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多年来为弘扬鲁迅精神、研究鲁迅著作，将鲁迅手稿影印出版，这应当是保存鲁迅文物和提供鲁迅研究的最佳举措了。几十年来鲁迅研究界和出版界的前辈们为影印出版鲁迅的手稿付出了艰辛。初步统计已出版的约有近三十部，如《鲁迅书简》《鲁迅日记》《鲁迅诗稿》《鲁迅手稿选集》《鲁迅墨迹》，更有《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著作手稿全集》《鲁迅手稿丛编》，以及即将面市的规格更高、收集更加全面、编辑更加科学、印刷更加现代化、可以普及的大型的《鲁迅手稿全集》等等，种类如此繁多，出版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正反映了我国鲁迅研究事业的发展、出版技术的日新月异，更体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带来的实惠。能为一位作家影印出版这样多的手稿，古今中外可能也仅有鲁迅才享有如此殊荣，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更是一朵鲜艳的奇葩。

现仅就我所了解的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成因及其具体发展的过程，作一简介，以兹纪念。

许广平首创影印《鲁迅书简》

许广平先生是鲁迅手稿影出版的首创者。她在鲁迅逝世以后，登报征集鲁迅书信，为了能保存这些书信，她又设法影印，以向世人展示。她在《鲁迅书简》编后记中写道：“我们为了想保留他的手迹，最低限度这些种书都希望用影印以与世人相见。以前文化生活社吴朗西先生之助曾出过一本《鲁迅书简》影印本，那仅是选取几十位朋友的通讯，可以代表各种方面。”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的鲁迅手稿影印本的诞生由来。

这部《鲁迅书简》，是在我国抗日战争大规模爆发的前夕——1937年6月由许广平先生主编以“上海三闲书屋”的署名出版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为总代售。全书收入1923年9月至1936年10月鲁迅致许寿裳、台静农、许钦文、郑振铎等54位友人的信札69封。装帧、印刷精美，分甲、乙、丙三种装帧。当时书信得来不易，出版影印则更加不易。许广平先生曾于1937年1月、4月在《中流》杂志上分别发表了《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和《许广平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紧急启事》，从而征集到鲁迅书信800余封；为了能影印出版，先生又多方请求帮助，她回忆道：“那时为寻求能担负起这全部影印出版者。环顾国内，则只有一商务印书馆能够胜任。因此恳请蔡元培先生代为介绍，订有严酷的契约，我们也不惜委曲求全，意思即在祈求影印部分的能以尽量从速实现。想不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事发生了，不但影印之议，付之虚建……”这里记载了先生为影印出版鲁迅手稿而做的艰苦用心，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许先生仍然渴望“自然还是希望将来有影印的可能”。许广平先生深刻地认识到“影印”手稿的意义，并急切地渴望它的实现。

这是许广平先生的愿望，更是广大读者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在新中国建成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冯雪峰组织编辑出版《鲁迅日记》影印本

1951年建国后，百废待兴时，冯雪峰先生组织编辑出版《鲁迅日记》的影印本。雪峰先生在《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中说：“我们影印出版这部日记，完全为保存文献和供研究上的需要。我们认为日记并非作者记录自己的思想的作品，所以当我们新的国家财力还有困难的现在，不必把它当作大众的读物来大量地印行；不过，这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也是属于人民的重要文献之一，所以尽早地影印出来又是必要的，并且作为研究的材料，也是影印最能够免去铅印可能有的排校上的错误。这样，我们首先就须尽量做到保存原来的面目。”这里饱含着先生对影印手稿出版的心愿。

这部《鲁迅日记》收鲁迅1912年5月5日起至1936年10月18日全部日记，每年一本，应为25本，但第十一本，即1922年的一本，失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的1941年，所以现仅存24册。当时用的是橡皮版宣纸影印，分咖啡色封面和磁青色绫质封面两种，白绫签条。分为三函，最后一本版权页的上端右旁有竖印“公历1951年4月至5月影印1050部”。下端方框内竖印“著者鲁迅，出版者上海出版公司”等。

《鲁迅日记》的出版是在中国尚处于经济困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现的，但出乎出版方的预料，社会需求很迫切，出版仅二个月就售罄。而后他们为满足读者的要求，不只决定再版，还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需求，多印简装本，使更多人买得起，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又加印了二千部，其中毛边纸本一千八百部。这种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在雪峰先生的后记的记载中，在出版方的实际出版成果上完全显现，令人钦佩！

上海鲁迅纪念馆与《鲁迅诗稿》

影印出版鲁迅的诗稿，这在鲁迅手稿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195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后，陈毅同志在参观鲁迅生平陈列时，对展出的鲁迅诗稿颇为欣赏，他对该馆的同志说：“你们应该将鲁迅诗稿收集起来，编成诗集。”在陈毅同志的启迪下，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着手搜集鲁迅的诗稿。并请陈毅为此诗稿题签，陈毅在接到请题字的公文当天，虽然公务繁忙，仍抽出时间在上海纪念馆的信笺上挥毫书写：“鲁迅诗稿陈毅题”七字，并钤上“陈毅”朱文印章。

收集鲁迅诗稿是有许多困难的。因为鲁迅当年书写的诗幅多为书赠友人的，而今分藏于各处，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博物馆的有，藏于个人手中的也不少。我知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朱嘉栋先生就曾为收集鲁迅诗稿而不畏辛劳的四处奔波。当年他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曾向当时的馆领导表示上海馆要编鲁迅诗稿出版，请他提供馆藏鲁迅诗稿。那位馆领导并不支持，甚至对他有些刁难，迟迟不让我们提供。但朱嘉栋先生就耐心等待。这位领导在没有理由再拖下去的情况下，只得提供给他了。从个人手中征集鲁迅诗稿也并非容易的事。据我所知杨霁云先生就曾表示他藏有鲁迅书赠的诗稿字幅，但朱嘉栋先生多次前往拜访，杨先生始终未提供。虽然是困难重重，但上海鲁迅纪念馆在1961年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时，终于将它编辑完成。这一本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的《鲁迅诗稿》面世了。分线装本与普及本。线装本封面的洒金纸签条上，由陈毅题签，书内有1960年5月8日郭沫若先生为该诗集写的《序言》。序文对鲁迅诗稿作了高度评价。

这部《鲁迅诗稿》收入鲁迅诗稿40题45首，录古诗16幅，辑为附录，因受当时形势的制约，所收的诗稿除《自嘲》《答客诮》《悼杨铨》《亥年残秋偶作》等少数诗幅按原貌影印外，多数诗稿删去被赠者的姓名，还有的因征集不到题赠的诗幅，只得从鲁迅日记中，录出鲁迅原记录的诗句。从1959年到1991年的卅余年间，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诗稿进行多方面的搜集，百般努力，并在对外文委林林先生与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的帮助下，征得日本友人珍藏的鲁迅诗幅原件照片近十张，因而逐渐完善了这部鲁迅诗稿。这样，199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鲁迅诗稿》，收入鲁迅诗稿46题50首（包括新诗6首）64幅，录古诗27幅，辑为附录。装帧精美，亦分线装与平装，形式考究，清新雅致，别具一格。1998年又曾再版。《鲁迅诗稿》前后共出版了十二版次，1991年版为收集鲁迅诗稿最全的一版，真正展现鲁迅诗稿影印出版的盛况。

鲁迅博物馆与《鲁迅手稿选集》

鲁迅文稿的影印是这样开始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后，经常接到观众来信，希望能看看鲁迅的文稿。正如《鲁迅手稿选集》编者的话中所写的：“近年来，很多单位及不少知识青年向我馆多次提出要看鲁迅手稿，了解鲁迅是怎样创作和修改文章的，以便从中得到教益。而鲁迅生前在教导青年如何写作的时候，也提到应从一些大作家手稿中去寻找写作经验。”编者的话又写道：“但鲁迅手稿既作为珍贵文物保存起来，如果多次翻阅，必使手稿受到严重损害，为了满足社会上的这种需要，我们选了这部份手稿影印出版。”

《鲁迅手稿选集》1960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时任文化部部长齐燕铭为该书题签。书中收入1926年9月至1936年9月鲁迅文稿16篇，其中有：《鲁迅自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以及1936年9月5日写的《死》。《鲁迅手稿选集》分甲、乙两种装帧。甲种蓝绸面、玉扣纸、线装，白丝线装钉、包角，乙种本分绿色和土黄色，纸封面，印上线装图案，实为简装。此书系由时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弓濯之和杨宇主编，本人则是具体工作的人员，从事选材到提取文物送制版厂照像等等工作。记得当时文物出版社为降低出版成本，采取的是锌板套色印刷。他们联系的是一家北京当时比较大的联合制版厂。由制版厂制成分色的锌版，经过修版，再送到出版社去印刷。此书印制的质量并不高，许多小字均不清晰（见《鲁迅自传》），但从当时条件考虑，为了能普及也只能如此了。就这样一个版本，在当时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博物馆纷纷接到读者来信，要求再出版一些鲁迅文稿，因而就有《鲁迅手稿续编》《鲁迅手稿三编》《鲁迅手稿四编》的出版。

本人还清楚记得当年为将鲁迅手稿送去拍照的一些往事，我与许羡苏先生（鲁迅的学生和同乡）师徒二人，每天护着一个装着鲁迅手稿的小皮箱，从阜成门——北京鲁迅博物馆，走一站路到白塔寺，挤上七路公共汽车到新文化街，换乘十路公共汽车到佟麟阁路下车，到一个名为联合制版厂的单位，照鲁迅手稿。到制版厂照像要服从他们的安排，让我们什么时间去，我们必须提前在那里等着，有时照完手稿以后，就过了下班的时间，我们又必须挤着公共汽车回单位，点清手稿无误，将其入库。这个制版厂虽然是当年北京市比较大的制版厂，但设备还是很简陋，厂房光线不好，他们用的是大块玻璃板，为了清洗照像版，车间里到处都是水。就在这种环境下为鲁迅手稿照像，我们的精神也是很紧张的。按制版厂的安排，四五十张鲁迅手稿要照一个多星期。如果遇见他们修版修掉了字，我们还必须将手稿再送去补照。最让我们感到麻烦的是：有一次在照鲁迅手稿的过程中，突然赶上白塔寺到太平桥一段公路修路，不通车，而制版厂又不同意我们延期。这样我与六十多岁的许羡苏先生，只得每天抱着那个装着鲁迅手稿的小皮箱行走三、四个站，再倒车到制版厂。但是为了完成鲁迅手稿的照摄工作，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没有任何怨言。特别是我的老师许羡苏先生总是精神饱满的工作着，令人钦佩！

“全”而不“全”的《鲁迅手稿全集》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就鲁迅书信的出版、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与请示。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信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了解的老同志作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争取一九八一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能把上述几种（即全集注释本、年谱、传记）以及全部鲁迅手稿影印出齐”。三天后（即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对周海婴的信作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1975年12月16日国家文物局就落实批示问题向中央办公厅作了报告。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国家文物局组织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成立了《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具体执行这编辑任务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以吕福堂为组长的手稿组，和文物出版社以韩仲民为主任的革命文物编辑组。1976年2月21日编辑委员会拟定了“《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计划（初稿）”，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情况就有很大的改变。

《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在当时是作为全国出版工作的重点，得到全国各行各业的全力支持。首先在鲁迅手稿的收集上，全国五个鲁迅手稿的收藏单位：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绍兴、广州的鲁迅纪念馆，均全力提供鲁迅藏品照像，一些个人收藏者和在“文革”中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也都以各种形式提供原件照像，汇集到文物出版社编辑室，正如，鲁迅手稿全集《出版说明》所述：“本书编辑过程中新发现的书信有五十九封，其中一九〇四年致蒋抑厄信，即所谓仙台书简，是目前发现的鲁迅最早的一封信，致蔡元培的六封，致江绍原的七封，致曹聚仁的一封，致陈此生的一封，都是本人珍藏或家属捐赠的。致茅盾的九封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上海某厂技术员提供的线索，从姚文元处追查回来的，……致欧阳山、草明的两封，致周作人的八封，则是从有关单位的材料中发现的等（实际致周作人的八封信，则是从周作人被抄家的书信中发现的，笔者注）。有些手稿是外国友人提供的，例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将珍藏几十年的鲁迅为他所翻译的《呐喊》捷克文译本写的序言和两封信的手稿捐赠给我国。致增田涉的五十八封信，是增田涉生前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向我国提供手稿照片。”“在美国还发现鲁迅和茅盾致伊罗生的几封信，是由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提供的复印件。”为了尽可能的将鲁迅手稿收全，革命编辑部主任韩仲民先生还想尽办法，从旧报纸、旧书刊上寻找失去原件的鲁迅手迹照片。因而这部《鲁迅手稿全集》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应当说他们搜集的鲁迅文稿、书信手稿是比较“全”的。

在掌握鲁迅手稿的全面情况以后，编辑委员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鲁迅手稿全集》如何编。1977年2月11日召开了编辑会议，据参加会议的王德厚、盛永华、陈漱渝几位先生回忆，在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书信如何收入，一是，对其中未发表的七封信，二是，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收不收。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未发表的七封信，许广平先生在世时曾表示她生前请不要发表。李何林先生认为应尊重许先生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认为已有《两地书》原稿了，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再收就重复了等等分歧。后来经过反复的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即未发表的七封信，许先生只是说她生前不要发表，但并未表示以后不能发表。关于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在收入《两地书》时鲁迅做了许多的修改，两者不能等同起来。与会者对此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因而在《鲁迅手稿全集》中不只收入了未发表鲁迅致许广平的七封信，还在书信中又加入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正如《鲁迅手稿全集·出版说明》中所述：“鲁迅致许广平信共七十八封。一九三二年鲁迅编《两地书》时，只收了六十七封半，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作了一些增删修改，重新抄定。本书不仅收入经过鲁迅修改并重新抄定的《两地书》文稿，而且将原信包括未收入《两地书》的十封半（这之中包括未发表的七封信，另有当时未编入两地书中的三封半信，笔者注）。全部按写信的日期编入书信部分。”这一讨论的成果，致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编辑上做了重大调整，采纳了这一编辑原则。

在这个编辑工作会议上，讨论修改了原在1976年2月和6月的制定的出版计划：制定了《〈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计划修订意见》，修订意见中：（一）否定了原来按杂文、小说、诗歌、散文、专著、书信、日记七类进行编辑的方法。以尊重鲁迅生前编定集子的原则，决定将全书分作文稿、书信、日记三个部分，文稿参照《鲁迅全集》（铅印本）编定的次序编排（即使文稿手稿仅有一页残稿，亦按集子编入）。（二）“原计划线装本分装八函，现根据手稿实有页数，定为六函，即文稿两函、书信两函、日记二函。每函约八至十二册，每册五十至八十页”；（三）手稿全集线装本六函均印三百部，配套发行。为了便于不同读者需要，另印行诗稿、书信手稿等单行本”等等。这就是《鲁迅手稿全集》出版计划的最后定稿，尔后即按此计划实施的。

为了落实此计划，高质量的出版好这部《鲁迅手稿全集》，关键的是做好每件手稿的拍摄和印制的工作。对此本人曾采访了一些当年参加此项工作的老同志、老师傅。他们谈到当年王冶秋局长在传达毛主席的批文时说道，要用最好的摄影设备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以最高的制作工艺来完成这部《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工作。据担任拍摄工作的孙之常师傅回忆：他对此项工作记忆犹新，他说，王冶秋召开的传达会议散会后，高履芳社长就亲自找到他指派他和周永昭、李贺仲成立摄影小组，他担任摄制组的组长（因为他是最年轻、技术最好的一位，笔者注）。孙之常师傅说鲁迅手稿全集要进行珂罗版精印，所以对鲁迅手稿的照像的技术要求很高。原订三种版本，就要拍三套不同的照片。对每页手稿除了分色照像，还要求忠实于原稿，所以常常是一页手稿要拍多张照片。特别是彩色书信，一种颜色拍一张，并要对比原稿，专门调色，技术难度很高。他记得他每天早上七点上班。当时那部分书信手稿存中央档案馆，每天有专车送到故宫内的文物出版社，早上八时送来下午四时再送回，孙师傅等负责摄影的同志，要工作到晚上七点多才可以把当天照的片子处理好。这部分书信（计有一千五百余页，笔者注）就拍了半年多。

珂罗版印制，这是此书出版的一大工程，珂罗版是中国传统工艺，工序极其复杂，一种颜色要制一个版，套色印刷，工艺要求严格。当时文物出版社是集合了全国最雄厚的出版技术能手，除文物出版社原有几位师傅外。还从上海调来老技师、从人民美术出版社、从新华印刷厂、从北京琉璃厂等单位调来制版顶级的师傅。他们是戴常宝、张德文、王福涛、尚春科、徐锦荣、王家骧等廿余人。制版的彩色原料用的是中国最好的矿物原料，可以保证印制色彩的稳定不褪色。珂罗版也有修版的工序，在这里修版的高级技师就是周永昭师傅。就是这样一批国家顶级的师傅，从1976年2月至1986年10月历时近十年，以高水平高质量的成绩完成了这部《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任务。全书计有鲁迅文稿二函16册，收鲁迅文稿301篇；书信二函20册，收鲁迅书信1389封；日记二函24册，收鲁迅24年日记，总计影印鲁迅手稿近七千页。这是鲁迅手稿影印的创举，堪称鲁迅手稿影印出版史上的里程碑。

在1985年《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说明》中原计划就订有出版辑录和译文两部分，又写明“考虑到书信手稿大都没有发表过，读者要求比较迫切，所以决定先从中间的第三、四两函书信部分出起，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先出文稿、书信、日记三个部分，辑录和译文手稿以后续编”。虽然在出版说明中列有“辑录部分”和“译文部分”。实际在当年编制《鲁迅手稿全集》的“计划”中从一开始就写明“鲁迅的译文和古佚书，古诗文、古碑的辑录手迹，准备于1981年后陆续出版”。从未有过具体安排。特别是在1986年将上述三部分手稿出齐以后也没有再谈“陆续编印”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据我所知影印出版鲁迅文稿二函、鲁迅书信二函、鲁迅日记二函这三部分，对于当时的文物出版社来说，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甚至于已不堪重负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编辑下去了。首先是资金短缺，原订鲁迅文稿、鲁迅书信、鲁迅日记三部分手稿出齐以后再印简装本，结果只有鲁迅书信、鲁迅日记印了简装本，而鲁迅文稿就未能出版简装本。对此当年从事编辑的同志也感到非常遗憾；再有就是人员的变迁，在这十年间，参加编辑的陈正达先生、韩仲民先生都先后去世了。白浪、王永芳等资深的编辑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了。致使这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誉称《鲁迅手稿全集》的“全集”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至于我所掌握的此外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情况，日后有机会再与读者诸君分享。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04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