980年代初兴起了一股“美学热”，并持续了四五年之久，它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准备。美学热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社会现象，因为在当代先后出现过多次美学热。美学热从一定意义上说，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理论突破和创新的焦虑。当代文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算起的，当代文学可以说是执政者的文学，执政者强调了社会科学和思想文化的党派属性和阶级属性，加强了对社会科学和思想文化的统一领导，同时明确认为，文学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这一点在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批评所遵循的理论，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很少对纯粹的文学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但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其批评实践中必然要涉及这些问题，文学理论的发展也绕不开这些问题，他们发现，美学可以成为容纳他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思想空间。这与美学的性质和特征有关。美学是哲学的分支，抽象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它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那么直接，因此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弹性”。“文革”之后进行的“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各个领域整顿思想，使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也激发了思想文化界寻求理论突破和创新的思想冲动。这是1980年代美学热的文学背景。这一次的美学热是围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展开的。马克思早期写的这部著作涉及许多一度几乎被忽略的理论问题，如关于自然的人化以及人的感觉的社会化的思想、关于人是依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关于异化的思想，等等。这一系列理论观点对于长期处于十分封闭状态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无异于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世界，它也大大启发了当时的中国理论家和批评家们，给他们提供了理论突破的方向。这本薄薄的马克思早期的天才式著作，就成为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启示录，也成为学理重建的思想基础。它包含了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审美的主体性问题、审美尺度和标准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亟待解决的第一步的理论难题，这些难题不突破，“文革”后的理论与批评则无从打开新的路径。

但这并不意味着1980年代的美学热是由文学批评界直接参与的。事实上，当美学热兴起时，文学批评还在满腔热情地投入“拨乱反正”之中，二者就像是两条互不交集的平行线，各自在干着各自的事情。美学热在马克思手稿的激发下，对于“异化”“人化的自然”等一系列新鲜概念和观点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和申发，由此大胆地再一次挑起关于美能否超越阶级、关于共同美等敏感话题的讨论。文学批评则在围绕“伤痕文学”的评价而纠缠于文学的宗旨是“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之中。当然，这种争论也是“拨乱反正”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它是在为建立正常的文学秩序而进行政治上的“清场”，但是，毫无疑问，这种作用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对于文学理论和批评来说，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思想空间。相反，美学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却起到了打破僵化的文艺思维定势的作用，为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化和突破，作了扎实的理论铺垫。尽管1980年代美学热的兴起与文学批评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应该看到，“文革”刚刚结束就兴起一场美学热，这绝对不仅仅是美学自身的原因，它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种种思想困惑的反映，因此美学热中，不少意识形态战线的专家和领导人也参与到美学热的讨论中。美学热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受美学热启发，开始从文学自身来寻找批评的视角和话题，从而带来批评转向的趋势。当时就有批评家将这种趋势描述为文学“向内转”。如鲁枢元在1986年10 月18日的《文艺报》上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在描述了文学创作“向内转”的种种表现后，还特别强调，“向内转”的创作趋势也促使文学理论向着文学内部进行勇敢的探索，当代文学对于文学自身认识的深化，这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向内转”。文学理论研究的“向内转”从诸多方面表现出来，如关于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和研究，关于文学批评方法的突破和创新，对文学形式的强调和批评，对现实主义典型问题的重新认识，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进入文学内部的讨论和研究中，都能明显看到“美学热”的思想痕迹。如关于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和研究，就与李泽厚在新时期之初提出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有关，正是在此基础上，“主体性”成为了1980年代中期一个最具原创力的理论原点。在美学热中，李泽厚将其延展出“积淀说”。刘再复将主体性引入文学批评，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并在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二重性格组合论”，是一次在现实主义批评深化上的理论尝试。

1980年代末的突发事件，给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批评按下了暂停键。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因为当代文学批评当时正处在文学的中心位置，颇有指点方遒的气派，文学批评实践也集结起一支强大的批评家阵营，但突发事件让这一切遭到了重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也是好事，因为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隐含着问题，但由于它一直处在兴旺、红火的状态中，这些问题基本被掩盖了。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的话语系统没有顺应时代的要求而发生改变。1980年代文学批评所操持的话语系统是“启蒙与革命”，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建立起的“元话语”，这种“元话语”一直所向披靡，但它只能生长在合适的时代土壤中，脱离这种时代土壤，它就难以存活。这种元话语在1980年代初是有效的，因为19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是与现代文学正统一脉相承的，强调现实主义传统的主张，是具有历史逻辑性的，也就是说，1980年代与1950-1960年代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它们属于同一个知识谱系，构成一个连续性的历史阶段。这就暴露出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弱点，它还没有摆脱前一历史阶段文学批评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所处的环境仍是基本上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缺乏多元格局的文学环境，文学批评缺乏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因此文学批评的思维、话语以及文本形态都显得比较单一，这不是一个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应该具有多样性、互文性、协调性和整体性等特征。而这正是我们应该肯定1990年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因。因为19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开始突破了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单一性，逐步朝着一个良好文学批评生态的方向而努力，这一努力一直延续到21世纪，并基本上确立了一个多元对话的批评场域，使文学批评逐步朝着一个自主的、自立的方向发展。但这一切都是因为1980年代末的突发事件后被动改变路径而出现的。也许如果不是一次强制性的中断，当代文学批评还不会设法去另辟蹊径。

文学批评在1990年代另辟蹊径最直接的成果是媒体批评和学院派批评。媒体批评主要是借助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全面放开的边际效应，学院派批评主要得益于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在高校受到广泛重视。无论媒体批评还是学院派批评，都在话语系统上作出了重大改变，从而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局面。所谓媒体批评，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为所有刊载在媒体上的批评都叫媒体批评。中国的社会体制强调媒体的意识形态性，有不少刊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媒体，它们都承担着意识形态的职责，1980年代这些媒体在推进文学批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有影响力的批评文章也是刊载在这些媒体上面的。但1990年代兴起的媒体批评一词并不是指这些媒体，而是指社会转型后逐渐涌现出的一大批大众媒体。（为加以区别，人们将前面所提到的媒体称为主流媒体，也就相应地将主流媒体上的文学批评称为主流批评。但这些批评类型的划分都不是很严谨的。）这些大众媒体着眼于大众和市场来调整自己的编辑方针，大大弱化了意识形态性，它们所刊发的文学批评显然带有大众媒体的共同特点，它要服膺于时尚性和商业性的要求，在瞬时性和夸饰性上做文章。它们在文学批评的选择上就会关注社会情绪寒暑表的变化，并因其媒体自身的力量，它们的媒体批评反过来又会对社会情绪寒暑表的变化产生明显的影响。比较正式提出学院派批评的概念大概是在1990年，王宁在《上海文学》发表的《论学院派批评》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论述。北京大学中文系在1991年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当代理论批评的回顾与展望”的研讨会上，倡导学院派批评成为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主持会议的谢冕教授说：“我更欣赏把学院批评当作一种批评品质和批评风格的倡导和张扬，学院批评的建设过程是批评家逐渐学者化的过程。学院是学院批评渗透的学术环境，以及在这里生长起来的科学主义的观念、姿态和方法。”随着大学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毕业，学院派批评队伍日益壮大，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对于学院派批评的界定，徐刚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论述得比较准确。他认为学院派批评具有三个要素，其一是批评者具有学者身份，其二是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学理性，其三是在写作中强调学术规范和专业化特征。这就决定了学院派批评在方法上更注重知识和学问的谱系化，在批评风格上更倾向于严谨、庄重的论说体，很少用到自由活泼的印象体。从身份特征来看，当代文学的学院派批评家基本上是由就职于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他说：“概而言之，‘学院派’批评意味着理性、严谨、引经据典的特征，它力图建立批评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保持与商业、政治、社会体制的一定距离，而寻求批评的独立意义。”

媒体批评在1990年代后期非常引人注目，他们经常制造话题，夺人眼球，让人误以为媒体批评就是文学批评的全部。相对来说，学院派批评就要小众得多，似乎静悄悄地在一些学术性刊物发发声而已。媒体批评和学院派批评最初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相互交集和影响的程度非常小。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还有一大特点，它被指责和诟病的程度前所未有。媒体批评的商业气息、恶俗炒作遭到批评自然在情理之中，而对于强调严谨和学术的学院派批评，人们同样也不满意。对于学院派批评的指责主要是认为它的远离文学现场，以及它的过于呆板，卖弄知识，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等等。说句极端的话，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遭遇了大量的指责甚至是谩骂，无论这些指责和谩骂是否合理，但至少它说明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现状是不满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肯定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呢？因为正是这些指责和谩骂能够轻易地传播开来，便证明了当时的文学批评生态环境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中。其实在一个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系统里，没有指责和谩骂反而不正常，它应该是多种声音并存、互补的关系。指责和谩骂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指责和谩骂能与权力结合起来构成合谋，1990年代既然指责和谩骂声不断，文学批评仍能正常进行，这也说明权力并没有过度干预进来。另一方面，文学批评能否经受住指责和谩骂，也在于它自身是否足够强大。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充满激情与活力，这是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所不能比拟的，但必须看看到，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具有脆弱性的一面，它难以承受外在的打压。

努力建设一个良好的批评生态环境，以此来描述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发展趋势，也许比较恰当。所谓批评的生态环境，应该是允许不同的批评方法、批评形态共同存在，相互之间具有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不同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形态承担着各自不同的功能，从而达到一种立体的、动态的批评效果。从建设批评生态环境的目标出发，就应该强调建设性，以建设性的思路整理文学批评，建设一个立体的、动态的、开放的文学批评系统。

文学批评应该是分层次的，不同层次的批评完成不同的批评功能，尽管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它应该服膺于真理和心灵，但它同时也要处理一系列低层次的功能，比如推广、宣传等。哈贝马斯将人类行为分为两种行为：交往行为和工具、策略行为，后者寄生于前者之上。工具、策略行为指行为人将行事当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它是工具理性的实践结果。而交往行为的基础是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交往理性不是以单个主体为中心的，是以知识对象化来认知的。交往理性强调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真实性是指语言的内容和语言本身都是真实的。正当性表示在道德规范上是合适的、合理的。如果听话人不认为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真实的和正当的，共识就很难达成。哈贝马斯区分的策略性行为与交往性行为的不同之处，他认为策略性行为是私人性的，以追逐自己利益为行动之最终诉求；交往性行为是公共性的、理性的，是摒弃私人利益考量的。他同时强调，在商业社会，策略性行为具有支配性，也是无孔不入的。受哈贝马斯行动理论的启发，我以为，文学批评大致上可以分为策略性行为和交往性行为两大层次。所谓策略性行为的文学批评，是指那些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媒体批评等，应该承认，在商业社会中这些策略性行为的文学批评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文学作品作为文化产品要进入到商业流通渠道，这时候它就应该遵循商业社会的规则，策略性行为的文学批评就是在商业社会规则下参与作为文化产品的文学作品的商业流通环节的。但同时必须强调，这样的文学批评只能在商业流通环节中有效，比如出现在图书商场的宣传广告上，或者出现在市场动作的媒体上。但策略性行为的文学批评必须严格遵守其边界限定，不能在文学性批评中也采用这种策略性行为。如果一个文学批评家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指责他丧失了批评伦理。哈贝马斯同时还认为，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都是属于追求精神价值和探寻真理的行为，必须以交往性行为来对待，否则，你所做的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只能是“伪学术”或“伪科学”。哈贝马斯的言论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在交往性行为中，行动者的言行必然是真诚的。以此来对照当下我们的文学批评，为什么在文学批评中很难进行沟通和对话，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足够的真诚性。

文学批评要做到多样化，首先体现在批评方法的多样化上。方法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开掘一条道路，“条条道路通罗马”，过去我们在方法论上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方法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意识形态强调惟一性，那么也就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相匹配。自19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最大的突破之处就是大量引进了各种新的批评方法，从而打破了社会学批评单一性的格局。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每一种方法就是一条道路，要把每一条道路都铺设好，批评家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道路，让每一条道路都能够使批评家更便当地接近批评的目标。谈到批评方法时，特别需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强调方法的多样性，势必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文学事业的指导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与方法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学派，而是思想原则和思想立场，这是首先要辨析清楚的。在这里也有一个处理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问题。所谓一元和多元，是针对不同的层次而言的。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社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这是一元化的，不能有多元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文学批评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世界观、历史观出发，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但是在具体评论作品的方法上和视角上，又应该是多元和多样的。这一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具有实践性的意义。但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得非常不够。另外，文化批评的兴起，对文学批评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促进。

当前尤其需要强调文学批评的学理化。我更愿意把学院派批评称为学理批评，其实文学批评并不在乎是否有学院出身，而是在乎批评有没有学理。这才是批评的关键。学理批评真正体现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批评存在方式，它需要批评者将其批评建立在某种学术立场上，以一定的理论系统作为开展批评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批评的大厦必须要靠坚实的学理批评来支撑。但学理性并不应该成为学理批评的惟一条件，而应该成为所有文学批评的追求目标，只是不同文学类型对学理性的要求不同而已。因此，加强学理性应该是当代文学批评特别需要重视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