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为东方文学课程的开设、东方文学学科的初创打下了基础。正是得益于穆木天翻译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料，北师大东方文学学科才得以拥有作为学科基础的学术资料。

穆木天手稿 作者供图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依此，各高校重新修订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外国文学学科构建面临新任务，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也由此拉开帷幕。为培育师资、完善教学、推动学科建设，先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的穆木天凭借良好的俄语素养和丰富的俄苏文学翻译经验，历经10年，从苏联期刊和著作上翻译了共计19类94种2633页170余万字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内容几乎涵盖了整个东西方文学史。这批资料一直以手稿的形式保存、流传。

推动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1949年前，中国高校虽然开设过外国文学课程，但缺乏系统性及学科意识。外国文学学科的体制化与规模性建设，是从1949年后开始的，穆木天及北京师范大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11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语文系教学计划（草案）》，规定了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语文系的培养目标、教学方案、必修科目及学程安排。根据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中文系需开设外国文学、儿童文学等新设课程。此时，穆木天刚从东北师范大学调至北师大，他有多年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教学经验，于是，便承担起筹备北师大外国文学学科的工作。

经过辛勤筹备，1954年9月，穆木天第一次给本科生开设了系统的外国文学课程。1955年，穆木天在全国率先招收外国文学研究生。在平时授课中，穆木天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要求，系统讲授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西方文学。经过一段时间，他认为“对中文系的学生，一方面应该系统地讲授文学史；另一方面，还要在这个基础上，重点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细致分析一些代表作品，从而确定了文学史与作家作品并重的教学体系”（《穆木天研究论文集》）。时至今日，他所创立的这套教学体系仍为我国许多高等学校所采用。

1956年，教育部制定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大纲时，穆木天被任命为外国文学教研组组长，领导起草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他起草的大纲“经过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专家讨论修改之后，成为全国通用的文件，对全国的外国文学教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穆木天研究论文集》）。同年，穆木天、彭慧主持了北师大举办的由苏联专家担任主讲教师的苏联文学进修班和苏联文学研究班，为全国高校培养、输送了一批外国文学教师。

1958年，北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在原有基础上“又增添了东方文学和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这些全新的内容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陈惇《穆木天文集导语》）。鉴于外国文学新增的教学内容、外国文学研究资料的匮乏及青年教师的经验不足，穆木天决定利用自己的翻译经验，从苏联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中选译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从而推动了北师大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

穆木天翻译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具有体系化、系统性特征：从时间上看，手稿涉及从古希腊到20世纪50年代各个时期的文学，几乎没有间断，对每一时代的代表性文学作品均有涉及；从空间上看，手稿包括各国文学。此外，手稿具有时代性、前沿性特征，穆木天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语境，译介苏联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力图推进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以法国文学手稿为例，包括《1917—1956的法国文学》（一、二）、《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自然主义》《维克多·雨果——伟大的法兰西作家》《巴尔扎克》等18种924页68万字，既有对法国文学的整体勾勒，也有对法国文学思潮、法国文学代表作家及具体作品的详细分析，体系化、系统化可见一斑。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对北师大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学生陈惇回忆，“教研室的青年教师通过这种途径接受了穆先生的帮助，渡过了自己的困难时期，如今回想起来，无不怀着由衷的感谢”（《穆木天文集导语》）。经过穆木天的辛勤耕耘，北师大的外国文学学科得以创建、发展，并“成为全国培养外国文学（俄苏文学）教学和科研人才的重要基地”（吴泽霖、邹红《彭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促进东方文学学科初创

1949年前，我国的东方文学翻译与研究已经展开，但不成体系，多为局部、零散的翻译与介绍。1949年后，东方文学的规模化翻译与系统化研究拉开帷幕。在东方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基础上，高等师范院校的东方文学课程安排开始提上日程：1956年8月6日至18日，教育部委托北师大在京主持召开高等师范院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审订了20种科目的教学大纲；1956年11月5日，教育部印发高师教学大纲讨论会上各校教师对于教学计划的意见摘要，其中提出“逐步创造条件，开设东方文学专题”的要求（陈惇、刘洪涛《窗砚华年》）。

1958年，北师大等高校的东方文学学科得以初步创建，这就“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领域改变以西方文学取代外国文学的现状，建立东方文学体系，形成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共同组成外国文学的新体系”（何乃英《东方文学研究会与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但作为一门全新的课程、一个全新的学科，东方文学课程的开设与东方文学学科建构面临巨大挑战，资料严重匮乏成为东方文学学科初创时期的最大困难。基于学科建设需要，穆木天此时正着力翻译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并侧重东方文学研究资料的翻译。穆木天翻译的东方文学手稿共计46种1388页58万字，囊括印度两大史诗、泰戈尔与普列姆昌德、日本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阿拉伯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波斯文学、朝鲜文学、越南现代文学以及非洲文学等，为当时东方文学研究与教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资料。

以阿拉伯文学为例，虽然1949年后我国迎来了阿拉伯文学译介的高潮，但阿拉伯文学研究相对薄弱，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穆木天的手稿填补了这一空白。手稿中的阿拉伯文学研究资料共4种，计67页，3万字，涉及阿拉伯文学的整体概况以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个案研究，成为当时北师大东方文学专业教师讲授、研究阿拉伯文学的重要依托。

第1种：手稿《阿拉伯文学》13页3900字，整体介绍了阿拉伯从远古时期到19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

第2种：手稿《〈一千零一夜〉序言》13页3900字，划分了该书的故事类型，并且讨论了该书产生的时间、地点和作者。

第3种：手稿《〈阿拉伯散文作品选〉序言》47页14100字，对收录在《阿拉伯散文作品选》中从1910年到1930年的阿拉伯文学（短篇、长篇小说、散文诗、政论文学）做了整体的分析与评论。

第4种：手稿《法胡利的创作道路》57页17100字，介绍了奥马尔·法胡利的文学理论（要现实主义地反映现实）、文学创作（《魔法的门》《四部集》《毫不留情》等）和进步的社会活动。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为东方文学课程的开设、东方文学学科的初创打下了基础。何乃英在《我的大学老师》中对穆木天手稿的作用回忆道：“穆先生通晓日文、法文和俄文等多种外文，当时他一上班就坐在桌子前面翻译俄文资料，几年下来译稿积累了一大摞。穆先生体弱多病，并且眼睛高度近视，几乎是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能够翻译这么多的东西实在并非易事。穆先生翻译的这些资料是很宝贵的，其中有关东方文学的内容对我的工作帮助极大。因为当时我刚开始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资料奇缺”（《机缘五十八载：1954—1958—2012》）。

正是得益于穆木天翻译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料，北师大东方文学学科才得以拥有作为学科基础的学术资料。同时，北师大与其他高校通力合作，共享资料，使东方文学课程在中文系落地生根，“从而打破了以外国文学为名、西方文学为实的不合理局面，在讲堂上为东方文学争得了早已应有的一席之地”（何乃英《东方文学研究会与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东方文学学科在今天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穆木天的贡献，他的翻译手稿对东方文学学科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