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沈从文身上充满悖论。作为将门之后，他却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而自身又属于自由绅士派的文化圈子。他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罕见的赤贫无产者，却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作家，而且其文学主张还相当贵族化，即在文学独立的旗帜下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及文学被政治派别侵蚀。从现代文学传统的角度看， 沈从文的小说就是沿着鲁迅怀恋乡土的文学路线发展的，然而他过于推崇乡间的素朴美德与自然野性的生命力， 又是对鲁迅凝视乡土愚昧、改造国民性文学路线的背离。当大多数中国作家以启蒙开路走向现代文明时，沈从文却以反文明的姿态力图复活原始的人性之美，给弱化的文明输入野性的力量。这就是沈从文的小说在中国社会真正进入现代后为什么更受欢迎的原因。沈从文那些描绘乡土人情与人世沧桑的作品确实魅力无穷，使得一些偏爱其明丽文字的批评家对他做出了过高的评价，应该超越从精致的供奉人性的小庙与明溪疏柳的角度，给沈从文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

美丽明慧的文字、蕴藉淡雅的色调，构成了沈从文小说的独特风格，就像其家乡那条靓丽优美的小溪，使其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别开生面，魅力无穷。然而，沈从文的小说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文学史忽视，后来得夏志清、马悦然与凌宇等著名学者的极力推崇，沈从文不但一跃成为现代中国最热门的作家之一，甚至有傲视群雄、唯我独尊的态势。那么，沈从文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辟了怎样的文学传统，应有怎样的艺术定位？他的小说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有何特色和价值，又有什么缺憾？

一、文学身份与创作的几个悖论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沈从文身上充满悖论。他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乡下人：“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又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然而这个“乡下人”的祖父是湘军高级将领，官至云南昭通镇守使、贵州提督，虽然到沈从文这一代已经败落下来，但仍是书香门第。沈从文从20岁离开湘西后，虽有短暂回乡的经历，却基本上都在上海、青岛、昆明、北京等大都会生活。更悖谬的是，“乡下人”的文学圈子的成员应该是底层大众文人，但沈从文所属的文学圈子却是中国最洋气的，即以胡适、徐志摩、陈源等英美绅士派文人为主导的现代评论派与新月派。当沈从文困苦不堪时，是胡适将他推上了大学课堂，从此有了稳定的收入。

与这一悖论相联系的，是他在具有旺盛创作力期间的“无产阶级赤贫”的生存状况。1923年他考过燕京大学国文班，却以零分的成绩彻底堵死了他当正规大学生的路，此后就死心塌地地做北京大学的旁听生。他与几个人挤在一间陋室，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有时甚至是靠陈炜谟、陈翔鹤、赵其文等旁听同学的接济。这种赤贫的生活竟然持续了两年多。从1924年年底开始，他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很多时候，他都是在饥饿的状态下写作的；实在饿得不行了，就给著名作家写信。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郁达夫就是在收到他的信之后来看他的，当看到他在不生火的严冬陋室中勤奋写作时，郁达夫感到悲哀与愤怒，拿出5元钱请沈从文吃饭，将剩下的钱都给了沈从文，并发表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可以这么说，沈从文刚到北京的两年多是现代作家中罕见的“赤贫无产阶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但他除了稿费也别无其他收入来源，为了生存，他流着鼻血夜以继日地勤奋写作，仍是罕见的勤奋的“劳动阶级”。现代著名作家中挨饿时间如此之长、为谋生而如此拼命写作者非常少见，鲁迅、茅盾、郭沫若等著名的无产阶级左翼作家的生活比起他来都要优裕得多。然而他不但没有向左转成为无产阶级作家，而且文学主张还相当贵族化，他认为文学应该保持其独立性，文学既不应该被商业化污染，也不应该被任何政治派别侵蚀。从在文坛成名到抗战爆发，他一以贯之地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以至于被人划归梁实秋一类的“与抗战无关论”。他也不是与左翼作家没有接触，他当时的好朋友胡也频、丁玲先后转向左翼的无产阶级文学，然而他这个“赤贫无产阶级”却始终没有向左转。这是沈从文身上的又一个悖论。

当然，尽管沈从文没有像老舍那样向左转，但也没有像老舍在向左转之前那么激烈地讽刺左翼文人，而是在小说中深深地同情左翼文人的悲惨遭遇。《菜园》中的主人公玉太太在当地很受人尊敬，她经营着远近闻名的玉家菜园，并且与儿子以诗词唱和。后来儿子要去北京读书，母亲因世道之乱，说知识多未必是好事，但还是同意儿子去了北大。三年后，儿子带着漂亮的新媳妇回来看母亲，把母亲乐坏了，然而回家的第二天，儿子与媳妇就被抓去杀头，说他们是共产党。小说《新与旧》也是以反讽的笔调描写砍共产党员头的“最后一个刽子手”，而对被杀的共产党员则充满了深深的同情。正是从这个角度，夏志清说沈从文在小说《大小阮》中对小阮的叙述保持客观态度，并以“机会主义者”称呼共产党员小阮就是严重的误读。当然，在写作此篇的1935年，沈从文不敢过多地赞誉共产党人小阮，那样小说也无法与读者见面。然而，揭露倾向国民党的大阮之堕落、推崇倾向共产党的小阮之高尚却在小说中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大阮与小阮的起点差不多，但倾向国民党的大阮后来越发贪图钱财，在玉腿酥胸之间醉生梦死，在文坛上捞点无聊的文名；而小阮则在北京加入了共产党，在日本听到北伐的消息就回国参加革命，从武汉的清党屠杀中逃出来后，并没有被屠刀吓怕，而是参加了南昌起义，又南下参加了广州起义，最后在领导唐山矿山工人大罢工中被杀。可以看到，小说的叙述根本就不像夏志清所说的那样保持客观态度，而是以讽刺的笔调描写走向国民党的大阮之堕落，在对比中对小阮充满同情与敬意。当然，沈从文小说中对左翼文人与共产党的同情与他的两个好朋友胡也频与丁玲都是共产党员有关，也与自己的赤贫经历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当沈从文是文坛的无名小卒及至小有名气时是以拼命写作而著称的，然而当他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并且掌握了文学权力后，其创造力却急剧衰退，此后就少有作品出现。沈从文成为文坛新星的标志性事件，是他1933年9月主持在文学界影响很大的《大公报·文艺》，而沈从文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是1927年到1934年这八年。1928年他出版小说、戏剧合集《入伍后》，短篇小说集《老实人》《好管闲事的人》《雨后及其他》与《不死日记》，中篇小说《篁君日记》《山鬼》《长夏》及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9年他出版小说、戏剧合集《十四夜间及其他》，短篇小说集《男子须知》及中篇小说《呆官日记》《神巫之爱》。1930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旅店及其他》《沈从文甲集》，中篇小说《一个天才的通信》及长篇小说《旧梦》。1931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石子船》《沈从文子集》《龙朱》及长篇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1932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虎雏》《都市一妇人》，中篇小说《泥涂》及人物传记《记胡也频》。1933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慷慨的王子》《月下小景》及中篇小说《凤子》《阿黑小史》《一个母亲》。1934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游目集》、中短篇小说集《如蕤集》及中篇小说《边城》，还出版了长篇传记《从文自传》《记丁玲》及论述现代作家的《沫沫集》。而在1935年之后，他发表与出版的作品明显减少，除了中篇小说《长河》等不多的原创作品外，其出版的小说很多都是以前没有发表的作品或者是对以前作品的改写，并且《长河》也没有写完。换句话说，沈从文在生活艰难作品不好发表的年月，反而有一股拼命多写的干劲；而在声名鹊起可以畅通无阻地发表作品的年月，却很少有原创作品了。

传言刘文典以对庄子的精通瞧不起搞创作的沈从文，但恰恰是沈从文，是庄子精神的现代复活者。他创造了小学毕业生执教山大、北大与西南联大的奇迹，然而却经常因学历低遭人诟病，他这时自称乡下人无疑是对瞧不起他学历者的一种精神反抗。1949年后，他放弃文学创作而转向研究中国文物与服饰，而他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表明他作为学者也是杰出的。

二、在鲁迅与废名之间：沈从文的文学传统

“文革”结束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从美国与我国香港两个渠道分别以英文与中文的形式传入中国大陆，对重新认识沈从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能够传入中国大陆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多元文化格局形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沈从文作为京派的领袖文人及多产的小说家，也将被重新认识。笔者认为夏志清的小说史最大的价值是在万花筒一般的沈从文小说中发现了其作品中最具价值的两类人物，“如果我们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分成两边，一边是露西(Lucy)形态的少女(如三三、翠翠)，那么另外一边该是华茨华斯的第二种人物：饱经风霜，超然物外，已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老头子”。小说《生》与《夜》中的老头子就是后一种人物类型。当然，夏志清的概括并非没有缺憾，因为与人偷情生子的萧萧同天真未凿的三三与翠翠显然有所不同，更别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沈从文理想中的龙朱等苗人典范。沈从文是现代别具一格的文体家，他在小说创作中尝试各种不同的文体与技巧。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总体而言，沈从文在描绘自然世界的人与物时基本上是写实与抒情并用，而在描绘文明世界的人与物时基本上则是写实与讽刺并用。这种独特性，使季羡林认为他与鲁迅的作品是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具独立风格的。

将沈从文置于现代文学史的演变过程中来看，那么沈从文的小说是由鲁迅开辟的乡土文学的一种变异。鲁迅与沈从文都对既有文明不满，转而将笔锋伸向乡土。鲁迅笔下的鲁镇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虽然都是乡土中国的文学表现，然而鲁迅是以主体的愤世嫉俗姿态，去透视乡土中国的人物性格与灵魂，其中既有走向现代的启蒙主义，也有超越启蒙对人物复杂性的刻画。后来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就是沿着鲁迅的这一条乡土文学路线走下来的。而沈从文是以文明人应该以自然人为师的姿态，发掘乡土中国中被文明人遗忘了的自然神性、素朴美德与善良天性，用这种野性的自然生命力抗击文明的弱化。这条以回归自然为标志的乡土文学路线与鲁迅的乡土文学路线有极大的差异。当然，在鲁迅的《社戏》及《朝花夕拾》中，也有对故土的浓厚乡情以及对民间孤魂野鬼的眷恋，沈从文的小说就是沿着这个文学路线发展的，然而发展到极端后又反过来背离了鲁迅的乡土文学路线。当大多数中国作家以启蒙开路走向现代的时候，沈从文却以反现代反文明的姿态，力图复活原始的人性之美，以温暖那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人之心，并给弱化的文明输入野性的力量。这就是沈从文的小说在中国社会真正进入现代之后越发受欢迎的原因，因为他的小说具有后现代的文化价值。不过，这是仅就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而言的，并不包括他的描写城市人的小说，后者除了讽刺文明人之外，也有对文明的肯定与向往。

从新文学的小传统来讲，沈从文的小说继承的是周作人、废名的传统。《沫沫集》18篇文章就有3篇论及废名，可见沈从文对废名的看重。他在《论冯文炳》一文中说：“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而废名就是周作人艺术趣味在小说上的实践者，废名的小说表现出浓郁的田园风味——“农村寂静的美”“与平凡的人性的美”。不过沈从文与废名的小说虽然在此处交汇，但二者的差异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二人都以描写乡村田园见长，但废名在乡村田园之外很少写其他类型的小说；而沈从文城市小说的数量并不比其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的数量少，像中篇小说《篁君日记》《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冬的空间》等都是描写城市人或者以城市为描写背景的，只是这些城市小说并不怎么成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其次，二人的乡村田园小说的风格都以朴讷清纯见长，而且都善于捕捉刹那间的印象写入艺术画面，但废名的很多小说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在冲虚淡远中显得空灵蕴藉而更像抒情诗；而沈从文的小说虽然自称“乡土抒情诗”，却多有少许的故事情节，眉目比废名的清晰，可读性比废名的强。最后，二人都以道家的原始主义为哲学根底，都具有生态文学的价值，但废名的小说更具有禅意，男女的情意隐隐约约暗含在青山绿水之中；而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则将道家的原始主义与柏格森推崇的本能的生命哲学结合，因而怀春的男女具有情欲勃发的原始野性。沈从文小说中常见的男女野合，就很难在废名的小说中找到。在沈从文之后，孙犁的小说风格与其很是近似，甚至在描写水意象以表现诗意上孙犁的小说都与沈从文的小说不谋而合；但是孙犁诗意小说的精神渊源又确实是鲁迅的小说，而非源自沈从文，他说自己不喜欢沈从文的文字。这可能与孙犁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革命文人身份有关，而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也确实没有像孙犁那样将其追寻的乡间诗意与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中国文学中，直接传承沈从文文学衣钵的是汪曾祺。他们不但文字风格相近，甚至汪曾祺的名作《受戒》中唱的曲儿“姐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都是从沈从文的《雨后》里来的。

三、沈从文的创作成就及文学史定位

沈从文的小说广泛描绘了湘西风情、军旅生活及城市生活，不过相比于其展示优美的湘西风情的作品，他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并不出色。沈从文的情爱小说较多，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少女的情爱，像游丝一般摇曳的纯洁之爱。第二类是性欲本能，就像流淌的河水或者母鸡下蛋一样自然而然的性爱。这两类情爱小说往往与湘西风情相互映照。第三类是城里人与文人的爱恋与情色故事，他的很多中长篇小说就属于此类。这类小说的字数并不比前两类少，但艺术价值却没有前两类高。在沈从文看来，无论乡下有多少陈规陋习，其素朴自然的性爱也要比城里人的爱显得真纯。他认为没有本能促成的野蛮事是民族衰亡的标志，城市文明里充斥着为了小利益而进行的造谣中伤，为了大利益而进行的暗杀诱捕，而恋爱也成为阉鸡似的男人演出的丑角喜剧。

在沈从文第一种类型的性爱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天真未凿、情窦初开的少女，她们赖以活动的场所则往往是诗意盎然的田园，短篇小说《三三》与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一类小说的代表作。在《三三》中，山嘴路旁坐落着碾坊，向上看嘉树成荫，往下看夹溪有无数山田，田头一群水车日夜不倦地唱着韵味无穷的歌，主人公三三就是在这样一个田园环境中长大的。她的父亲是杨家碾坊的主人，在三三5岁时就默然而逝，母亲成了碾坊的主人，长大的三三仍然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她不许某只鸡欺负另一只鸡，觉得离碾坊不远的水潭里的鱼是自家的，不让人来钓。娘告诉她鱼是会走路的，加上她梦中大鱼吃水潭的鸭子，她就不管了。然而她总觉得她与鱼是一伙的，所以钓鱼的折断了杆子她会高兴得咧着嘴发笑。她是自然的女儿，15岁的她经常与鱼说话，“当真说来，三三的事，鱼知道的比母亲应当还多一点”。有一天，三三独自一人在水潭边，遇见了总爷家的管事先生与一个白净的城里青年，他们以钓水潭的鱼为题开三三的玩笑，白净青年还说三三很美很聪明。后来三三在他们背后偷听到了管事先生对白净青年说的话：“少爷欢喜，要总爷做红叶，可以去说说。不过这磨坊是应当由姑爷管业的。”那白净青年也没有表示反对。尽管三三坐在溪边说“我偏不嫁给你”，但她在淙淙的水声中，恍然看见白净少爷被狗吓得跌倒在溪里的情景，三三又乐了，“你怎么这样不中用！管事的救你，你可以喊他救你！”这时，一缕情丝已飘进三三的心中。三三从娘那里知道那个白净少爷是来乡下养病的。三三娘得知白净少爷对三三印象很好，很是快乐，就让三三给他们送鸡蛋，三三不去，说他们是坏人，娘问其故，三三红着脸不说话，表明这缕情丝已在三三心中摇曳。不久，管事的与白净少爷就出现在三三的梦境中，三三的可爱在梦里也不曾减少，管事的与白净少爷来买她的鸡蛋，说要多少金子给多少，三三说：“我把鸡蛋喂虾米，也不卖给人！我们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后来管事的、白净少爷与少爷的护士都来水潭边钓过鱼，她与娘也去看过他们，管事的甚至还来问过三三的属相。然而，她与娘最后一次去送鸡蛋时，白净少爷却死了。“三三站立溪边，望到一泓碧流，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这种异性情爱写得就像微微的轻风与飘渺的游丝，似无还有，一切都自然而然。

《边城》虽为中篇小说，但情节却很简单。在渡口摆渡的老人与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很快，像山花一样美丽的翠翠就长到了含苞待放的15岁。顺顺掌水码头，他的大儿子天保18岁，小儿子傩送16岁，二人不约而同地爱上了翠翠。绰号岳云的傩送更英姿逼人，很早就潜入了翠翠的心房，他与翠翠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当地的富户以碾坊当嫁妆来给傩送提亲，天保则派人到翠翠家提亲。爷爷问翠翠，翠翠没有反应，老人就给天保说车路走不通可以走马路，就是在碧溪岨对溪高崖上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直到把翠翠心唱软就会成正果。天保提亲的事为傩送所知，他坦然地对天保说他爱的也是翠翠，并相约为翠翠唱歌进行公平竞争。天保说他不会唱歌，傩送说他可以为其代唱。然而就在傩送到高崖上唱情歌时，天保却悄悄地乘船离开并遇难身亡。傩送有点怪罪爷爷，顺顺以为傩送娶引发兄长身亡的翠翠不吉利，然而傩送不愿选择碾坊，还是心系翠翠，就乘船去了桃源。爷爷忧虑翠翠的未来，不久就仙逝了，剩下心系傩送的翠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的主人公翠翠在精神上是三三的同胞姐妹，她们那些天真自然的话语都很相似。傩送初见翠翠时说：“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令人想到三三初见白净青年时说的话。天保与傩送虽然爱的是同一个人，但都顺乎自然之心，没有人狡诈地用计，他们的爱情与兄弟之情都是那么的纯真。爷爷与顺顺也都是自然素朴、慷慨到给钱不要的人。甚至“婊子无情”都绝不适合形容这里的妓女：“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边城》表现的是爱与死这一近乎永恒的主题，翠翠的出生就牵动着一曲动人的爱情乐章，她的妈妈背着爸爸与军人偷情怀了翠翠，妈妈舍不得离开爷爷而军人还有军纪，于是军人先服毒殉情，妈妈在生下翠翠后也喝冷水殉情。爱上翠翠的兄弟俩，一个死于爱，一个为爱放逐了自己。而这一切爱恨情仇，又显得那么自然而然，他们都在天地万物的自然演化中奏出了生命的优美乐章。

《萧萧》与《雨后》等都是描写性欲本能就像河水流淌或者母鸡下蛋一样自然的短篇小说。《萧萧》的主人公萧萧从小失去母亲，寄养到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她在12岁那年被当作童养媳出嫁时，没有像别人那样哭泣，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小丈夫刚刚断奶还不到三岁，抱孩子成了她的任务，她还帮着家里洗衣做杂事，婆家对她也不错，她很快就发育起来。乡村人以对城市女学生的想象给生活加点作料，祖父就开玩笑地喊她女学生。婆婆很快有了新的儿子，小丈夫就完全为其独有，逗弟弟玩成为她的天职。来这村里打工的23岁的花狗成为萧萧的影子，他帮她抱弟弟，打枣子，给她讲故事，唱情歌。萧萧的小丈夫到了爱唱儿歌的年龄，一唱歌就把花狗引了来。花狗“劳动力强，手脚勤快，又会玩会说，所以一面使萧萧的丈夫非常欢喜同他玩，一面一有机会即缠在萧萧身边”。他的情歌终于唱开了萧萧的心扉，在田园中使萧萧变成了妇人。然而几个月的欢好，萧萧的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她提出与花狗一起逃到城里去，花狗却不知道到城里做什么，他只是嘴上说负责实则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竟然逃出了这村庄。萧萧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打不掉肚子里的那块肉，她也想沿着女学生的路逃走，却被家里发觉。按照当地风俗，萧萧不是被沉潭就是被发卖(就是由婆家卖给别人做老婆)，但要娘家人来定，伯父不忍把萧萧沉潭，萧萧就只能被发卖。但是，她照顾的小丈夫却不愿意她走，暂时也没有主顾来买，不久萧萧就生下一个“团头大眼，声响洪壮”的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雨后》描写一对乡村男女在雨后生机盎然的原野上的野合，上面蓝得像海洋一样的天是他们的被子，周围的虫鸣与对面山上七妹子的歌声则是为他们奏出的合欢乐章。任何智性的东西，甚至“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样的诗句，都无法表达自然的诗意与野性男女勃勃的生命力。

沈从文不涉性爱的优秀短篇小说多是以老人为主角的，这些老人历经沧桑，却不以智慧与狡诈取利，没有丧失素朴的美德与人性。《会明》的主人公会明是军队里的老人，辛亥革命后本是农民的他离开了土地，在军队当了30年的伙夫。会明的品貌看上去像将军，像他那么大年龄的，成千成百的马弁、流氓都做了大官，他却安心安意地做他的伙夫。他记着讨伐袁世凯的蔡锷所说的军队屯垦戍边开发西北，梦想中总有一片葱茏的森林。人世的沧桑与战争的血腥，都没有使他丧失天真与忠厚的素朴美德。他希望早点打仗，仅仅是因为天气一天天热起来，晚打仗尸体会腐烂发臭。然而，半个月没有打仗的动静，他就凭着他的慷慨与附近的村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带回营地一只母鸡。此后，他就不再关心战争，而是关心母鸡下蛋，下的蛋多了他就用蛋孵小鸡，军营里不见血腥而是充满了活泼的生命与盎然的生机。古人曾说大隐隐于朝，而会明居然能隐于军营，将军营变成“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参军》中的主人公是年过五十经历丰富的老参军，部下王五与一妇人被他堵在门里，他没有发脾气。当王五跟随他出来，他凭经验知道王五没有与那妇人结账，就让他回去算账。更为人性化的是，当老参军回营得知部队不开拔时竟然回去拍门，告诉王五不用急，慢慢与妇人算账吧。《灯》的主人公是连队上的老司务长，曾经跟随“我”的父亲南征北战，后来从军队上退下来就到“我”这里住。“我们要谈的话可多了。从我祖父谈起，一直到我父亲同他说过的还未出世的孙子……一个差不多用脚走过半个中国的五十岁的人，看过庚子的变乱，看过辛亥革命，参加过革命北伐许多重要战争，跋涉过多少山水，吃过多少不同的饭，睡过多少异样的床，简直是一部永远翻看不完的名著！”这对于既当教师又写小说的“我”来说，简直受用不尽。他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与尊严，却又对“我”关怀备至，在“我”身上寄托着他的希望与梦想，并主动承担起厨子的职责。因“我”年龄较大而又没有配偶，他开始留心到“我”寓所来的女性，一位常来的蓝衣女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并对她特别关心。她留在这里吃饭，他就将饭菜做得特别丰盛。后来蓝衣女子告诉“我”她将要与人结婚，老人却误以为“我”要与她结婚而瞒着他，竟孩子一样地哭了。我不得不将真实情况告诉他，他听后颜色惨沮，不久就离开了“我”。小说很有艺术表现力，战争的血腥并没有泯灭老人的善良与关心他人的素朴美德。

在沈从文笔下，这些老人大都是军旅中人，历经沧桑却又保持着素朴的美德。当然，这些老人并非全部都是军旅中人，譬如《生》中的老人就是北京什刹海卖艺的。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老人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的傀儡戏有十个年头，虽场面上王九常常不大顺手，上风皆由赵四占去，但每次最后的胜利总归王九。这是老头用一种特殊而隐秘的方式对儿子的一种长久的默默悲悼，因为十年前他的儿子王九就是由于与赵四相拼而死，而真的赵四也在五年前害黄疸病死掉了。

沈从文这些描绘乡土人情与人世沧桑的作品确实魅力无穷，使得一些偏爱其明丽文字的批评家对他的评价出奇的高。在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来，沈从文似乎应该坐上现代中国作家的第一把交椅。笔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为鲁迅设置专章，而给沈从文、老舍、茅盾、巴金等设置专节，在对马悦然之说的否定背后，也是试图给沈从文恰切的文学史定位。沈从文虽为将门之后，但其艺术风格中却并无刚健与壮美色调。沈从文喜欢水，爱看流星，更喜欢谈性爱，他的多数小说都是以性爱为中心的，其中的优秀篇章能够通过情爱的描绘表现人性。对此，沈从文深有心得地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这里，“小庙”与“小地”、“精致”与“对称”恰恰凸显了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风格。读他的作品你想到的是明溪疏柳与湖光山色，而非波澜壮阔的大海与高耸入云的山峰。前者虽美，但在文学史上却不如后者伟大。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风格在西方可以与英国华兹华斯的诗艺相提并论，然而，这种湖光山色再美，也比不上波澜壮阔的《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伟大。在中国，沈从文的艺术趣味可以与陶渊明、王维等人的诗艺相提并论，然而这种明溪疏柳的美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高耸入云的屈原与杜甫的伟大诗艺。而鲁迅、老舍等作家就是现代中国的屈原与杜甫，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感时忧国精神、对人生血泪的正视及杰出的艺术表现力，使得他们的文学地位应在沈从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