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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年4月5日，在苏州举办的《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新书发布会上，钱穆先生子女钱行、钱辉、钱婉约，苏州市档案馆副馆长沈慧瑛，《李黎明》责编李黎明，文汇出版社长三角机构总编辑陈雪春等嘉宾一道共话钱穆家书中的温暖、纠结、希望与世道人心。中国青年报5月10日刊发当时活动纪要。

非常有史料价值

能够反映抗战期间民众的生活状况

陈雪春：《钱穆家庭档案》一共收有96封家书，都来自战争年月。它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温暖、温情、纠结、彷徨，但充满着希望。正如钱穆先生的一位读者和传记作者所言——无论世道人心如何，都不会失去信心。

李黎明：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批书信的发现，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件事。钱穆先生是1990年走的，家人在他走后编辑《钱宾四先生全集》时，偶然发现他的一些遗稿背面还有文字，都是书信。于是把这部分挑出来整理，发现都是1940年到1945年抗战期间，家人写给他的书信。

为什么这些书信能够保留下来？抗战期间钱穆先生先是在西南联大、后来在齐鲁大学任教，他收到家人写给他的信之后，就用信的空白背面来写他的书稿。因为战时大后方物资非常紧张，印报纸和出书用的都是土纸，很差、很粗糙、发黄。教授们要写讲义、写书稿，也只有用这种很差的纸。相形之下，家人写给钱穆先生的信，用的纸张都比较好，所以，他就利用这些信的背面写作书稿。

这些书稿一直跟着他，后来辗转到了台湾。家人在整理遗稿时发现这些书信，经过整理、录入、编辑，就成了这本《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主要是钱穆先生子女们的回忆文章，有非常多的细节，非常感人。当时钱穆先生的夫人带着几个子女在苏州生活，把他们抚养成人，每天操持柴米油盐，还要做自己的教师工作，真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位女性。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史料价值，能够反映抗战期间民众的生活状况。

陈雪春：前几年我曾经购得一套《钱穆先生全集》，一共74册，就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很了不起。读着读着就感觉钱穆先生的字里行间有一种油油的东西在滋滋地冒出来，滋润着你、养育着你。其实他洋洋几千万言就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他主要讲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历史精神、学术精神、教育精神，最后归结到中国人的精神。

钱穆先生做学问就是踏踏实实，也不唱高调，但他确实每一句话都直指人心，也掷地有声。所以对于钱穆先生，我们一直像仰望星空一样在仰望他，读他书的时候感觉他是那么伟大、那么遥远。但是当我读到这本《钱穆家庭档案》的时候，突然又感觉他就像邻家的一个当家人，“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他都要管，他有五个孩子要养，他还有赊的账要还。他的妻子在信中跟他讲青菜涨价了，面粉涨价了，山芋又涨价了。这种一地鸡毛的生活现实当前，一下子又感觉钱穆先生跟我们那么亲、那么近。

在此要感谢钱行先生——钱爸爸，钱辉女士——辉姑姑，两位老人家接近90岁的高龄，依然笔耕不辍，想方设法，精心搜集、整理、编辑出来这些书信。

1938年张一贯与孩子们在北平东安市场照相馆。前排孩子右起依次为钱拙、钱易、钱行、钱逊。

这本书出了，我们一家就团聚了，永远地在一起了

钱辉：其实想说的话都是感谢，不为了表达感谢今天我也就不会来了。

首先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最优秀的教师，我们这几个孩子多数也都是在做教师工作。他们做了我们的榜样，他们的为人、教育方法、思想，值得我们终身来学习。

我是1940年出生的，1948—1949年我九岁的样子，父亲就离开了苏州。从小没太多机会跟父亲在一起，等我40岁有机会去香港，心里想“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父亲和继母在火车站接我们，然后一起在路边等计程车，忽然跑过来两个女孩子——中学生，就问我爸爸一个问题：“您就是钱先生吧？”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双双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很满足地走了。那是1980年，父亲离开香港已经14年（他是在“文革”的时候离开香港的）。既不是他当年的学生，隔得那么远，年龄又差那么多，为什么两个学生在人海当中看见他就来深深鞠一躬，叫一声“老师好”就走了，还很满足？这是我对我父亲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个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后来看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等书以后，才知道我做小学教师遇到的问题可以跟父亲讨论，我做中学教师想到的问题也可以跟他讨论，语文该怎么教也可以跟他探讨，我该怎么做班主任的工作、做孩子的工作，也可以在他身上得到启发，所以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父亲。

我母亲1951年1月就生病离开了教育岗位。她病了以后右半身不遂，只是左手左脚能活动，能应付自己的生活。到她78岁去世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几年不在学校了，可左邻右舍认识她的人，除了苏州人惯叫的“妈妈”、“好婆”，称呼她最多的还是“张老师”、“张先生”。她的社会形象还是一个好老师，即使她不在学校了。至于她有些什么具体的故事，书里边我也写到一些。有这样的父母，我们一辈子学习不完。

第二个要感谢出版社。我手上有本集子，是20年前我们兄妹为母亲做的纪念集，里面一是书信，二是我们的纪念文章，三是老照片。那时候我妈妈100岁冥诞，我刚从单位退休，我们兄妹合力做了这么一本“书”。当时完全是家庭内部的需要，连我的堂兄伟长哥哥、我的两个表妹也没看到过。现在时间又过去了20年，出版社的编辑想出一个好主意，把纪念父亲的内容增加进去，把最初这个集子编成现在这本书，实现了我们20年的愿望。

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父亲离开苏州后，接着哥哥姐姐读大学出去，我们就再也没有团聚过。直到母亲去世，我们五个兄妹才首次在一起。什么算我们一家人团聚呢？这本书出了就团聚了，都在一起了，而且是永远地在一起。

第三我要感谢大家。父亲安葬到西山30年来，好多不认识的朋友，他们自己到西山去扫墓，田野里采的野花送两枝，墓地上的青草拔掉几棵，然后点一支香，放一个橘子，放一个苹果，都是不经意间表现对父亲的尊敬和情义。还有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的校长去扫墓，看见山上的树被台风吹坏了，一声不响就请人重新补种了墓地上的树，像这样的事情很多。这个清明刚刚过去，昨天又有九州读书会的朋友去了山上扫墓。

《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

信纸背面做了《读史札记》草稿

才留下这份残缺的“档案”资料

钱行：《钱穆家庭档案》即将出版时，我在一个公号上曾经写文预告。有一个朋友就提出，只有去信没有来信；只有子女的纪念文字，没有一个张一贯（编者注：钱穆妻子）的小传，可惜了。

父亲的来信为什么没有了？当年我和大哥、三弟等都曾留意保存父亲的来信。查本书中1943年8月9日第七十四信，母亲信中记：“诸儿见父亲信，都细细地读，将信都各自藏诸书桌抽屉，明日将有回信寄出。”1943年暑假以后，我们三个正好是初一、初二、初三，都是中学生了，那时就知道把父亲的来信藏在书桌抽屉里。以后上高中，应该更懂事，更会继续收藏的。至少到1949年都会有收藏的吧。那以后，父亲被列入另册，我们兄弟都离家走上工作、学习单位。后来，又有横扫全国的“破四旧”，这些珍藏档案就不存了。而母亲给父亲的信，全赖父亲当年在信纸背面做了《读史札记》的草稿，才终于留下这份残缺的“档案”资料。

关于我们一家在耦园的生活，很多都记在书里了，通过母亲的信，还有钱辉和我的回忆文章。现在我再补充说一件在耦园养鸡的往事，算是对书的补充。

1949年春天，父亲离开苏州，向南到广州，又到香港去了。时局变化很快，就在这年5月，大哥和我两个都离开学校，到无锡、太仓去参加工作了。再过几个月，暑假里边，三弟考取清华大学也离开耦园。又过不久，小妹也投笔从艺，不读女子师范，去参加市委文工团工作，不住耦园的家了。原来父母和五个大中小学生的七口之家，一下子，在耦园只剩下母亲和六妹两个人。妈妈是小学校长，六妹在另外的小学上学，都早出晚归。耦园还租着十来间房，只住两个人，大约一两年时间。

或是流年不利，不久，大哥、妈妈和我，一个个相继成了在家休养的病人。先是在无锡工作的大哥，肺病吐血，回苏州在家休养。接着是1951年初，母亲忽然中风，那时幸有养病在家的大哥，及时延医，得以转危为安，可是留下后遗症，右侧肢体半身不遂（以后经锻炼康复，可以持杖行走，用左手代右手写字、吃饭等），就不能在外工作，只能在家休养并需人照顾帮助了。也是这年春天，原在太仓农村工作的我，想起回家准备准备暑假去考大学。可是一回苏州参加体检，就被告知有肺病，不可以报考，还得就医治疗。这样一家四个人，除了小学生一个，就三个病人，在家休养被治疗，而且都不是小毛小病。妈妈是服中药，练习手足功能的恢复和提高。我们兄弟用西药雷米封之类，还有气胸气腹之类的手术疗法（定期向胸腔腹腔注入大量空气，增加压力，抑制病灶），那时还都是自费医疗，所谓的吃老本，并无工资收入。

好在时间不长，三个病人都日渐好转，心情也都不错，日子过得还是很愉快的。夏日傍晚，一家人还有邻人在补读旧书楼前，拿几个凳子椅子，坐那儿聊天乘凉。大哥他忽发奇想，说我们这里空地多多，不如买几只鸡养养，好玩，还可以收鸡蛋，补充营养。引起了众人兴趣，说几只不够，可以多养一些，有蛋大家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七言八语，竟形成了计划，一步一步真的在耦园养起了一群鸡，而且养了好几年。

今天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耦园

还曾在花园里、假山边办过养鸡场

钱行：养几只鸡，起初想简单，后来想，事很多：白天放哪里，晚间关哪里，给他们吃什么……一一讨论商定，就在楼前空地，晚上闲谈的地方西边，用竹子建一围栏，大约一间房的面积，让鸡白天在里面；夜晚关到房子里，就用花园小假山北的一间。

养鸡选的是莱克航鸡、洛岛红（肉蛋兼用），饲料到娄门买，是米糠还是麦麸记不得了，却记得这件事上过《苏州报》——那次采购我没有去，听他们几个去了的说，粮行工作人员是少收了钱还是多开了票，不记得了，幸得我们发现而纠正。我把这事写下来，作为一件读者投书寄给《苏州报》，也就登出来了（1951年吧）。另外还有一种饲料是虾壳，饭馆酒楼里出虾仁煮清汤后产生的厨余垃圾。大哥想办法去要来，给母鸡加餐增营养，那些虾壳，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虾肉，印象中红红的大大的，用旧报纸包回来。

养鸡事业开头顺利，人多力量大，鸡也帮忙，不生病，不死，不久也陆续生蛋了。一种白壳、一种红壳，还有一些土鸡蛋，蛋壳有些黄。三个病人，也都争气，病在退，人气在涨。妈妈虽然右手右足不灵活，但用左手，现在也会写字记账，用左脚还有拐杖也可以走路，可以到鸡场里看看弄弄。大哥管养鸡，还管帮妹妹和她的几个同学课外学习，读书写作投稿等。

暑假开学，小朋友都开学到校。这个合作养鸡，就改成家庭养鸡，把邻居小朋友的投资都退了（大概也分了一些鸡蛋吧）。1951—1952年，大哥和我先后病愈，到学校去教书、做教师，我也不住家里，住学校了。妈妈她在家，本来有一位家务助理帮忙料理生活的，现在，养鸡也一起主要由她们两个人料理了。有时回家，我会带一些鸡蛋到学校，有老师愿意买了尝新的。那时候，小菜场买鸡蛋，多是土鸡蛋，人们倒喜欢要洋鸡蛋，新玩意。

耦园里的养鸡场，存在好几年。直到1956年整个耦园改由工厂使用，住户全部迁出，鸡也迁出。但是新居没有花园，空地小，只能少养一些，而鸡场仍在。而且有养鸡朋友相助，少养了鸡，又养了一种小动物白老鼠，是医用的动物，有专门收购销路的。多年以后，已是21世纪，那次为寻找母亲青年时代担任小学教师的经历和更早时间（学生时代）在刊物上发表诗文的材料，外甥女到苏州档案馆去查材料。用外祖母姓名查，竟查到一个曙光养鸡场。原来那时候养的那几十只鸡，也曾在政府登记在案，到现在还能查到。想来就是1956-1957年社会主义高潮时登记注册的吧。

今天到耦园游览休憩的人，不会想到这个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还曾在花园里、假山边办过养鸡场，一群母鸡，就在这里休养生息、长肉生蛋吧。

战争让亲人分离

生活再也回不到原点

沈慧瑛：大家都知道钱穆是无锡人，但他跟我们苏州非常有渊源。大概是1927年他到苏州中学做老师，然后由苏州人顾颉刚介绍到燕京大学做老师，他也是在苏州的时候收获了他的爱情，认识了今天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张一贯女士。这段婚姻，生育了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抗战后他们居住在耦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苏州有很多园林，都是很美的，耦园是沈秉成与严永华这对才子才女构筑的园林。张一贯女士，就是在这个耦园里给远在西南的先生钱穆写了很多信，信当中也有他的孩子钱拙、钱行、钱逊、钱易写的。

这本书看得我流泪。第一个打动我的是孝道。张一贯对婆婆很孝顺，称她为母亲。她叫孩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候祖母。她有封信说，祖母生病了，我们这几天都是以祖母为中心，烧肉给“母亲”吃，为“母亲”开小灶。

第二个打动我的是责任。分隔两地，书信当中呈现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生活，米涨价了，面粉涨价了，蔬菜涨价了……包括老虎灶灌的水涨价了。生活是很艰辛的，一个女性要带着五个孩子，还要伺候她的婆母。张一贯生辉姑姑的时候四十岁，她的身体不是很好，出院的时候唇白腿软。我觉得生活的担子对她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但责任心使然，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第三打动我的是养育。养育孩子，也是花了她很多的心血。特别是最后一个孩子，钱穆先生离开苏州不久才生下的辉姑姑，早产一个月，身体不是太好。每天早上买了菜就到学校去，履行她教师的责任。4点多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吃完饭，还要辅导他们功课。等到自己上床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晚了。

第四个给我感动的是书信中对丈夫的思念。我感觉她很崇拜钱穆，在第二封信里有这么一句话，她说“我只把你的心做主宰，你的话做依归”。 钱先生是1940年9月份离开苏州的，整整四年的分离，很渴望彼此的书信。后来她有一封信说，这样吧，我们不要这样等，我们就约定，不管是否收到对方的信，我们每周给对方写一通信。她说“我看不到你的信就很头痛”。我记得有一通信还在讲：“你每天吃包花生米，吃两个橘子，吃完自己身体要保重。”她的信很多讲的是生活，讲到孩子们，表达个人情感的地方很少，但是能感觉到她对丈夫强烈的思念。

第五个感受是天真。其中我记得是钱拙写给父亲的信，讲到小妹钱易病了，念叨“爹爹欢喜我，横抱三年，竖抱三年，抱到六岁才不抱”。有封信是张一贯写给钱穆先生，讲到孩子们都在读书写字，“辉儿不会写字，在边上画画，她说我在给爸爸写信，我要爸爸回来”。还讲到辉儿有一次看见人家都有爸爸，问她的母亲“我也要爸爸”。我看到这句话，忍不住掉泪了。因为是战争，让亲人分离，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再也回不到原点。

耦园是钱穆曾经生活和写作的地方

在城曲草堂他写成了《史记地名考》

钱婉约：我从读大学起就离开苏州，后来一直在外地工作，苏州成了我回归的地方。当你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挨着碰着的，都是名人故居或者一个很悠久的历史遗迹。每每这时，我就想，苏州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苏州人去爱它，珍惜它，去传承它的美好传统。今天，我们为了苏州的两位老前辈——我的祖父和我的祖母，在这里开这本书的首发会，也可以说，就是具有这样的意义。

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曾经在昆明郊区一个叫宜良的地方居住。当时那个地方偏僻而荒寂，他看中它的安静，就在宜良一个叫岩泉寺的地方住下，写成了《国史大纲》，成为一代史学名著。在好多年前，宜良就在岩泉寺边立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钱穆先生著书处”，以志纪念。应该是2017年还是2018年，宜良县着力要修建一个钱穆著书纪念馆。我就帮他们审定文字、提供资料，甚至参与一些设计思路的讨论。这个纪念馆第二年就建成开放了，说来参观的当地民众和外地游客很多。

我们苏州有很多文化资源。耦园是祖父曾经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在耦园“城曲草堂”的补读旧书楼，他写成了《史记地名考》。我的祖母和父辈们在这里住的时间更长，前后有十七八年。我们苏州，是不是也可以挖掘一下地方的文化资源？哪怕在“城曲草堂”门口，做一个说明的看板。其实这也是一种乡贤文化的弘扬、传承和教育。

祖母小学读的是私立明德女校，在太仓。谁创立的呢？吴健雄的父亲吴仲裔。祖母与吴健雄是明德和女二师的双料同学。明德读三年，高小毕业。以后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又读了五六年，这是苏州最早的官立女子学堂。

这些经历，其实我们查档案都查不出来，是怎么知道的呢？前两年，为了编这个书，我跟顾梅分工合作，她到苏州档案馆去查档案，结果查到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比如刚才我父亲说到的曙光养鸡场。我在图书馆数据库找民国的老杂志，竟然找到好几篇我祖母学生时代的文章和诗。有一篇文章，在祖母的名字下注明是明德高小一年级学生，时间是1920年，就是五四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那篇文章叫《说女子求学之要》。祖母年轻时读书、做老师，结婚后独立操持家庭，几乎是独立拉扯、养育了5个孩子，后来中风身残，还以一个人民教师的形象发挥余热，服务社会。她的女子自强自立的理念，在19岁时就有了，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样的家庭往事和文章，加深了我们对前辈的了解。

（雨驿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