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编订过程考
原标题：琐细的纪念与谨严的整合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编订过程考
自1936年10月19日至今，海内外人士丰富、繁杂的鲁迅纪念话语与实践，已建构起一部绵长丰赡的鲁迅纪念史，而萧红的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无疑是其中一部无法回避的经典作品。有些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现代怀人散文这个百草园中的“花中魁首”①。与此同时，在萧红其人其文的研究中，该文也历来是关注的重点之一。诸多散文名作选本、萧红散文选集或全集、萧红代表作选集中，该文屡屡出现；多部《萧红传》中，“回忆鲁迅先生”被作为一节甚至一章的标题，这些都是其重要性的证明。然而细究起来，学界对该文的深度研究其实并未有效展开。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界一般认为该文系作家此前所发文章的汇编，但具体整合了哪些文章，整合完成于何时，则并无系统、深入的考辨；二是不少论者认为该文中各则的顺序颇为随意，颠倒排列毫无问题，增加或删减各则之间的间隔行及间隔标志也并无不妥。由此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承认该文的经典地位却对其产生过程不甚了了，承认该文的美文特质却对其内部肌理认识不足。这无疑影响了学界对《回忆鲁迅先生》的认知，影响到该文经典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一
《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初次问世于1940年7月妇女生活社出版的同名书籍，由49则长短不一的文字构成，每两则之间均空一行，并加有符号以示区隔②。在该书面世前，萧红仅在1940年6月大时代书局出版的《萧红散文》中收录了《鲁迅先生记（一）》③和《鲁迅先生记（二）》④。不少读者因此获得这样的印象：鲁迅逝世后的近四年里，萧红的纪念文章就这三篇而已。其实，随着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的出版，萧红更为丰富的鲁迅纪念文献浮出水面：除了常见的上述三篇散文，还有此前较少为人注意的散文《逝者已矣！》《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诗歌《拜墓》，戏剧《民族魂鲁迅》，以及萧红致萧军、许广平、华岗的涉及鲁迅的多封书信。这些文本、相关注释加上编者精心整理的《萧红年谱》《萧红创作年表》中的相应条目，为我们更全面地梳理、考辨萧红撰文纪念鲁迅的情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步阅读并梳理这些文献后可以发现，1939年是萧红纪念鲁迅最为重要的一年，其巅峰之作就是该年完成、次年问世的《回忆鲁迅先生》。考察该文的具体生成过程，显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萧红纪念鲁迅的有关问题。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回忆鲁迅先生》中的部分文字曾在报刊先期发表，因此，不少人认为该文仅是相关文章的合编。在《萧红年谱》1939年条目下，与该文相关的第一条信息为：“9月22日，整理完成《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应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引者注），后载《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三期。此后，发表多篇回忆鲁迅的文字。”⑤而第二条则是：“10月下旬，将整理好的有关回忆鲁迅的文字结集为一本小册子，取名《回忆鲁迅先生》。”⑥在《萧红年谱》1940年条目下，又有“7月，《回忆鲁迅先生》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初版”⑦的说法。在这样的表述中，《回忆鲁迅先生》似乎是以1939年9月22日完成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为基础，并包含了该月至次月下旬前发表的“多篇回忆鲁迅的文字”。查阅《萧红全集·散文卷》可知，与《回忆鲁迅先生》密切相关的文本，除已提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外，只有《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等两篇。然而遗憾的是，对读这三篇散文与《回忆鲁迅先生》后可以发现，后者中的很多文字并未在前者中出现。那么，《回忆鲁迅先生》的整合到底依赖哪些文章？“多篇回忆鲁迅的文字”中的“多篇”到底是实指还是含混其词？
《萧红全集·散文卷》在收录前述三篇文章时，都以注释的形式说明其创作、首刊及再刊情况，《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中的《萧红创作年表》亦有相关说明。据原刊对这三篇文章进行校读后可以发现，散文卷收录的《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与初刊本仅有少数字词、标点的差异，不会影响到文本意义，可不予细究，但《鲁迅先生生活散记》《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这两篇文章则问题多多，应逐一加以分析。
关于《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刊载情况，《萧红全集·散文卷》收录该文时的注释仅提及“首刊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中苏文化》（重庆）第四卷第三期”⑧，《萧红创作年表》还提及该文“再刊于1939年10月14日至28日《星州日报·晨星》（新加坡）。再刊于1939年11月1日《文艺阵地》（武汉）第四卷第二期”⑨。显然，在年表的整理者眼里，在这三地发表的是同一篇文章。然而，笔者以此为线索去查阅原刊时，却发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中苏文化》《文艺阵地》上的确都有题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文章，但存在诸多不同。从标题来看，《文艺阵地》上的文章无副标题，《中苏文化》上的文章则有副标题“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并非《萧红全集·散文卷》所言的“为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亦非《萧红年谱》所说的“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从篇幅来看，《文艺阵地》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共七则，《中苏文化》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共23则，差异甚大；从内容来看，两文中完全相同的文字仅有一则，部分相同的仅有一则。因此，这两篇文章不能混为一谈。遗憾的是，《萧红全集·散文卷》所录《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是《文艺阵地》上的七则，但注释却注明刊发在《中苏文化》上，并不准确。
第二，《萧红全集·散文卷》所收《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注释说：“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其实，该文正文内容最初发表于《文艺阵地》时并未标注写作时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现在《中苏文化》上的同名文章之末，因而将1939年9月22日视为《文艺阵地》所载《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创作时间欠妥。另外，《中苏文化》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约一万多字，根据其篇幅之长和萧红此时身体之弱，她不可能于一天内写完，因而当天更可能是其整理完成或创作完成的时间。
第三，《萧红创作年表》中说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年祭而作》……再刊于1939年11月1日《文艺阵地》（武汉）第四卷第二期”，除所言题目不确外，《文艺阵地》的卷期信息亦有误：不是第4卷第2期，应为第4卷第1期。该文与景宋（即许广平）《鲁迅先生的娱乐（回忆）》、穆木天《秋风里的悲愤（诗）》、关露《鲁迅的故事（诗）》、巴人《怎样对坏人斗争（短评）》等一起组成了“鲁迅纪念特辑”。其中，萧红和景宋的文稿被明确标为“回忆”，景宋之文的标题字体还被特意加大、加粗，显示出编者特别重视许广平和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
第四，《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一文其实刊载于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而非如《萧红创作年表》所言的“《星州日报·晨星》”。《星洲日报·晨星》所载文章无副标题，这一点与《文艺阵地》上的文章相同，但文章内容并非《文艺阵地》上的七则，而是与《中苏文化》上同名文章大致相同的23则。此外，《中苏文化》上该文一次性登完，而《星洲日报·晨星》则连载了六次，具体情况如下：
1939年10月14日，刊载第1—2则、第3则的一部分；10月16日，刊载第3则的后半部分、第4则的一部分；10月17日，刊载第4则后半部分、第5—8则；10月18日，刊载第9—14则；10月19日，刊载第15则的大部分；10月20日，刊载第15则后半部分、第16—23则。可见，《萧红创作年表》对刊期的判断也存在错误：《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并非刊载于《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0月14—28日，而是该年10月14日和16—20日。之所以安排得如此分散，是因为其“全文过长，一二次登载不了”，又因为其十分重要，于是编者郁达夫改变了预先的安排，将其放在醒目位置“先期披露”⑩，又在每期的题目下写上“（本报特约稿）”字样。郁达夫之所以如此重视该文，一方面因为它记载了鲁迅晚年生活的独特品质，“颇足以”弥补郁达夫《回忆鲁迅》之不足，另一方面因为他希望“能引起其他更多关于鲁迅的记述”{11}。
综上可见，《中苏文化》《星洲日报·晨星》和《文艺阵地》上的确都有名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文章，但却是不同的三篇，不能混淆。其中，《中苏文化》与《星洲日报·晨星》上的文章差异较小，而与《文艺阵地》上的文章差异较大。
与《回忆鲁迅先生》的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第二篇文章，是《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萧红全集·散文卷》中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共16则，该文的注释为：“该篇首刊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星岛日报·星座》（香港）第四二七至四三二号，署名萧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鲁迅先生生活忆略》为篇名，再刊于《文学集林》第二辑《望——》。”{12}可见在编者眼里，《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与《鲁迅先生生活忆略》内容相同而题目有异，因而收录时文章名可用在香港发表时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而内容则可依据在内地发表的《鲁迅先生生活忆略》。不过笔者校读后发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其实与《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有较大差异，《萧红全集》编者的看法有误。
首先，《星岛日报·星座》上两天一次、分六次连载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既不是《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的18则，也不是《萧红全集·散文卷》所录文章的16则，而是19则。每两则之间空一行，用“☆”号（“其一”“其六”上的各则间用三个“☆”号，其他四天所载各则间用四个“☆”号）区隔。
其次，《星岛日报·星座》上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内容与《萧红全集·散文卷》所录文章差异甚大。该文之末标有“一九三九，十月完”字样，这是《萧红全集·散文卷》没有的信息。在具体内容上，该文只有五则与《萧红全集·散文卷》收录的文本相同，其余14则均未见于该卷所录同名文章。不仅如此，该文的大多数内容，未在其他零散文章中出现过，却与《回忆鲁迅先生》一文第39—49则高度重合。
基于上述复杂情况，笔者以为，要考察《回忆鲁迅先生》的生成过程，除重视《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中学生》）这篇无多少争议的文章之外，还需重视《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中苏文化》）、《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星洲日报·晨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文艺阵地》）这貌似相同实则有异的三篇文章，以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星岛日报·星座》）、《鲁迅先生生活忆略》（《文学集林》）{13}，必须逐一核实每篇文章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回忆鲁迅先生》之间的关联。
二
为更直观地看出上述文章的关联内容及关联程度，笔者将《回忆鲁迅先生》的各则内容与上述六篇文章进行了比较，整理如下：
依据上表，联系各篇文章的内容，我们可分析出《回忆鲁迅先生》的编订时间及其主要依靠的文本。
首先，《中苏文化》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与《星洲日报·晨星》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落款时间同为9月22日，且各则内容及顺序均高度一致，唯一的不同是《中苏文化》上的文章第11则没有提及史沫特烈（今译史沫特莱）。显而易见，这两篇发表于不同地域、不同期刊上的文章其实出自同一底稿，均完成于9月22日。这一天也就成为萧红1939年集中回忆鲁迅的第一个时间点。此时，她完成了对鲁迅生病之前的生活的描绘。
其次，《文艺阵地》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共七则，与《中学生》上的《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的前七则完全吻合，且两文第2则末尾所写的鲁迅对珂勒惠支、史沫特烈的态度大同小异，与《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里内容相似的那一则不同。可见，《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与《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两文的写作时间大体一致。由于该期《中学生》杂志标明的出版时间是10月20日，考虑到出版周期问题，可以推知，虽然前者的落款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但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完成时间应在10月19日之前，9月22日之后。
再次，《星岛日报·星座》分六期连载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在1939年10月18日发表的“其一”包括第1—5则以及第6则的一部分；10月20日发表的“其二”包括第6则后半部分与第7则的前半部分；10月22日刊载的“其三”包括第7则后半部分、第8则和第9则前半部分；10月24日发表的“其四”包括第9则后半部分、第10则和第11则前半部分；10月26日刊载的“其五”包括第11则后半部分、第12则和第13则以及第14则前半部分；10月28日发表的“其六”包括第14则最后一段和第15—19则。从“其一”的第6则最后一部分开始，文章已涉及鲁迅生病，而从“其二”到“其六”，萧红更是全面描绘了鲁迅的病况直至去世，这些都是其他五篇文章没有出现过的内容。这意味着早在《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刊发前，萧红就已经完成了对鲁迅生命最后历程的记述。由于该文最初发表的时间是10月18日，而当时国内到香港的邮件需要耗费诸多时日、编者还需要编辑和排版时间，因此，萧红在该文末尾所言的“一九三九，十月完”中的“十月”，只可能是10月上旬。
最后，《鲁迅先生生活忆略》发表于1939年12月出版的《文学集林》第二辑《望——》，文末未标明完成时间。但因该刊第一辑《山程》出版于1939年11月，第三辑《蝴蝶梦》出版于1940年1月，可知该刊为月刊，故萧红此文可能投寄于1939年9月底、10月或11月，但因为时间差而没有赶上第一辑。该文的第3、4、7、10、16、17、18则以及第12则的后半部分，未出现在《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五篇纪念文章中，但收入了《回忆鲁迅先生》，涉及鲁迅的待客之道、鲁迅与海婴相处过程中的“坏鱼丸”事件等，也涉及鲁迅1936年春生病、养病以及赶译《死魂灵》的情形。这些细节无疑生动呈现了生活中的鲁迅，而其仅涉及鲁迅春天病后情形的事实则告诉我们，该文的完成应在全面描绘鲁迅秋天生病至去世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之前，即9月底至10月初。
综上可知，萧红在1939年9月22日完成了最早的一批回忆文字，命名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分别发表于国内的《中苏文化》和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随后，她写出了另外一些描述鲁迅生活习惯的文字，命名为《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分别发表于《中学生》与《文艺阵地》，此时尚未写到鲁迅的病情；紧接着，她继续追忆鲁迅的生活琐事，初步涉及他身体大不如前的情况，命名为《鲁迅先生生活忆略》，发表于《文学集林》第二辑；10月上旬，萧红完成了对鲁迅生病后的种种生活细节的描绘，直至沉痛地写到他的去世，这就是后来发表于《星岛日报·星座》上的《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可见，萧红对这些文字的整合，应发生于10月上旬至中旬期间，同时，她与许寿裳、许广平取得联系，将他们的文章收入自己的书稿《回忆鲁迅先生》中。10月26日，端木蕻良为已编就的整本书写了《后记》，肯定了它“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这一事实，却又失望于它“或未涉及”“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希望“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15}。至此，书稿《回忆鲁迅先生》的编辑全面完成。即是说，萧红的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应完成于端木蕻良写《后记》之前，10月26日不宜也不应作为该文的成稿时间。
更进一步关注《回忆鲁迅先生》的生成，我们会注意到萧红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编完了这部作品（“10月上旬至中旬”）。其实，根据整理出的上表可见，《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与《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的重合处仅有《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的第2则（鲁迅走路轻捷）与第14则（鲁迅不戴手套、不围围巾、穿胶皮底鞋的习惯），可以说是差异最大的两篇。如果除去重复部分，删掉《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最后一则的内容{16}，那么两文顺次相接，正好是《回忆鲁迅先生》除第20、21、22、23、25、26、28、32、35、36、38这11则之外的38则，整个长文的主要部分已全部出现。可见，这两篇文章有着明确的分工，更像是一篇长文的两大部分。有趣的是，上述11则缺失的文字，恰好可以由《鲁迅先生生活忆略》补齐。因此，在《回忆鲁迅先生》问世前已发表过的六篇文献中，《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与《鲁迅先生生活忆略》三文尤为重要。正是它们，为《回忆鲁迅先生》在短时间内编辑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
阅读《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与《鲁迅先生生活忆略》时，我们能感觉到其内部严密的逻辑关系，因而它们本身就是形神皆聚的有机体。而对读《回忆鲁迅先生》，可发现萧红曾对它们做过精心编辑、安排以及修改，使得最终生成的文本《回忆鲁迅先生》“神”聚而“形”亦不散，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是萧红1939年纪念鲁迅的开端之作。其第1则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住在大陆新村九号，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的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张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17}
紧跟着的第2则里，萧红就写了自己与鲁迅、许广平在1934年10月1日夜里长谈，出门时她被鲁迅特别叮嘱如何才能找到他家的小细节。这当然有凸显鲁迅细心、体贴等特点的功能，但也说明萧红此时留意记述的是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的生活，而她的切入点是自身体验，是她与鲁迅交往的点滴往事。因此，在随后的数则中，作家分别描述了鲁迅批评其着装、自己在鲁迅家包饺子、鲁迅跟她开“好久不见”的玩笑等琐事，然后由鲁迅与她的交往，扩大到鲁迅与其他青年交往的诸多细节，再延及对其生活习惯的精细摹写。在最后的第23则，萧红写道：“这时鲁迅先生住在大陆新村。这一切生活碎片还鲜明的刻画在眼前，这时先生还未生病呢。”{18}由“鲁迅先生住在大陆新村九号”开始，以“这时鲁迅先生住在大陆新村”结束，所写、所记因发生于同一地点而自成一体，而其描摹的细节，则因发生于鲁迅尚未生病之际而充满了明朗的色泽。与《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不同，《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第1则增加了关于鲁迅爱笑的经典描绘，但文章的重点是通过写鲁迅的待客之道表现其个性，并引出他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形。在《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第1则仍是那段传神的鲁迅爱笑的描绘，紧接着写了鲁迅走路轻捷、不顾一切的特征，但第3则就转而谈到鲁迅带病校对《海上述林》一事。此后，萧红虽也述及鲁迅在穿鞋、戴帽、待客等生活细节中透出的精神特质，但很快就提及1935年鲁迅身体已大不如前，并深入展开了鲁迅去世前的诸多细节，即《回忆鲁迅先生》的第39—49则。由此可见，这三篇文章在各自发表时，是各有重心、自成体系而又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
在将三篇文章整合为《回忆鲁迅先生》时，萧红不再将《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的第1则作为开头，而将描绘鲁迅先生爱笑那一则作为开端，这既可以与随后描绘鲁迅未生病时的诸多生活细节更好连接，也与她试图呈现的是自己接触、了解到的鲁迅形象密切相关。紧接着，萧红用数则描写了鲁迅与包括自己在内的青年交往的故事、鲁迅的待客习惯、鲁迅家里的琐碎小事等内容。然后，在第30则，萧红开始描绘鲁迅住大陆新村9号时周围的环境、自己与鲁迅及许广平的深夜交谈，将《鲁迅先生生活忆略》中的诸节插入文中，涉及鲁迅家中的卧室、后楼、厨房等私密之处。最后，嵌入《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的多则内容，描述了鲁迅病后直至去世的整个过程。可见，萧红对这些前期文本的整合，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和行文逻辑。她最终改定的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并非琐碎文字的随意堆积，而是积极建构起来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仅如此，当我们校读《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鲁迅先生生活忆略》《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与《回忆鲁迅先生》时，会发现一些明显的改动。这种有意识的改动本身，体现出作家对待写作的严谨态度。
第一，《回忆鲁迅先生》第30则的内容包括了《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的第1、2则。萧红在鲁迅、许广平家里聊天的时间，在前者中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19}，在后者中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的夜晚”{20}。通过查阅萧红、萧军以及鲁迅的相关资料可知，萧红不可能于1934年10月1日夜在鲁迅家聊天，因为她和萧军于该年11月30日才与鲁迅首次见面，次年11月6日才应邀去鲁迅家吃饭。因此，萧红关于在鲁迅家聊天时间的记忆，在最初写作时出现了偏差，但在整合成《回忆鲁迅先生》时，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凭着记忆改为1935年的同一天。这虽然仍不准确，但终究更靠近历史事实，体现了萧红主观上的严谨态度。
第二，关于珂勒惠支和史沫特烈，除《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和《鲁迅先生生活忆略》上没有相关内容，其余各篇均有所涉及，但情况各不相同。具体来说，在最早面世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中，只有关于鲁迅喜欢珂勒惠支的一段文字，并无只言片语论及史沫特烈，而在同时完成却发表于《星洲日报·晨星》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的第11则，萧红添加了第二段：“史沫特烈，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21}在《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的第2则中，萧红在此基础上还另起一段写道：“他对这两个女子都起着由衷的敬爱。”{22}在发表于《文艺阵地》上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第2则中，萧红将这句话改为“他对这两个女子都是由衷的敬重”{23}。也就是说，在《回忆鲁迅先生》成文之前，对于写不写史沫特烈、是否表示他对珂勒惠支和史沫特烈的态度，以及如何描写这种态度，作家有些犹疑不决。而在整合这些文章时，萧红采用了《鲁迅先生生活散记》第11则的处理办法：写了鲁迅眼中的史沫特烈，但删去他对史沫特烈及珂勒惠支的评价。
第三，《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的第12、13则内容很长，在被整合进《回忆鲁迅先生》时，两则内容被拆分为第31、32则和第33、34则，使描述鲁迅家卧室、后楼、厨房、客厅等处情形的文字层次井然。而该文的第14、15则，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合并为第37则，完整呈现了鲁迅校《海上述林》的忙碌以及病情恶化的情形。与此类似，《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的第7则杂糅了许广平照顾鲁迅时的各种忙碌与鲁迅病后饮食的内容，第9、11、14则这些内容较长的几则也存在不同主题混杂的情形，在客观效果上稍欠集中、明晰，因此在最后整合的过程中，萧红将第7、9、11、14则的内容修改、调整为第39—45则，更为详细、有条理地呈现了鲁迅病中的各种情形。
第四，尤其应重视的是，萧红描绘鲁迅病重至辞世这段时间的文字，分则最多，句子最短，且在最初发表和最终定型的文本之间存在较多差异。比如，《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的第12则，专门描述了海婴向父母说“明朝会”的习惯，当他某天向病中的鲁迅说此话却得不到回应时，他开始唠叨；受到许广平的训斥时，他还念叨着：“爸爸是个聋人哪！”该则最末一句，最初发表时是“鲁迅先生没有听到这笑他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24}，在《回忆鲁迅先生》里，“这笑他”变成了“海婴”，情感倾向变得中立了一些，也凸显了海婴彼时的懵懂与幼稚。《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16、17则的内容原本是：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要快做……{25}
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这两则文字修改后成为第46、47则：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26}
整合前的第16、17则虽然分开，但语气连贯为一个整体，意在呈现鲁迅七月病体初愈后的两处不同，一处是他不再详细指导他人的做事方法，却说出了“若没有我呢”的谶语，一处是鲁迅“觉得做事要多做，要快做”，充满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两则文字合起来后的情绪较为低沉，似乎预言了鲁迅后来再次发病以至去世的不幸结局。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萧红调整了“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的位置，使情感变得更加明朗，与紧接着的“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27}，在意义上正好衔接，并与第49则所述鲁迅的再次病发形成了强烈对比，蕴藏着萧红不胜悲怆的心境。
经过巧妙的整合，谨严的编辑与修改，萧红完成了对原本琐细的系列纪念文章的筛选与组织，让她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对鲁迅的回忆、怀念得到完整、深入的呈现，寄托其深沉、悲痛的情感。正是这最后的整合与编排，立体、精准地塑造了生活化的鲁迅形象，在众多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别具一格，达到了现代怀人散文的巅峰。
结语
上述基于《回忆鲁迅先生》及相关史料的搜集、梳理与辨析，或可大致解决萧红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除1939年萧红发表的那六篇文章的准确信息宜引起重视外，其在创作时间、创作内容上的关联也非常重要。由此，我们或许可以不再笼统地说萧红的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整合了她此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也能不再武断地将其最终成型的时间锁定于实为端木蕻良所写《后记》的落款时间，更不必从形散神聚的角度为《回忆鲁迅先生》的经典地位勉强辩护。如果说萧红那些琐细的纪念文章表现了她的旷世才情，那么《回忆鲁迅先生》能够成为经典之作，还因为萧红在整合过程中的尽心竭力。
（作者单位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批准号：16ZDA191）、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鲁迅与战时中国的文化复兴研究”（批准号：2019WT16）成果）
注释：
① 袁权：《萧红与鲁迅》，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页。
② 其中，第1—19则各则之间的符号为“×”，第20则至文末各则之间的符号为“☆”。
③ 原名《万年青》，发表在（武汉）《战斗旬刊》第1卷第4期（1937年10月18日）的“鲁迅先生周年祭特辑”中，收入《萧红散文》时改题《鲁迅先生记（一）》。
④ 原名《在东京》，发表在（武汉）《七月》第1集第1期（1937年10月16日），收入《萧红散文》时改题《鲁迅先生记（二）》。
⑤⑥⑦ 章海宁、叶君：《萧红年谱》，章海宁主编：《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第273页，第274页。
⑧{12} 《萧红全集·散文卷》，第315页，第322页。
⑨ 章海宁：《萧红创作年表》，《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第292页。
⑩{11} 《编者附志》，《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0月14日。
{13} 该文后被转载于《艺风》第2期，文末注为“选自文学集林二”，但第17、18则间无区隔。其中第1—9则，又被命名为《鲁迅先生生活忆略（一）》，发表于《游击》第3卷第4期（1940年2月16日）。
{14} 该文还有第23则，但在整合时被删掉了。
{15} 《后记》，《回忆鲁迅先生》，妇女生活社1940年版，第110页。需要说明的是，《后记》并未标明系端木蕻良所作，但读者能感觉《后记》作者与萧红本人并非同一人。据《端木蕻良文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所收《萧红著〈回忆鲁迅先生〉后记》，读者才知道《后记》作者为端木蕻良。
{16} 该文最后一则在其他文章中均未出现。
{17}{18}{20} 萧红：《鲁迅先生生活散记——为纪念鲁迅先生三周祭而作》，《中苏文化》第4卷第3期，1939年10月1日。
{19}{26}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第25页，第54页。
{21} 萧红：《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0月18日。
{22} 萧红：《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1939年10月20日。
{23} 萧红：《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文艺阵地》第4卷第1期，1939年11月1日。
{24} 萧红：《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其五》，《星岛日报·星座》第431期，1939年10月26日。
{25}{27} 萧红：《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其六》，《星岛日报·星座》第432期，1939年10月28日。
（转载自“鲁迅研究动态”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