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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苏州市档案馆查阅相关材料过程中，偶然发现一封郭沫若致丁山的信函，档案号为I05-1-0209，信件正文401字，约为两页A4纸大小，保存完好，墨迹清晰，行草笔迹，飘逸潇洒，但识读起来有一定困难。核对2017年出版的五卷本《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以及其他资料，不见记载，确为佚信无疑。信件原文照录如下：

山甫先生：

你的长信，我接读了。同时把“通史简编批判”也拣读了一遍。你的笃挚精神，我异常敬服。批判已遵令送达范先生并将大函也一并送了去，以供参考。兹得范先生复函，对于大作，深表感谢。并欲将直函左右，望得更多批判。范函附上一阅，想亦兄所乐睹也。范先生，弟此次来平，能得相识，为人极通达而有操守，确是一难遇之通人也。鼎革之际，万事须从新整顿，时有不能尽惬人意之处。在所不免。望兄持之以毅力，若有所见所感，时时向负责者陈说，当改者必能即改，弟可保证也。日前董必武先生亦言及兄，言兄曾与于力先生通信，有所陈述，嘱弟代为致意。今后国事即是吾辈分内事，望共同奋勉。期以五年岁月，使之走上轨道。兄当不以为太迂缓否？倘能更加迅速，自是庆事。(弋卩)[①]卣，弟已见其一器，觉可疑。以卣盖与器底均有亚形貘字铭，而成文之长铭则在器之外底，与内铭不相属。古器中无此先例， 殆妄人所为。余二卣必同此情形。饬注谨告，顺致敬礼。

弟郭沫若顿首 六、廿二、

山甫是史学家丁山的字。丁山（1901——1952）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治甲骨金文、古文字、考古、中国古代神话等学问，治学广泛，勤勉刻苦，后因生活艰苦、积劳成疾于1952年病逝青岛，时人形容“生前窘乏，逝后萧条”。据顾颉刚读书笔记所写词条“丁山事迹”以及丁山的学生兼助手刘敦愿《回忆丁山先生》一文介绍，丁山籍贯安徽和县，三岁丧父，早岁家贫，后投靠北京的亲戚赵凤喈，得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后为沈兼士赏识，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攻读，“精心治学，写作甚多”。后在中央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职，所开课程有文字学、音韵学、校雠学、尚书学、中国沿革地理、中国史学史等二十多门课程，但其性情“傲上而亲下，故不能久其职”，曾被考古学家李济讥刺为“旅行教授”。丁山1949年之后任教山东大学。丁山本人的性格按照他给顾颉刚的信中所言，“弟以愚赣，处世钝椎，所能终始见庇者，惟兄而已”。从丁山的日记以及诗词作品看得出他是一位傲骨嶙峋、不随时浮沉、性情耿直的读书种子。这一点笔者在2019年3月7日与丁山之子女（八十高龄的丁敬女士、丁洹先生）访问中亦可得此印象。

郭沫若与丁山的交谊主要因其学术探讨而建立。除了这封回函外，郭沫若还写过其他信件给丁山。如1949年6月26日郭沫若致丁山谈及将丁山列名新成立的新史学研究会发起人。丁山去世后，郭沫若给丁山学生刘敦愿去信谈其遗稿出版问题。应该说在丁山著作出版问题上，郭沫若是出过力的。

信件开头所谈是丁山所写关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批判问题，此书初版于1941年至1942年，后来不断重版，影响巨大。丁山此文目前还未查到，疑其并未发表，据其1947年10月10日日记，“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之批判”。丁山给郭沫若的这封长信亦未发现，笔者就此咨询丁洹先生，丁洹先生答复如下：“（父亲）写给别人的信极少，基本上沒留原稿，写给父亲的最后一个学生，他的儿子把丁山信的复印件发给我约有十封。写给顾颉刚的，她女儿把复印件发给我四十封，共七十二页。家中留下别人写给父亲的信，早期的信放在安徽老家，（文革中农村破四旧给烧掉了）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己无法挽回了（其实家中留的鲁迅给丁山的信，应该算是保护神了，文革中开始就提到鲁迅是文化革命旗手）。约1934年以后的信在抗日战争逃难反复搬家损失了大部分，剩下不多的信留在苏州母亲老家，文革中抄家基本上损失了，抄家之后我回到苏州，在满地乱七八糟的地方捡到两封郭沫苦的信，两封顾颉刚的信，另外几封不知道名字的信。我家损失很大，以后我发几封信复印件给您看。”[②]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此信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鼎革之际，万事须从新整顿，时有不能尽惬人意之处。在所不免。望兄持之以毅力，若有所见所感，时时向负责者陈说，当改者必能即改，弟可保证也。”这段话。郭沫若以朋友身份婉言陈说须改变方向以适应新时代要求，但郭沫若说得比较含蓄，具体所指为何，笔者结合《丁山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略作解释如下:

第一，郭沫若与丁山是学术朋友，所指首先应该是史学研究路径的变化。

大体而言，郭沫若意思是丁山应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今后学术研究的新范式，学术要为政治服务。这在丁山遗存的书信中都有提及。丁山在1951年1月9日给助手刘敦愿信中言道，“我的身体不容许我实践马列主义的繁重工作，但誓以余年为马列主义思想而努力。在我有生之年，能完成一部唯物史观的商周史初稿，就算是不负人民养育之恩。”[③]思想改造后丁山觉得，“马列思想原理之书深信唯物史观实为人类文化发展之铁律。”[④]后来刘敦愿写文章回忆说，“1949年6月2日，丁山先生在山东大学迎来了青岛的解放，他为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初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就联系中国历史的实际，写了《姓与氏》……”[⑤]。但是据山东大学档案馆藏内部材料披露，有学生王某1951年10月13日记录丁山上课内容，他对唯物史观的反映并非平顺，实际是有想法的，“度量衡是历史学的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唯物史观，你们这也不知道成吗。那只有去学社会发展史空空洞洞的理论了。……我告诉你们，历史学问题，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问题，你们满脑子都是社会发展史问题，将来你们出去，那一套是卖不出去的。”[⑥]让一个学者去改变多年研究形成的积习与路径恐怕并非易事。

第二，郭沫若告诉丁山新社会百废待兴，看到若何现象，应即向组织言明，组织上“当改者必能即改”。

丁山的性情若果用一个字概括——“真”——庶几近之。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杂质的真性情使得丁山看到或听到不平不好之事，一定会有所表露。这在丁山的私人书信和旧体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表现就是讥刺。如他在1950年6月26日所写的若干首绝句，其中两首为：“汪汪喔喔生高楼，好为信陵盗白裘。昨日身犹似射虎，居然今日挂羊头。”“虎冕蝦裾妙入时，奉承几句鼓儿词。哥儿拍手姐儿笑，一部膏旨即大师。”1950年4月所作诗《戏詠》：“一阵寒流一阵雾，三月青州不见青。闻道饿殍满沟壑，五都歌舞庆升平。”[⑦]丁山具体写诗的心理背景似不可考，但这些诗的表意已经很明确，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的诗作。丁山常常流露忧生之嗟，一是生活困窘，二是认为他人对自己打压中伤。日记记载他与同事关系似颇不睦，加之出生贫苦，使得他观人察世总以眼见为实。因此他所希望一是国家太平，一是人人得有饭吃，而执教山大，工资之低，现状难改，提到调整工资水平，丁山放言：“吃得脑满肠肥月有存款的金刚之流却说‘农人生活比我们更苦’，如此政论，何尝不高且妙乎！然而金刚独肥众生皆瘦，则有目共睹之事实也。为政不在多言，但为实际工作”[⑧]，但他在书信里仍然肯定新政权执政的实绩，这充分说明丁山有一说一敢直言的读书人。如若这样的字句有人向组织汇报了，不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据丁洹先生告知，父亲丁山在山大遭人排挤，过得并不顺遂。郭沫若是非常了解老友性格才出此言语，这从书信纵横随意的字迹便可看出，只有熟朋友之间才会这样运笔写作。郭沫若约定五年之期使之走向轨道，可惜丁山过早离世。书信后面所谈青铜器研究，丁山在1947年5月4日、21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早写(弋卩)其卣考释。”“学潮政潮勃然蜂起。乘暇写成(弋卩)其卣三器考释。”结合此封佚信可说明郭沫若是把丁山当成学术上的畏友看待的。

信末落款是6月22日，未属年份。不过从“来平”“鼎革”等字句判断，此信写于1949年无疑。《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记载1949年2月25日郭乘“天津解放号”专车于中午12时抵达北平。10月19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此时还是以朋友身份写作此信，语气和缓，然主人翁心态亦流露无疑，“今后国事即是吾辈分内事，望共同奋勉。”，但因为身份、地位的差异，恐怕丁山不会有此感觉。这封信的发现对认识易代之际的郭沫若、丁山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当不无作用。

书信识读感谢徐强先生、李斌先生。

此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文化语境中的顾颉刚研究（1917—1937）”（17ZWC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注释：

[①] 一种青铜器的名字。

[②] 2019年12月19日丁洹先生给笔者的回复。

[③] 丁山：《丁山日记》（手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695页。

[④] 丁山：《丁山日记》（手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701页。

[⑤] 刘敦愿：《博学的古文字学家 古史学家丁山教授》，《文史哲》，1985年第6期。

[⑥] 转引自朱斌：《“耿介拔俗”的一代史学巨匠——丁山先生生平与学术》，《文史哲》，2016年第5期。

[⑦] 丁山：《丁山日记》（手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643—645页。

[⑧]丁山：《丁山日记》（手稿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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