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他的创作有着这样的特点：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握；另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中去。他是由书写个人的命运到对历史走向的判断，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宏伟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使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具有心理现实主义的广博内涵。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自觉及富有创化性的写作实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写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路遥；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自觉

一、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承扬

在路遥研究中，争议颇多的是其执守的现实主义创作路子，在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环境中显得陈旧且不合时宜，致使路遥遭受史家的集体冷遇；而《平凡的世界》不仅在中国当代数十年来的民众阅读中名列榜首，且依然以每年三百万册的销量在增长。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就成为一个不仅对重新认识路遥，且对深入思考读者与文学史的关系等不无助益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将路遥进一步置于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过程中来考察，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有助于探讨他创作的整体精神面向和一些特点。路遥是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的自觉，一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实践理性，来积极投身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建构和文学的变革。他是这样理解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这种虚假的“现实主义”其实应该归属“荒诞派”文学，怎么可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呢？而这种假冒现实主义一直侵害着我们的文学，其根系至今仍未绝断。1

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这种理解，使他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尽力吸收诸种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方法的优长，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使他追求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这样的特点：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极富震荡时期及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作更深广的把捉；另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中去。他的作品不但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沉实雄辩，而且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等一批富有历史感又极富生命质感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2，使得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书写有着沉实的底蕴。

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基本精神是正视现实、批判现实，启蒙民众，拯救社会。在文学创作中，则集中表现为新文学作家紧张地思考现实的诸种问题，批评现状，热忱地干预当下社会的精神姿态，这种现实的精神姿态和创作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传统心理建构与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某种契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积极阳刚的本质”3。新时期，现实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因为现实主义本身具有的博大气魄与宽容姿态，使它能够不断地丰育、发展自身，它融纳着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更加广博的知识视界，更有识别力的书写经验。路遥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的。

路遥的文学精神，是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及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他曾多次谈到，他的创作不是为了消愁解闷，不是为了游戏消遣。可以说，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觉实践及富有创化性的文学追求，首先来自他极力强调作为一名作家对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而“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是叛逆，都应该打倒……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4

正是以“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态度”，路遥带着他的文学理想积极参与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复兴之中。

在中国新文学传统中，“人民性”书写，是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核体，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新文学作家创作的根基。为民众书写，是新文学作家自觉的精神追求与自我约束。因此，他们都抱着严肃的“为人生”的目的，期望用文学来改造中国社会，在文学作品中清醒地正视现实，严肃地解剖社会，悲悯于民众的疾苦，忧患于人民的苦难，使得新文学书写的“人民性”精神内涵丰富而深广。

在当代作家中，路遥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抱有明确的意识。路遥的创作突出地体现在他不仅史诗般地书写了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动中对于政治经济解放的渴望，而且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精神的心理的解放。他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不仅来自他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还在于他和民众之间那种真诚热烈的情感。他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5这种对于民众的“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充分体现在他创作中对于民众创造历史的“苦难”书写，他把个人成长的苦难的生命体验与当代中国“三农”的复杂社会问题充分结合，映现出整个时代的困境与人民生活的苦涩以及对于“苦难”的抗争。

在路遥其时的中国创作环境中，他和他的现实主义作品显得格格不入，但这恰恰也是这位作家独立人格、承担意识的体现。路遥一直关注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如“三农”问题、社会转型问题等，依然是当下中国值得正视和探讨的问题。强烈的参与社会改革的思想意识，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积极干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瞩望社会前进的奋争精神，都使他的小说强烈地体现着当代中国现实的动态图景。

二、开放的现实主义视界

回望1980年代，文学的发展势头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文坛各种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争奇斗妍异常繁闹的时期。重客观、面向大众世界的反映论遭到批判，重主观、面向自我的表现论受到推崇，现代主义的各种表现蜂拥而至，朦胧诗派、寻根文学、先锋派小说、新写实等各种新潮呼啸文坛，成为许多作家竞相模仿和追逐的文学场域。不可否认，带有实验性质的各种新潮书写对于笼罩并统制中国文坛数年的所谓现实主义是强劲的冲击，也不能不对执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路遥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他却执拗地按照自己所选择的路子不变。路遥认真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坛的现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6

事实上，现实主义在一种被冷落、被贬抑的情境中继续发展，完成了从封闭、机械、单调的艺术模式向开放的艺术形态的过渡，实现了审美意识的更新与审美视野的拓展，使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具有了冲破历史限制，融纳现代艺术素质的可能性，具有了适应时代需要，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艺术生命力。路遥所说的现实主义更是现实化、自我化、开放化的现实主义。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说路遥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思潮受到了压力并不确切。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多样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潮，不仅为现代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更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再现魅力的机遇。这是我们考察路遥的创作时所必须看到的。

敢于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忠于自己的艺术选择，这确实体现了路遥执拗的勇气。把整个生命投入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平凡的世界》，是路遥所追求的。他在长达七万字的写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坦率地叙说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心灵轨迹。作家“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7，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8路遥决意“要用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并且“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繁复庞杂的历史事件作出审美判断，“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9路遥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非但不拒斥一切有利于现实主义的东西，而是放开眼界，尽力吸收：

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司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更要深一些。

……我的观点是，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10

路遥不仅在理论上这样看取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的走向，而且在创作中努力实践，吸收在现实主义以外的对自己有用的诸种文学思潮的优势和长处，丰富了他创作的内在表现力。在他的小说中，有象征、抒情与写实结合在一起的《风雪腊梅》《青松与小红花》等短篇；有以心理现实和内心独白为基调的《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中篇；有借用现代派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在情绪流动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不仅注重吸收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而且善于创造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叙事方式。在路遥的小说中，像《平凡的世界》的艺术价值也在于叙事形式和作家理解了的生活形式的一致，在于叙事节奏同作家心灵节奏的和谐，在于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的高度统一。美国评论家R.V.卡西尔说过：“写小说对作者来说，可能是与情节（行动）的发展并行的一种微妙的举动”，“这些情节可能是身心进入那个特定作品的作者的自画像”。6从《平凡的世界》的形式构成中，我们也看到作家强烈的主观心灵之于客观生活的投射。

现实主义文学不仅需要吸收多种艺术手法来丰育自身，而且，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更需要阔深的知识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作家们在对现实认识深化的过程中，理论的指导作用进一步表现出来，不但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引起了作家们的兴趣，有见识的作家还提出：促使作家成功的因素，应该具备政治、哲学、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自然科学以及民族的与地方风俗习惯的、家庭的和个人气质的等多种因素。固然，要达到融会贯通，娴熟应用，是很难的，但这种追求的成效却是明显的。路遥的小说，努力追求多种知识的浇注。他在谈“创作准备”时，首先谈到了读书：“大量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和其他方面的典籍。……读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仅是治狂妄病，最主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营养”。其次谈到了生活：“应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困难，主动体验生活中一切酸甜苦辣的感情。”在他看来，“读书、生活，对于要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准备”。7我们从他读书、读报刊的选择性颇强的目录中，同样可以领略到他对作家知识结构的极其重视。勤奋而大量的阅读，参之以生活本身这本大书，使路遥的知识结构、智能结构、精神结构越来越充实起来，有效地促进并丰富了他的创作视界。有人认为：“大作家都称得上是学者”，“能够完成伟大史诗的作家，能够不同时是思想家、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和诗家吗？一个企图攀登文学创作的高峰的人，一个企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而面对本民族文化以及人类文化做出哪怕是些微贡献的人，能够不去努力学习、吸收、掌握民族的与全世界的文化精华吗？一个企望在语言艺术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人，能够对古文、外文一无所知吗？”8对照这样的高要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已作出了初步的应答，使这部作品显示着现实主义的史诗性品格。

三、对心理现实主义的追求

现实主义不仅要求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生活，而且在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求丰富自身、拓宽和提升自身的“心象”境界。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作家一方面要求继续强化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努力理解现实主义的全部含义。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确实很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仅仅把外部现实世界划为自己的唯一对象（即便如此，其外部世界的呈现也往往是虚浮的、夸饰的），当这一新的意识萌动并由个别作家付诸创作实践时，由于习惯力量的作用，遭到了一些非议，甚至有人误认为“由内部看外界，深入挖掘心理”，“主体的微妙印象”等一系列概念是现代主义范畴的东西。这种认识，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悖逆。实际上，即使有这种“新的意识萌动”的作家，也仍然没有超出鲁迅所开创的，并经胡风等人再次倡导和实践的“体验的现实主义”（或称“主观现实主义”）的范畴。但不管怎么说，当代作家要求文学对被冷漠了的心理世界承担责任，并在创作中不断实践，其结果并不是现实主义精神减弱了，也未出现现代主义冲击了现实主义的逆势，而是现实主义更加丰满、富有和开阔起来。

由此我们再观路遥的创作，可看出他所追求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内在意蕴，不仅在于他的小说展示的大量的生活细节，特别是农村生活的逼真的画面，而且还在于作者从中精细深刻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了中国农民个体的和群体的生活命运以及他们心灵蜕变的艰难历程。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构成了路遥创作的重大突破。其间，能够看到作家有两个自信：一是用现实主义完全可以表现中国的现实；二是现实主义可以在中国文学中得到拓宽和发展。如果把问题考察得更细一些，把视野放得更广一些，便不难发现，他的现实主义体现出心理现实主义的特点。实际上，现实主义有着深广的气度，它不仅是写实的现实主义，还是心理的现实主义。众所周知，心理的现实主义在果戈里时期走向成熟，后来一直发展到托尔斯泰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心灵的辩证法”，并指出：“认识人的心灵，乃是托尔斯泰伯爵才华的最基本的力量。”14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则把它深化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心理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鲁迅为代表，在茅盾的小说中有长足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七月派”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风提出“主观现实主义”，把中国现代的心理现实主义引向了深入。胡风把作家主观能否“体验”“搏斗”“突入”“扩张”当作贯彻现实主义的关键，强调作家必须深入体验和理解人物的心理，把握人物的灵魂，这是深一层的“突入”。

在当代文学中，心理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以柳青最为出色。他的《创业史》堪称史诗性作品，其所反映的生活对于人们了解那个时代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所创造的形象对于了解中国农民心理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路遥所遵循的就是柳青承续下来的心理现实主义传统，但是路遥又不完全同于柳青，他的创作不像柳青那样有着激越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像柳青作品那样存在着浓厚的政治因素。《平凡的世界》更倾向于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按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逻辑、命运历程、心灵历程把生活忠实地反映出来，同时，也不乏作者主观精神的“突入”。从《平凡的世界》中可以看出，路遥不仅师承柳青，而且有些方面又超越了柳青。这表现在：人物性格不是从政治化到性格化，从共性到个性，而是从个性到共性；主要人物的内质不再是阶级、阶层的直接化身，而是个体意志的表现（如孙少平）；在结构上，它不再是社会政治矛盾的人物化，而是以有血有肉的人物为中心，将人物“形塑”充分心灵化，与此相关的是，事件特别是政治性事件退后了，人物的心理情绪被直接推到了叙事的中心位置，人物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意义，也就是说，作者反映的是活的人、活人的精神、活人的心理历程。因此，我们在《平凡的世界》中看到的是一个世界——一个平凡的活生生的世界，看到的是中国陕北黄土高原上那些褶皱中、窑洞里的农民的众生相，这个众生相，是社会的全景图像，这些人物，不再是政治的符号，而是从厚土中走出来的民众群像。路遥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感的作家，他是思考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家，《平凡的世界》书写了当代中国的矛盾、变革，但是这部作品深入到了揭示中国农民深层的文化心理的层次，而当这一切通过人物的心理、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体现出来的时候，也就不仅显示出了作家的历史感，而且这种历史感也就得到了艺术的转化和实现。

由于政治意识的淡化，使路遥把视线集中于人本身，即对现实关系中各式各样的人的思考和理解，构成了他心理现实主义的特点。其突出表现是，观照整个人生，写人的命运，理解各种人的存在、生活方式和价值意义，并通过人的命运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整个社会的运动走向。路遥总是将人物的心理内容和行动过程，鲜活地展现给读者，同时也把读者拖进现实里面。

力图表现“一代的心理动态”，是中国现代长篇叙事小说的优秀传统，这一传统在茅盾、老舍、巴金、路翎、柳青等作家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也是路遥所追求的。从他小说的整体视景来看，在马建强、郑小芳、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物身上，体现着一代青年心灵衍变的轨迹、行动的历程。如果说在马建强、郑小芳身上，还闪烁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的思想光彩的话；那么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则更多地具有当今这个世界主人的气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他们仿佛是刚从幽暗的地狱里爬出，面前豁然洞开出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他们活动的背景是明朗的、开阔的、充满欢乐的，因而他们的行动目标也是极为清晰的，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那一代身上，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和愿望是统一的、和谐的。与此不同的是，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们面对的是理想的失落，激烈的竞争，他们的前途非但不明朗，为了得到一份自认为“理想”的工作，却要受到种种挫伤。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终竟无所附丽，其中又显示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这在高加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表现在高加林身上的个人主义并不能完全说成是一代青年的退步，它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代青年开拓事业所赖以前进的思想意识、精神世界，包括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人生取向。

由此可以看到，路遥不愧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先锋作家，他对当代农村青年“一代的心理动态”的跟踪式书写，对他们在大时代浪潮中的表现，体现着这样一个过程：由被社会统摄规训中的一代人到改革开放年代个体心灵的空前觉醒，再到他们自觉地融入时代浪潮并肩负起民族振兴的责任——从这一转折过程中，我们不仅可清晰地触摸当代青年心灵蜕变的轨迹，也可清晰地触摸当代中国艰难的历史衍变以及它的未来前景。

注释：

1 6 7 8 9 10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5、14、10、10、16、12~13页。

2[德]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页。

3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105页。

4 路遥：《关于〈人生〉与阎纲的通信》，《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

5 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 页。

7 11 转引自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马一夫、厚夫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8 12 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9 391 ~392、395~397页。

10 13 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林建法、管宁选编《文学艺术家智能结构》，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14[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