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注定在我们的记忆中难以忘却。这一年，疫情改变了世界和生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无数的逆行背影和坚守岗位的平凡人感动中国，抗疫故事催人泪下。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的远景目标到来，表现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这些都成为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人们心中持续激荡。大时代催发人文知识图景的变动和重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不可能自外于这个时代。202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立足传统，捕捉追索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在不断深化各类学术议题的研究中丰富自身知识图谱，增强现实感和学理性。我们的文学批评更迫切感受到复杂文学场域中的各种问题，诸如文学创作介入现实的力度、文学形象塑造的期待、作家作品研究的活力、批评话语的自我更新、新媒介文学带来的理论挑战等，这些促使研究者在因应现实、把握世界的基础上不断反思文学观念、调整批评向度、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推进文学批评转型发展、更新拓路。

一、见证与表现：文学书写时代的笔力

记录和表现时代重大事件，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2020年的文学批评聚焦反映抗击疫情、扶贫攻坚等时代大事的创作潮流，关注文学介入现实这一持续讨论的话题，多层面反思文学把握现实的能力和书写现实的笔力。

一是关于抗疫文学的研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发挥着短、平、快的优势，迅速推出反映人民战胜疫情的作品，而微信、微博等移动平台也异常活跃，借由网络传播多媒体形式的文艺作品。“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那些来自武汉和湖北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及患者病友的一些诗句一般的‘金句’、战地日记、方舱医院里的群体歌舞、走廊的涂鸦漫画等，都是战‘疫’期间产生的重要文艺成果，而由于来自一线，完全自发，这些作品更带有‘精诚由衷’的本质特性。”文学见证和记录历史的作用得到强调。面对时代激发的诗情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一些报刊、网站、自媒体等纷纷开设与抗疫文学相关的评论专栏，讨论文学对抗疫的关注和表现。

杜学文的《文学应该提供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认为，立足于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和人类面对灾害依然顽强前行的历史事实，文学在重大疫情面前不能缺席。汪政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认为，当前抗疫文艺还处在第一个阶段，而从长时段来看，作家艺术家将会全方位地总结提炼抗疫过程中的精神内涵，从生命、伦理、道德等多角度观照这场灾难，从而创作出具有强烈现场意识、自觉超越意识的灾难文艺作品，为世界灾难文艺奉献经典之作。可见，在特殊时期面对重大事件时，研究者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应得到凸显，即便出现不少短、平、快的宣传鼓劲型作品，也不应过分苛责。

一些研究者强调文学在记录抗疫历史的同时，也要追求艺术表现力，对疫情和抗疫展开深入思考。这需要长时间沉淀和淬炼作品，需要作家自我意识的反省和精神的升华。霍俊明在《“要有光”：非常时期的抒情诗人——关于“抗疫诗潮”的思虑或提醒》一文中认为，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要求诗歌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同时诗歌自身必须具有语言和修辞层面的责任意识。面对“抗疫诗潮”的高涨，诗人眼中要有“现实”，也要有“诗”，具备把个人经验上升为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王晖的《对战疫时刻的即时直击与艺术再现——关于报告文学、“情景报告”和“时代报告剧”》认为在坚持“新闻性”和“形象化”的基础上，应继续发挥报告文学“轻骑兵”的优势，并呼唤将来出现如阿来小说《云中记》一样更为深刻的作品。

此外，一些研究将视角伸向有关疫病、灾害等题材的文学作品，总结这类特殊题材的创作经验和成就，发掘独特的社会价值和伦理意义，从而为关于疫情的文学创作不断成熟提供有益借鉴。如桫椤的《网络文艺中的瘟疫书写与抗疫精神》回顾了网络文学中的疫病及人类抗疫精神书写；教鹤然的《现当代中国医疗题材文学作品述评》梳理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医疗题材和医生形象塑造的文学作品；吴岩的《科幻小说中的流行疾病》总结了中国科幻小说中传染病题材的书写类型，探讨其中表现的社会心理、道德困境、科学发展等问题。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疫情文学”应深入社会启蒙与个体启蒙、自然生态启蒙与生命意识觉醒、伦理道德净化与现代自我启蒙的良性互动之中。这些研究表明，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心理冲击，已经成为研究者进入文学批评的背景和底色，甚至影响和刷新了他们对文学和人生的再认识。

二是关于新时代乡村书写的研究，尤其是脱贫攻坚题材。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如何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2020年7月15日，中国作协在京召开了“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号召广大作家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一部部新时代的“创业史”。《光明日报》在2020年7月30日、31日刊发了两组“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笔谈”文章，探讨深入推进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问题。施战军认为作家应实实在在进入新时代乡村的内部与细部，做知情者、知心人，摆脱以往乡村题材创作的单一观念以及简单化、概念化的矛盾设置模式。白烨认为从宏观层面来看，新时代的乡村文学写作需要在三个方面精耕细作：深入了解和把握日新月异的农村生态与农民生活，深入内部写出立体化、整体性的农村全方位的新演变，精心塑造时代新人。研究者们强调要继承从鲁迅到柳青再到路遥等作家的创作经验，重新认识乡村生活、更新创作经验，这样才能突破旧的思维惯性和知识框架，真正为新时代乡村画好像。

关于扶贫题材的报告文学的兴盛是近年来重要的创作潮流。相关研究在肯定报告文学描写脱贫攻坚题材优势的基础上，也不回避创作带有的应时应景色彩和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丁晓原的《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史志——论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总结了从历史到当下关于扶贫主题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认为时代特征鲜明、直面现实矛盾、关注事业中的人是这些作品成功的经验。对于这一问题，李朝全的《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国家大事的时代表达》系统回顾了近年来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小说等作品，同时指出当前脱贫的文学书写存在全景式叙事较少、思想性不足、缺乏艺术感染力等问题，而更多地描绘人与脱贫攻坚事业的互动影响则是今后创作努力的方向。

二、焦虑与期待：文学“新人”形象的塑造

得到普遍认可的文学“新人”形象往往是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显著标志。2020年，文学批评对塑造新的文学形象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增强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现实感的热切期待；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种种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焦虑感，因为新的人物形象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广泛社会表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其一，揭示当代文学“新人”塑造的历史轨迹和动因。贺仲明的《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文学中的农村“新人”形象——从人物主体性角度出发》考察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新人”形象，既分析了这些形象蕴含的时代合理性和个人创造性，也指出他们在表现精神自主性和人物主体性方面的不足。张均的《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新人”问题》考察了特定时代“新人”塑造的社会文化动因及其叙事机制。文章始终将人物形象塑造与现代中国自我重塑的文化表征联系起来，不仅批评了用“意识形态”简单否定这一时期“新人”塑造的观点，而且通过论述表明那些形象与当今“佛系青年”“失败青年”的差异。这两篇文章结合历史语境展开分析，对过去小说中的“新人”形象价值和相关文学观念给予肯定，将其作为当下塑造“新人”形象的重要遗产。

其二，对当下“新人”形象塑造的期待。塑造反映时代精神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新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下文学的诉求，这样的形象也体现出我们力图把握时代本质和发展趋势的努力。孟繁华的《历史、传统与文学新人物——关于青年文学形象的思考》认为新时代文学新人应是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构成同构关系的新的人物形象，但我们还缺少具有普遍认知意义的青年形象。而对当下一些作品中出现的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翟小梨（付秀莹《他乡》）等青年形象，要在城乡一体化的环境中理解其追求及意义，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反映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徐勇的《从“失败青年”到“文学新人”有多远？》认为要想塑造出与80后作家笔下“失败青年”不一样的形象，当下文学应当思考如何重构或重建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而科幻小说和新生代军旅小说中青年形象所体现的积极因素应得到重视。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推出“文学‘新人’形象的书写”专题文章，集中探讨了当代文学“新人”塑造的问题。吴俊的《新中国文学“新人”创造的文学史期待》认为，“‘新人’是具有时代的现实性（乃至直观的感性）并体现新的发展或进步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物形象”，其塑造应体现出文学的政治性、创新性、世界性追求，彰显中国当代价值观。他同时提到，新媒体使我们对现实和人的理解发生改变，文学创造“新人”的实践必须面对这一新挑战，实现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张柠的《作为审美理想的文学“新人”形象》认为革新精神、时代色彩、理想情怀等要求决定了塑造“新人”形象的高度和难度，而具备充分合理的美学意义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陈国和的《近年来农村“新人”形象书写的三个维度》从进城者、返乡者以及乡村干部三个维度分析了当下文学塑造农村“新人”的探索，清醒认识到当前小说还没有创造出具有时代共名的人物形象。显然，批评家们期待当下文学能够塑造出体现社会历史意义和时代精神特征的“新人”形象，为这一时代的文学“立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对当下文学创作影响力的担忧。

三、传统与当代：重要作家作品研究的张力

作家作品研究是文学批评的“常规动作”，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地位、史料与理论的轻重、观念与方法的差异等都可以清楚呈现出来。2020年，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一方面回溯中国文学传统，寻找文学观念和艺术笔法的深厚渊源，显示出活化文学传统的努力；另一方面观照当下创作弊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在接续传统和反思当下中显示出研究的活力和张力。

2020年关于路遥、汪曾祺和周立波等作家的研究成果都值得重视，研究者将他们的创作与古今中外文学传统进行比较，与文学前辈和同时代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拓宽了研究视界和空间。

在路遥研究方面，李建军的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值得关注。《论路遥与柳青》论述了路遥对柳青文学创作经验、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的继承和超越。《论路遥与史铁生》认为路遥和史铁生是我们时代值得尊敬的伟大作家，他们都注重伦理精神和善的力量的展示，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但在各自精神的形成机制、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上又存在差异。《“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重读〈人生〉》则从城乡户籍制度入手，一方面质疑了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为高加林定性的观点；另一方面认为作家最终仍然没有摆脱用流行的观念来阐释生活和批评人物，结果造成了简单化的道德批评，弱化了小说的说服力和悲剧性效果。对作家性格和创作的精细化比较以及凸显有态度的文学创作理念，是以上三篇论文的鲜明特点，而《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论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一文，则可称为这几篇文章的“总纲”。文章从阅读、创作、演讲等方面论证路遥是托尔斯泰文学精神的继承者，体现在塑造自我形象的理念、热爱人和生活的精神、以同情和肯定的态度塑造人物三个方面。路遥积极的文学态度来自托尔斯泰的滋养，这与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些弊端形成对照。

《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推出“路遥评论小辑”，包括李建军的《我们为什么纪念和谈论路遥》、刘跃进的《论路遥的文学意义》、张伯江的《路遥成为〈文学评论〉关注的中心》、吴俊的《论路遥对当下文学的意义》、王兆胜的《关于路遥研究的四个问题》、程光炜的《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几则材料思考》等12篇会议发言整理稿。从中可以看出，研究者结合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存在的问题反思路遥研究现状，一方面提出应摆脱概念化研究，挖掘新史料重新认识路遥；一方面强调应深入理解路遥现实主义创作的独特性，这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作家聚焦”栏目推出四篇路遥研究的文章。赵学勇的《人民性：路遥写作的精神指向》认为路遥的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书写人民创造历史的情感基调等方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精神意向，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宽阔视域。段建军的《路遥：在交叉地带探索人生的意义》认为路遥书写了城乡差别年代的交叉地带中主人公产生的认同危机，以及他们在奋斗中获得尊严与认可的历程，赋予小说创作以深刻的人生哲学意义。梁向阳、梁爽的《经典是怎样“炼”成的——以〈人生〉创作中编辑与作者的书信互动为视角》以编辑与作者的书信往来为视角，探讨编辑对作者创作的影响，这可以作为作品产生过程中编辑提前介入的一种独特的批评方式。李继凯、徐翔的《奋斗者的心是相通的——路遥及其作品中奋斗精神的海外共鸣》以“奋斗者”作为关键词梳理美籍华人周励和日本学者安本实对路遥的接受，启示我们关注路遥作品海外传播现状。

一些研究分析了路遥作品所借鉴的思想和美学资源。如日本学者马场公彦的《作为可能性的路遥文学——通过阅读〈人生〉〈平凡的世界〉得到的启示》，将小说的成功与路遥独特的身份、经历以及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开创的陕北文学传统联系起来，而勤劳奋斗的主题、理想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的手法等特征使路遥的创作与革命文学传统没有完全隔断。正是在此意义上，路遥作品的独特性不仅造成了阅读的持久影响力，而且具备海外传播力。杨庆祥的《路遥的多元美学谱系——以〈人生〉为原点》认为，“路遥的作品在人物、故事和细节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普遍的美学——人物美学和叙事美学。这一普遍的美学，正是它常读常新的根本原因”。在人物美学方面，高加林的构成谱系里综合了保尔、于连、牛虻等人物特质；在叙事美学方面，《人生》中的“道德劝诫”与“自我实现”形成结构张力，接续了中国传统叙事的审美功能。

2020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研究者从史料挖掘、比较研究、作品考证等方面继续推进汪曾祺研究的经典化。孙郁的《汪曾祺的语言之风》是一篇从语言角度研究汪曾祺创作的力作。文章认为汪曾祺不仅精心营构自己的语言园地，而且其谈艺文字中关于语言的话题最多。汪曾祺深谙文章之道和母语隐秘，他融古语、语体文、戏文、方言等于一体，贯通雅俗，承旧出新，其语言的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接续了传统六朝文章、笔记小说、桐城古文等笔法，也与“五四”诸多名家不同，“在诗的语言，散文语言，小说语言和绘画语言里，完成了对于母语的重塑”。王干的《山河异域风韵同辉——汪曾祺与赵树理的民间性》从“生活的暖色”“描写民俗的高手”“白描与绰号”三个方面揭示赵树理与汪曾祺创作的共性，比较的基础正在于二者都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

在史料挖掘和文本考证方面，季红真的《初识汪先生》回忆1982年在北京作家研讨会上与汪曾祺交流创作的情景；杨早整理了《新发现汪曾祺致杨汝书信四封》；王晴飞的《“小改大动”与“我的思想”——汪曾祺的〈聊斋新义〉》考察了《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改编；徐强的《汪曾祺未竟的“汉武帝”写作计划》探讨了汪曾祺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汉武帝》夭折的原因。

《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推出“周立波研究专辑”。贺绍俊认为周立波从中外文学经典中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审美定式，而精英文学的作家身份使他的乡土文学展现出诗意美、抒情性和宽宏隽永的善意。卓今结合《山乡巨变》的思想艺术特质及外部评价语境的变化，从阐释学的角度分析周立波作品的经典化问题。萨支山认为评价周立波的作品要摆脱以往所形成的评价体系，更要历史地理解《山乡巨变》特别的美学价值。他强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周立波精神状态的影响，把《山乡巨变》抒情风格的形成放到历史语境中细致解读。何吉贤围绕周立波1955—1965年间创作的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分析了其中的风景描写、抒情氛围和独特的“回乡”式写作。邹理分析了周立波在促进俄苏文学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翻译对其思想的影响。

孟繁华的《一个传统母题的延续与变异——“立嗣承祧”及其相关的小说》重点考察传统文学中普遍出现的过继或收养题材在当代文学的传承和变异。作者认为这一题材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是“立嗣承祧”“承祧继产”等思想观念的反映。文章在与古代小说的比较中细致分析了吴君的《生于东门》、东西的《篡改的命》、葛水平的《养子如虎》、金昌国的《秋分》、马小淘的《骨肉》等涉及过继题材的作品，从而显示当代创作对这一传统母题在社会批判意识、过继者的心理表达、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以及血缘关系之外的家庭维系等方面的改写或重写。这表明本土文学传统仍在当代顽强延续，而其中的变异之处则关系到作家对当代人的伦理关系和身份危机的种种思考和反应。把题材变迁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联系起来，打通古代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啻为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批评方法，也为综合阐释当代文学作品找到一个关联点。

在散文研究方面，吴周文《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陈剑晖《学者散文与文体自觉》、王兆胜《学者散文的使命与价值重建》这三篇文章，从概念辨析、价值意义、创作主体、笔法风格等方面重新审视文学史中关于学者散文的相关研究。吴周文将学者散文溯源至诸子百家散文，强调创作主体应继承中国士子文化的精神传统，获得自我启蒙的理性；陈剑晖认为学者散文承接了中国的文章学传统，而“文道合一”则是其可贵品质；王兆胜针对散文背离时代的倾向，认为学者散文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有纠偏之功，而提高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的意向能力、注意内在修为与内心图景的优化、区分“小我”与“大我”的不同则是实现学者自我启蒙和价值重塑的重要方面。

2020年值得关注的作家作品研究还有《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推出的“麦家专辑”，从主题、叙事结构、语言、文类四个角度阐释麦家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陈晓明的《他的左镰，他的笔——试谈莫言近作的艺术取向》一文，围绕莫言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对其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创作进行解读。他认为莫言创作不似过去那么张狂，更为内敛节制，但力道依旧。莫言写实笔法所勾连的历史文脉、叙述视角所呈现的自我剖析、乡村人事所蕴含的复杂伦理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其回归乡土的独特方式和艺术变奏。李东若、吴俊的《莫言的“守”与“变”及可能的期待——以莫言近年文学创作为中心》认为莫言近年文学创作在精神资源与文学意图方面展现了“守成”的一面，而在形式创新与风格提纯方面则有大胆的“创变”。此外，《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的“《云中记》评论小辑”关注了阿来颇受好评的小说，《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的“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评论小辑”对贾平凹新作展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的“新现象研究”栏目和《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的“当代观察”栏目，分别讨论了目前比较热的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籍作家的创作情况。

四、隐忧与突围：文学批评的更新和开拓

当前，文学批评面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复杂景观，尤其是新媒体文学日益壮大导致的文学版图不断变动的情况，以及学科重构局面下知识转型的挑战，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直陈当下文学批评的种种弊端显示出研究者的深切隐忧，但更重要的是在隐忧中不断寻找新的突围空间，完成自身的更新和开拓，从而在增强学理深度的基础上真正发挥文学批评阐释当下文学的能力，以新的话语为文学把脉、为思想赋形。

一是揭示弊端，思考重建文学批评生态。丁帆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摭谈》认为近20年中国文学批评是沉寂与冷漠的。他分析了消费文化等因素对批评的诱惑和扭曲、文学批评的代际鸿沟和青年批评家存在的问题，呼吁批评主体坚持批评真理性，秉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精神，确立批评的价值立场。刘大先的《从后文学到新人文——当代文学及批评的转折》一文认为，新时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强调审美自律、形式自足、人性自由与个体表达本位的“纯文学”话语逐渐丧失了效力，资本和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迫切需要文学研究的转型和批评话语的更新，而这一转折尚未完成。面对技术思维和消费主义的侵袭，我们要重新定义和思考“现实”，从经验和表述层面发挥文学去同质性、反技术逻辑的功能，重建时代的总体性认识。顾广梅的《批评的伦理原点、历史负担与自剖》指出当下批评存在的一些病相，如将作家作品视为验证某种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的材料、将批评成果转化为外在于批评活动的利益、有力量有态度的批评越来越少、批评价值标准的进退失据等。她提倡在批评中尊重与还原作者意图、重视文学批评历史成果，以及确立批评主体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

贺绍俊的《当代文学批评四十年漫谈》从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历程。作者以文学批评现场亲历者的感受和思考认为，思想资源的借鉴、话语系统的革新、良好的批评生态以及文学批评的学理化、多样化对促进文学批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80年代的“美学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对批评家们打破思维定式和寻找理论突破方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而90年代文学批评之所以得到肯定正在于其基本上确立了一个多元对话的批评场域，使文学批评逐步朝着自主自立的方向发展。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我们的文学批评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世界观、历史观去观察和认识问题，但是在具体评论作品的方法和视角上应追求多样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与方法的多样性并不冲突”。

洪治纲在《论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一文中认为，文学批评越来越缺少问题意识，不少批评文章本身观点立场模糊不清，对作家作品及其艺术价值缺乏科学评价和有效阐释。问题意识的建立依赖批评家主体意识的建构，包括对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对生命与人性的敏锐洞察等精神内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谈道，“很多文学批评都缺少必要的整体性观念作为内在的支撑，只是批评家个人才情的自由表达和话语演绎”，而“所谓整体观，就是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由各种构成要素形成的有机整体，从整体与局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探讨并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及其内在的规律”。这种整体观的建立，需要批评家拥有相对宏阔的文化视野，在中外文学的丰富经验之上科学地评析对象。

二是运用新视角，寻找批评的生长点。王兆胜的《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散文批评”》从宏观层面关注作家评论散文的多种形式，探讨和发现其精神结构、文体特点、价值意义和成败得失，补正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学院派“散文评论”。文章采用的是分析“作家批评”的研究视角，对于其他文学批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黄发有的《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史料拓展》关注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如何挖掘史料的问题，对报纸、边缘刊物、图书内部资料、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话题的书信、读者来信、作家日记等史料的搜集和使用展开分析，尤其针对网络时代史料碎片化问题提出了应对之策。此外，肖进、吴俊的《当代文学批评的资源建构与初期实践》，周荣、孟繁华的《“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李丹、吴俊的《文学商品化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代际反应差异——20 世纪90 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现象观察》等文章，将个案研究置于批评史建构维度，对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特点进行细致勾勒。

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如何历史化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推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之二）”一组五篇文章，从方法论意义上探讨在文学研究中引入“社会史视野”的价值意义。这组文章同时也是对该刊2015年第6期发表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四篇笔谈文章的回应和进一步思考。这一组文章提倡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特征，同时也力图突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些观念、方法和结构。如倪伟的《社会史视野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认为文学研究的社会史视野，目的在于捍卫历史事实、破除纯粹审美的文学观、关注文学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连接方式。吴晓东的《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再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文则强调“社会史视野”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文学，它力图从文学作品中重新发现社会总体，“把中国的社会变革、革命历史、政治实践、主体历程、情感结构等论域重新带入文学研究之中，由此建构出‘文学’‘历史’‘社会’三维坐标彼此参证的动态格局”。倪文尖的《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认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复杂关联，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从而以研究的整体性对抗碎片化，等等。

五、挑战与生机：文学场域变化中的理论建构

现实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的文学场域也变得更为复杂。面对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领域出现的新现象，以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论去分析阐释，往往捉襟见肘，显得力不从心。这表明变化了的文学版图给文学批评带来诸多理论挑战，甚至也促使我们对“文学”这一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研究者一方面守正创新，认真反思和清理已有的文学理念、批评观念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大胆进入新的文学丛林，看风景辨方向，在此过程中寻找理论建构的生机和新路。

其一，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研究活跃。这既与其创作现状相呼应，也是自身经典化的需要，显示出对社会主流价值和时代精神的认同。2020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颇受关注，不少报刊推出相关研究文章。如欧阳友权、曾照智的《也谈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以〈网络英雄传Ⅱ：引力场〉为例》一文认为，网络现实题材作品应写出对生活的独到感悟、避免图解观念、注重艺术价值，同时不要陷入观念误区、认识误区和评价误区，对网络文学“现实向”误判。《光明日报》2020年2月5日第16版刊发了黎杨全的《开启新媒介现实主义切近网络文学发展实际》和马季的《关注现实才有说服力——谈工业题材网络小说的价值及其走向》两篇文章，讨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

《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3期推出一组文章探讨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问题。夏烈、段廷军的《网络文学“无边的现实主义”论——场域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20年》，从网络文学场域变化入手，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分为“自发时期”和“自觉时期”，并秉持“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开放性为当下网络文学定位了三种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径。戴清、陈萌的《在媒介转换与文化缝合中叩问现实——近年来现实题材网文的剧集改编研究》探讨了现实题材网文改编过程中的文化调整和话语转换问题，提出力避“悬浮”、模式化等“低审美”现象。周兴杰的《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读者反应——以〈大国重工〉的书友圈交流为例》则从读者交流和反应角度分析了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叙事机制和阅读效果。

其二，科幻写作带来观念冲击。李杨的《〈三体〉与“文学”》认为人们对《三体》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依赖既有的“文学”观念，而这一观念是随历史不断变化的。《三体》对“民族国家”“线性时间”“道德”等的超越，使我们在现有的文学谱系中遭遇批评的困难。作者提出，像《三体》这样的科幻文学作品，应在多媒体的创新发展中找到合适的艺术形式，这既取决于科幻作家的努力，也取决于“文学”的自省与回应。陈楸帆的《“超真实”时代的科幻文学创作》基于对现实变化的思考和表现这一关键问题，提倡一种“科幻现实主义”。在我们的生活已经与科技密不可分的背景下，科幻现实主义深入思考的是科学、科技与人的关系，在拥抱媒介变革的过程中建立新的美学坐标。

此外，关于“非虚构”“数字人文”等的相关讨论逐渐深入。如丁晓原的《论“全媒体”时代的中国报告文学转型》关注“全媒体”时代形成新的非虚构审美文化对报告文学内涵和书写形态的影响。张慧瑜的《非虚构写作与20世纪中国文化经验》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深度报道、特稿写作等非虚构相关文体来观照中国现当代历史，认为非虚构写作是文学创作介入宏大的历史与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一些学者就数字人文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关系，及其现状和问题展开深入对话。

从202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能体味到文字背后的焦虑、峻急、期待、希望等复杂心态，研究者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危机异常敏感，对批评转型和更新的愿望更为迫切。新的文学场域和文学实践对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的不是因循守旧、依靠惯性缓慢行进，而应变革创新、勇于突破，以扎实的批评实践不断增强理论穿透文学现场的力度。正是在此意义上，复杂的文学场域既是批评面临的挑战，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对象、新空间、新契机。我们的批评理论和方法要应时而变、固本开新，在实践中确立主体性、增强理论性，为生动的文学现实提供鲜活有效的阐释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