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将路遥和陈忠实的主要创作成就，分别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显著区别的文学语境中进行讨论，更多看到他们的创作与这两个文学时代不同的互动关系。这种考察文学历时性变化的思路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共时性的文学环境中走入各自的长篇创作的。关于路遥和陈忠实的创作比较，已在陕秦地域文化和柳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等视阈中，有了比较丰富和深入的探讨，本文从《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创作发生的时间为切口进行新的考察，试图对两位作家文学个性的形成与变化，从创作内外部因素及其作用上，有更为细致和深入的把握。

一、以1985年为入口

关于创作的发生，有如下的时间对比：

1983年春夏之间，路遥在《人生》产生的强烈而持久的轰动效应中渐渐冷静下来，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经过紧张的准备，1985年秋天，路遥来到铜川的陈家山煤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1985年秋天，陈忠实完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在这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中，发生了陈忠实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事，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同样经过紧张的前期准备，1988年春天，陈忠实回到灞河西蒋村原下小院，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

《平凡的世界》的开笔和《白鹿原》萌动，交集于1985年，是偶然，也有必然。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85年8月，路遥和陈忠实共同参加了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在延安和榆林两地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这个会议是基于当时陕西长篇小说缺失的状况而召开的，正如陈忠实后来所言：“到了1985年，陕西尚未有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两次茅盾文学奖评选，陕西作协没有办法推荐一部参评作品。”这次会议分析了陕西长篇小说落后的原因，并制定出三五年内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规划，相当于一次长篇小说创作的动员会。事实上，正是这次座谈会的两年后，路遥完成了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贾平凹出版了他的《浮躁》，此后陕西每年都有不少数量的长篇小说出版，直至1993年“陕军东征”现象的出现，“形成了这个群体创作大释放的状态”。所以，路遥和陈忠实进入长篇创作，既有着相似的谋图个人创作突破的诉求，也是中国当代和陕西地域文学群落整体突进的结果。

而文学史叙述中的1985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个转折年头。转折的到来，既有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经由回归、深化和走向开放的趋势推动，更直接的催化力量，则来自1985年前后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思想核心的新潮文学的冲击。所谓“85新潮”，在批评家的笔下被形容为“雪崩式的巨变”，其主要原因在于代表新潮流的现代主义文学向传统现实主义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确切地说是“多样化文学的渴求向着单一化的模式的挑战”。由此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空前繁盛和复杂的创新态势，标志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真正到来。面对文学新潮的冲击，每一个有思想的作家都不可能熟视无睹，他们必然要对中国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创作经验及其复杂关系，进行新的深入思考。对于路遥和陈忠实来说，这也是他们思想最为活跃，最富创新意识的年头。

路遥在他的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曾经回忆，庞大的艺术创造工程一旦拉开序幕，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这个问题之所以最先提出，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新思潮席卷全国。”在创作方法上如何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守旧还是趋新?这是此时放在路遥面前的，既迫切又决定胜负的一项严峻选择。陈忠实在他后来重要的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特别写下“难忘1985，打开自己”的专题申述，他开宗明义地说：“1985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陈忠实创作生命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同样不期然地撞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令陈忠实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84年早春三月，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陈忠实则表示：“尽管我没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却已经开始现实主义写作各种途径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这是路遥与陈忠实在共同面对新潮文学话题时，一次难得的现场交集和思想碰撞。此刻的路遥和陈忠实，毫无疑问是踏入了一个共同的文学时代。他们都在思忖自己的创作实际，作为曾经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共同的坚定的遵循者，路遥依然固执地坚守，而陈忠实却有所松动，不排斥自己会有试探的可能。

1985年前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锋的时候，由“伤痕文学”深化而来的“反思文学”创作，正在向“寻根文学”推进。“寻根”的发生，一方面是反思文学更往中国历史纵深处开掘的趋向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追踪现代主义的结果，正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给了中国当代作家回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启示。而西化思潮强势来袭所引发的“我们的根在哪里”的文化焦虑，也从反面促进了“寻根文学”的萌发，1985年的文学运动正可以视为新潮和寻根的一体两面。

作家韩少功在1985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为“寻根派宣言”的《文学的根》一文，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作家们如饥似渴地盯着席卷而来的海外新思潮的同时，“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本世纪的日本文学，不就是得天独厚地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双面影响吗?”正是在现代主义和寻根意识相克相生、得失相成、阴阳相因的过程中，带来80年代中国文学的全面转折和深刻变化。这场文学运动超越“现代派”和“寻根派”文学本身的更大意义，在于中国当代作家对“自我”的发现，也正如韩少功所言：“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在陕西作家群体中，通常被纳入文学史叙述中的“寻根派”作家是贾平凹。而这场汹涌澎湃的文学浪潮之于路遥和陈忠实这两位作家的冲击作用，则发生在他们全然不同的“自我”确认和个性重塑中。陈忠实成长生活的陕西关中，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当他在现实变革的触碰下开始思想上旧的“剥离”与新的“寻找”时，卡朋铁尔走入海地“寻根”和由完全的“现代派”转而探索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启发了他。重新发现儒家文化以及沉入关中近百年历史文化文献的查阅，使陈忠实在自己的“寻根”过程中逐渐转换了创作思想。也就是在80年代的这场文化寻根热潮中，陈忠实深得李泽厚“文化心理结构”理论的启示，他服膺并实践此理论而创作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取得成功后，便以新的塑造人物途径走入《白鹿原》的创作，突破沿袭已久的传统“典型论”方法，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

陕北作家路遥脚下的文化岩层则完全不同，多种文化和文学思潮碰撞交汇的当口，路遥依然沉醉于黄土地的深情呼唤，选择了坚守自己的位置。他清楚自己已然是潮流的“反叛者”，他甚至设想“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当新潮文学的“火箭”打乱原有的文学阵营、向现实主义发起挑战的时候，路遥的“旧车运行”则以反弹的力量制衡于文学思潮中，与其说新潮对路遥没起作用，不如说是更大的反作用成就了路遥，他代表着从无停息过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流脉。由此可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正从1985年代走向自由多元和兼容并包的新阶段。

1985年的中国文学在“打开自我”后致力于“寻找自我”和“重铸自我”。路遥同样是经历了深入的自我反思而重新确立了独一无二的“自我意识”。在多元和自由的文化环境中，不能将路遥的选择理解为简单的守旧，而当看作是别一种彰显“自我”的姿态，从“个我”觉醒的意义上看，路遥与1980年代的文学精神走向是一致的。

二、遭遇马尔克斯

路遥与陈忠实同为1940年代生人，他们都来自乡土，同属陕西的“农裔城籍”作家群。他们爱上文学、萌发创作冲动的时代，却因出身贫寒和遭逢文化专制运动，限制了本该获取的文学艺术的丰富滋养。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竭尽可能搜罗文学读本，正是早期有限的阅读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也因此形成他们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最初底色。经历了又一次历史巨变后的1980年代，路遥和陈忠实在面临创作新的突破时，依然凭借阅读资源进行又一轮的知识纳新和思想启蒙，所不同的是，居于前沿的世界文学经验和学术成果成为此时中国作家关注的重点，很多作家借此完成了思想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破冰之旅。

历史的机缘使哥伦比亚当代作家马尔克斯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最耀眼的文学巨星，路遥和陈忠实也是在马尔克斯走入中国时较早阅读了他的作品。从个人阅读史看，陈忠实因年长路遥7岁，接触外国文学作品也早于路遥。陈忠实在中学时代就读到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其后有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世界名著进入阅读视野。如陈忠实自己所言：“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实验和突破的。” 1980年代中期的阅读则主要针对正在构思中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种“寻求艺术突破的‘蓄意’阅读”。自《白鹿原》面世以来，有关《白鹿原》与《百年孤独》的影响比较研究不时有见，“模仿”之说也不鲜听到。陈忠实自己则如是说：最早读《十月》上刊发的《百年孤独》，读得：“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仍是理不出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克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清清白白。”而在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后，则是“完全不同《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于是得到了关于小说结构的启示，那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不是先有结构，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述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法就出现了”。事实证明，至少在结构框架上，《白鹿原》几乎没有接受《百年孤独》的影响，如作家自己所言：“在形式上，我也清醒地谢辞了‘魔幻’，仍然定位自己为不加‘魔幻’的现实主义。”如果说阅读《百年孤独》反而让陈忠实对长篇小说的结构有了自己的判断，那就是《白鹿原》必须有适合它自己的结构形式。那么，马尔克斯使陈忠实“整个艺术世界发生震撼”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以为是陈忠实反复表述过的四个字：生命体验。他曾明确说：“《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何谁都无法模仿的。”大凡作家都要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生活体验的，但仅止于生活体验则极有可能重复别人和落入俗套，写到底也只能是一个庸常的作家。《百年孤独》的阅读启发陈忠实更加专注于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专注于比拉美文明史还要更加久远深厚的中国秦地上的昨天和今天。而作家一旦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曾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祖祖辈辈建立起生命感应的通道，古老白鹿原上的历史人物就带着他们鲜活的人生故事纷至沓来，其中包括那些生命体验中的“非现实的一面”，由此达到对民族历史文化新的理解。阅读马尔克斯让陈忠实领悟了只有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获得灵感，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秘史”。作家只有在生命实践的更高层面上才可能抵达文学创作的更高层面，其创作也才会带上作家不可复制的艺术个性。遭遇马尔克斯与陈忠实此刻苦心积虑要逃离时代共性的内心诉求碰了个正着，推动陈忠实更彻底地挣脱类型化的文学窠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尔克斯对陈忠实构成了深刻的影响。

路遥为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所做的艰苦准备工作中，阅读经典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他曾给自己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书目，值得注意的是，路遥这个庞大的读书计划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并且，除了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包括他第三次阅读了《红楼梦》和第七次阅读了《创业史》，现实主义以外的现代派文学同样在路遥的关注之列。他说：“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我反复阅读哥伦比亚当代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著名的《百年孤独》的时候，紧接着便又读到了他用纯粹古典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新作《霍乱时期的爱情》，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启示。”路遥所言的“深刻影响”和“最好的启示”，是指他在经过认真比较之后选择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一选择既来自中外现实主义大师所奠定的文学基座，同时也来自现代主义潮流下的多元艺术比照。同样遭遇了马尔克斯，陈忠实更多受到《百年孤独》的冲击，而路遥显然更钟情《霍乱时期的爱情》，而且，马尔克斯是在1967年《百年孤独》面世18年后，于1985年推出《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这就更加坚定了路遥的决心和信心，文学史并不是观念和方法简单趋新的历史，自己如若一时头脑发热去追赶时髦，则极有可能写出一部速新速朽的作品，而这绝不是路遥理想中想要的“大书”。结论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很多人眼里，路遥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作家，是一个悲壮地倒在文学征战路上的文坛英雄。而实际上，路遥性格中潜藏的另一面是他有很强的理性控制力。他的作品大都是强烈情感冲动驱动下的写作，同时也是反复思考乃至痛苦磨研中得来。他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学遗产为自己艺术创造的源头活水，尤为重视从前辈处得来的创作经验及这种经验对自己的适应性，在此基础上探寻新的创造空间，以保证自己的辛苦劳作是扎根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的深厚土壤之中。众所周知，《平凡的世界》带着非常浓重的时代印记，其成功和局限正相互依存于作品的一体两面，路遥清醒地意识到，轻率丢掉自己的人生本源和文学根系而盲目“赶时髦”，极可能带来更大的艺术损失，“老实说，我不敢奢望这部作品的成功，但我也失败不起”1，这也是路遥在考虑创作方法时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因。

路遥和陈忠实都在创作自己最伟大的作品之前，紧张和不无焦虑地思索着坚守与开放、继承与突破这一重大问题。从他们对马尔克斯的接受中可以看出，1980年代有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在他们这里体现为现实主义守与变的不同，路遥是在坚守现实主义中寻求变化和突破，陈忠实则是在寻求变化和突破中坚守了现实主义，他们的思考路向看似相反实则相成，换言之，他们是在各自的探索路径上共同有力地坚持了现实主义，使之走向丰富、更新和发展的广阔道路。

三、读者，还是读者

与路遥当年在文坛的“孤军奋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凡的世界》面世后持续发酵和形成至今的“阅读热”，以致后来被命名为“路遥现象”而广受关注。批评和研究界曾经对路遥“固执的冷漠”正与路遥当年的“孤独”相关，是因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过时论”的影响所致，而普通读者对路遥“持续的热情”，也正是路遥面向读者大众创作的文学价值立场所带来的阅读效应。路遥曾以现实主义的强大艺术生命力来反驳“现实主义过时论”，而另一重要的反驳依据就是读者大众的需求，他说：“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显然，路遥相信现实主义直接呈现的艺术力量，无论讴歌无论批判，都以现实主义真实性和典型性得以抵达，只要读者能够读懂和感应生活本身，就可以顺畅地进入他的小说世界，从而实现他为最广大的读者群写作的至高理想。

除了文学观念和审美偏好，“为谁写”是路遥创作中考虑最多的问题，而“为谁写”的诉求其实也统一在他的文学观和审美观之中。根本性而言，在一个纯小说形式技巧的层面讨论路遥的小说，本身就没有抓住理解路遥的关键。路遥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秉承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人民性美学倾向，如研究者所言：“《讲话》以降，中经柳青实践的现实主义传统，属强调文学的经世功能，不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把‘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作为写作目的的路遥的必然选择。”“路遥的读者想象及其对‘反潮流’的自我设定，无疑包含着对人民伦理的价值坚守。”路遥因此而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丢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1从“为谁写”到“靠什么赢得读者”，路遥在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中获得了思想艺术的内外自洽，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所产生的广泛和深远影响，说明了在所谓“雪崩式”文学巨变发生的1980年代中期，普通读者的阅读行为仍然有效地续接着文学的过去、当下乃至未来。用理论话语来表述，就是在文学接受这一维度，仍然昭示着与文学传统的“一种深刻的同一性和连续性”。

1985年以后文学思潮的多元分化过程中，作为文学活动中的接受主体之一的读者群，也越来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阅读自觉和自由选择意向，影响乃至支配着文学思潮的总体走向。当崇尚现代主义的作家们更多致力于“怎么写”的形式探索时，对“写什么”更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则开始不动声色地撤离纯文学，而被市场经济推动下汹涌而至的通俗文学浪潮所吸引。这一方面给了路遥这样视读者为上帝的传统文学写作者相当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使极端的先锋文学实验家们深感“高处不胜寒”，及至80年代末期，一部分先锋作家回眸写实传统的倾向已甚为明显。陈忠实正是在1986年到1987年间，在文学思潮新旧杂糅跌宕多变的境遇中，开始构思他的《白鹿原》的。

当《白鹿原》这部“头一回试笔的长篇小说快要定型的时候”，陈忠实又惊异地发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不经意间改变着旧的出版机制，随着政府补贴的取消，纯文学作品的出版遭到了“市场的冷脸”，“一些在文坛上颇得风光的作品，在非文学读者的更广大的读者群里不买账”，总之纯文学的出版变难了。这就逼迫着陈忠实在思考长篇小说写法的时候，必须考虑小说的可读性和发行量，“你写的小说得有人读，你出的书得有人买”。唯一的出路是：“必须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的读者的阅读兴趣，是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于是，寻找一种既凝练准确又容易为读者接受的叙述语言，就成了陈忠实面临的关乎作品成败的又一个关键。

陈忠实经历了艰难痛苦的思想蜕变，他期望自己的《白鹿原》能彻底摆脱旧的思想禁锢和创作模式，在对小说超越性启示的探寻中重塑自己的艺术个性，这其中也包括叙述语言系统的重新建立。为此他也曾自觉地学习西方诸流派艺术大师的叙述方式，思考他们对于自己的可借鉴性。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可以判定陈忠实不可能改弦易辙走向先锋实验，一是他身上沉积着稳固的传统现实主义基因，痛断与传统母体的“脐带”，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独立的艺术生命个体，而非证明自己已经不是柳青的文学传人。二是他同样相信现实主义尤其相信现实主义具有非凡的自我艺术调试能力，“在陈忠实看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的现实主义，其强大的艺术表现力在于它仍然能够胜任个人化的叙事，仍然能够承载作家的异质性思考。第三个原因便是“读者”，几十年间从一个小说读者成长为小说家，再到自己也拥有了不少的阅读追随者，陈忠实深知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读者群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熟悉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当他试图在《白鹿原》中进行更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实验时，从无放下过对小说可读性的思考。诸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陈忠实在阅读《百年孤独》时，因读得“一头雾水”一时“理不清头绪”，他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清清白白。”陈忠实感应到市场和读者的接受力正在对文学发展起着前所未有的影响，他对小说叙述方法和语言形态的苦心经营，既为小说实现全新思想艺术突破之必需，同时也是追求大众阅读效应的自觉努力。《白鹿原》最终赢得了读者，它成为文学性与可读性结合的成功案例，为1990年代纯文学走向曲高和众、雅俗共赏的理想前景，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

在《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之前，路遥和陈忠实都未曾写过长篇小说，他们分别以中篇小说《人生》和《蓝袍先生》完成了前半段文学人生的重大突破，达到了各自的文学成就的新高度，从而面临着对自己的再一次超越。此期间他们都曾痛苦和焦虑，都曾意识到年龄的紧迫，也都自觉到即将进入的长篇创作对他们毕生的文学追求来说，意味着什么。路遥在思考能否逾越《人生》的艺术高度时，无数次地质问自己事业的顶点在哪里?他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40岁之前。”陈忠实也曾说：“我突然意识到50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于是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要写一本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书，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可以肯定的是，路遥与陈忠实都是带着营造经典的文学梦想进入长篇创作的，唯其如此，他们既不肯轻率地丢掉自己的文学根系，也没有因为文学新潮的来临而乱了阵脚，在1980年代那场空前的艺术革新运动中，路遥和陈忠实的想法与做法不尽相同，但都没有站在潮流的前端，都算不上是时代的弄潮儿。或许是这样的姿态和距离成就了他们，事实证明，两部长篇小说确实达到了他们文学事业的顶点，并且再无后续。迄今为止的时间证明，《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已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为数不多的畅销书和长销书，影响深远。并且从读者的广泛接受和批评研究的持续关注来看，已经进入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考察之列。未来无可预见，或如路遥当年所言，一切“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让我们且读且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