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唐湜：生为赤子
唐湜
唐湜（右一）和友人赵瑞蕻（左二）、马骅（右二）等在一起
著名“九叶派”诗人唐湜（1920—2005）年少时曾参加学生爱国救亡运动，青年时两次奔赴“圣地”延安，心中有着火一样的革命激情。在其长达70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始终抱着一颗赤子之心，用作品诠释自己的初心、信仰与情怀。今年是唐湜先生诞辰100周年，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中还有哪些特别珍贵、闪亮的红色印迹，它们又是否被流年湮没？
一
唐湜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辈拥有大量田产，是温州城里的大户，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但他小小年纪就知道近代中国苦难深重，立志不做娇生惯养的少爷，也不继承丰厚的家业，而要发奋读书，自强不息、救国救民。
1934年早春，14岁的唐湜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并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热血澎湃，心系国家命运和民族危亡。1935年上半年，第十中学高中部进步学生发起成立野火读书会，还是初中生的唐湜就积极参与。在学长胡景瑊、马骅的带领下，他与赵瑞蕻、林斤澜等同学一起秘密交谈时局，撰写抗日文章，编辑《野火壁报》。同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第十中学学生闻讯而动，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唐湜除了参加游行，还与同学一起向有关部门要求拆毁温州城内的“东洋堂”，抵制日货。那一年，唐湜比胡景瑊小3岁，比马骅小4岁，比赵瑞蕻小5岁，比林斤澜大3岁，这是一群朝气蓬勃、血气方刚，充满理想信念的青年才俊，他们热爱文学，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在往后的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读书会和学生运动让唐湜确立了心灵方向，他还在学生运动中认识了大他9岁的吴毓。吴毓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一片忠心，兄长般地关心着他。在吴毓的影响下，唐湜革命意志日益坚定，对政治信仰进行了思考，清楚了共产党人的追求。1936年5月，唐湜写下入党申请书，通过吴毓的介绍，在温州城区县前头一间洋式楼房里进行入党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野火读书会的骨干们在温州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牵头成立了永嘉（今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团员数从最初的50人迅速扩展至8500多人，原在北京、上海甚至国外的一些进步学生也纷纷回乡加入。为加大团结抗战的宣传力度，党组织要翻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一书，唐湜主动担负起此项任务，还与同学携手出墙报、印传单、编画册、办刊物。抗日救亡宣传需要大笔大笔的经费，在青年服务团和党组织无法解决时，唐湜向思想开明的祖父求助，祖父不遗余力，一次又一次地给予资助。
校方对学生爱国运动并不支持，甚至还要打压。进步学生被老师、校长几次训话后，被陆续开除学籍并遭驱逐。胡景瑊、马骅等人被迫去了上海，唐湜考入省立宁波中学高中部，第一次走出温州。
唐湜从小就对文艺充满浓厚的兴趣，偶有练习写作。到宁波中学后，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热情进一步得到滋养。静夜中，唐湜在油灯下研读崇尚爱国和自由精神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普式庚）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怀着对祖国前途的焦虑与对政治现状的愤懑之情，他写下了100多行的长诗《普式庚颂》和一篇关于狄更斯的评论在校刊《宁中学生》发表，发出了自己勇敢的声音，奏响了昂扬旋律并初显才华。
随着抗战中国民党的出兵失利、节节败退，战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在宁波读书的唐湜听闻，家乡温州瓯江口外的黄大岙岛已被日舰盘踞并作为攻击温州的根据地，在中国众多港口一一陷落后，日军把炮口又瞄准了东南沿海的天然良港温州港。灾难来临，唐湜心急如焚，他仿佛看到了烈火和浓烟在家乡焚烧蔓延、吞噬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
1938年元旦，唐湜在温州遇到已任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主任的吴毓，得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要在平阳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浙江培养革命干部。吴毓负责招生工作，希望唐湜入校学习。唐湜正想拿枪上战场与敌人拼杀，但这机会难得，他当即答应。1月15日，唐湜来到平阳山门，见到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有林斤澜。干校办在山门畴溪小学，校舍坐落在繁茂的山林间，时任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员的粟裕兼任校长，亲自讲授游击战术。
大山深处的早春时有阴雨，寒风刺骨，学员们夜以继日地学习，十分勤奋。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即起床操练；晚上，学员们打地铺睡在破庙旧宅里，从不叫苦叫累。他们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里，在冷风冷雨中孕育胜利的曙光。3月15日，学员们从抗日干校结业，也昭示着他们新征程的开始。
抗日干校副校长黄先河（化名何畏）很欣赏唐湜，他的党组织关系也在黄先河为书记的支部里。1938年5月，闽浙边临时省委任命黄先河为温州中心县委书记，然而就在同年10月，临时省委就开展了“反何畏思想斗争”，解散温州中心县委，停止了黄先河的职务和党组织关系，并牵连到包括唐湜在内的许多同志，他们也失去了党组织关系。
这一年，温州遭到日寇飞机的多次轰炸，许多房屋成了灰烬，无数生命遭受摧残。这一年，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断加剧，共产党的工作环境愈发险恶。这一年，唐湜追求的美好希望似乎更显得遥不可及，但一切都消灭不了他坚定的意志和理想。
二
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是逃难的人群，社会生活陷入混乱，祖国的大好河山沦落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1938年12月，悲愤交加的唐湜接到了黄先河的来信，信中说，经中共中央东南局批准，他已去了延安，并把“反何畏思想斗争”的有关材料交给了中央组织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亲自审阅了材料，并找他谈了一整天，陈云认为他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让他安心留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延安是革命的大本营，一个以理想、信仰和人性之美陶冶与丰盈着人们的内心，被称之为“圣地”的地方，一个让唐湜无比向往的地方。唐湜的弟弟唐文荣去延安后就曾来信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谋班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唐湜读了黄先河的来信，更坚定了他要奔赴延安的决心。他要到火热的战线上、到战争的烽烟中去。他更渴望到延安与那些革命英雄进行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沟通，寻找新的文学题材，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他的想法得到了小姨王静香、表兄陈桂芳的称赞，延安，也同样如一块磁石般吸引着这两位年轻人的心。
1938年严冬，唐湜与王静香、陈桂芳相约，从温州启程，前往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三人各背着大大的包袱，凄风苦雨，晓行夜宿，陆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就徒步，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中国的腹地武汉。武汉水陆交通便利，他们坐上了西行的火车，火车开开停停，抵达渭南潼关。西北的冬天格外寒冷，滴水成冰，漫天白雪覆盖了渭河两岸，他们只好改乘骡车渡过渭水，在银装素裹的景色里行进，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旅程。
他们先来到了咸阳东北部的安吴堡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一打听，不给发前往延安的通行证，而是建议他们去太行山打游击。这突如其来的拒绝像把三人一下子推入了黑乎乎的深谷，让他们一时无所适从。经商议，王静香和陈桂芳决定前去太行山，唐湜则只身来到西安，原想寻求地下党的帮助前去延安，不成想在西安待了几天，找了一些人，却一直未能如愿，转眼年末已到，唐湜只好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家过年。
此时浙北已经沦陷，省政府南迁金华、丽水等地；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初春，唐湜经在丽水中学任教的二舅王季思介绍，前往丽水地区专署政工室工作。
同年8月，唐湜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在省会金华招生（“战干团”是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地点在西安），一心想汇入抗战洪流的唐湜立即前去报考，通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和国文、常识笔试后被录取。因武汉此时已经沦陷，招考而来的学生只好长途跋涉，经过江西，徒步荆襄公路来到襄阳，穿过丹凤县龙驹寨到达西安，一张张疲惫的脸上展露出欣慰的笑意。
在西安，他们的课程主要是军事和政工训练。军事训练有基本军事操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政工训练有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防形势等。训练期间他们经常高唱黄埔军校校歌，要发扬黄埔精神。
年轻的唐湜对延安的向往没有丝毫消减，热血沸腾的心中装着有宝塔山的光荣之地。在“战干团”学习期间，唐湜认识了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并在她主编的文艺月刊《黄河》兼任助理编辑，还通过她的帮助与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不久，单线联系的同志告诉唐湜，他已被许可于近日进入延安，唐湜大喜过望。然而，就在唐湜出发去延安之前，那位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却被女朋友告密，唐湜等七人遭国民党逮捕，被囚禁在西安的监狱里。
囚室里灯光忽明忽暗，高高的窗子让人无法看到外景，唐湜和难友们时常遭受叱喝和拷打。国破家亡、英雄末路，唐湜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凄楚与焦愁，强壮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患上了肺病，昼夜咳嗽不止，高烧昏迷。在被囚禁的难熬时月里，狱友李诃却细心照顾着唐湜，与他在患难中结下了十分珍贵的友情。李诃是安徽人，共产党员，比唐湜大两岁，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并工作过，后因腿部受伤致残来到西安就医，却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
时间的脚步是无声的。春去秋来，又一年过去了。温州的唐家一年多没有唐湜的消息便派人出去打探，这才得知他已坐了大牢。唐湜的母亲心急如焚，写信向王季思等三个弟弟求救，三兄弟托人找关系找到了在国民党部队当官的唐湜学长、好友项景煜，经他全力设法营救，唐湜才在1942年11月重获自由。算来在狱中已被关押了两年两个月。当唐湜走出牢房，抬头遥望断雁孤鸿，低头细看落叶残花，仿佛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
江山苍黄，尘路茫茫，病体羸弱的唐湜不知在哪里落脚，便又到《黄河》杂志社当助编，原来，唐湜的被捕还累及师辈人物谢冰莹也坐了十几天的监牢。
三
壮志未酬，瞻念前途，唐湜难掩心中的悲凉，况且他的病情一直也不见好转，咳嗽依然不止，高烧依然不退，还伴有胸痛。在兵荒马乱、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他思念南方海滨的家乡和家乡的亲人，在一个明月高照的夜晚，对家乡的思绪如潮水般一股股涌起，他于是提笔写下了诗歌《海之恋歌》，泪水也悄然而落。
与其在异地他乡挣扎在死亡边缘，还不如先回家治病疗养，待恢复健康、熬过被死神笼罩的季节再做其他打算不迟。1943年3月，天气稍有转暖，唐湜便坐船穿行过多雾的嘉陵江，回到了久别的温州，回到了熟悉的家院，在亲人的照顾下居家治疗，卧床养病。同时他也不闲着，在病床上阅读了诗人艾青、何其芳的作品，写出了诗歌《海上》、散文诗《山道》等，还创作了一批历史题材的小品，如《渔父》《卜居》。借屈原之口，他宣泄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悲愤的情绪，这些作品陆续在《东南日报》“笔垒”、《浙江日报》“江风”等副刊上发表。
苦难往往也是一个大熔炉，能冶炼人的意志、提升人的境界。唐湜遭逢苦难后，懂得宏图远志的实现、瑰丽梦想的成真不是一帆风顺的。1943年秋天，唐湜的肺病基本治愈，体力得到恢复，他听取二舅王季思的建议，进入龙泉山中的浙江大学分校研读西方文学。这个选择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心灵的塑造还是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文学创作来说，这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此时的热血青年唐湜已经多了几分冷静与成熟，在对待问题的看法上有了自己的理念，他毅然决定“学剑不成先学书”，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虽然选择的道路不同，但只要永葆革命斗志，始终坚持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到达的彼岸就是相同的。战时的苍穹浓烟滚滚，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血染旗帜，牺牲一切，其情其势在呼唤战斗的文学和文学的繁荣，但唐湜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的浙江文坛已没有了从前的蓬勃气象，曾云集在战时省会金华的革命作家邵荃麟、聂绀弩、骆宾基等早已离开去了内地，进步的文学寂寥了许多。
在大学里唐湜常与同学们一起，在银色的溪流旁、金色的阳光下打开书页，阅读异国诗人们的诗行。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的诗句像云雀鸣啭、夜莺轻啼，最让他着迷。浪漫主义的激情也引起了唐湜意气风发的遐想。1944年春天，他开始了长诗《森林的太阳与月亮》的抒写，第一部写了2000多行，在《青年日报》“语林”副刊上整版整版地发表。很快他就迎来了创作的成熟期，写出散文《红泥路》《送春行》《江上吟》等，陆续发表在东南地区的报刊上。他的散文也诗意葱茏，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反响。唐湜还为延安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撰写评论，却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没收。在抗战时期写作进步、优秀的文学作品要逾越的同样是耸立于世路上的重重险阻，而他总为救亡图存疾呼，诗化的言语富有战斗性，永远向着阳光。
1945年至1948年，唐湜醉心于诗歌创作，写出了《山谷与海滩》《水磨坊的日子》《荒凉的、骚动的城》等诗歌，在上海出版了处女作诗集《骚动的城》，得到作家李健吾和诗人臧克家的赞赏。他续写了长诗《森林的太阳与月亮》第二、三部，改题为《英雄的草原》后也在上海出版。
1947年7月，还在大学读书的唐湜收到了臧克家和诗人曹辛之的来信，说要创办诗刊《诗创造》和出版一套《创造诗丛》，约唐湜参与。唐湜欣然前往上海，参与臧克家主持的一些工作，在处理日常事务上耐心细致。第二年，曹辛之与诗歌观念较为相近的唐湜等人另行创建了一份诗刊，取名《中国新诗》，这一年唐湜也大学毕业。这两份诗歌期刊的出版发行，为沉寂无声的上海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团结了一批诗歌作者。但是两份刊物坚持歌颂光明、诅咒黑暗，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派特务查封了两份刊物连同它们的出版社。臧克家、曹辛之匆匆逃亡到香港，唐湜幸蒙当时在出版社帮忙的一位年轻人在弄堂外面拦住，才没有掉入特务在出版社内张开的罗网。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已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光辉一页。
唐湜在诗歌创作和诗刊编辑工作中，还与同为诗人的辛笛、陈敬容、唐祈、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渐渐有了较多往来，他们以“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艾青语），逐渐形成并奠定了独具一格的“九叶诗派” 的艺术风格。上世纪80年代，唐湜撰写了大量论述“九叶诗人”作品的评论文章，推动了文学界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和肯定，他们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对中国新诗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九叶诗人”中，唐湜是创作十四行诗最多、评论文章最有影响、长篇叙事诗最丰富的一位诗人。他凭借自己的刻苦和执著追求，在中国文坛上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四
1949年5月7日，温州城在一片安宁中迎来了和平解放。几个月后，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唐湜喜不自禁，为了庆贺胜利，征得妻子陈爱秋的同意，他卖掉了她几件金银首饰，自费出版了第二本诗集《飞扬的歌》和第一本评论集《意度集》。
身为作家的唐湜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在动荡的岁月中，都在尽着一位作家的责任。对文学有着虔诚敬畏的热爱，用心用情用生命去写作。他的诗歌没有主题先行，没有宣传化抒情，却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时代的脉搏里。他把对党的爱、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也完全融进了创作中。可以说，唐湜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文学事业的作家。
1958年，唐湜被错划为右派，押上一列火车遣送到东北雪原进行三年劳改。“文革”中，蒙冤受辱的唐湜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一家六口人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然而一切打击和迫害却从来不会泯灭他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他表现出一种人格的清纯，意志的坚韧和思想的丰厚。
唐湜却一直不忘要恢复自己的党籍。1943年他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读书时，遇到了时任浙南特委驻江北（括苍）办事处的主任吴毓，两人一起吃饭、饮酒，唐湜向他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吴毓拍着胸脯说：你的入党情况我最清楚，恢复党籍的事情我会办好，你放心。不料那年12月，吴毓深入永嘉和仙居交界的黄山匪巢，在准备收编土匪时被对方暗算杀害。“文革”之后，唐湜找到在浙江省政协工作的黄先河，想请他帮助恢复党籍。黄先河说：你脱党时间太久了，党籍难以恢复。此事就此搁置了下来。
唐湜的家族在温州属于名门望族，族人基本上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但深重的国难让许多家族成员仰视红色人物，爱国之情在心中萌发和积聚，最终不少人投身革命，奔向了战火纷飞的第一线。
唐湜的大弟弟唐文荣14岁到延安后就改名王平，在抗日军政大学完成学习后去了中原解放区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曾给家人捎去一封信，说：“入党后，我的一切属于党，属于人民，现在革命尚未结束，我还不能回家。”家人看了信后为他的“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感到骄傲，同时也期盼他能早日平安回家。可是在1946年中原突围战役后，就再没有了唐文荣的消息。这件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唐湜的心头。1951年他去湖南时途经湖北武昌，托武昌的朋友查找弟弟的下落，没有结果。在北京，唐湜又多次登报寻找弟弟，同样没有音讯。1952年唐湜找到了在宁波军分区当司令员的唐文荣原来的战友，据他介绍，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曾以鄂豫两省交界的宣化店为目标，兵分四路围攻中原解放区。当时唐文荣在中原军区任政治部秘书。6月26日晚，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唐文荣身背重要文件，与李先念一起趁着夜色突破敌人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进入了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南麓，唐文荣身负重伤，滞留在山脚一个村落里，部队转进内乡县。根据唐文荣战友的描述，唐湜找到了伏牛山南麓的那个小村，村落早已荒芜凋敝，许多房子已被战火烧成一片废墟。唐文荣14岁离开温州后唐湜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思之不禁泫然泪下。唐湜万分珍惜地保存着那封弟弟的家书遗墨，后来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搜走，不知去向。
唐湜的大妹唐金金，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成绩优异，思想进步，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47年，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唐金金组织上海交大的同学参加“五四”纪念活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她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党内领导考虑到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建议她暂时不要入党，完全以学生身份参与革命活动有利于保护自己。1948年，唐金金与同在上海的表妹王天蓝（王季思大女儿）乘坐四舅王国桐（王季思的弟弟）的商船，从上海至天津再抵达北京，就读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学校——华北联合大学，改名王萍，加入了共产党。她毕业后，因国家建设的需要到东北地区从事电力工程工作，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电业管理干部。
唐湜的小妹唐小玉，天生丽质，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在朝鲜战场上被敌机投下的炸弹炸伤。她外表温和，内心刚毅，在部队入党、提干，多次立功受奖。复员后在天津工作。
唐湜的小姨王静香，去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改名陶谢言。她英勇善战、沉着机智，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以坚毅如铁的信念诠释着对共产党的忠诚。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
唐湜的表哥陈桂芳，与王静香一起到太行山参加八路军后改名陈居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战功卓著。1949年，陈桂芳在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与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情同手足。贺龙喜欢体育运动，在部队中选拔干部战士组建足球队和篮球队，具体工作就由陈桂芳负责。1953年，在全国青年足球赛上，时任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副政委的陈桂芳率队参加比赛。
唐湜的表妹林翘翘，年轻时辞别家乡到南京学医，学成后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充分运用专业特长在部队作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就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后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后调回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滴水藏海，千江映月，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也许是渺小的，但团结在一起就会组成势不可挡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吸引了五湖四海的革命者，就像涓涓溪流汇成了大江，挟着雄浑持久的浪涛奔涌到大海，就有了革命事业的胜利。
岁月迁流，世事繁变，在写此文之前，我胸怀崇敬，走访了84年前唐湜进行入党宣誓的那栋楼房。这是一栋七间三层砖木混合洋式楼房，居中门牌为“县前头135号”，坐北朝南，北面临街，带西式装饰立面，屋面铺小青瓦。据说一层每间都是木门，现在四间改成店面，三间改成窗户；二、三层地板和木质楼梯依然厚实，各间开窗，但光线昏暗，居住着多户人家，过着朴素的生活。在唐湜入党宣誓两年后，即1938年，新四军在此设立驻温采购办事处，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以上海红十字会的名义也在此设立办事处，配合开展工作，将大批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军用紧缺物资输送到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静静地、轻轻地从一楼走到三楼，唐湜先生入党的痕迹已不可寻，早已消失在时间的深处，但我想，唐湜先生在这里抱定革命的决心，承担起所处时代赋予的使命，同时也让他的生命开始变得丰盈、多姿和壮美。我久久地站在二楼的窗台前，窗下是平整的柏油街面，午后的阳光把街上穿行的车辆照耀得明光灿亮，行人在街两边轻松行走，三两为伴地一起说说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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