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个军阀混战时期。提到军阀混战，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北洋军阀之间的分分合合、打打杀杀。其实，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阀混战，不应该只是指北洋军阀之间的争战。与北洋军阀可对称的，还有西南军阀。西南军阀集团形成的时间稍晚于北洋军阀集团，而混战则差不多同时期开始。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则属于西南军阀盘踞之地。

沈从文1902年12月出生。1931年秋，沈从文在青岛写了《从文自传》，叙说的是自身20岁以前在湘西的生命历程。从《从文自传》可知，沈从文十四五岁便投身行伍。直到二十岁时离开湘西北上，五六年的时间，沈从文基本上在军营度过，只有过短暂的脱离军队的时间。所以，《从文自传》，也基本是上一本“从军自传”。不仅是《从文自传》大量写的是那时期湘西军队中的生活，以这五六年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沈从文也写了许多。《船上》《槐化镇》《入伍后》《传事兵》《连长》《喽啰》《卒伍》《哨兵》《逃的前一天》《一个体面的军人》《夜》《我的教育》《参军》《阙名故事》《说故事人的故事》《副官》《虎雏》《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顾问官》《过岭者》《山道中》《新与旧》《大小阮》《会明》《张大相》等，这些作品都取材于沈从文的军旅生活，或者说，都写到了那个时期西南军队的人或事。还有诗歌《叛兵》，也是这类作品。沈从文那些虽然并未出现军人、军队情事的作品，许多也是取材于军旅生涯中的所见所闻。

《从文自传》和这些小说中所写的军队，应是袁世凯死后西南军阀混战时候的军队。从沈从文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奇特的军队。他们并非土匪，相反，他们的任务往往便是“清乡”，也就是剿匪。这些军队有正式的番号，有明确的军纪，有严格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很像正规军；然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实在像土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必须自筹军饷。国家正规军而须自筹军饷，当然就很不正规。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上军阀混战时期的军队，是一种介于正规军与土匪之间的武装力量。这是特定时期的特殊军事组织。北洋也好，西南也好，都是一样。

美国的沈从文研究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这些取材于军旅生活的作品，“事实上写了他自己的成长过程”[1]。这说法当然能够成立。《从文自传》和一系列以军旅生涯为题材的作品，共同显现了沈从文离开湘西前的成长过程。

一、南北冲突中的湘西

北洋军阀集团肇始于清末袁世凯的小站练兵，终结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具体地说，是从1895年到1928年。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北洋军阀集团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联盟。这一点，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特意做了强调。北洋军阀集团，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特别是在民国成立后的16年间，由于北洋军阀集团攫取了国家的统治权，便“成为各种历史现象所围绕的中心”[2]。同样，“西南军阀”也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地区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3]。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对西南军阀集团的形成过程做了说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于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为北洋军阀集团所统治。袁世凯悍然称帝，西南地区打响了反对恢复帝制的第一枪。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反袁战争也“不了了之”。北洋军阀集团仍然掌握国家权力。而这时候，在南方，有着一些北洋军阀势力未能控制或未能完全控制的省区，主要是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这六个省区。反袁战争结束了，但反袁战争中组建，形成的军队继续存在。于是，在这六个省区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分成许多派系的地方军阀”。这些南方的地方军阀不属于北洋军阀集团，盘踞、活动的区域又基本上属于西南地区，习惯上称之为“西南军阀”，或“南方军阀”，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或“北方军阀”。北洋军阀集团和西南军阀集团，内部当然都分有许多层级。而在西南地区，唐继尧、陆荣廷算是顶级的军阀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控制了云南、贵州两省，并极力向四川挺进；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则主宰着广西、广东两省，湖南也在其笼罩之下。所以，反袁的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出现了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两个最大的军阀派别”[4]。而沈从文便是在这时期的西南军阀队伍里从十五六岁至二十岁，生活了五六年。小说《我的教育》叙述了这样的军队有着怎样的生存方式，而沈从文则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便是在这样的军队里接受着“教育”。小说《夜》中说，大约是1919年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驻扎在一个小乡镇上，“忽然在××的民政长兼靖国联二军总司令的张某，以二军名义命令我们的队伍，限定日期把枪械表同名册造去，以便在辰州的军事会议时提出，不然将来便不能为政府承认这是正式军队”。而“似乎从民五讨袁成军以来，就从没有遇到过那种讲究认真的上司”[5]。所谓“民五讨袁成军”，就是指这支军队是1916年反袁战争中成立的。那么，这支军队为何又称“靖国军”呢？

袁世凯死了，由先前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而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很快，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便发生尖锐冲突，史称“府院之争”，其实不过是权力之争。到了1917年5月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便到了绝对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黎元洪只得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而以李经羲代之。到了7月1日，又发生了张勋拥溥仪复辟的闹剧，段祺瑞率领讨逆军敉平张勋的叛乱。张勋复辟收场后，由冯国璋代理总统。袁世凯固然公然践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之流，也同样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无物。这是孙中山万难接受的。在孙中山心目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否弃，便意味着中华民国的实际灭亡。孙中山认为必须以武力捍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7年8月初，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布在广州建立临时性的军政府，以与北京对抗，而这个临时军政府的政治目标便是捍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以又称护法军政府。孙中山此时便已下定了以武力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掌控的北京政府的决心。而在反袁的护国运动中产生的西南军事力量，自然便成为军政府护法运动的基本武装[6]。但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在参加护法运动的同时，又别具怀抱，在心里打起了自己的大算盘。既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又不愿意完全与孙中山保持一致，必须保持滇系军队自身的独立性。这样，唐继尧便打出“靖国”的旗号，以示与“护法”的区别。唐继尧参加护法运动，当然使护法运动的力量大为加强。但以“靖国”的名义参加“护法”，则使护法运动一开始便有了强烈的不和谐音。唐继尧之所以在“护法”之外还要以“靖国”为出师之名，目的便是借护法战争而扩大自己的地盘，把权势延伸到云南之外，甚至整个西南地区。既然打出了“靖国”的旗号，唐继尧便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自任总司令。稍后，又将四川、贵州的部分军事力量收编，组建了“滇黔靖国联军”。四川、贵州的部分军队也成为“靖国军”后不久，陕西、湖南、福建等省的某些军事首脑，也树起了“靖国”的旗帜[7]。这就是沈从小说《夜》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作品中的军队称作“靖国联军”的由来。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军政府，并且意在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北京的段祺瑞政府便一心要以武力剿灭南方的军政府，实现南北统一。于是，在1917年10月，便开始了南北战争：南方护法军政府统驭的西南军队与北京政府指挥的北洋军队之间的战争。而湖南则一开始便是南北对峙的前沿，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指出：“湖南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湘北岳州一带主要控制在北方军阀的手里，湘南主要控制在南方军阀的手里。”[8]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好地理解了《从文自传》中这样的叙述：

那时节辰州地方组织了一个湘西政府。驻扎了三个部队，军人首脑其一为军政长凤凰人田应诏，其一为民政长芷江人张学济，另外一个却是黔军旅长后来回黔作了省长的卢焘，与之对抗的是驻兵常德身充旅长的冯玉祥。这一边军队既不向下取攻势，那一边也不敢向上取攻势，各人就只保持原有地盘，等待其他机会。

单是湘西一隅，除客军一混成旅外，集中约十万人。我们部队是游击第一支队，属于靖国联军第二军，归张学济管辖。全辰州地方约五千家户口，各部分兵士大致就有两万。[9]

辰州这个小小的地方之所以集结了那么多部队，就因为这是南北军事力量交锋的地方。冯玉祥其时是北京政府部队中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在自传性作品《我的生活》中，冯玉祥以两章的篇幅回忆了在常德的所作所为。1918年3月，冯玉祥受命进军湘西，而“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10]。冯玉祥在常德驻扎了两年，既是当地最高军事首领，也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至于与沈从文所投身的南方军队的关系，冯玉祥有这样的叙述：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驻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复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11]

冯玉祥的这番话，颇能让我们见出当时南北双方军事对峙的真实情形。所谓“赵、谭”，指南方军事将领赵恒惕、谭延闿。其时，北方将领中不认同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对南方作战不积极者颇不乏人，冯玉祥即其一。当然要打仗，甚至有时还打得很激烈，但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地方是双方对峙着。冯玉祥这番话中有“恐有决裂之势”之语，说明本来是维持一种平衡的，是以双方引而不发的姿态而暂时和平共处着的。所以，对于双方的军队来说，这期间主要的工作并非是打仗，而是如何占据地盘并生存下去。《从文自传》也好，沈从文那些以这期间军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好，都绝少写到打仗，原因即在此。

二、砍头是为了敛财

沈从文的自传和那些以军旅为题材的小说，绝少写到打仗，而写得特别多的是杀头，是军队杀百姓的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还要从那时候军队的特殊性质说起。

军队杀百姓，总是以“清乡”的名义。所谓“清乡”，就是剿匪。《从文自传》里多次说到清乡；沈从文那些以军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更是屡屡写到清乡。先说《从文自传》。在《从文自传·辰州》中，沈从文说：“一次军事会议的结果，上游各县重新作了一度分配，划定若干防区，军队除必需一部分沿河驻扎防卫下游侵袭外，其余照指定各县城驻防清乡。”[12]所谓重新分配防区，就是重新分配生存的地盘。一支军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驻防”，就是到这个地方来获取生存资源，说白了，就是要这个地方为其提供粮饷。但要这个地方供养这支军队，总要有个理由。而理由总是“清乡”，是为此地剿匪，是来为此地百姓服务。所以，沈从文笔下经常写到的“清乡”，不过是一种名目。各部队重新划定地盘，根据的都是生存的需要。但这毕竟是南北战争时期，部队重新划定“防区”，不能完全不考虑北方军队的存在，所以，也要派一部分部队沿河驻扎，“防卫下游侵袭”，这显然是指对北方军队冯玉祥部的提防。从这里也可看出，虽然是战争期间，虽然这些军队是以战争的名义组建，但战争却实在不在军队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占据中心地位的，是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而生存和发展必然意味着对地盘的争抢。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想的是怎样借战争的名义扩充实力。

《从文自传·清乡所见》，记述了真实的“清乡”过程。一说要去“清乡”，大家都很高兴。出发前每人发一块现大洋，这就足以令军士们高兴了。更值得高兴的，是“清乡”过程中总能得到些好处、捞到点油水。既然是奉命清乡，“沿途每每到达一个寨堡时，就享受那堡中有钱地主用蒸鹅肥腊肉的款待”。到了目的地后，“各处团总来见司令供办给养时，同时就用绳子缚来四十三个老实乡下人”。原来，所谓“清乡”，并不需要与“土匪”直接接触，当地团练一类地方武装会把“土匪”事先抓捕，待“清乡”部队到后便送上门来。部队到达此地后，供给也要当地负担。“老实乡下人”，便表明这缚送来的人，并非什么“土匪”。团总也许是随机地抓了这些人来交差，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要这些人来顶罪。团总抓这些人或许抓得很随意，而既然他们背负着“土匪”的罪名来了，清乡部队杀他们则杀得很切实。当天晚上便过堂，按“呈案”上的罪名轻重，每人“先来一顿板子，一顿夹棍”。第二天，将其中的27个人拉到田坪里杀了，是以砍头的方式杀的。而之所以以这种古老的方式杀人，并非像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增强威慑力，唯一的原因是节约子弹。“清乡”部队并不希望当地民众都被威慑得不敢作乱：没有了作乱的人，以后可就没有了“清乡”的借口。沈从文接着写道：

第一次杀了将近三十个人，第二次又杀了五个。从此一来就成天捉人，把人从各处捉来时，认罪时便写上了甘结，承认缴纳清乡子弹若干排，或某种大枪一支，再行取保释放。无力缴纳捐款，或仇家乡绅方面业已花了钱运动必须杀头的，就随随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当时日，牵出市外砍掉。认罪了的虽名为缴出枪械子弹，其实则无枪无弹，照例作价折钱，枪每枝折合一百八十元，子弹每排一元五角，多数是把现钱派人挑来。钱一送到，军需同副官点验数目不错后，当时就可取保放人。

关于杀人的纪录日有所增，我们却不必出去捉人，照例一切人犯大多数由各乡区团总地主送来。我们有时也派人把团总捉来，罚他一笔钱又再放他回家。地方人民既非常蛮悍，民三左右时一个黄姓的辰沅道尹在那里杀了约两千人，民六黔军司令王晓珊，在那里又杀了三千左右，现时轮到我们的军队作这种事，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13]

所谓“清乡”，就是去榨取金钱。而榨取金钱的手段真可谓凶残歹毒之极。各地团总，本来是军队的帮凶，但军队有时也把团总捉来，罚一笔钱再放掉。这就有点幽默意味了。这一次，沈从文投身的这支军队，以“清乡”的名义“住这里共计四个月”[14]。杀了一千人，榨得金钱无疑是巨款。这四个月里，部队的给养当然也由当地负担。《从文自传》接下来写道：“四个月后我们移防到另一个地名怀化的小乡镇住下”，在怀化镇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15]。比起四个月杀一千人，这要算少了。《从文自传》也说得明白，所谓“清乡”，“实际上就是就食”[16]。就食，当然是“清乡”的目的，但又不是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是就食，是绝不需要杀那么多老实的乡下人。“清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饷。而不抓人杀人，是弄不来大笔金钱的。这一层，沈从文在小说《我的教育》有清楚的叙说。《我的教育》虽然名义上是小说，其实是真实的回忆，是对驻扎槐化镇生活的“回想”。部队驻扎槐化镇，也是为“清乡”而来。吃的用的都不错，而“一切东西是团上供给的”。可知这是以团为单位进行后勤保障。“排长早晚各训话三次，他是早把这个体面的训话背熟了多日，当到司令检阅时也不至于出笑话的。排长训话有三点，说是应当记清：一、不许到外面调戏别人妇女，二、不许随便拿人东西，三、不许打架闹事。”而当地的商铺，“他们插国旗是欢迎我们的”[17]。小说中还写到，部队在杀了许多“土匪”后：

十点钟排长集合，说了许多我们要爱国保民的话，同时我们在大坪里扯圈子唱新的军歌，歌中意思是“同胞同胞，当爱助，当携手，向前走。”我们一排人又当真携手作了一点钟游戏，大家全欢喜得很，因为我们从××开拔，到如今已经有二十天不作游戏了。虽然许多人已全是做父亲的年纪了，对于玩，还是很需要的事，他们心上全是很天真。[18]

排长训话的内容，当地百姓插国旗欢迎，新的军歌表达的意思以及集体做游戏，此类的描写在沈从文其他小说中也不难见到，而凡此种种，都表明这是一支国家的军队，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正规军，是有着明确政治信念的新式军队。土匪的队伍里决不会有如此情形。然而，这样一支有着冠冕堂皇的纪律、唱着冠冕堂皇的军歌的部队，却又的确是以清乡为名来这里就食和搜刮的。为了就食和搜刮，他们习惯性地滥杀无辜。《我的教育》中写道：

一个团总又同了二十个亲信，押解一群匪犯来了。“该死的东西”一共是六个。审讯时有三个认罚，取保放了。有三个各打了一顿板子，也认了罚，又取保放了。听说一共罚了四千，那押解人犯来的团总，安顿在司令部喝酒，出门时，笑眯眯的同我们兵士打招呼，好像我们同他新拜了把子。

我听到一个兵士说这是一种筹饷的最方便办法。这人叔父是那军法长，所说的话必定不会错。听到这个话，我心想，这也真是方便事。我们驻到这地方，六十里附近一共是一千多人。团上供给的只是米同柴火，没有饷大家怎么能过年。人人都说军队驻防是可以发财的机会，这机会如今就来了。有了机会，除庆贺欢喜，无事可作了。不过也想到这些人他会恨我们这队伍。不过就是恨，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的，不甘心罚钱，我们把他捉来杀了，也仍然就完事了。[19]

由团上统一供给的米柴，当然也是在当地剥夺的，只不过是以团为单位剥夺罢了，所谓“就食”无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能保证饷银的发放，那这军队是绝对不能维持下去的。军饷自古对军队的存在、发展就很重要，而在民国初年从南到北的军阀混战时期，军饷对于安定军心又尤其重要。

有冠冕堂皇的军纪，有老百姓插国旗欢迎，有内容很高尚的军歌，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正规军。哪有国家正规军却必须自己觅食、自筹军饷的道理？而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的各路军队，从北洋到西南，却正是这样的军队。所以，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的军队，从北洋到西南，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形态极为特殊的军事组织。而沈从文正因为混迹于此种军队若许年，才看了数不清的砍头，才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一种很独特的“教育”。

三、当军阀犹如办企业

自己觅食、自筹军饷，这使得那时期的各路军队很大程度上是各路军阀的私人军队。历史学家陈志让在其经典性的著作《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对军阀时期的军队性质有深刻的分析。陈志让指出，军阀时期的军队，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指挥和管理系统。大大小小的军事领袖，必须自己解决军饷问题，这就必然要干涉民政。同时也就让军队具有私有的性质：

私人的军队和私人企业有些相同的地方。军官的主要考虑是筹饷来养兵；士兵和低级军官的主要考虑是当兵来找一条生路。能干的军官好象（像）能干的企业家，能多找钱使军队的粮饷充足装备精良。钱多半来自农业，所以土地和农民变成了私人军队必须争夺的对象。私人的军队也必须控制一个区域中的民政系统，才能从那个区域中取得养兵所需的资料。[20]

中国近代军阀时期的军队具有“企业性”，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在《中国近代军阀研究》[21]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陈志让借用这个观点分析中国近代军阀的性质。在另一个地方，陈志让又说：“这样一来，军阀就像大工厂的厂长，下级军官就象（像）工头。有办法的军阀等于能干的企业家，能筹款养兵。”[22]一个军阀掌握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军队，恰如一个企业家掌管着一个或大或小的私人企业。企业家必须让手下的员工有尽可能满意的经济收入。如果工资都发不出，那企业就得破产。反之，如果员工工资高于其他企业，优秀的人才就会源源不断地投奔而来。同样，在中国近代的军阀时期，掌握着一支军队的军事领袖，必须日夜为部队的粮饷操心。长期欠饷，后果是很严重的。官兵的溃逃还是小事，更严重的情形是兵变。陈志让收集了1908至1936年间的兵变资料，这期间共发生了300次兵变，而1919至1929年的十年间便发生了206次。这十年里又以1919至1921年这两三年间和1926至1929年这三四年间兵变最为频繁，分别是68次和84次。在300次兵变中，湘、鄂、川三省共有101次，占总数的1/3。而“绝大多数兵变是经济性的，欠饷是主因”[23]。所以，军阀之间的战争，“争夺的对象是土地，是土地用来养武装的人民。于是南北之争，跟中国其它（他）的内战一样，是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24]。企业家办企业，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军阀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军队，也是为了升官发财。大小军阀，只要不弄到“破产”的地步，发家致富都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有程度的差别。发财之外，还有做官。当然，做多大的官，攫取多少政治权力，取决于手中枪杆子的多少。顶级的军阀，以手中的军队为资本，可以参与最高权力的争夺。小些的军阀，也可以凭借手中的军队，夺得省县级的政治权力。而做官与发财，又是不可分的。只要做了官，发财便不在话下。军阀们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和扩充军队，必定有他们的理由。陈志让又说：“至于当军官的人，他们从军不但是职业，而且是上进的阶梯，由此而取得财富、权力、地位。他们想存钱，买田地房产，提高自己和家里人的生活。”各级军阀收入，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薪俸比起士兵虽然高许多，但他们不会主要靠薪俸发财。贪污、克扣、吃空饷甚至倒卖军火，才是他们的生财之道。陈志让指出，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在他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一书中列举了许多那时期通过带兵而发了财的军阀。不仅仅是张作霖、曹锟、李纯这类大军阀因为带兵而富可敌国，“积累了几千万元，投资于地产、高利贷、近代的企业等”，就是“小军阀也搞得不错”。福建的陈国辉，虽然带的是民军，也聚敛了800多万元。即使一个小军阀，只要没有出什么大事，敛个数百万元是不成大问题的。军阀掌管部队虽说像办企业，但又究竟不完全等同于办企业。企业家如果破产了，就很难有翻盘的机会。军阀则不如此。一般的军阀，通过打仗获取财富、权力，当然，这必须打的是胜仗。如果被打败了，那就投降。投降之后，或者被收编，或者被遣散，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被收编了，原来的军官仍然还当军官，原来的士兵仍然还当士兵。被遣散了，还可以带着残部暂时当土匪。都还有路可走。不过，当军阀比真正地办企业，也有特别的凶险之处，那就是一旦失了兵权，就有性命之忧。带着一支近乎私家的军队，长期与人争地盘、抢资源，难免与人结下血仇，自然也就难免有那日夜想着寻仇的人。当兵权在手时，他人要寻仇自然不易；但一旦失了兵权，归为平民，那就时刻有遭报复之可能。“张宗昌、曲同丰、谭浩明、洪兆麟、徐树铮、张绍曾、孙传芳等，都是煊赫一时的军阀，都是在战败之后，被复仇的人刺死的。曹锟的家竟被抢劫；陆荣廷的孙儿，改了姓名，十三岁时在上海被人刺死；魏邦平败退之后，自己化装为西崽（茶房、侍者），逃到香港。军阀自己的安全靠他们手下的军队。”所以，“军阀带兵是一种骑虎不能下背的局面”[25]。正因为如此，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总是千方百计要把手中的军队维持下去，并且还尽可能发展壮大。

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在根本性质上并无大差异。但是，西南军阀又确有颇异于北洋军阀处。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说：

西南军阀事实上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内部派系林立，既无“团体”之称，又无统一机关可言。他们内部矛盾很多，但是为了对抗北洋军阀的吞并，在利益一致时也能暂时地“联合”起来。[26]

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西南军阀，都不能说是土匪。但是，读《从文自传》和那些以军阀部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我感到西南军阀的土匪性要比北洋军阀浓厚些。北洋军阀集团毕竟多年执掌国家领导权，其军队的国家色彩要比西南军阀强烈些。同样是割据一方和搜刮盘剥，方式上也有南北差异。读《从文自传》和另外那些小说，我们知道西南军阀以“清乡”为割据和盘剥的基本方式，军饷经常靠“清乡”来筹集。不了解那时期西南军阀的生存策略，便很难理解《从文自传》和一些小说中，为何总是写砍头：军队砍无辜百姓的头，而且一砍便砍许多。

李宗仁是在护国战争时便在桂滇从军，在随后的护法战争中也是西南军队的基层军官。他的回忆录对这时期西南军阀割据的情况有较多的描写，实在可以与《从文自传》和沈从文那些以这时期军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对照着读。李宗仁回忆说，当时各地小军阀林立，筹饷自然是很困难的事，于是“有的将领甚至鼓励士兵抢掠以提高士气”[27]。李宗仁并且叙说了自己率部驻扎广西北流时曾以出卖枪弹的方式筹钱。李宗仁说，当时总司令部只下发十分微薄的伙食费，其他开支必须自筹。“按往昔驻军通例，总是就地取材，派捐包赌，甚至无理勒索，随意苛求，居民也不以为异。”但李宗仁决心不按惯例行事。到最后时刻，李宗仁决定将伤兵病兵缴回的闲置不用的枪拨出100支，每支配上200发子弹，以每支150元的价格卖给地方防匪的团队，以度（渡）过难关。[28]

《从文自传》和那些小说里，虽然没有写到军队直接抢劫百姓的事，但那种所谓的“清乡”，却实在就是抢劫，甚至比一般的抢劫更其恶劣。抢劫，如果百姓不反抗，用不着杀人。而沈从文笔下的“清乡”，则必定屠杀“老实的乡下人”，而且总是杀得很多。杀人，固然有杀鸡儆猴的目的。杀掉一些人，其他人才能乖乖地送上罚款。但如果仅仅是杀鸡儆猴，用不着杀那么多，何况多杀一人便少收一份罚款。这是因为，那些被杀掉的人，往往是当地的仇家、乡绅等希望他死。仇家、乡绅事先运动了部队，当然，也送上了钱：这钱，应该比那本来可以不死的人应交上的罚款更多，至少不能更少。

“清乡”并不是唯一的筹款方式。沈从文小说《顾问官》一开始就说，驻防四川某地的某个师，官兵加家眷共有三万人，枪则有两万支。但每月从上面领取的“协饷”却只有四万元，平均每人一元多。这当然远远不够。“此外就靠大烟过境税，与当地各县种户吸户的地亩捐、懒捐、烟苗捐、烟竹捐等支持。军中饷源既非常枯竭，收入不敷分配，因此一切用度皆从农民剥削。农民虽成为被剥削的家伙，官佐士兵伕固定薪俸仍然极少，大家过的日子皆不是儿戏。兵士十冬腊月常常无棉衣，从无一个月按照规矩关过一次饷。”[29]这个师长肯定是当得很艰难的。这样的部队，就是火药桶，随时会出问题。

四、当兵是为了挣钱养家

唐德刚根据有关资料和个人计算，说在1916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大小军阀有3000个左右。他无限感慨地说：“他们所统率的枪兵，总共不下百余万。可怜的中国，就在他们这三千多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之下，而没有亡国灭种，也真是个奇迹。”[30]3000多个大小军阀的说法，大体可信。但说军阀部队的总兵员是百余万，肯定是十分保守的估计。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说：“军队、团防、土匪是军阀时期脱离生产的武装农民，人数应该在五百万以上。同一时期中国的新式工业人口不过二百万。”[31]陈志让说的是军队、团防和土匪加起来有500万以上，唐德刚说军队一项是百余万。如果陈志让所说可信，那么团防和土匪决不会共有400万，这二者的相加，应该都大大少于军队。所以，军阀时期的军队总人数，应该有好几百万。

军阀时期，热衷于当军阀者大有人在。那是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当不了大军阀，就当个很小的军阀也好。唐德刚说，最小的军阀，甚至只有枪兵数十人，占据的地盘不过几个小镇，但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也可当个小小的“土皇帝”[32]。这么多军阀在割据着、混战着，意味着需要有充足的兵源。当兵的主要是农家子弟。那时候还没有“拉壮丁”这种做派。陈志让说，“拉壮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出现的[33]。这让我们知道，在那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各路军队的士兵，都是自愿参军的，并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去扛枪。《从文自传》和沈从文的那些小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沈从文是自愿参军；他笔下的那众多士兵，也都是自愿进入行伍。《从文自传》对此有过明确的解释：

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当兵不是耻辱。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34]

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兵文化的传统远比中原地带深厚，没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但在这时候年轻人之所以都愿意当兵，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兵“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

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专列一章分析“士兵”问题。陈志让引用了社会学家陶孟和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6月号上的《一个军队士兵的调查》。陶孟和对1920年代驻扎在山西太原的某部队五千人中的一千人进行了调查。这一千人中，87.3%来自农业或没有职业的家庭；余下的则是小手艺人、商人、医生和教书先生。那些来自农民家庭的士兵，即便家中有田产，平均田产也在27.74亩之下，因此其中71.1%的人不能仅靠种田维持家庭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士兵中只有21%的人没有父母需要赡养。49%的人则父母俱存。部分人的父母可由兄弟姐妹照顾，但21.3%的人是独生子。在独生子中绝大多数父母俱在，而绝大多数没有耕地或房产。绝大多数没有结婚。但不管结婚与否，作为成年男子，都有挣钱养家的义务。所以，据陶孟和了解，他们之中“绝大多数要寄钱回家供养父母和其他的家庭人口。至于他们的年龄，多在15至29岁之间，占全体的88.5%。这个部队士兵的每月收入在6.3元至9元之间，根据资历等因素而略有差别。而在南方，例如广东地区，同期士兵的收入还要略高于北方，1914年平均月收入12元。1917年军队数量增加，士兵的月收入平均6元至7元。在其时的四川农村，如果一个五口之家的自耕农家庭耕种了一百亩地，每年总收入也就百来元。所以，一个在部队当兵的人，如果每月有8元钱的收入，就相当于一个耕种百亩地的自耕农家庭的总收入了。自耕农无须交租。如果是租种他人的土地，那大部分收入就要交给地主，所剩就无几了。所以，在那时候，“当兵实在是职业，是穷人的一条生路”。只要能够正常领取军饷，当兵的都能寄些钱回家。当然，当兵可能死伤。在那近代军阀时期，虽然常打仗，但伤亡率极低，打仗常常近乎儿戏。1922年的直奉战争，双方动员了20多万人，伤亡则双方相加才四五千人，伤亡的概率是2%至2.5%[35]。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组建讨逆军进京讨伐。张勋的辫子军有四五千人；段祺瑞组建的讨逆军分几路进军北京，总兵力也有数万人。在几个地方打，打了好几天，结果是张勋的辫子军仅死“数十名”，而讨逆军“人马一无损伤”。[36]

沈从文小说《说故事人的故事》中的“我”，可以视作就是作者本人：

我那时是收发员。年纪是十七岁。随了一个师长到龙潭。在龙潭时贺龙还是我们部队的团长，除了成天见到他来师部打两百块底麻将牌以外，并没有看得出这伟人在嘴上生有獠牙，或者额上长角。晚近伟人真是来得不同了，本事不要，异相全无，运气一来忽然就伟大了。

那时做收发员的我，每月拿十三块六毛钱的月薪，另外到副官处领取伙食津贴三元，每天早上起来靠在那戏台看楼上用擦面牙粉刷牙，白天坐到白木案前把来去公文摘由记下，吃饭时到军需处去吃洋芋煨牛肉，晚上到河边去看看上滩的船，发薪时就到一个传达姘妇开的赌场上去把几块钱输到扑克上去。钱越输扑克赌术也就越精了，赌术越进步钱也越输得可怜……[37]

一个17岁的师部收发员，月薪13.6元，每月还有三元钱的伙食补贴，加起来就是16.6元，全年就有几百元钱的收入，那在当时的南北农村，都绝对是巨款。

左玉河主编的《民国社会生活史》，对民国时期农民阶层的劳动收入有专门介绍。1922年，金陵大学教授卜凯对河北盐山150户农户的收入状况进行了调查。盐山150户农家，人口平均每户四五人，而家庭年平均收入为42.38元[38]。这意味着，一个在外当兵的人，只要每月有三四元钱的军饷，就相当于全家劳动一年了。

正因为如此，尽管军阀蜂起而需要大量兵源，却并不愁募不到兵。北方是这样，南方也是这样。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从农村人口过剩的角度，解释了西南军阀多如牛毛的原因。农业经济凋敝，农业人口大量过剩，便为军阀部队的战乱提供了兵源。民国初年，全国人口在3亿至4亿之间，而90%是农业人口。人均可耕土地平均只有3亩。兵连祸结、生产技术又落后，农村经济破产，大量的流民和过剩人口，部分进城谋生，部分落草为寇，另一条出路就是当兵。“军阀杆子一树，城乡几万人可以集中起来。四川的军阀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集中几万人、十几万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人口没有出路。谁的军队多，谁的势力就大。民国初年，西南六省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这就保证了西南军阀各派系士兵的来源。”[39]人口过剩自然是军阀不愁兵源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兵能挣到远比务农更多的钱。如果当兵的饷钱远低于在家务农所得，那即使农村人口过剩，人们也不会热衷于当兵。

沈从文小说《说故事人的故事》中的“我”，应该是家境比较好，无须他寄钱回家，所以他可以把每月的军饷都花在赌场上。但这种情形并不多。绝大多数士兵，要把军饷的大部分拿回家。如果他们没把钱拿回家，而是花在嫖赌上，那不说明家中不需要他们的钱，只是说明他们很需要控制自己的能力。但沈从文小说《会明》的主人公会明，可就不同了。会明在部队已经生活了十年：“他是陆军第四十七团三十三连一个火（伙）夫。提起三十三连，很容易使人同时记起当洪宪帝制时代国民军讨伐袁时在黔湘边界一带的血战。事情已十年了。那时会明是火（伙）夫，无事时烧饭炒菜，战事一起则运输子弹，随连长奔跑。一直到这时，他还仍然在原有位置上任事。一个火（伙）夫应该做的事他没有不做，他的名分上的收入，也仍然并不与其余火（伙）夫两样。”[40]会明身份是火（伙）夫，但做的事比一般火（伙）夫多，虽然收入并不因此增加，会明也无怨言。特意提到“收入”，说明会明在军中坚守十年，无非是为了这份收入；而干了分外的事也不要求加薪，正因为对原来那份收入是满意的。这一次，“因为打倒军阀打倒反革命，三十三连被调到黄州前线”。要打仗了：

打仗不是可怕的事，在中国当兵，不拘如何胆小，都不免在一年中有到前线去的机会。这火（伙）夫，有了十年的经验，这十年来是中国在这新世纪别无所为只成天互相战争的时代，新时代的纪录是流一些愚人的血升一些聪明人的官。他看到的事情太多，死人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若他有机会知道“君子远庖厨”一类话，他将成天嘲笑人类怜悯是怎么一回事了。流汗，挨饿，以至于流血腐烂，这生活，在军队以外的人配说同情吗？他不为同情，不为国家迁都或党的统一。——他只为“冲上前去就可以发三个月的津贴”，这呆子，他当真随了好些样子很聪明的人冲上前去了。[41]

没有人能够强迫一个农民在部队当十年火（伙）夫，除非他自己愿意。会明无疑是自愿的。他愿意在军队服役，愿意在打仗时冲上前，并非因为任何政治信念，乃是为了那份津贴。小说中的会明，是一个极其老实厚道的农民，可以想象，十年来，他那份津贴最大限度地拿回家了。家中也是满意的，不然早就催他回去了。

军阀时期士兵军饷的普遍水平，对军阀是很大的压力。老是欠饷不行；而军饷的额度低于平均水平，也不行。不能低于士兵在家务农的水平，不然招不到兵；还不能低于别的部队，否则人都跑光了。所以，在那时期，要当一名军阀，确实需要企业家的才干。而只要能筹到饷，就能把军阀当下去；如果特别具有弄钱的能力，就能把军阀当得很大。

五、西南军阀部队的文化素质

沈从文15岁参军，在部队生活了五六年（中间有过短暂的脱离），20岁时到北京，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数年间便崭露头角。这五六年间的行伍生活，自然成为沈从文丰富的创作源泉。但如果认为仅仅是这期间的“生活”成为沈从文的创作资源，那就未免失之于片面和偏颇。这五六年里，沈从文不仅有着在现代作家中是很独特的生活实践，也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说得直白些，这五六年间，沈从文不只是每天吃狗肉、看杀头，还读了不少的书，是各种各样的书。如果没有在这期间读了那些书，沈从文绝不可能到了京沪后不几年便能登上文坛。当然，如果没有这五六年在军营中的读书生活，沈从文也不会想到要走出湘西，到文化中心地区从事文学创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有比较清楚的叙说。

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指出，袁世凯于1895年接手编练新军后，便大力开创军事学堂，让官兵们尽可能接受近代军事教育。于是：

袁世凯按不同需要开办的各类军事学堂，其门类之多，规模之全均为前此所未有，这是对中国军事近代化改革的一大贡献。他使北洋军阀集团中绝大部分官弁，都接受过不同的军事教育。以上情况也使人们改变以往认为北洋军阀人物是一群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这一误解。[42]

在军事学堂，外语通常是必修课。还有经史一类“公共课”。近代军事教育，其实基本上是近代科学文化教育。北洋军阀部队中，大多数官兵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外语和近代科学文化教育，这是近代军阀部队的一大特色。北洋军阀部队是如此，西南军阀部队也一样。

谢本书、冯祖贻主编的《西南军阀史》，在第一章里设专节论说了“西南各省的新军与军事学堂”。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是以“国家”的名义编练新式陆军，这部队是属于朝廷而非属于地方的。而随后，各省也开始仿效袁世凯，编练属于各省的新军，当然，名义上也要听命于中央。湖南新军于1902年底开始编练。西南各省在开始仿效袁世凯、张之洞编练新军的同时，也仿效他们开办各类军事学堂。大致是各省先有武备学堂，后改为陆军小学。有的省份还开办速成学堂、讲武堂。清末有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的热潮。各省督抚也热心地向国外（主要是日本）选送学习军事的学生。同时，各省督抚“对已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各种军事学校的留学生都争相延揽，成为风气。据1908年的统计，赴日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不下一千余人，已毕业回国的有229人，西南诸省占有不小的比例”。“清末新军的创建与军事学堂的兴办，造成了一支与旧式八旗、绿营、练军完全不同的军队，士兵和军官有较好的素质，能掌握比较先进的军事技术，某些高级军官还懂得外语。”“总之，清末新军创建和军事学堂的兴办，既为辛亥革命爆发提供了条件；也为以后军阀统治形成提供了条件。”[43]

明白了这种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从文自传》中这样的叙说：

当我转入高小那年，正是民国六年，我们那地方为了上年受蔡锷讨袁战事的刺激，感觉军队非改革不能自存，因此本地镇守署方面，设了一个军官团，前为道尹后改屯务处方面，也设了一个将弁学校。另外还有一个教练兵士的学兵营，一个教导队。小小的城里多了四个军事学校，一切皆用较新方式训练，地方因此气象一新。由于常常可以见到这类青年学生结队成排在街上走过，本地的小孩，以及一些小商人，皆觉得学军事较有意思。有人与军官团一个教官作邻居的，要他在饭后课余教教孩子，先在大街上操，到后却借了附近的军官团操场使用，顷刻之间便搜集了一百人左右。[44]

那些年，从北洋到西南，各种级别、各样性质的军事学校如雨后春笋。沈从文的家乡凤凰，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竟然也有四所军事学校出现，当然，是很低层次的学校。沈从文也进入了这样一个“预备兵的技术班”学习，在这里学习了八个月，才正式进入部队当兵。这样说来，沈从文也在少年时期接受过军事学校的教育。

在《从文自传·怀化镇》中，沈从文写了部队在怀化镇“清乡”的情形。杀人、吃狗肉，当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也不仅仅是这样：“大家有时也谈谈学问。几个高级将校，各样学识皆像个有知识的军人，有些做过一两任知事，有些还能做做诗，有些又到日本留过学。”[45]可见，这样的军阀部队中，却是新旧知识分子都有。《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中，写了一个学者型的军人。这个司令部新来的秘书官，随身带来的书中有《辞源》。《辞源》在沈从文面前呈现了一片知识的海洋。沈从文受这个文秘书的影响很大。后来，“同另一个老书记约好，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一份《申报》来看”[46]。那时候，在湘西这样的地方，能够订阅《申报》，应该很罕见。应该说，正是从订阅《申报》开始，沈从文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持续的了解。也可以说，走出湘西，到大城市闯荡的念头，是从订阅《申报》开始产生。与文秘书相识后，沈从文对书籍有了强烈的兴趣。他想经常翻看那套文秘书视若拱璧的《辞源》，文秘书则总是藏在箱子里，轻易不给看。于是，沈从文便“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西游记》一类书。沈从文特别提到《西游记》是从副官长处借来的，可见这个副官长也是有文化的人。有时候，沈从文就“用公文纸头描绘戏台前面的浮雕”。这也算是很好的美术训练。文秘书的《辞源》让沈从文魂牵梦萦，文秘书偶尔也满足一下沈从文的愿望：“但我梦里却常常偷翻他那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翻那宝书。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就多半是那本书上知道的”[47]。

《辞源》是第一本令沈从文爱不释手的“书”，这其实很有预示性。沈从文后来成为小说家固然与文秘书的这套《辞源》有关系；而沈从文后来又成为博物家，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就更与文秘书的这套《辞源》有关系了。这个文秘书实在是沈从文生命中一个极重要的人。所以，金介甫说：“怀化镇那位姓文的秘书，对沈从文后来弃武从文、走上治学道路起了很大作用，这位旧中国文人再一次在沈从文面前提供了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48]

《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说自己因为缮写能力突出，从川东回到湘西后，便到统领官身边作书记，住在一处山上高处的单独新房子里。这是本军的会议室，也是统领官的工作室。房间里放着四五个大楠木橱柜，橱柜里放着百来轴宋元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旧铜器和瓷器。书籍则有十多箱，还有一大批碑帖。不久，统领官又买来一部《四部丛刊》。“这统领官既是一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必令我去替他作好。”[49]这统领官实在就是一位学问家了。沈从文替他管理书画，替他抄录资料，是很好的学术训练。“旧画与古董登记时，我又得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地看懂了。”[50]如果说从文秘书的《辞源》，沈从文了解了许多东西的辞典意义，那从这统领官那里，沈从文见识了许多东西的实物形态。更重要的是，把那些旧书也慢慢看懂了。“因此无事可作（做）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若说这是个人的幸运，这点幸运是不得不感谢那个统领官的。”[51]

在军阀部队的五六年时间，沈从文不但打下了文学创作的基础，也打下了学术研究的基础。统领官的草书很不容易辨认，沈从文作为书记官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辨识，渐渐地竟然从统领官的龙飞凤舞中认识了许多新字。到了这个时候，沈从文便在精神上把自己与那些军中同伴区分开来了。他开始常常一个人到山上河边去玩，而“总拿了一本线装书。我所读的一些旧书，差不多就完全是这段时间中奠基的”[52]。沈从文感到了精神上的寂寞。他渴望与人交流，而军营里已没有可以交流的人。毫无疑问，他必须离开。后来，沈从文所在的部队购进了印刷设备，设立了报馆，沈从文被调入报馆。于是，沈从文开始接触新文学。

在沈从文的一些小说里，也写到了其时军阀部队中的有一定文化的人。《逃的前一天》里的那个书记官，是一个读过《水浒传》《三侠五义》的人，并且把自己的《水浒传》一类书借给他人看过。《传事兵》中的传事兵，书箱里有《文选》和《古文辞类纂》。前任传事兵留下的《公务日记》，以十分富有文学性的语言记述了许多“私事”。《公务日记》里还有前任传事兵随手画下的画，或者是以一种玩笑的方式画下的各种人脸或全身像，或者画的是“狮子楼饮酒”“三气周瑜”一类故事。这当然是小说笔法，而且两任传事兵都可能有作者本人的影子。但这样一篇写军阀部队的小说，却让人感到那样的部队里也有着这样的诗情画意。小说《顾问官》中的赵颂三，虽然在作者笔下是一个丑陋的人物，但他是前清的秀才，曾经当过圣谕讲解员、私塾教师。民国成立后作过县公署科员、警察所文牍员。后来不知何种原因进入了军队，跟随部队辗转各地。地方事务既“全由军人支配”，赵颂三“也便如许多读书人一样，寄食在军队里，一时作小小的税务局长，一时包办屠宰捐，一时派往邻近地方去充代表，一时又当禁烟委员”[53]。可知在当时军阀的部队里，前来寄食的“读书人”颇多。而军阀部队之所以能够吸引许多读书人前来效力，就因为割据的军阀部队为了筹饷，必然接管地方民政。而管理民政，用得着读书人。军阀割据，能够为许多读书人提供饭碗。而许多读书人前来就食，也会提升部队的文化水平。所以，军阀部队的文化素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之高的，此前没有一个时期的军队有如此文化水平。

可以说，如果没有在军阀部队开始了读书读报，沈从文不会萌生走出湘西到大城市闯荡的念头；如果没有在军阀部队读了许多书，沈从文即便有了出外闯荡的念头，也没有这份勇气。

注释：

[1][48]［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第36、42页。

[2][42]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6，第4、157页。

[3][4][8][26][39][43] 谢本书、冯祖贻：《西南军阀史》第一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2-3、12、16、185-186、18-28页。

[5] 沈从文：《夜》，载《沈从文全集》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53页。

[6][7][36] 彭明、周天度等：《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中华书局，2011，第130-137、100-104、79页。

[9][12] 沈从文：《从文自传·辰州》，载《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01、301页。

[10]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第275页。

[11]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北方文艺出版社，2010，第313-314页。

[13][14] 沈从文：《从文自传·清乡所见》，载《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02-303页、304页。

[15][45] 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载《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06、309页。

[16][46][47] 沈从文：《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载《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17、316、317页。

[17][18][19] 沈从文：《我的教育》，载《沈从文全集》第五卷，第201、217、211页。

[20]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2页。中国近代军阀具有“企业性”，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在《中国近代军阀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为陈志让借用。

[21]［日］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研究》，河出书房新社，1973。转引自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第13页。

[22][23][24][25][31][33][35]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第75、81、32、82-85、77、74、72-74页。

[27][28]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96、119页。

[29][53] 沈从文：《顾问官》，载《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第232、236页。

[30][32] 唐德刚：《段祺瑞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29、20页。

[34][44]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载《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284、284页。

[37] 沈从文：《说故事人的故事》，载《沈从文全集》第五卷，第379-380页。

[38] 左玉河主编：《民国社会生活史》上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第45页。

[40][41] 沈从文：《会明》，载《沈从文全集》第九卷，第85、87页。

[49][50][51][52] 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载《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第355、355-356、356、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