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的责任编辑徐斯年曾撰文回忆从“红皮本”到发排的整个流程：

首先，对“征求意见本”（即社内印行的、作为原注释组定稿的“红皮本”——原注释组的未定稿本则是各组自行印行的“白皮本”）进行加工，包括统一格式体例，核对每一条注文的原始资料，决定注文取舍，进行文字加工，补写应注而未加注的条目。《集外集拾遗补编》和《古籍序跋集》是新编的，还要最终决定入编篇目和编辑体例。《补编》此类问题的决策，就是林默涵同志亲自前来听取汇报并且最终“拍板”的。

责编的加工结果形成打印稿后进入第二步，即由定稿组对打印稿进行逐条、逐字、逐标点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十分认真，而且非常热闹，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涉及资料问题，责编或原注释组代表若拿不出第一手的确证，是很难“过关”的。第三步，责编根据定稿组讨论结果，修改、剪贴打印稿（包括查补资料，重写部分注文），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前面几卷是送胡乔木）审阅。他的审读细致到了连标点问题都不放过的地步，批示也很具体。第四步，责编根据他的意见再做修订，由编辑部主任王仰晨（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仰”）签字发排。付型之前，王仰还要对每一卷的终校样逐字逐句做印前审读（后来似乎李文兵也分担过此项工作）。

文中提及的定稿组最早成立于1978年秋、冬间，包括“领导小组成员、各该单行本原注释单位的骨干力量及编辑室指定的责任编辑”。起初只有一个，主要成员为林默涵、王仰晨、李文兵、林辰、秦牧、陈涌、周振甫等。至1979年底，为加快速度，以便顺利完成1981年出齐《鲁迅全集》的任务，定稿组扩张为五个。然而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即如何定稿？定稿的原则是什么？从定稿中能窥见何种变化？这些问题单靠徐斯年的回忆无法解决，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

一、篇目的甄别

定稿首先面临的仍是篇目的甄别。我们以《集外集拾遗补编》为例，通过对校两本“红皮本”和1981年版第八卷目录来还原这一过程。

《集外集拾遗补编》篇目的变动分为三种情况——增、删、改，数量依次递增：增加篇目14篇，删除篇目23篇，更改篇目42篇。更改篇目又可细分为更改标题、调整顺序、调整篇目位置。更改标题25篇，如《南齐〈吕超墓志〉跋》改为《〈吕超墓志铭〉跋》，这是编注者代拟标题的情况。另一种则是恢复原有的标题。如将一九二七年的《关于“乐闻于斯”的通信》改为原名《补救世道文件四种》。调整顺序6篇，根据发表时间重新排列篇目顺序，如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从一九二六年移到一九二七年名下。

调整篇目位置14篇（其中3篇同时改名），指将文章在正文与附录一之间对调，数量虽少，却颇具讨论空间。其中从正文转为附录一的4篇，从附录一转为正文的10篇。结合篇名与文章内容，大致可以判断对调的原因。由正文转为附录一的多是应用文体，包括宣言、编目、广告、启事等。附录转为正文则更强调文学性，需要“相对成文”。10篇中有7篇都是题记，尽管短小，却很隽永，自成一体。如《题〈陶元庆的出品〉》睹物思人，寄托哀思怀念，感情真挚强烈。《题〈淞隐漫录〉》等四篇介绍古籍版本源流、考订异同，已形同书话。其他三篇，《闻小林同志之死》近似于悼念词和声明的复合体。《〈远方〉按语》《〈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两篇则实际是序跋。

被删除的23篇文章中有4篇收入其他集中：《〈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收入1981年版第九卷之《古籍序跋集》，《教授杂咏（其四）》收入第七卷之《集外集拾遗》，《〈奔流〉编校后记（十二）》收入第七卷之《集外集》。剩下19篇被删主要受制于两大原则：

一是“认真鉴别是否确实出于鲁迅手笔”，即要确定鲁迅的著作权，因为“当时规定合拟稿是不入全集的”。如《维持小学之意见》《〈蜕龛印存〉序》《〈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北平笺谱〉广告》《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被删去都是因为鲁迅独立著作权存在争议。前三篇文章涉及周作人。《维持小学之意见》与《〈蜕龛印存〉序》都系周作人起草，鲁迅改定。《〈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较为复杂，周作人1949年3月20日《鲁迅与周瘦鹃》一文中称是鲁迅“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但到1957年3月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周作人又称是鲁迅“与我会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此后，“会拟”说在学界和社会上进一步发酵，演变成为“合拟”说，后者“流传甚广，以致当1981年版本卷编注时，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考证而将《评语》搁置未收”。《〈北平笺谱〉广告》由郑振铎拟订初稿，鲁迅改定，与《维持小学之意见》《〈蜕龛印存〉序》情况相同，此后也都未再收入人文社《鲁迅全集》。《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则因为1981年版尚未看到钱稻孙的回忆材料而误以为是鲁迅、许寿裳、钱稻孙合拟稿。《〈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被误删也是因为当时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出自鲁迅手笔。

二是所收佚文应该“相对成文”“表达一定思想内涵”。这一标准当时执行严格，被删23篇文章中有13篇都属此类。删除的大部分篇目问题不大，例如《〈哀范君三章〉稿后附言》《〈孔乙己〉篇末附记》《〈幸福的家庭〉篇末附记》等附记类文字，后来都放在篇目注释中。但也有少数几篇存在异议，如《两幅手绘土偶等图的说明》《挽丁耀卿联》，2005年版又重新收入。

1981年版篇目甄别从紧，宁缺毋滥，这虽然首先是人文社的官方政策，但也与定稿组“主心骨”——林辰的个人倾向有关。林老德高望重，专业功底深厚，又是定稿组中唯一参加过两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林默涵、李文兵、陈早春都很尊敬他，因此他的意见左右着篇目的取舍去留。林辰“评论人物最重品格，对周作人就是这样。谈到某位国学专家和某位唐宋词专家，林老也总是叹一口气说：学问真好，可惜气节有所缺欠！”1982年12月28日，林辰在北师大发表演讲《关于周作人问题》，肯定了周作人早年对于新文学的贡献，但贬斥其抗战时期的投敌行径，认为“他的抗战时的身份是清楚的。过去不出他的东西是应该的”。这一态度影响到他对于篇目的判断。徐斯年就指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蜕龛印存〉序》和《维持小学之意见》，就是林老坚持剔除的，因为起草者是周作人。”

二、一般注释的定稿

篇目甄别之后，定稿进入主体部分，也就是注释的定稿。借助于一份新近浮出水面的《两地书》注释打印稿，我们可以了解到注释定稿的更多细节。与篇目甄别相似，按照其修改类型，注释的定稿可分为删、增、改、按四种情况。

打印稿是在“红皮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仍然保留了大部分“红皮本”的注释，因此定稿首先面临的是删汰冗余。这种删除又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删除常识性注释。如打印稿上《两地书》信四五删去注释2:

学监旧时学校中负责监察学生学习纪律的人员。

二是删除不必要的注释。例如打印稿信三六注释2:

三层楼上指当时厦门大学生物学院大楼的最高一层。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这里居住。这座楼房建于海边的小山岗上，背海面山，楼前地面比楼后地面高出一层，前后看去楼层不一，因而鲁迅在下文四八信中又称“我住在四层楼上”。

“三层楼上”这种读者一望便知的信息，不需要大费周章地解释，故定稿删去。

删除体现出从“红皮本”到定稿注释原则的演变。“红皮本”由于启动于“文革”时期，从注释者队伍到读者对象都最大限度地实践了“普及”的原则。注释者采取“文革”期间风行的“三结合”组织方式，在成分上实行“工农兵”三结合。这从《两地书》“红皮本”的编印说明也可看出，其署名是“本书注释者：三七五一四部队理论组、厦门大学中文系”。读者对象上，“红皮本”的普及范围最为广泛，注释的通俗性最高。例如，“红皮本”是至今以来《鲁迅全集》中唯一注音注义的版本。《两地书》“红皮本”信三一注释5：“无噍（jiào音叫）类语出《汉书•高帝纪（上）》：‘襄城无噍类’。意思是没有活着的人了。噍，嚼。”这类注音注义的注文到打印稿已经消失，上引《两地书》信三一同条注释，打印稿作：“语出《汉书•高帝纪（上）》：‘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颜师古引如淳注云：‘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无孑遗为无噍类。’”定稿进一步精简注释，删汰冗余，显示出注释难度的提升与普及程度的收缩。以普及程度而言，“红皮本”至定稿是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红皮本”最高，定稿最低。

较之删汰冗余的大刀阔斧，定稿中注释的增加则谨小慎微。这从数量上可见一斑：打印稿共删除各类注释61条，增加注释却只有15条。有意思的是，15条中有3条是恢复自“红皮本”。如打印稿第43页旁注：“增加六十三信征求意见本注（1）（照抄）”，定稿在六三信件中果然增加了注释1:

广大从新开始一九二六年十月，广东国民政府公布训令：“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责成委员会努力前途，彻底改革。一切规章制度重新厘定，先行停课，切实建设，以下学期为新规之始业。全体学生一律复试，分别去取。所有教职亦一律停职另任。”新成立的中山大学据此进行整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一期）

对校“红皮本”，定稿只删除了原注释中最后一句“信中说的就是这一情况”，并增加了文字出处，基本是“照抄”。这种对于“红皮本”注释的重新启用，可见定稿组并未因它是“文革”期间成果就一味排斥，而是审慎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注释的修改是定稿工作中的重点。修改可细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订正、增补史实的错讹与不足。例如打印稿信十四注释5:

培良即向培良，湖南黔阳人。狂飙社社员，《莽原》投稿者，后来堕落成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走卒。

王永昌在向培良后面加上生卒年（1905—1961），将“社员”改为“主要成员之一”，“民族主义文学”改为“国民党反动派”。增加生卒年看似简单，实际上背后做了大量的外调工作。人文社鲁编室曾为此专门发公函询问湖南省公安局、黔阳县第一中学，后者查阅向培良的档案后回函告知，向培良的生卒年才得以确认。

又如打印稿信六五注释3:

《醒狮》国家主义派的刊物，一九二四年十月在上海创刊，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编辑。

注文开头增加“即《醒狮周报》”，在“国家主义派”后增加“（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出版的刊物”，删去“的刊物”，删去“李璜”“等编辑”，在“左舜生”后加上“陈启天等主办。一九二七年九月停刊”，王永昌并在旁批注：“据辞海。”《辞海》与档案显示出定稿对于权威工具书与第一手材料的重视，佐证了徐斯年回忆中所说“涉及资料问题，责编或原注释组代表若拿不出第一手的确证，是很难‘过关’的”。当年鲁迅日记注释组中包子衍和陈漱渝都自带资料卡片，每到争论激烈时就各自抽出卡片寻找依据，蒋锡金戏称之为“打扑克”，也是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形象说明。

二是削弱阶级论色彩，追求客观化表述。如打印稿信二四注释1:

西滢，即陈源（1895—1973），江苏无锡人，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曾留学英国，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一九二四年与胡适、徐志摩写合编《现代评论》，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替北洋军阀政府效劳，一九二七年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王永昌将1895改为1896，1973改为1970，生卒年后增加“字通伯，笔名西滢”，将“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改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时任”前加“当”字，删去最后一句话。定稿在订正史实的同时，也删去了“征求意见本”遗留下来的阶级论色彩的字句，尽量追求“公正、客观”的历史表述。

三是斟酌字句。这一常规动作笔者在讨论林默涵把关的文章中涉及较多，这里仅举一例。打印稿信一一六注释1初始注文为：

妙峰山香市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旧俗，此地每年夏初有庙会，庙会期间，前门市面上多卖纸吊香烛，称妙峰山香市。

经过两次修改、划掉，王永昌又重抄一份，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笺纸上，附在打印稿后面：

妙峰山香市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旧俗，每年夏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例开庙会，远近朝山进香者很多。

一条简单的注释，仅定稿环节就前后修改过三次，形成四个版本，足见注释者为达到注文“简练、准确、干净”的用心与辛劳。

打印稿中有46条注释旁边都标注“按定稿”或“抄某某稿”字样，这是“改”的特殊形式。鲁迅的书信、日记注释难度大，定稿排在最后，因此《两地书》需要与其他卷统一。如打印稿信件四七注释9：“岂明，即周作人。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京后，投降日寇，成为汉奸文人。祖正，即徐祖正，江苏昆山人，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王永昌旁注：两人注按书信稿。

最后1981年版定稿为：

岂明即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语丝社成员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祖正，即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经比对，周作人、徐祖正注文正是分别与1981年版第11卷信190419注释1、信270110注释1保持一致。

三、“拦路虎”的定稿

一般注释之外，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有几条注释难度很大，牵扯复杂，一直无法定稿，被称为“拦路虎”。1976年“红皮本”阶段就曾试图处理，但“几番起落，总是难以解决”。1977年，人文社召集专家、学者集中解剖《二心集》，仍因某些问题（主要是“左联”的评价）过于敏感，最终搁浅。同年11月，中央任命胡乔木主持《鲁迅全集》注释事务。12月20日，胡乔木同林默涵等谈话，就注释工作做指示，首先就提出要趁许多当事人还健在，赶快核对事实，拟出注释稿。

“拦路虎”最主要是指以下三条：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注释，见《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注1；关于“左联”的注释，见《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注2；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注释，见《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1。为此，1978年6月，林默涵亲自召集领导小组成员、专家和部分编辑骨干，共十余人，在其好友装甲兵政委莫文骅提供的白广路招待所，调来有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大家闭门阅读后，开了三天半的讨论会，最后由林默涵做近四小时的讲话，确定了注释的基调。然后由李文兵起草前两条注释初稿，经林默涵、胡乔木审改，终于定稿。《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难度最大，当时没有结果，拖到1979年初仍无下文，最后仍是由李文兵拟出初稿，经林默涵修改送胡乔木，但这条注释经历曲折，乃至最后鲁编室上书胡乔木，方才定稿，当另文讨论。这里先分析前两条注释。

1958年版《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注释1:

按本篇是鲁迅因为1928年初创造社等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对鲁迅的批评以及鲁迅的反驳，曾形成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在客观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运动的发展。在性质上，特别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之间的关系说，是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它的最大的一个教训，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在当时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的影响之下，对于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态度，甚至加以完全无原则的谩骂和敌视的攻击，这是同正确的批评和团结的精神相违背的。这个错误后来逐步地有所改正，这种改正是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条件之一。对于鲁迅，这次论争也成为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促进力之一。

1981年版同篇注释1:

本篇是鲁迅针对一九二八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对他的批评而写的。当时创造社等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对于错误性质，1958年版表述为“在当时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的影响之下”，应是将其与瞿秋白“左”倾错误路线相联系，因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路线就是定义为“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1981年版注释则吸收当时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创造社、太阳社等人的文艺观点并非直接来自瞿秋白，而是受到国外文艺派别的影响，因此“不把这些文艺方面的问题同党内的政治路线直接挂钩，可能更妥当一些”。表述上改为“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更为准确。

1958年版在开头和结尾都用了不少笔墨来反复强调“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作用，称其“在客观上有很重要的意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运动的发展”，后期错误的改正成为“左联”成立的条件之一。甚至强调对于鲁迅，论争也成为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促进力之一。1981年版则对此做了弱化处理，删去了“在客观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一句，将“促进了运动的发展”改为“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将论争与“左联”的成立关系表述为“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删去了论争对鲁迅的积极影响一句。究其原因，应该与两版在敏感政治问题上对鲁迅的微妙态度有关，1958年版更为突出党的正确性，同时也夹杂着对当事人的开脱；作为回拨，1981年版则更维护鲁迅。2005年版原封不动地袭用1981年版这条注释，但笔者以为，仍有修改空间。“革命文学论争”对鲁迅确有积极作用，这点鲁迅自己也承认，将来注文加上1958年版注释最末一句也未尝不可。

再看另一条，1958年版《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注2: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之下，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革命文学团体。鲁迅是这个革命文学团体的发起人之一和最主要的领导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帜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它存在和活动的6年间（1930年3月至1936年初），对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和激烈的斗争，在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把革命文学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篇演说，曾经成为“左联”在活动期间的实际战斗纲领。

1981年版同篇注释2:

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两版注释很直观的感受是篇幅的明显增加，1958年版注释238字，1981年版463字。1981年版增加的篇幅主要在两处：一方面，对于“左联”的基本情况及功绩给予更为细致的描述。如补充了分会的史实。对于鲁迅在“左联”的地位，1958年版“最重要的领导者”这个表述不准确，因此1981年版改为列举领导成员，更为妥帖。1981年版加写了一长句，对“左联”的工作与成绩做了全面的概括与评价，并在关键表述上做了提升：将“左联”反“围剿”的作用由“很大”改为“重大”。另一方面，新增了对“左联”错误与不足的表达。由此揣测，注释前半部增加对“左联”的正面评价或许也是为了平衡后半部对“左联”的批评，防止“头轻脚重”。

1958年版将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定义为“实际战斗纲领”，并不准确。由于“左联”后期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也由于认识水平的差距，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并执行鲁迅的讲话。鲁迅讲完之后，夏衍等人就表示“还是老一套”。据林淡秋回忆，当时“左联”的青年成员对左翼作家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说法“不理解，而且不以为然”，即使经过柔石解释，他依旧“不理解，有意见”。因此1981年版将鲁迅讲话降格为“有重要意义的文件”更符合实际。

1981年版最后还加了一句：“‘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这一评价较为中肯，既批评“左联”由于宗派主义而实行的“关门主义”，又指出“左联”战斗环境的恶劣。“左联”并未像鲁迅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反而是“共产党员越来越多，群众越来越少……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左联’成了个第二党”，成为“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这是胡乔木的手笔，也确实只有胡乔木能够做此评价。

结语

1981年版定稿可分为三个环节：篇目的甄别、一般注释的定稿、“拦路虎”的定稿。篇目的甄别中，删除与调整篇目昭示出《鲁迅全集》对于篇目定稿的原则：一是要求确定鲁迅的著作权。二是要“相对成文”，能够“表达一定思想内涵”。1981年版篇目甄别从紧，与定稿组的核心人物林辰有很大关系。一般注释的定稿分为增、删、改、按四种情况，既彰显注释者的专业、认真，也可窥见从“红皮本”到定稿注释原则的流变。最后，重点注释——“拦路虎”的定稿经过专题讨论，甚至需要意识形态主管官员直接介入、定夺，足见《鲁迅全集》的特殊性。梳理之后发现，个别注文依然存在可修改的空间，而1981年版定稿总的流程与原则对于未来《鲁迅全集》的编纂仍有镜鉴意义。

（注释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