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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十七年”主流文学作品受当时批评界推崇的同时，也被批评界指出了多种类型的“瑕疵”。从当时批评家对它们的厘定方式来看，这些“瑕疵”关联着作家对作品审美性要素和思想性要素的融合问题。作家在融合两类要素的过程中，呈现出趣味与思想、细节与倾向的构成不够均衡，形象与理念、情感与理性的相融不够协调等特征，这些特征所滋生的种种“瑕疵”，被当时批评家依据主流标准所捕捉。而定位“瑕疵”及其引起的争议，则反映了当时主流批评理论的复杂性。

关键词

“十七年” 文学批评 主流作品 瑕疵 争议

在具有文学一体化特征的“十七年”时期，主流文学创作必然具有更多的共同性，这首先由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要求，使得文学创作具有一般的政治思想属性；同时，“艺术性第二”作为政治性的辅助要素，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必然具有相应的艺术优势和特长，否则，若失去了艺术性内涵，这些作品便会堕入公式化的说教之中，也就很难跻身主流了。因此，政治性和艺术性，是“十七年”主流作品所同时具备的两个重要特征。

考察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界对主流作品的批评，可以发现，这些作品被推崇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从思想内容来看，作品能够体现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思想性，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弘扬、正面人物的塑造，因而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从艺术角度来看，作品必有过硬的艺术技巧，是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的产物……这些特点，皆是特定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对文学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这些符合创作规范的主流作品，虽然深受当时批评界的推崇，但在当时很多批评家看来，也并非没有瑕疵和局限。因而，考察当时批评界对主流作品“瑕疵”的批评、认定甚至争议，可以从中看到“十七年”主流文学批评的运行机理、边界和内在复杂性。

审美性要素的过度追求所造成的“瑕疵”

“十七年”主流文学作品中，除了必备的思想性以外，审美性同样是不可缺席的要素。因此，深入生活，积累生活体验，摄取中国古典美学、民间传统艺术等创作资源，锤炼自己的艺术技巧，是作家需要进行的艺术修为。同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文学作品，审美性要素的“过度”追求，容易造成作品的比例失衡，进而对作品的整体思想倾向产生一定影响。通过考察当时批评家对此类“瑕疵”的认定方式，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故事情节等娱乐化要素对思想性的遮蔽。关注文学作品的娱乐化要素，创造令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是当时很多作家致力的目标。例如，赵树理的小说，便很善于利用民间艺术资源，为小说增进娱乐化要素；再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作品，都擅长对跌宕起伏、惊险传奇的故事情节的安排，等等。应该说，这些娱乐性要素的融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因此使广大读者在娱乐化的阅读中受到了作品主题思想的教育。而这些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的融入，也是作家以此吸引读者，进而实现政治教育意义的必要方式。

故事情节可以吸引读者，但这同时会造成另一个问题：故事多了，人物便只能跟着故事走，由此，性格刻画便不能成为主导，故事情节也不再是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而成了人物发展“依赖”的线索。这样一来，能够凝聚新思想和时代特质的新人物的形象特征便会被故事所遮蔽。

这样的例子并非少数。批评家吕哲在评论《铁道游击队》时，便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作者刘知侠非常注重情节的安排，却把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思想斗争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因而，小说在处理人物性格的发展时，便出现了简单化的倾向：读者看到了游击队经历的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却感不到战斗与战斗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感不到游击队有血有肉的发展”1，人物思想的发展变化——旧思想如何克服，新思想如何发展，也缺乏说服力。对此，吕哲认为，作者“之所以要表现某一种思想及其变化，似乎并不是依照人物的需要和为了深刻地反映现实的有机的需要，而仅仅只是为了说明某一问题，也就是说，作者较少把人物思想、性格的各个方面与变化，贯穿在每个章节的每个行动中来加以表现。这样，人物就不能不给人不自然的感觉”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批评家的眼中，作者颠倒了叙述故事情节和展现人物（性格思想）的关系，让人物迁就情节的发展，因而，情节也就遮蔽了人物思想。这样，作品就反映不出性格的差异和丰富性来。其结果是，人物性格被简化，正面人物仿佛只是被贴上正义的标签，反面人物也被漫画化。而正面人物身上所凝聚的思想精神也随着人物形象的简单化而被压缩，作品思想性因而不能充分体现。

同样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这两部小说，在当时的很多批评家看来，也存在故事性强而人物思想弱的特点。例如，批评家侯金镜便认为小说《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类似，“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但是“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3。而这一特点，也使得人物性格思想的展现并不总是能和曲折的情节融合在一起，作者“不善于从多方面、丰富地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事和人物有时候脱了节”4。侯金镜看到，小说的长处是“自然而不生拗地安排了故事情节，在人物和故事胶合得很紧的时候，作者就能使人物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牢牢吸引住读者”5。但在侯金镜看来，这种让人物活起来的情节并不多，并且，某些纤细的爱情情节、庸俗的取乐情节、匪徒们恐怖的杀人情节等，也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由此可见，仅以吸引人的情节作为主导，也使得情节超越了思想。这一点，冯牧在批评雪克的《战斗的青春》之中也有所涉及。他认为雪克在写作小说时也存在一些单纯追求惊险情节的瑕疵，这是“丝毫无助于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的发展的”6。冯牧在这篇批评文章之中总结了情节和主题思想之间的具体关系：“一切故事情节的安排都是为了展示人物的精神面貌，为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为了体现出整个作品的鲜明的主题思想而服务的。”7应该说，冯牧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主流批评界对此类创作现象的基本态度。

对于此类主流作品来说，作家经营故事情节的初衷是寓教于乐，故事情节的曲折，可能是作品最吸引读者的环节。但在批评家看来，人物精神所凝聚的时代思想风貌，应为小说描写的关键，而故事情节应辅助于展现人物的精神，辅助于性格和思想的呈现。而此类小说的故事情节安排却成为作家经营的重点。这样一来，情节的波荡起伏吸引了读者，而性格思想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就变小了。娱乐化因素遮蔽了主题思想的呈现力度，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性，这不能不说是此类主流作品结构自身的一个矛盾。

第二，美的趣味的过度追求对时代气息的遮蔽。

对时代精神的描写，是“十七年”主流作品致力的重要目标。在当时的批评家和作家看来，写重大题材，反映生活中主要矛盾、反映阶级斗争形势，是概括时代深度和广度的重要途径。因而，光芒万丈的斗争气息，波澜壮阔的英雄性格，是描画时代本质特征的关键词。同时，由于每一位作家的创作个性各不相同，对重大题材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描写的方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对时代思想的呈现，需要使其融合于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美之中，才是有血有肉的创作方式。应该说，那些备受推崇的主流作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一个作家的创作特长、个性和风格，不是偶然的事情，也并不是刻意追求而能得到的。它与作家的经历、体验、知识储备、世界观等种种因素息息相关。所以，一个作家对艺术美的追求，也并非总能适度辅助于时代思想的呈现。很多时候，作家要么因艺术经验的缺乏而无力支撑特定的主题，要么过度追求于自己所积累、所体验到的美的趣味，从而影响了宏大思想的阐发。一般来说，这样的弱点在主流作品中虽不突出，但也并非没有缝隙。

例如，黄秋耘曾指出过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存有这样的缺点：作品情景交融、有光有色、生活气息浓厚，艺术境界上达到了相当完整的程度，但时代气息却不够，主要表现在“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阶段中复杂、剧烈而又艰巨的斗争，似乎还反映得不够充分，不够深刻，因而作品中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也还不够鲜明突出”8。黄秋耘认为之所以这样，大概因为作家对“美的趣味的追求偏得稍微过了一些，相对地忽略了生活中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9。因此，黄秋耘建议作家还要多抒写一些风云之色，在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和思想的高度结合起来，“作家在满腔热情、全神贯注地反映某一个地区的生活变革的同时，必须着眼于全国的革命形势和整个时代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对生活进行更集中、更高度、更全面的概括”10。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生活美、景物美、风俗美，以及对人物个性的速写画，一方面得益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经验的汲取，另一方面，也与他贴合着生活进行描写有关，这便使他格外容易用细腻的笔触描画生活中的人和事。因而，在当时批评家的眼中，由于视界的广度、思想的高度不够，也就影响了他作品的时代气息的呈现。但反过来说，这种贴合生活自身的细腻笔触，与高于生活的宏大叙事之间，原本就异质异构，若单纯地将其认定为作品的弱点，无异于建议作者去走那种主流“标准化”的创作风格。

第三，生活细节的过多渲染对思想鲜明性的遮蔽。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来源。因而，作品要想做到真切感人，有赖于生活细节的再现。只有这样，人物性格思想的传达，才能具有可依据的现实基础。对于“十七年”的主流作品来说，生活细节是烘托主题思想的真实依托，同样也是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根基。读者正是在对生活细节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建立起对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的确信。因此，作家要想使性格和思想获得现实生活的真实来源，就必得关注生活细节的再现。同时，“十七年”批评界对作品思想性的要求是单纯明朗、立场鲜明的，而生活细节是具体丰富的。在生活细节的具体丰富和思想倾向的单纯明朗之间，便需要作家做出相应的协调和取舍，也即是，在关注生活细节再现的同时，也要警惕生活细节的过度渲染对于思想鲜明性的遮蔽。

当时的很多作家都能认识到生活细节描写的重要性，但他们并非都能处理好细节与特定主题之间的关系。即使是被批评家广为推崇的主流作品中，也能找到为数不少的缝隙和瑕疵。例如，李希凡在评论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时，便指出小说对生活和斗争中的残酷场景进行了过多的细致描写，有些类似于客观主义色彩的描写情景。在李希凡看来：“艺术的真实性，并不决定于任何生活细节的重复再现，而是决定于生活本质的概括，生活细节的不加选择地堆积，势必会削弱艺术形象的鲜明性。”11这便意味着，小说对生活细节的细致呈现，使得本该思想鲜明的立场风格呈现出某种含混性，进而对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的鲜明性产生了干扰。

再如，在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批评家康濯也发现了他对细节的叙述很多，但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不够”，其主要原因，便在于“作者有些偏爱琐碎生活细节的趣味，而对作品中主要问题却有些放松，对作品中已经接触到的农村里面极其剧烈复杂的矛盾、斗争和新的力量的排山倒海的气概不免有些冲淡”12。在康濯看来，小说在很多问题上喜欢就事论事，而不是从矛盾斗争和人物的“阶级本质”中来描写人物思想：小说没有写出人物落后或先进的复杂的社会因素，也没有解释落后人物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和旧社会的有何不同，甚至，年轻人选择对象也没有从政治和感情上去追求……从康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家应该做的，正是从“阶级本质”层面上对小说矛盾斗争和人物思想发展“应该怎样”的要求，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赵树理很多时候只进行平面的事件性的叙述。这样一来，不同阶级人物的矛盾斗争、阶级本质和思想性的刻画，则会受到细节叙述的影响。

细节的含混性，向来被“十七年”批评家所警惕，巴人评价艾芜创作风格时说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当时一般批评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作者非常爱好生活细节，并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但作品的思想意义却表现得不明显。”13而事实也是如此，有碍于人物思想鲜明性的细节描写，在当时很容易被指责为“繁琐的自然主义”。由此可见，缺乏细节描写，作品会有骨无肉，但疏离于阶级性的生活细节的过度渲染，却也会对思想鲜明性造成干扰。即使是一些被批评家所推崇的主流作品，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叙述缝隙。

第四，人性具体性的细微描写，干扰了思想性。

与生活细节相对应的，是人物的性格细节，也即是人性在特定情况下的具体表现，这种具体表现由于与人物丰富的性格特质相关联，因而，是描写特定人物个性的必要的写作手法。需要注意的是，“十七年”时期，思想性的呈现，是与人物特定的阶级特征相关联的，只有将个性融化于特定的阶级属性之中，将人物身上所体现的阶级本质和时代精神，通过有血有肉的个性描写展现出来，主题思想才能具有艺术感染力。

人物的阶级属性，有其特定的表现范畴，如果个性的复杂性逾越了这个范畴，便会模糊人物形象的阶级边界，进而干扰人物阶级本质的表现。例如，倡导写“中间人物”之说，便因其对人性复杂性的关注，干扰了正面人物阶级属性的范畴。因此，如何对人物的丰富个性与阶级属性进行有机的融合，是很多主流作家关注的重点。

通过考察“十七年”批评界对主流作品“瑕疵”的批评，我们会发现，因为过于关注人性具体性的细微描写而干扰了人物阶级性，这样的创作缝隙，即使在主流作品中，其实也并不少见。针对这样的“瑕疵”，也曾引起过一些批评家的争议。

例如，在对罗丹长篇作品《钢铁的河流》第一部《风雨的黎明》的批评中，有的批评者对小说塑造的正面人物解年魁提出了指责，因为解年魁的性格中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他既具备鲜明和有代表性的工人阶级精神特质——善良、正直、坚强、深厚的阶级感情，同时，他过分善良宽厚，甚至因此而酿成错误……因此，有的批评者认为小说把这一正面人物写得过于“软弱”，“不符合于一个完美的英雄人物身上所应有的特征”14。应该说，解年魁并不是一个“中间人物”，作者只是在刻画其工人阶级特征时，适当地描述了他身上农民劳动者饱经忧患和创伤的某些特质，这其实并没有十分游离于人物的阶级属性，因此，这种刻画方式在一些严格的批评者那里算是一种“瑕疵”，而在另外一些较为宽容的批评者那里，却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刻画方式，因为，这个人物被作者刻画得既有阶级性又有个性。如批评家冯牧便认为，作者这样刻画解年魁，“只是想通过这个人物刻划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既有着高贵的品质又有着普通工人的特点的正面人物的形象”15，而如果像有些批评者那样，认为应当删改解年魁的这些“不理想”的个性特点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理想人物的解年魁身上的弱点固然是被消除了，但作为一个生动的艺术形象的解年魁身上的个性特点也就同时被消除了，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个性被消融在原则’里面了”16。这种针对正面人物塑造“瑕疵”所引发的争议，正可以看出在个性与阶级性的融合与矛盾，在不同的批评理念中的博弈。

这种人性具体性干扰阶级属性所引起的责备与争议，不只体现在正面人物的描写中，同样也体现在反面人物的刻画中。同样是批评家冯牧，他在对正面人物解年魁的“不理想”性格的评论中，体现了个性化批评的包容，而对《战斗的青春》中的叛徒胡文玉的“复杂”性格的批评中，却体现了较为“严格”的批评态度。《战斗的青春》的作者雪克，在刻画胡文玉的堕落时，或许不满足于将其性格简单化、脸谱化，因而细致描述了胡文玉从个人主义者堕落为叛徒的心理过程，以求将这一性格的根源和发展脉络揭示得更为深刻。但这一细致、具体的性格刻画，却无疑给小说造成了一种犹疑、怜悯的氛围。因此，冯牧认为这一反面人物的形象刻画是失败的，因为对这种反面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刻画，“即使不是完全违背生活的发展逻辑和虚伪的，也是完全没有教育意义的和有背于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的鲜明性和纯洁性……这不能不使作品的这一些章节蒙上了一层暗浊的迷雾……难道要在读者中间唤起对于这个可憎的人物的宽恕和怜悯么？”17因此，在冯牧看来，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全书所“不能容忍”的“败笔”。

由此可见，在人性具体性与思想鲜明性之间所产生的缝隙，即使在主流作品中也同样存在。无论是不同文学批评家对同一个人物塑造所产生的争议，还是同一位批评家在不同的批评文章中所存在的理念差异，都显示了这一时期主流文学批评界的丰富样态。

思想性要素的过度追求所引起的“瑕疵”

“十七年”时期，思想性关联着作品表达时代本质精神的任务，体现着作品主题的教育意义，因而，思想性是作家创作的首要宗旨。但同时，思想性必须借助于艺术性，融化于形象中，才能获得感动人、影响人的力量，否则，便容易陷入理念化的说教之中，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

对于“十七年”受推崇的主流作品来说，思想性能够较好地与艺术性结合。但同时，思想性过度追求所造成的创作弱点，仍然部分地存在于主流作品之中：或是存在于理念化的人物塑造中，或是存在于作者对作品的理性干预中，或是存在于概念化的情节进展中……它们在主流作品，甚至某些经典作品中小范围地存在着，引起了批评家的指责和争议。而研究此类批评和争议产生的根源，可以揭示出“十七年”主流文学批评内在理念的冲突和博弈。

第一，“理念化”对形象性的遮蔽。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感染和影响读者的，因此，人物形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也应融化于具体可感的形象刻画之中，才能发挥思想的魅力。“十七年”时期，由于对作品思想性的重视，一些作家刻意追求思想性，造成了一些理念先行的创作问题。这些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物形象的“理念化”。这也是公式化创作的表现之一。

相比较来说，那些受欢迎的主流作品，由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较好，这一现象并不突出。但具体到作品的某些人物形象塑造，仍然会存在一些批评和争议。“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在探索和建构着一种‘一体化’的人物理论，为当下的社会革命和建设服务。它与更倾向于审美性和学术性的作家、评论家的人物理念，必然会形成一种张力和冲突。”18其中，关于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中“梁生宝”形象的塑造问题，是较为典型的一次争论。争论是由严家炎发表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的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引起的。在此之前，严家炎已发表过《〈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和《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两篇关于《创业史》的批评文章。其中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和《关于梁生宝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家炎在阐释人物形象时，对性格复杂性、性格发展真实基础等艺术创作规律的重视。在他看来，思想上的先进并不代表艺术上的成功，如若艺术形象没有艺术上的丰满，那无异于概念化的创作。循着这样的艺术规律进行考察，严家炎发现，梁生宝这一形象的塑造，虽然已经超越了当时正面人物塑造的一般水平，但与梁三老汉的形象塑造相比，却不是那么深厚丰满。其中最为严家炎所不认可的一点，便是“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19。在严家炎看来，梁生宝的形象塑造问题，主要来源于这一形象的发展脱离了他自身的生活实有基础引起的。梁生宝很像作家柳青在散文特写中的人物王家斌，而事实上，梁生宝的形象塑造，也是在王家斌这个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而，先进农民气质，是梁生宝的个性基础，也是作家柳青塑造梁生宝这一正面典型形象的实际生活来源。但就严家炎读《创业史》的印象来说，作家塑造梁生宝却没有紧紧扣住这个人物的性格基础和个性特点，而是“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中大量写了他这样的理念活动：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但如果仔细推敲，这些理念活动又很难说都是当时条件下人物性格的必然表现”20。这即是说，由于追求高大全的塑造方式，使得梁生宝的性格塑造脱离了人物原有的生活气质，因而，造成了作家不得不采用理念活动等手法，部分地代替了人物原有性格发展逻辑的描写。这样的结果是，梁生宝这类正面人物形象虽然拥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可爱可敬，“但却总令人有墨穷气短、精神状态刻画嫌浅、欲显高大而反失之平面的感觉”21。

严家炎的批评引起了众多批评家的争论。这次的争论，虽然与以往声色俱厉的批判有着质的不同，但由于牵涉正面人物塑造的意义问题，因此，反对严家炎观点的人占了多数。

在为数众多的反驳文章中，批评家回应的主要问题，也是严家炎所说的梁生宝思想发展与原有生活基础的“脱节”问题，而这其中的关键，即是梁生宝成熟完美思想的产生来源是什么？按照严家炎的批评理念，作家柳青应立足于造就梁生宝的生活基础和性格基础之上进行创作。完美的性格思想的获得，一旦与人物的个性来源和生活发生脱节，那势必使作者很难依据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来结构小说的情节和叙事。另外，人物正面性格的“已完成”状态，也使得接下来的矛盾冲突很难使梁生宝的性格有更深广的“发展”，因为，他的正面性格早在矛盾冲突发生之前已基本完成。

因而，反驳严家炎观点的批评家，也多从人物的阶级立场的获得，来论证梁生宝正面性格发生的合理性。例如，冯健男首先反驳了严家炎所主张的描写人物原有个性基础的方式：“试问，如果是按照严家炎同志所规定的‘方向’和‘方法’，‘紧紧扣住’某某人的‘农民的气质’来写新英雄，哪里还会有什么新英雄形象呢……那不会写成了梁三老汉的孝子贤孙了吗？”22李士文则从梁生宝正面性格的发展完善的角度，反驳了严家炎的观点：“他并不是在同自身的某些落后因素的斗争中成长，而是在争取更高的政治觉悟水平的斗争中成长。”23在这些批评家看来，梁生宝所体现的不应该是一个非无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改造过程，而是一个已经具有了相当觉悟的农民，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这与严家炎对人物性格自发、自然发展过程的理解有着质的区别。关于这一点，姚文元在《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指出，严家炎批评思维中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看到梁生宝的无产阶级属性，而只是认为梁生宝的思想“属于农民的而不属于无产阶级”，“还是用民主主义自发斗争中农民性格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梁生宝的”24。由此可见，反驳严家炎的批评家，更为强调梁生宝性格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属性，而不是梁生宝作为农民的自发性格和固有气质。因为，“从农民固有的气质，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这只能是党向群众进行了反复教育的结果”25。

作为反对严家炎观点的批评家，姚文元并不排斥作家在作品中对正面人物的“理念”式的描写。他反而指出了理念描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如果不去描写人物的政治生活觉悟和与精神状态等“理念活动”，“而孤立地强调写个人感情，就不可能真正创造出充满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英雄人物”26。由此可见，在此类批评家的心目中，描写“理念活动”，作为辅助正面形象塑造的必要方式，已被宏大叙事合理化了。

应该说，反驳严家炎观点的批评家，由于捍卫了描写正面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因而天然地具有了批评话语的合法性。但是，严家炎文章中所指出的对梁生宝之类正面人物的“理念活动”，虽然已被其他批评家“合理化”，却仍然是塑造阶级特征鲜明的正面人物所必然存在的问题。因为，“理念描写”虽然可以与人物的性格、感情描写相结合，然而终究难以融化为形象化的性格行动和感情流动。但是，艺术的感染力却恰恰依赖于人物形象的展现。像柳青这样功力深厚的作家，或许可以依据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融合必要的“理念活动”，创作出超越水平线以上的梁生宝形象。但一般的文学创作者，很可能会因为过多的“理念描写”，而使创作陷入公式化、概念化之中。

关于梁生宝形象塑造优劣的争论，是在争辩双方共同反对写“中间人物”、认可正面人物写作意义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次争论反映了主流批评界对如何描写正面人物的性格来源和生活基础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主流批评家对正面人物“自发”性格和阶级性格之间的内在争执。“十七年”时期，关于人物性格的“自发性”理论虽已广受批判，但在主流批评界内部，这种争执仍在更深层的微观处进行。这说明，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因素虽然被阶级规范所规训，却时时在影响和左右着主流规范的运行轨迹。

第二，作者观点的直接介入。

与人物形象的理念化塑造相类似的一种现象，是作者观点直接介入作品内容。前者是作者观点对人物性格和思想活动的介入，后者是作者观点对人物或事件的直接议论或点评。两者都是由于思想理念的过度植入，导致理念无法融化于形象之后的结果。在“十七年”文学批评界，这是批评家经常指摘的作品弱点。在广受好评的主流作品中，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也局部或零星存在。例如，严家炎对《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不足的指摘中，除了前述指出的“理念活动多”以外，还有一个缺点便是“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27，指出了柳青在塑造梁生宝这一形象时，常常在文中插入自己的一些抒情议论，且作家自己的赞美和议论远远超过了对人物形象本身的客观描绘，这样，便造成了梁生宝形象不足而外在议论有余的弱点。也即是说，作家的这些议论，并非出自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和性格的自然逻辑，而是“外加”上去的，两者之间并不协调。柳青在新中国建立初创作的小说《铜墙铁壁》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批评家李枫在评论《铜墙铁壁》时，肯定了小说思想内容的积极意义，但同时认为艺术形象有不够生动的地方，因为小说告诉了读者很多的事情和道理，“然而有些事情和道理，却不是很好地从人物形象体现出来，而主要是靠着作者直接的讲述。这样，作品的某些地方，就比较缺少更深的感人的力量”28。

从以上这些批评家对此类弱点的指责，我们可以看到，批评家发现了作家观点的“外加”式的议论或讲述，并将其归咎于艺术形象不够生动而引起的。这说明，批评家看到了“形象”本身无法融化“议论”所带来的艺术缺陷。但是，为什么这些人物形象无法融化作者的“议论”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批评实例进行分析。

在对杜鹏程的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的批评中，当时的不少批评家指出，作者大量在小说中穿插议论、一览无余地抒发自己的观点，“是否有些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者对人物形象作更细致、更为深刻的描写呢？”“是否会产生艺术形象不够凝练、不够含蓄的缺点，使读者读后没有回味的余地，不能意味深长地思索作品中所提出的思想和问题呢？”29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仍局限于对问题的指责，而未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如果细致分析小说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梁建，从前是一个“以干劲足出名”的人，但是在和平年代，他却感到“在生活的波浪中游泳，游得浑身困倦”30，他最终堕落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小说中的正面人物阎兴，曾与梁建一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有着可贵的战斗情谊，面对昔日战友梁建的堕落，小说细致描绘了阎兴“怜惜”“悲怆”的痛苦心情。如果从人物思想立场的角度讲，正面人物阎兴与已堕落为反面人物的梁建之间的交锋，因为夹杂了两人昔日的战斗情谊，而显得犹疑和含混，缺乏正面人物对反面人物应有的批判力度。对此，批评家蔡葵评论道：“有的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说服力，用力刻划的一些正面人物看来也不尽妥善，小说中积极、正面的力量还有些单薄。”31小说没有细致描述梁建性格转变的脉络，而正面力量对他的斗争，又陷入了情感的纠缠中，批判力量表现得过于单薄。如此，小说应有的思想批判，小说应有的正面人物所具有的思想力量，便没有通过正面人物阎兴的性格行动表现出来。这样一来，作家对思想性的追求，也就更多地放在了作品穿插的哲理性议论之中，思想性最终成了游离于艺术形象之外的存在物。由此可见，作者塑造形象时，考虑到了阎兴情感的逻辑（阎兴对梁建的战友情谊），却没有顾及阎兴应有的思想批判的作用。这样，正面人物充满着人情味，充满着血肉交融的情谊，却也因此少了单纯明朗的批判立场。这时，作者的议论穿插，也就起到了明确思想性、强化正面力量的作用。说到底，这仍是人性情感的“复杂性”对思想鲜明性的干扰作用——人物情感的描写，压缩了其本应承担的思想批判的空间。这便使得思想性的获得，只能交由作家的议论来完成。

第三，人物性格缺乏变化的依据，新事物的胜利太简单。

一般来说，优秀作品的一大特点，便是作者尊重作品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发展逻辑，尊重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让人物自己呈现自己，让这种性格的必然性推动叙事和情节的前进。这样，人物形象和叙事情节的发展，便能说服读者，作品主题思想也随之产生艺术感染力。

因此，对于当时很多作家来说，写人物性格的转变，是一个创作难点。人物从掺杂坏思想的旧人物，在新社会新思想的教育下，转变为新人物，可以有力说明新旧社会的不同。但人物的性格变化，新事物的胜利，如何做到令人信服，是很多作家需要面对的问题。曹禺在《明朗的天》的创作经验谈中，也曾表述了他写作中的难点：“如果把凌士湘、尤晓峰等写得‘太坏’，把现实生活中旧的丑恶的事实揭露得太多太露骨，到后来要写出他们思想转变的令人信服的过程就会感到非常棘手。”32对于作家来说，新事物的胜利，是蕴含思想教育意义的重要主旨；同时，人物的转变，又需要合于其性格逻辑、有必然性。这样一来，包括曹禺在内的一般作家“常常在揭露这些人物的丑恶时心怀顾虑，不敢放手地让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去思想、行动，却由作家来支配、指使和限制他们，使他们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33。从曹禺的创作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可信性，和包蕴着“新战胜旧”的主题思想之间，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十七年”批评界对主流作品“瑕疵”的批评中，我们看到，过于急切地追求思想性的“完成”，从而使得人物性格转变缺乏依据的现象，并不少见。例如，在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批评家康濯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康濯看来，小说中某些落后人物的转变，显得很牵强，“在阶级观点上不尽恰当与有些急躁地重视了富裕中农马家的入社和蜕化分子范登高的改造”，“放松了他们的剧烈矛盾、拼命挣扎和苦痛不堪的一面。这就使作品中矛盾的展开和解决，显得过于简单和过程不够”。34康濯之所以这样批评，显然是因为看到了赵树理为了求得主题思想的完成，简化了马家入社和范登高改造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同时也简化了人物的性格发展。这样一来，人物的性格变化缺少了现实依据，新事物的胜利也变得简单化、概念化了。由此可见，此类“瑕疵”的产生，源于作者无法在人物性格的复杂转变与思想主题的完成之间取得节奏的一致。

“瑕疵”的产生原因与批评家定位“瑕疵”的标准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缺点和局限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它们关联着作者的整体认知水平，是整个艺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对于“十七年”主流作品中“瑕疵”的分析，我们也需要从作品的各要素的整体关联入手。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这些主流作品中的“瑕疵”大多是由于作者对作品中艺术性因素和思想性因素的“融合”失调所引起的：作家在审美性和思想性的异构互动中，人物形象与主题理念、人性情感与阶级理性、细节体验与主导倾向等要素的内在融合与博弈，从多重维度持续而泛化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最终在作品的深层肌理中呈现为一个个细微的扭结，构成了批评家眼中的“瑕疵”。

“十七年”时期，很多批评家定位这些“瑕疵”的标准，同样是双向甚至多重的。批评家会依据于本质化的思想要求，衡量作品对人物思想属性、叙事立场等的抒写；同时，他们也会立足审美体验的特殊性，衡量作品中的人物情感与生活底蕴的血肉关联。不同批评家对这些标准的不同侧重，形成了他们对作品“瑕疵”的不同定义与内在争议。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据这些标准进行面面俱到式的点评，是一般批评家所共有的批评特征。因而，我们看到，批评家康濯既从思想性角度指责了赵树理《三里湾》中对某些生活细节和人物性格的“自然主义”式的细致抒写干扰了思想鲜明性，又从人物形象的艺术性角度指责了赵树理对范登高性格复杂性的忽略。这种批评理念的复杂性，既体现了批评家对作品复杂性的客观揭示，也体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理念的丰富构成。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七年’文学批评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16CZW05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吕哲：《读〈铁道游击队〉》，《文艺报》1954年第16号。

3 4 5 侯金镜：《一篇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文艺报》1958年第3期。

6 7 冯牧：《谈〈战斗的青春〉的成败得失》，《文艺报》1959年第11期。

8 9 10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11 李希凡：《英雄的花，革命的花——读冯德英的〈苦菜花〉》，《文艺报》1958年第13期。

12 34 康濯：《读赵树理的“三里湾”》，《文艺报》1955年第20号。

13 巴人：《漫谈〈百炼成钢〉》，《文艺报》1958年第7期。

14 15 16 17 冯牧：《〈风雨的黎明〉的成就及其弱点》，《文艺报》1959年第14期。

18 段崇轩：《变革人物观念 创造新的形象——关于人物和典型问题的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9 20 21 27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2 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

23 李士文：《关于梁生宝的性格特征》，《延河》1963年11月号。

24 25 26 姚文元：《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上海文学》1963年第10期。

28 李枫：《评柳青的〈铜墙铁壁〉》，《文艺报》1951年第五卷第3期。

29 闻谊：《〈在和平的日子里〉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9年第13期。

30 31 蔡葵：《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一些问题》，《文艺报》1959年第12期。

32 33 本报记者：《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