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波伏娃

波伏娃与丁玲，虽同为女作家，可一般想来，她们是难有交集的。原因不外是国家有别，相距太远；从声望角度考量，波伏娃无论如何也是世界的。在寻常情况下，说波伏娃阅读并评说丁玲作品，可能性不大（有研究者在文章中，就感叹丁玲没有获得与法国女性作家波伏娃的交集机会）。可事有意外，偏偏波伏娃就读到并在著述中谈及丁玲作品，她们之间，还有彼此到家做客的交往。对于中国读者，这也算个鲜有耳闻的“新鲜”事了。

外国友人访华背景

20世纪50年代，建立未久的新中国，除去自身发展，还急切希望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支持。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时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就盛邀世界各国人士“来看看中国”。不久，东道主北京便接待了来自不同国家共1700余人的多个访华代表团。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落成的宴会厅招待外国代表团，加上外交使团的其他人员，竟有2200人之多。这番活动，取得了扩大影响、形成人民间友谊的良好效果。

法国著名思想家、作家萨特及其终身女友，也是思想家、作家的波伏娃，参与了这次访华。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访问了中国多个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沈阳、杭州、广州……对新中国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这也使他们产生出许多不同的感受。

访问期间，萨特和波伏娃曾遇到“不为人知”的尴尬。虽然在当时的欧美国度，尤其思想文化界，萨特和波伏娃早已名满天下，但思想及实际距离太过遥远的中国了解却极为有限。“除去几位法国文学专家外”，连他们两位的名字，中国作家、学者等，都“十分陌生”（波伏娃语）。当时报刊上介绍萨特，说他刚写了《涅克拉索夫的生平》一书，与他们交谈的国人便“礼貌地表达他们对这一书的兴趣，然后，我们就得谈烹调学……”这种印象存留许久。以致波伏娃后来在记述时还特别强调说：“这种互相的无知甚至比各种政治限制更阻碍我们的交谈。”

但是，中方还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希望这些文化人有彼此可以交谈的人物。譬如，除去安排了一位姓“蔡”的年轻人为萨特、波伏娃做全程翻译，还特别请了曾留学法国的女作家陈学昭加以陪同。在北京期间，还分别拜访了老舍、丁玲等作家。

访问丁玲

访问老舍不去说，安排拜访丁玲，应该说还是有一定考量的。推想起来，丁玲前数年获得过斯大林文艺奖，想来国际上应该有些名望，她来接待国际上的作家，也算合适；在当年，丁玲是有相当影响的作家，她还是位女性，与波伏娃这位女作家，应该有些可以交谈内容的。

可是，当时的丁玲，实在难有方便接待客人的心情。据资料记载，当年8月3日至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一连召开了十六次党组扩大会议，商讨丁玲的一些所谓问题。陪着萨特、波伏娃一块去拜访丁玲的是陈学昭。此外，一位老“延安”，此时是丁玲所在中央文学研究所成员的逯斐也在丁玲家，并一道“同时会见”。

据波伏娃后来的记述：“当我在丁玲家吃午饭时，我注意到她的书桌上有些画笔，便问她是否画画。她笑了笑，没有回答。”波伏娃是把这当作中国人处事“拘谨”，难于交心的一个例子。这当然与她不了解当时气氛有关。也许，波伏娃所谓“画笔”，就是当时许多文人还是用着的毛笔，丁玲大约难于解释，故此“没有回答”波伏娃的提问。

在另外一处资料中，还留下了这样一笔：在接待萨特、波伏娃时，“丁玲好客，在家中设宴款待，特意从萃华楼饭庄叫了一道鱼翅宴”。中国人对外国客人真挚程度，波伏娃后来在作品中多有记述。

虽然见面时间短暂，可还是留下了一定印象。后来因为要写一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述，波伏娃阅读了丁玲的部分作品，还将这些作品的相关内容，引入自己著述，作为解读中国社会的证据。

透过文学作品看

彼时中国社会

回国后不过一年多时间，波伏娃出版了一部研读中国，厚达五百多页的“中国纪行”——《长征》（作家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胡小跃译，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采自此译本）。著述1957年在法国出版，其引证了大量资料、数据，还有作者亲身行走获得的直观感受印象，这些对当时西方世界还颇为陌生的新中国的介绍，“轰动一时”。这其中，就有对丁玲作品的引述。

由于波伏娃的作品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历史、工业、农民、家庭诸多问题的研讨，在文章选择上，她较少从文学艺术方面把握（从波伏娃的叙述看，她对中国艺术、文学等品类，评价非常有限），更多是从资料角度着眼。故此，丁玲早期艺术水准较高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并没有入她的“法眼”，倒是后来记录“土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较多引述，试图通过其中反映的“土改”情形，表现中国农民的生存及思想心理状态。因此，引述、评价丁玲这部小说的部分，进入了其著作的“农民”研究一章。

波伏娃从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土地和农业情况谈起，对中国传统的土地拥有者及普通农民的生存进行了简括地扫视。不多篇幅后，便论及到此前不久开展的农村“土改”。波伏娃的“土改”视野，并不狭窄。大约获得和阅读了大量有关背景资料，她甚至引述了列宁的看法：在大地主具有封建色彩而非资本主义色彩的东方国家，农民反对社会某一落后阶级的斗争应该被看做是进步的。“他（列宁）最重要、最新颖的观点之一，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结成联盟。”可“毛泽东明白”，在中国，还应该走得更远。“他（毛）反对陈独秀，从一九二七年起就强调农民阶级应该成为中国的主力军。在中国，农业改革既是共产党的首要目标，也是他们用来夺取胜利的工具。”视野宽广，结论便深刻。

波伏娃在引录了“土改”的有关条例和政策后，对于它们落实过程发生的情形，给予了认真关注。“改革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领导者利用这一措施来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干部已经得到指示，不要消灭压在他们头上的地主，而是要让农民自己来摆脱这种统治……但必须指出的是，农民们仍然害怕，他们已经习惯被动地服从，对地主又恨又怕。”

分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波伏娃是思想家，同时是作家，她更愿意用生活的原生状态，来表现中国农民当时的特别情形。在这里，她试着从丁玲作品的描摹中，给读者留下具体、鲜活的印象。

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表现了这一矛盾：“裕民（作者按，作品中人物，姓张，领导农民土改的基层干部）明白，老百姓希望得到土地，却不敢出头。他们的顾忌很多，要是不把旧势力打倒，谁也不会积极的……今年春天，他们便选了一个比较软的来斗争。侯殿魁（按，书中人物）是个老头子了，躺在炕上。干部们想，大家该不怕他了，可是结果还是只有几个积极分子跳脚，出拳头。农会的干部们在群众里叫着：‘你们吼呀！一句话！’老百姓也出拳头了，也跟着吼了，却都悄悄地拿眼睛看蹲在后面的钱文贵。侯殿魁赔了一百石粮食，只折成四十亩地，分给了二十几家人。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地是拿了，心里怀了个鬼胎，连侯家的大门外都不敢走。像侯忠全那老家伙，还悄悄把地又退回去了……”

这是当时“土改”中农民心理和行为的确切描摹。对此，波伏娃继续引述：“斗争会是开了，区上还说不错；可是这台戏跳进跳出，就这几个人，张裕民心里是清楚的……春天上级就来过一次‘纠偏’，好些老百姓要杀的人，一送到县上，关两个月又送回来了，说要讲宽大政策。去年就闹过火啦！老百姓总还有变天思想，不斗则已，一斗就要往死里斗，不然将来又来个报复，那时可受不了。”这一节反映当时基层干部心态，符合人们遇见这种事时的复杂心理。通过波伏娃这点引述，“土改”初期农民一方的内在心理得以表现，这也是波伏娃希望人们了解的。

接下来，波伏娃再从丁玲作品引录了农民来到一家主人已经逃跑，剩下女人出来支应的场面：几个人进院子后，李家女人出来，头发散乱，眼眶哭红。来的农民中，“这时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大嫂！’”农村长期形成的生活环境和彼此交往的状态，几乎下意识地显现。那个女人拿出一个应该是装有地契之类“红漆匣子”，俯下身子，送上匣子，“她朝着众人，连连地叩着头。又举着那匣子，眼泪流满了一脸……”“那群雄赳赳走来的佃户，这时谁也不说话，望着那个趴在地下的女人，仍旧还当她是金枝玉叶，从来也没有受过折腾的。想到她平日里的一些小恩小惠，反而有些同情她现在的可怜。没有人去接那匣子，他们忘记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波伏娃自己用这么几句话衔接文字：“大地主姓李，他从村里逃走了，农民们便说他老婆是地主，但又敬又怕的心理使他们不知所措，于是两手空空离开了李的家里。”她到底是文学家，所以更注重的不是这场大变革的目的和最终成果，而是人们在变革时的心理活动和实际作为。这应该是着眼点，所以特别选择了丁玲这样几节文字：

“这时只有一个钱文贵（按，一个儿子是解放军战士的地主），他站在台口，牙齿咬着嘴唇，横着眼睛，他要压服这些粗人。”

“农民在这种力量底下一贯是低头的。他们骤然面临着这个势力忽然反剪着手站立在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反倒呆了起来，一时不知怎么样才好。”

“……这时忽然从人丛中跳上去一个汉子……他冲到钱文贵面前骂道：‘你这个害人贼！你把咱村子糟践得不成。你谋财害命不见血，今天是咱们同你算总账的日子，算个你死我活，你听见没有，你怎么着啦！你还想吓唬人！不行！这台上没有你站的份！你跪下！给全村父老跪下！’他用力把钱文贵一推，底下有人响应着他：‘跪下！跪下！’左右两个民兵一按，钱文贵矮下去了，他规规矩矩地跪着。于是人群的气焰高起来了，群众猛然得势，于是又骚动起来，有一个小孩声音也嚷：‘戴高帽子！戴高帽子！’郭富贵跳到前面来，问：‘谁给他戴？谁给他戴，上来！’台下更是嚷嚷了起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跳上来，拿帽子往他头上一放，并吐出一口痰去，恨恨地骂道：‘钱文贵，你也有今天！’他跳下去了，有些人跟着他的骂声笑了起来。”

“这时钱文贵的头完全低下去了……高的纸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地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

这一节文字相当纪实地把当时场面复原出来。我们今天人读来还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引发我们站在时代角度进行思考。这节文字后，波伏娃用自己的文字接续：“在这之后，农民们的愤怒爆发了，钱文贵遭到了辱骂和拳打脚踢，幸亏民兵干预，否则他连命也保不住。人们没收了他的土地，但允许他待在儿子家里，他儿子是红军战士。”

对此，波伏娃加以概括：“类似的插曲几乎在中国所有的乡村里都发生过。按照反共人士的说法，批斗会是干部发动的，而不是农民们自愿的。丁玲在这部小说中指出，过去的阴影太沉重了，农民们不敢这样做，但这种愿望是存在的，因失望而变得暴力。干部们只需给农民撑腰，让他们摆脱恐惧，让他们看清事实。”

通过小说来研读现实及历史，实在是波伏娃看到了我们一批作品解读政策或运动的特性。文中提到“反共人士”，可以看出，波伏娃有为新中国辩白的意味。

再见丁玲

波伏娃的著述，因为是对整个中国情况的研读介绍，对丁玲作品的涉及，当然不可能过多。以上节要，几乎就是全部内容了。但是，除文字外，她们的交往并没有完结。

1983年4月，应法国政府之邀，中国作家丁玲前往访问。当年访问中国时曾经会面过的波伏娃，还专门请丁玲去她家叙旧。她们彼此之间当时谈过些什么，现已不得而知，可波伏娃还特别问及另一位陪同过她和萨特的作家陈学昭。

丁玲回国后，来到杭州。尽管当年有“揭露”“一本书主义”的嫌隙，历经磨难的丁玲似已不放在心上。她仍专程看望了陈学昭。两人见面，相互拥抱，“彼此都很激动”。

丁玲告知了波伏娃询问的消息，并希望陈能够与波伏娃通信。丁玲丈夫陈明写下了中国驻法使馆文化处负责人地址，说寄给他便可以转给波伏娃。想来波伏娃在西方文化界影响甚大，大使馆也希望她能够与国人有所联系。

丁玲与波伏娃，是中西两位颇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因为特定时间环境，她们彼此有所交往。波伏娃为向世界介绍新中国，还研读了丁玲的小说及理论。她的小说评述，虽搁置在“农民”章节，可总体还是恰切、准确的，符合该作品的纪实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