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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倾向甚至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出现，是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学科领域的重要现象，标志着学科理论体系与学术范式的剧烈转型。其形成过程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密切相关，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兴起与发展密不可分。从学科发展进程来看，当代文学研究走向史料化、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与迫切性，乃是本学科发展的短板与急需。从相关理论建树与实际效果来看，史料的发掘与使用应具有某种边界，应进一步处理好史实与史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史料使用的边界维度等几种关系，正确处理史料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效度与限度。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在逐渐确立的同时也面临着自我规限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当代文学 文学史 史料化 史料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诞生，并不是自足的产物，而是在文学与史学的学科交叉、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化/中国新文学史料化中衍生出来，既与学科发展史有密切关系，也与当代中国的学术环境、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这种发展趋势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学术研究方法的更新、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学术结论的不断改易，也体现为学术项目申报的偏重、学术论文的易于发表等众多侧面。尤其是近年来，该趋势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甚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现象，刊物专栏、学术专著、实践成果、学术会议与论争都大量涌现，在繁荣兴盛的同时也亟需深入的学理辨析与理论深化。

一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史料学是从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考证与学科建设中衍生、独立出来的。这个过程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也是学科内部拓展的必然结果。198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2010年代中后期是这个过程的三个重要节点。经过三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完成了三级跳，基本奠定了学科的初步理论基础、方法基础与实践成果。

1980年代中期，学界对史料学的倡议主要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从史料化向史料学过渡。1985年，马良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文《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该文从蔡元培“史学本是史料学”与周谷城“这话于史学界有益,但不正确”两种观点的辨析说起，强调了重视现代文学史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设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框架，即专题性研究史料、工具性史料、叙事性史料、作品史料、传记性史料、文献史料与考辨性史料，共七个有机部分。①1986年，朱金顺《新文学史料引论》出版，成为了此时期史料发掘工作与史料理论化的总结性成果。以上述两文为核心的讨论大体停留基础理论研讨上，仍然聚焦于“要不要”建立相关学科的层面，虽有所触及但完整的学科体系与理论支撑尚属空白。相关论文稍晚另有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1期）。

2000年代中期，学界的倡议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逐步向建立系统的史料学靠拢。2004年，刘增杰在《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一文中再次提出呼吁，并强调“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或史料学，与传统的文献学是既有承继也有区别的。”②2008年，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门槛不高，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基础还没有建立，这使得它的专业性不明显，这门学科的系统训练，很难在文献方面体现出来”。③该文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存亡的高度去认识史料学的意义，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建立在完整史料基础上的一门专业学科，虽然与通常的历史研究有所区别，但基本方向大体相同，所以史料基础的强弱直接关系学科的存在问题，不可不给予特别注意。”④两文之中，刘文更多从社会时代层面强调史料化、史料学对不甚正常的学风所具有的纠偏作用；谢文则建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体上乏善可陈的前提下，虽有偏激之处却也有建设意义。本时期，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史料挖掘、史料利用、史料重估、史料学建设等方面的讨论明显多了起来。在专门史方面，该时期出现了对海外华文文学史料的集中探讨，以袁勇麟《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管窥》（《世界华文学论坛》2002年1期）、《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回顾与展望》（《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1期）最为典型。同时，由路文彬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1949-2000）》（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3月）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论选集的集中、大量出版。该书编者设定的编选原则为：一是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去考量，注重史料的历史指导与引领作用，注重那些对重要的创作倾向及作家理念起到推动或扭转作用的文献；二是从概括和回顾性的角度选取较好地触及了文学的时代与历史问题的文献，作为世纪末的当代文学史料备忘。“当代文学史料备忘”这种定位表现了编选者的文献定位，至少尚未上升到史料学的高度进行认识。同时，编选者提出的“如果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以有一百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也可以有一百部”的观点也引起了关注。此时期，相关论文还有陆耀东《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与文学史料学问题》（《河北学刊》2006年6期）、白春超《旧资料的发掘与新学术的发动——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述要》（《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6期）、赵普光《论书话的现代文学史料学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3期）、李青果《史料思维与现代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5期）、赵普光《现代文学史料学》（《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期）、刘增杰《文化期刊中的文学世界——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视点解读〈东方杂志〉》（《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1期）等。2012年，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可以视作本阶段的理论总结和关键成果。

201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史料学逐渐成为理论热点，研究成果呈现出井喷之势。在众多研究者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吴秀明，其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系列论文⑤、由此结集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一书以及由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后陆续出版）代表了该领域研究成果的巅峰。除此之外，在当代文学史料化/学领域用力甚多的学者还有洪子诚（《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11期）、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2期）、黄发有（《史料多元化与当代文学研究的相互参证》，《南方文坛》2019年3期）、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4期）、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2期）、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10期）、付祥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的三个“危机”》，《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11期）。与此相关，关于史料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的学术研讨会逐渐多了起来。⑥此外，《学术月刊》2017年10期发表了题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的一组笔谈，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学提出了质疑，共包括四篇论文：周保欣《重建史料与理论研究的新平衡》、赵卫东《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是个伪命题》、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理论思维问题》。编者坦言，这些论文“并无轻视史料的想法，只是对离开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真实和文学研究的思想理论的具体困境、片面强调史料建设、试图通过史料建设毕其功于一役的一种颇有市场的学术观念和学术风气，大胆而敏锐地提出自己纠偏的意见。”但在具体论述中不乏激烈的否定意见，例如赵卫东就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是个伪命题，“这样的‘史料学转向’，不过是在向人们重复宣示一个尽人皆知的学术常识而已，于真正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作者并且对应地提出了“文学批评转向”的概念：“当文学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文献史料研究或基于文献史料的研究的时候，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那么将来又哪来那么多的‘文献史料’可供研究呢？换句话说，我们重视文献史料，却对文献史料最有价值的源头‘文学批评’那么轻视，这难道不应该被改变，不应该来一个‘文学批评转向’吗？”⑦

将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化推向高潮的是《文艺争鸣》2016年8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笔谈”。该栏目一次性刊发论文十九篇⑧，造成了极大的学术声势和影响。尤其是参与讨论的不乏重量级学者，能够从宏观上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进行整体建树。由这些重量级论文支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则成为第一个专门的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从理论探索走向了学科实践，从体系架构走向日常行为，从个别关注走向普遍聚焦。这次集群式、轰炸式的学术声浪使得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深入人心，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反思（如前述《学术月刊》的笔谈，可以视作是对该专栏的直接质疑），但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未形成多大声势。至此，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化/学终于完成了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脱胎独立，也逐渐在伸展自身学术外延、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寻找自身学科定位的方向上越走越扎实。

二

虽则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倾向才逐渐到达史料学阶段，但对中国现当代乃至近代文学的史料发掘与应用从未停止过⑨，陈平原对现代图像史料、钱理群与吴福辉对现代插图与文学广告、金宏宇对新文学版本、黄发有等对新中国文学报刊的研究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当然，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领域中最为突出的是鲁迅文学史料研究，已经取得了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成果与成绩，对鲁迅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范伯群等的通俗文学研究与史料挖掘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学界共识。由此可见，在理论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化/学的强调、推行与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两者来自不同的学术目的、理论思路与发展过程，虽然有可能在今后逐渐融汇成为一体，但至少最近几年对史料所产生的井喷般的理论阐述还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实践成果。因此，史料化对当代文学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两者之间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未来两者融合的路径是怎样的？在目前史料化成为热潮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厘清。

首先，当代文学史料的深入挖掘是亟待面对的历史性课题。虽然这种挖掘一直在进行，但还远远未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与古代文学相比，甚至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的史料更加丰富，甚至可以说浩如烟海，一切与文学相关的书面、影像、网络、口述、传记等材料都可以成为史料。对于当代文学的巨量史料，一方面如何更广泛地将无数史料纳入到文学研究中来是一个迫切任务。现有的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仍然停留在使用最基本史料的阶段，史料意识还普遍匮乏；另一方面，对这些史料的拣选与使用更为薄弱，即使一些以史料见长的当代文学史也仍然存在不少史料错误，这种现象亟待改善。对“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的许多史料进行抢救性挖掘是当下学术研究的重点，这一点应无疑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正是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地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迫切任务是史料的抢救与发掘。在传播形式日益多元化的环境中，史料形态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在史料研究领域，历来有贵远贱近的传统，当代史料往往被视为最没有价值。问题在于，很多史料一旦消失就无法再复原。也就是说，当代史料的保存与甄别，犹如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长跑，第一棒必须由同时代人完成使命。”⑩当代文学研究在理论体系、学术深度、结论效度等方面的欠缺往往与史料使用的不够充分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必然要求也最终必然推动史料研究的发展，两者本是同一过程。另外，受制于有关材料的未解密状态、网络文学史料的新形态，当代文学史料挖掘的难度比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都难一些。正如有学者的概括，其中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在目前档案解密条件不可能有大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要自觉努力使用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文献；二是当代文学史写作，要尽可能把历史遗忘的重要文学活动呈现出来，这才是有学术意义的工作。”⑪这些任务能否达成决定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与深度。

其次，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是丰富学科体系的必然结果。从研究实践中自发的史料意识到理论上对史料（化）的强调再到史料学的建立，是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也会是当代文学研究即将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初步完成了这一过渡，现代文学史料学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自然也就提上议事日程。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所遇到的瓶颈有赖于史料学学科的建立，因而从史料到史料学的跨越是学科发展的决定性过程。⑫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同样的过程也是必然和必须的。⑬当代文学研究学科体系中，文体史、中外对比研究、版本研究、批评史等领域已经有所突破，但史料学的建立仍然还没有成为现实。对当代作家的书信、日记、传记、版本、档案文献的研究正在分头展开，但总体上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还较为欠缺。洪子诚《材料与注释》一书可以视作理论上的奠基者，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与由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可视当代文学作史料学的物质基础。如何建构具有当代特色、与国际学术发展趋势接轨、符合新时代社会特征的当代文学史料学是接下来该领域的核心任务，仅有对史料的热情还不够，更需要理论上的艰辛开拓。一俟这种转折完成，其意义之重大是可以期待的：“这种调整对当代文学学科及其研究来说，不是个别局部和支节的修残补缺，而是带有整体全局性质的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表明当代文学研究在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积蓄后，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有望在整体学术水平和层次上有一个大的提升。” ⑭

再次，当代文学史料的持续开掘与理论建构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形态、新问题。虽然史料使用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前提条件与核心部分。但是当代文学史料出现了网络史料、影像史料等新形态、档案保密限制等新问题、网络文学与科幻文学等新领域，这是以往文学研究中所没有的。“网络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都呈现出速生速灭的趋势，从事网络文学评论和网络文学研究的学人要翻查三五年前的网络数据，往往会无从下手。一方面，网络作者经常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写；另一方面，网站编辑和网友在转载时也会进行改写。”⑮ 文学研究与史料收集必须同步进行，否则就失去了最佳机会，这种情况在传统文学研究中是不存在的，这是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文学研究提出的新课题。同时，在处理史料的技术手段方面，当代文学史料与现代、古代文学史料相比已经不可天远地遥、同日而语。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电子化成为首选，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化有着巨大差异。“电子化史料，是指以数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多方位多媒体信息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通过计算机等设备阅读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的史料， 它是史料现代化的基础。” ⑯通过实现“载体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载体”，当代文学史料学也将快速走向学科手段与观念的现代化。此外，网络形态的史料研究还有利于形成新的“史感”，“网络文化的虚拟色彩有助于融汇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区别，使得史料工作最为重要的‘史料意识’与‘史感磁场’得以在网络世界中还原，可以复苏完整的文化史料所赋予人们的现场感觉。此处所说的‘史感磁场’，也就是在长期的对于一手史料的占用与研究中，尽可能地获得到一种对于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年代或者由于研究目的而产生的历史还原的现实感。”⑰ 这种新的“史感”的获得方式也是传统史料研究所无法触及的。

总体而言，经由史料化走向史料学，这是当代文学研究必然面临的发展阶段，这其实提供了新的领域、问题与难度，也为其实现现代化、走向独具特色的学科结构提供了极佳的历史可能性。在当代史料学真切建立起来之后，当代文学研究或许将拥有新的发展机遇，迎来新的实践形态。

三

尽管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它并不能取代当代文学研究本身，更远远不是文学研究的归宿与终点。那种将史料化与史料学的作用夸大到极致的立场十分可疑，也是对学科发展毫无益处的。当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是使用是丰富提高当代文学研究水平、促使其进入新的学术范式的有效手段，但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内涵、理论架构与未来方向。前者为后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事例佐证与阐释空间，甚至有时候能改变局部的文学史体系，但其存在与发展不是为了推翻后者，这样的企图也是无法完成的。具体而言，在清楚地认识到史料研究必然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倾向需要在以下学术维度认真面对自身，更加清晰地确立自身的内涵与外延、性质与功能、可能性与局限性、能动性与破坏性。

其一，史实与史识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其实是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将史料化推向史料崇拜的冲动所包含的预设前提之一就是后者产生于前者，后者是主观的而前者是客观的。从所谓的客观史料引申出看似客观的历史知识，然后进一步产生历史事实，这是以往文学（史）研究的惯常思路，即使“重写文学史”思潮也未能将其置于需要反思的地位。但是，在如今史料化空前加强的背景下，史实与史识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到了需要警惕和清理的时刻。尤其是在后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中，文学研究与历史编纂共同成为一种话语的自我建构行为，作为史料化过程起点的史实（包括各种文献）是否就是客观存在的，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悬置起来。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之间的主从关系也需要重新界定。所有这些问题的焦点在于文学研究、文学史的终极目的是否就是用史料对某种史观进行确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将文学研究史料化推向极端的倾向必然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今天我们不再把文学史写作仅仅当作一种实证学术工作，更愿意把文学史写作看作某种文学观的建构，或者是某种文学观的调整或解构，在今天的文学史框架下，人们不会把文学史料想象成孤零零的文学事实，而是在具体的文学史中有其确定位置和价值的文学史实。那么，孤立地批评某部文学史著作中文学史料的正误、多寡、偏全就未必有效。文学史料的局部正误可以辨析，诸如版本的使用、作家笔名的考证等，但这些不会影响整体文学史观。而文学史料的多寡、偏全是文学史著作内部的问题，没有恒定的外部标准，而且以文学史料的‘多’和‘全’构成的文学史未必是一部好的文学史，也许仅仅是资料汇编而已，况且‘全’和‘多’是没有尽头的，更全更多永远在前面等着我们。” ⑱如果我们确认文学史料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达成某种更新、更深、更确切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文本，那么，文学史料就不能成为文学史的同位甚至上位概念，当代文学史料学也只能服务于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和演进，而不能独立于这个方向之外。

其二，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当代文学最为人指摘的地方之一就是不够学术化，学科门槛太低，甚至当代文学研究是否足以成为一门学科都会被极端者质疑。文学研究史料化的动力和成就感主要来自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化，提升其学术含量与门槛。这种学术诉求有其合理之处，但其局限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导致对文学批评的进一步矮化。虽然当代文学批评存在泛滥、失效、不及物等明显不足，但仍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补足史料研究所缺乏的审美体验与价值判定方面，文学批评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代文学研究也仍将继续证明。当代文学批评虽然学理化程度不高，但那正是需要加强的地方，并不构成以史料化取而代之的理由。所以，正确认识史料的利用价值与学术边界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目前对史料的重视，并不是从史料与学术研究本体关系思考出发做出的自然选择，而只是把史料当作逃避理论匮乏的避难所，当作思想、理论枯竭后的临时学术续命之策。正如此，学术界的大多数人，事实上对史料问题并未形成富有学理的认知，加之当代文学的史料学积累本就薄弱，所以，对学术研究中史料的作用便缺乏准确的把握，要么无限放大、要么刻意缩小史料在学术活动中的固有价值。” ⑲在正视这些问题、清理这些不合理倾向的同时，应该对文学理论、文学史料与文学批评三者在文学史框架下的互动机制进行更新、更深的思考与定位，尤其要重视文学史料的使用边界问题。“史料建设与史学化研究方法无法抵达文学研究核心，最终还是因为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审美想象而不是史性的事实描述。”⑳ 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自然史料研究甚至史料学，所起到的作用就有先天的不同。“清醒的史料研究者都知道，作为客体的历史事实，其实早已被时间淹没，史料研究孜孜以求的，只是在观念层面上重组的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仅靠史料本身无法建构，它必须有研究者理论思维的参与，这样史料之间才能建立起关系，才能呈现为某种历史事实。” ㉑文学批评所产生的现场感是日后成为文学史料的关键因素，而日后的研究者能够找到某种曾经作为文学批评的史料也是因为某种“史感”的存在，两者应该是有机统一的。

其三，史料使用的主体、客体、行为等边界维度。几乎所有强调史料化与史料学如何重要的论者都会提及极端史料化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些可能产生的弊端此处毋庸重复。从学术姿态角度，有学者提出了史料研究的“四义”，“即一为求真，二为求解，三为求义，四为求价值实现之度。” ㉒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有学者将过分强调史料的危机概括三种，即“认为越古、越专、越细的文学史料越有价值；偏执于史料或理论；迷信研究方法。” ㉓对任何学科的发展而言，新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学术阶段的跃升，必然意味着在对学科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不断探索的同时注重对学科边界的寻找与设置。边界意识的建立与否，也是衡量当代文学史料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属于社会生活范畴的史料的适用是有限度的，它只是可以帮你弄清作家创作背景及作品生成过程的一些基本事实，扫清一些外部障碍，以便能更行之有效地探寻作家作品的内在精神世界，但并不是对作家作品精神世界自身结构特征的直接赋值。要想真正地进入作家作品的精神世界，还只能是一种思想的抽象进入。这种思想的抽象进入不仅仅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对话，更重要是建立在文本结构形态上的敞开了的、调动研究者所有艺术感知能力以及文学史经验的对话。”㉔在充分意识到史料使用过程中各个维度上的边界之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边界才能充分建立，才能真正有效推动当代文学研究走进新的阶段、新的时代。

结语

“文学史料的发掘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史料的发掘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完善；史料的发掘是对过去文学研究错误观点的纠正；史料的发掘可以为现当代文学目前研究的乏力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史料的发掘可以完善研究主体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人格。”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次经历了史料意识、史料化和史料学三个阶段，总体上，其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和亟需建立的边界意识都已经得到了充分彰显。当代文学史料学在呼之欲出的同时也面临着自我限定的艰巨任务。正面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在研究对象方面，当代文学现场史料与周边史料的挖掘成为热点；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史料代替西方理论方法、代替文本解读、代替文化研究等成为重要方法；在研究结论方面，当代文学研究日益呈现出局部化、翻案化的特征。这些变化带来的学术后果包括了正向和反向两个层面。当前的学术研究既需要继续大力发扬史料化研究的长处与效果，也需要尽力避免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以及过分走向考据而忽视义理的倾向。

史料作为研究视野进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中，发展到近几年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大量产出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这种分裂状态有两个层面的集中表现。其一是史料研究的学术实践者与理论提倡者的隔膜，双方各自为战，鲜有交集。有些对史料研究提倡最为大力者恰恰并不付诸实践，而部分重要的实践者并未进行理论阐释与经验总结。其二是对当代文学研究现状中的史料倾向的判断出现极大分歧。积极倡导者认为，现有当代文学研究在史料方面的有意无意忽视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公开反对者则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业已存在过分史料化的倾向与现象，它们对当代文学研究已经产生了极大危害。两个层面上的极大分裂意味着真正的史料研究并未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门径，关于史料研究的许多理论问题仍需深入的理性探讨。作为这种分裂状态的集中表现，《文艺争鸣》2016年8期集中刊发的专栏与《学术月刊》2017年10期组织的笔谈所形成的对立立场，鲜明呈现了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视角差异与结论分歧。作为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现象，史料化问题既隐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表达着深广的学术沟壑。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史料研究问题所具有的范围与难度有着显著的增强与变异，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迫切命题。在文学创作极度活跃、文学研究相对边缘、文学环境空前市场化、文学的国际交流日益全球化、文学消费手段日益网络化的时代，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与史料学绝不是仅仅靠简单的理论提倡就能顺利发展的，其理论边界与实践边界也需要在不断增多的学术实践中得到总结，才能逐渐显现出来。纯粹理论上的简单推演应在得到降温，而深入、有效、扎实的史料研究实践应该逐渐升温，最终带动当代文学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本文刊于《百家评论》2021年1期）

注释：

①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1期。

②刘增杰：《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3期。

③④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7期。

⑤该系列论文主要包括《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 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5期）、《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基于现有成果的一种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6期）、《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3期）、《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时空拓展及其档案制度障碍》（《文艺研究》2014年3期）、《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4期）、《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需要正视的三个问题——基于编写实践的一种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7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4期）、《当代文学史料与读者的深度阅读》（《创作与评论》2015年2期）、《“文化中国”视域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史料》（《文艺研究》2015年7期）、《论当代文学的公共性文献史料》（《文艺争鸣》2015年10期）、《电子化文学史料的内在形态与知识谱系》（《福建论坛》2016年1期）、《当代书话与当代文学史料》（《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1期）、《现代文学馆中的当代文学史料》（《中文学术前沿》2016年1期）、《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4期）、《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9期）、《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基于“文献”与“文本”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2016年6期）、《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的编纂理念与学术追求》（《南方文坛》2017年3期）、《论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基于文学史料的一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6期）、《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6期）、《“一体化”视域下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南方文坛》2017年6期）、《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文艺研究》2017年12期）、《整体性视域下的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兼谈“年代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的意义》（《文艺争鸣》2018年6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6期）、《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基于数据的类型分析》（《文艺争鸣》2019年1期）、《当代文学史如何面对史料》（《当代文坛》2019年2期）。

⑥主要包括：2006年9月24日至27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2009年5月23日至25日，在重庆召开的“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1日至3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与阐释”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2016年6月6日，由吉林省文艺理论研究室、《文艺争鸣》杂志社、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2016年8月17—18日，由东北师大大学文学院联合《新文学史料》《现代中文学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东北师大学报》举办的“年谱与新文学研究经典化”专题论坛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2017年6月2-4日，由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和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与史料整理学术研讨会暨‘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山东大学召开；2017年10月21、22日，“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学术研讨会·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17年会”在扬州大学召开；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浙江大学出版社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13日至15日在浙江杭州召开；2019年3月31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陈子善教授荣休仪式暨“以史料为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2019年4月27日，“欧美华文社团、期刊网络史料整理与华文文学史书写”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

⑦赵卫东：《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是个伪命题》，《学术月刊》2017年10期。

⑧这19篇论文依次为：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丁帆《亟待抢救的共和国文学史料》、程光炜《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张福贵《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王尧《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谢泳《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几个方向》、黄发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老问题与新情况》、王侃《文学史料：记忆之上、历时性、共时性及其他》、张均《当代文学史料利用中的问题意识》、钱文亮《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年代”的“重返”》、钱振文《当代文学史料应用的现状和方法》、易彬《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路径与问题》、申霞艳《口述史：抵抗平庸之恶》、杨辉《从“史料” 到“文献”——以贾平凹〈文论集〉〈书画论集〉的编选为例》、王秀涛《地方性史料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李建立《资料整理中的语境意识》、袁洪权《作为当代文学史料的作家日记与书信》、魏华莹《关于当代文学史料的想法——以〈废都〉研究为例》、吴景明《强化史料意识，助推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⑨具体情况可参见刘勇：《从史料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5期。

⑩⑮黄发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老问题与新情况》，《文艺争鸣》2016年8期。

⑪谢泳：《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几个方向》，《文艺争鸣》2016年8期。

⑫刘勇：《从史料到史料学——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瓶颈与突破》，《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5期。

⑬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意识及其发展阶段，可参考吴秀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史料意识的自觉》，《福建论坛》2011年8期。

⑭吴秀明：《史料学：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2期。

⑯吴秀明、李一帅：《电子化文学史料的内在形态与知识谱系》，《福建论坛》2016年1期。

⑰张立彬、陈镭：《网络文化的史料价值与利用策略》，《图书与情报》2007年6期。

⑱刘晓丽：《何来文学史料——兼论对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1期。

⑲周保欣：《重建史料与理论研究的平衡》，《学术月刊》2017年10期。

⑳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学术月刊》2017年10期。

㉑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理论思维问题》，《学术月刊》2017年10月。

㉒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4期。

㉓付祥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主体的三个“危机”》，《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11期。

㉔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学术月刊》2017年10期。

㉕袁洪权：《文学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