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在2005版《鲁迅全集》面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参与《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张小鼎，曾撰数万字长文详述了《鲁迅全集》的历史。时值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摘选该文概要，以飨读者。

深受千百万读者景仰，并被国人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不仅是五四新文化的卓越代表，现代文学的主要奠基者，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伟人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作家。自他1936年10月辞世，迄今近七十年间，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曾先后编辑出版过许多卷数不同、版本相异的《鲁迅全集》，但就编校质量与流传影响而言，在鲁迅著作出版史上堪称里程碑的，当首推以下四种各具鲜明特色、留有时代印记的全集版本：即1938年二十卷本；1958年十卷本；1981年十六卷本；2005年十八卷本。

1938年20卷本奠基性版《鲁迅全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上海各界酝酿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推举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广平、周建人等为筹备委员，又经一段时间充分协商，终于在1937年7月18日正式成立了以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主席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员尚有郭沫若、周扬、夏衍和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海伦夫妇以及各方代表人士总共约六七十人。之后组成《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成员有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许广平等，实际负责工作的是郑振铎和王任叔。工作人员则有唐弢、谢澹如、胡仲持等，并设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

其实，为尽早公开出版鲁迅全集，纪念委员会早在筹备之初就曾考虑应尽快设法刊印鲁迅全部著述，为此许广平在鲁迅生前友好积极协助下，于1936年11月就将赶编好的全集目录，及时报送南京政府内政部审核登记。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即借故拖延到翌年4月30日方才下发第一个批件。这张“警发002972号”的官方批件上赫然写明：“《南腔北调集》、《二心集》及《毁灭》等书三种，于二十三年经中央宣传委员会函请本部通行查禁各有案，所请注册，未便照准……”不仅如此，紧接着又在6月8号内政部一个补充批件“警发004249号”所附的各书审查意见表上强令将杂文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分别改名为“短评七集”与“短评八集”，《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则全部禁止。同时还开列篇目，要将鲁迅所写《十四年的读经》、《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许多杂文一律删除……显而易见，在当时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统治下，无论怎样努力，要想完整地公开地出版《鲁迅全集》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11月12日上海沦陷了，英美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军包围，形成“孤岛”。此前，为安全计，许广平曾在租界银行里，高价租用一保险柜珍藏鲁迅的各种手稿；现在上海成为一座“孤岛”，倘若日军进而攻占租界，手稿则有可能毁于一旦。形势危急，迫在眉睫。恰好，此时由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胡仲持、张宗麟、黄幼雄、冯宾符等组织的“复社”，群策群力，共同集资，已非常神速地翻译出版了斯诺报道中国革命的报告文学名著《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等进步书籍，不仅取得秘密出书的成功经验，而且积累了一些资金。

留在上海的纪念委员会成员决定，拟由“复社”设法组织出版全集，并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赞同与支持。当时从延安派来从事秘密联络工作的刘少文曾为此事专门请示过陕北，也获得中共中央同意。这样，一个由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许多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无形的“复社”，转而变成《鲁迅全集》的正式出版机构了。

出版大部头多卷本的全集，首先必须解决的是筹集资金问题。据郑振铎在《记复社》一文中说，当时“复社”并没有多少资金，“社员凡二十人，各阶层的人都有。那时，社费每人是五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出版了一部《鲁迅全集》”。实际上，这一千元当时还不够排印一本书的。“复社”另一成员，著名翻译家胡仲持也曾回忆说，由于出版《西行漫记》十分畅销，使“复社”的资金多少有点儿积累；“就在这仅有的资金积累和可靠的读者组织的基础上，复社承担起出版六百多万字的《鲁迅全集》的突击任务来”。为解决足够资金，他们首先召开会议，决定直接与广大读者接触，发售预约。除印行八元一部的全集普及本外，还特别印行精制的全集纪念本，外套一个有蔡元培题字的精致楠木书箱，每部售价一百元，而其成本只合二三十元，以便用有余弥补不足。胡愈之为此专程赴香港找蔡元培、宋庆龄面商，征得同意后，立即发行了预约券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

1938版《鲁迅全集》（20卷）

其中纪念本又分甲乙两种：“甲种文本用道林纸，插图用铜版纸，并用布面精装，书脊烫金。每部实价连运费计五十元。乙种用皮脊烫金，附楠木书箱一只，实价连运费计一百元。”胡愈之还风尘仆仆不辞辛劳亲往广州、汉口等地，邀请不少开明人士以至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举办茶话会，请他们出资订购。而茅盾、巴金、邵力子、沈钧儒等则分别在华南和汉口等地热心号召，予以介绍，订购十分踊跃。国外则有陶行知在美国积极推动……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1938年上半年正在武汉，对此极为关心，全力支持。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协助，因此武汉一次就预售掉二百部，获得几万元钱。“复社”的重要主持人郑振铎事后曾说，出版全集这工作，“虽发动于复社，虽为复社所主持，而其成功，复社实不敢独居。这是联合了各阶层的‘开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全集的编辑计划起草者为许广平、郑振铎和王任叔（巴人）。许广平在各方人士大力协助下，很快搜集到许多已刊、未刊的文稿，然后加以抄写、整理、分类，大家共同协商，拟出编辑计划，又经上海文化界各方友好人士的集体编审，最终依据和参照鲁迅生前手订的著述目录，确定出最佳编辑方案。原来鲁迅的著作在其生前，都是按写作年代和类别陆续编集出版。晚年他还计划将自己三十年间（1906～1936年）的所有著述集成一部，自行编印，分为十册出书，并曾抱病拟定了有关“三十年集”的两件著述目录；其中一件，还将从事文学写作三十年间的数十册著述，按内容性质或写作背景、环境等，分为三大类，寓意深远地命名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和“说林偶得”。

而1938年版全集正是参照著述目录二纸，依据“三十年集”编目为基础，再加上其翻译作品和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的各类文章，统统汇编一起，并按各书年代和类别分编为二十巨册。这套全集前十卷收创作、学术专著与部分古籍辑校，而后十卷则为鲁迅一生辛勤翻译的涉及俄国、苏联、日本、法国等十几个国家近百名作者的各类作品。全集第1卷卷首有蔡元培“序”，对鲁迅一生创作、翻译与古籍整理研究作了全面介绍和高度评价。赞誉鲁迅是“新文学开山”，“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各卷正文前有鲁迅各个时期相关照片和墨迹，第20卷卷末附有鲁迅自传、许寿裳编“鲁迅年谱”、“鲁迅译著书目续编”、“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以及许广平于“七七”卢沟桥周年纪念日所撰长长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等等。

全集印制时，大部分用初版本发排，一部分用原稿抄件发排。承担繁重校对任务的仅十人，其中专业与业余的各半。当时的青年作家唐弢与柯灵就曾志愿担任二校的义务校对，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挤空看校样。蒯斯曛等还经常挤在上海霞飞路许广平所住二楼的亭子间里认真校对，往往连周日也不休息。几种关于古籍辑述的则由精通古文的冯都良、郑振铎、吴文祺担任标点和审读。冯标点《嵇康集》及《古小说钩沉》；郑、吴两人标点《会稽郡故书杂集》。而最后的校样则由许广平、王任叔负责。对于文字为存真起见，凡鲁迅爱用字眼，皆予以保留不变，如：蝴蝶作胡蝶；模糊作模胡；彷彿，有时作仿彿，彷佛……正是由于百数十学者文人及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密切配合、无私奉献，才能在上海“孤岛”敌伪窥伺侦察下，以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就将六百万字皇皇二十巨册的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的三种装帧版本奇迹般地神速出齐。依据全集初版本版权页的记载，它们分别是：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普及本（1500部）；同年8月1日以“复社”名义出版的甲、乙两种精制的纪念本——每部书上均特别标明为“非卖品”，且各有顺序编号，都只印了二百部。据了解，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着的一部《鲁迅全集》即为乙种纪念本（非卖品），其顺序号为第一号。原来这是许广平自己的珍藏，她于1950年捐赠该馆，现已作为馆藏一级文物珍藏。

正如《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所说：鲁迅“不仅是一位现代最伟大的作者”，“也是现代最伟大的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他结束了一个‘朴学’的旧时代，他开辟了一个‘战斗’的新时代。他的学术，是承前启后的；他的思想，是贯通中外的。”因之，被誉为“现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的《鲁迅全集》，刚一出版，即受到国内外各方人土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由于它是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鲁迅的著作、翻译及部分古籍辑录，内中既有不少业已绝版多年的译著，如《月界旅行》、《会稽郡故书杂集》，和一般读者当时极难觅求的苏联名著《毁灭》等，还有不少是首次问世与读者见面的未刊稿，如《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等。所以初版普及本1500部出乎意料地很快定购净尽；国外方面购者亦很踊跃，而“南洋方面，索书巨数，致成供不应求之势”。当年它不仅对于保存和传播鲁迅遗著起到积极作用，为以后编纂的各种类型鲁迅著作（全集、译文集、选集、单行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10卷本含注释版《鲁迅全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鲁迅著作的整理和出版。

为了更好地宣传鲁迅精神，规范鲁迅著作出版，防止盗版和向广大读者群众普及鲁迅作品，许广平于1950年在把北京西三条鲁迅故居及相关遗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同时，又提出要将鲁迅著作出版权上交给国家的请求。政府有关部门认真考虑了她的请求，国家出版总署为此于1950年10月7日召开了有文化部、中宣部负责人郑振铎、叶圣陶、胡乔木、胡愈之以及冯雪峰、许广平等10人参加的座谈会。许广平在会上重申了把鲁迅著作的版权“无条件捐献给国家”。经过认真讨论，会议最后决定：鲁迅先生家属仍然保有鲁迅著作权，但可由家属申请授权国家出版总署处理国内外编选、翻译、出版等事宜。

1956年出版的10卷本《鲁迅全集》工艺系道林纸刷蓝顶封面浮雕精装带函。

从此，由出版总署代表鲁迅家属向各私营书店收回鲁迅著作的版权，禁止投机商人胡乱编选与偷印盗版，并在上海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任命冯雪峰为社长兼总编辑。雪峰不仅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作家，而且是鲁迅晚年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堪称是熟悉鲁迅著作、了解鲁迅思想的“通人”。他一面着手草拟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方案》，一面很快调集了王士菁、孙用、杨霁云、林辰等几位全国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还有工作人员殷维汉。其中孙用和杨霁云系经许广平推荐，林辰则是由雪峰专门致函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长楚图南，将其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教学岗位调来上海的。他们在雪峰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一个精干而敬业的编校班子，开始漫长的兢兢业业的从事鲁迅著作的搜集、整理、编辑、注释工作。

1957至1958年陆续出齐的10卷本《鲁迅全集》，此套全集的工艺是纸面布脊精装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一切都因陋就简，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名为“编刊社”，实际连一个最起码的“社址”也没有。因为雪峰时任“上海文协”主席，便由其出面借用武进路309弄12号“作协”二楼两间屋子作为办公地方。当时寻找参考书籍资料也十分困难。幸而，许广平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1950年她从上海搬家到北京时，曾将鲁迅的遗物一分为三：首先将与鲁迅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工作时有关的纪念物品分别移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北京鲁迅故居；而将另一份与鲁迅著作注释有关的许多手稿和剪报，他人写给鲁迅的信函以及鲁迅生前搜求的碑帖等则都送交鲁迅著作编刊社，成为编注全集最重要的依据和第一手珍贵参考资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冯雪峰

1951年春，冯雪峰又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开始筹组国家级规模宏大的专业文学出版社，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为工作方便，减少奔波，翌年7月，编刊社迁来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经调整作为其下属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又调入原上海华东人民文艺创作丛书编委会的编辑杨立平，专门负责鲁迅日记的人名索引及注释工作。经过鲁编室同仁几个寒暑的辛勤编纂，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终于在1958年10月诞生了。

1959年出版的《鲁迅全集》（10卷），此套全集的工艺是浮雕头像红漆面精装带函。依旧10卷本。

此版全集的书名系由鲁迅友人、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题签。各卷卷首均有“说明”，并附鲁迅各个时期照片和相关墨迹。末卷最后附有简略的《鲁迅著译年表》。各卷所收文章经相关责任编辑依据作者手稿或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报刊进行细心校勘，纠正了1938年版许多误植、脱漏与印错的文字、标点。

十卷注释本全集与1938年版最大不同则在于，它“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以及部分书信。而翻译作品和古籍辑校则另行整理与编辑。故以后又有十卷本《鲁迅译文集》与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12月和1999年7月分别出版。

人所公认，鲁迅著作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才华横溢的著名爱国作家郁达夫早在1937年所写《鲁迅的伟大》一文中就曾推崇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筹。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然而，思想内涵博大精深的鲁迅著作，要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让他们大致读懂弄通，又真是谈何容易！对鲁迅作品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古今人物、历史事件以及社团、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尽可能一一加以注释疏证，就成为阅读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一桩最基础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工程建设了。十卷本全集正是为适应需要和深入普及，在没有先例可以参照依傍的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地草创出一条注释鲁迅著作的新路，的确是历经艰难十分可贵！在雪峰亲自主持与领导下，“鲁编室”的几位专家，呕心沥血，费时数载，终于合作完成。工作程序大致是：先认真细致地各自负责自己承担的作品的校勘和注释，这自然需要付出心血时间查阅大量书刊。完成初稿后，即互相传阅。对于“互见”或“参看”之处，彼此随即交换意见或开会讨论。有时为准确注好一个词条，落实一个引文出处，所付出的心血、时间、代价，往往是局外人所无法想像的。

例如，一位专家承担《南腔北调集》注释时，为查证《〈萧伯纳在上海〉序》一文中，引用宋人笔记里“打是不打，不打是打”一句笑话的具体出处，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原文意思时，几乎翻遍了宋人笔记，最终才从张耒《明道杂志》中予以查出落实，整整查找了两个星期。管中窥豹由此可见一斑。总之，十卷本对鲁迅著作，特别是大量杂文所加一些必要注释多达5800余条，约54万字，这对广大读者读懂和加深理解鲁迅原著思想内涵，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是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的确功不可没。

十卷本《鲁迅全集》当年分别以灰漆布面精装本、灰布书脊普精装本以及重磅道林纸精印的灰布硬封面大开本精装三种装帧出版，以后又陆续再版重印，累计近10万套。值得一提的，其后还曾印制两种装帧非同寻常的罕见版本：

其一是为准备参加在莱比锡举行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而于1959年4月印制的深红色羊皮封面的特精装本，书脊上的图案和书名均为烫金，全书外套楠木书盒，装帧异常精美，达到以往鲁迅著作出版的最高水平；

另一特殊版本是为适应方便中央领导与老同志学习鲁迅著作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十年浩劫期间，还出版了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全书十函，每函7至11册不等，全书共88册，正文用二号仿宋体直排，篇末附注释，白丝线中式装订，米色布函套，典雅古朴，相当考究，外带特制香樟木书箱。但版权页上无出版日期、版次和印数。数十年过去，如今已成极难觅见的稀本书了。据有关当事人撰文回忆，该书系据中央指示，于1972年出版，仅印500套，为非卖品。

不过，十卷本全集的缺陷与问题亦无法回避。首先是仍旧未收1912年至1936年间的鲁迅日记；其次，大量的鲁迅书信被人为砍掉不收。前面提到早在1946年10月许广平就已编好《鲁迅书简（上下）》出版，内中收信855封。十年过去，到1956年10月全集第1卷印行时，《出版说明》上白纸黑字明确写道，将收入至那时为止“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约1100多封，但待到1958年第9、10两卷书信出版时，由于其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主持全集工作的冯雪峰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错打成右派开除党籍而靠边站，全集的书信编辑方针也就发生了令人惊诧莫名的“突变”。

十卷本还有令人遗憾的是，因受当时国内外政治大气候影响，连鲁迅的个别文章也遭到被删改的厄运。如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的《（竖琴）前记》一文在介绍苏联“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按：现通译“谢拉皮翁兄弟”）这一“同路人”文学团体时，就将鲁迅原文中“托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这至关重要的一句给悄悄地不留任何痕迹地删除了。这样一删，改变了上下文的含意，不仅违背了鲁迅原文主旨，也不符合当年苏联历史的真实。

1981年16卷本权威性版《鲁迅全集》

历经种种曲折和干扰，1981年3月新版注释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1卷问世，至8月全套出齐，全国发行。

1981年版《鲁迅全集》，绸面精装，每册带纸函。这套《鲁迅全集》在1956年版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扩充很大。

其过程极其漫长，不仅是因为卷帙浩繁、工程庞大，还由于它酝酿、启动于“文革”浩劫期间，曾受到“四人帮”特别是姚文元的阻挠干扰。幸好鲁编室同人颇具远见，考虑到为普及鲁迅著作，对1958年版全集的旧注进行一次系统整理与必要补充势在必行。于是自己动手于1975年上半年先行组织社会力量，将鲁迅著作的二十多种单行本注释工作开展起来，其协作单位遍及十三个省、市和自治区的二十多所高等院校中文系与某些研究单位，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鲁迅研究室等等；又因当时很多工作都要搞“三结合”，所以这些单位又自行物色联系相关工厂、部队、公社组成众多“注释小组”，在全国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大量查证积累资料。这种“大兵团式作战”尽管耗费众多人力、大量时间和物质上的相当代价，但也毕竟取得不少成果。1975年12月中旬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此新注释出版了被简称作“红皮本”的“征求意见本”的第一种《且介亭杂文末编》。以后又用相当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出版了鲁迅其他各种著作的“征求意见本”，总共为26种（非卖品，无定价，每种仅印400册），分发高校与研究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等征询意见。例如，年高德劭的叶圣陶，尽管视力很差，收到“红皮本”后，竟然借助放大镜逐字逐句看完，并提出详尽的修改补充意见，实在令人感佩！

当新注释本全集工作在艰难中跋涉行进时，忽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此时一封“上书”和一个“批示”彻底改变了阴霾局面。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就鲁迅书信、著作的出版上书毛泽东主席。此信曾经胡乔木修改润色后转呈最高领导。三天后即11月1日毛泽东及时作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国家出版局为此作出规划：立即着手出版包括现存全部鲁迅书信的《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26种和重新编注《鲁迅全集》。党中央与毛泽东于1975年12月5日批准了这个规划，为具体贯彻落实这一切，1976年4月出版局主持在济南召开了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传达并讨论了“批示”，无疑有力地推动了工作的进展速度。不久，由冯雪峰花费许多心血据手迹影印件细致校勘后重排的《鲁迅日记》（1976年7月人文社版；过去1951年4～5月上海出版公司有过影印本，仅印1050部，1959年8月人文社据此排出铅印本，但标点断句错讹较多），还有首次入编信函最全竟多达1381封的《鲁迅书信集》相继问世（1976年8月人文社版；1959年8月，人文社据十卷本全集所收书信，出版单行本《鲁迅书信（注释本）》，仅收信334封）。两书尽管均无注释，但毕竟满足了广大读者对鲁迅著作的强烈渴求，首印均多达10万册以上；这也为新版十六卷本全集准备了可靠的文本。

1977年9月11日在出版局新领导向中央作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后，中央决定派胡乔木、林默涵前来领导与主持这项重点文化建设工程。由胡乔木同志掌握方针和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审定；林默涵则负责主持具体工作，又借调冯牧（时间很短）、秦牧等充实加强编辑力量。同年底又聘请郭沫若、周建人、沈雁冰、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八位作顾问。同时，根据胡乔木意见，经国家出版局同意，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其成员由秦牧等五人组成，林默涵任组长，负责领导鲁编室工作。至此一切步入正轨，速度加快。此后又借调了陈涌、周振甫等国内知名学者与社内老专家林辰、资深编辑王仰晨以及中年研究者分别组成四个注释定稿小组，以加速工作进度。新版全集注释定位于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以1958年版十卷本为基础，用“征求意见本”作参照，充分吸收其新成果。经过众多同志长年奋战日以继夜地辛勤劳作，通力合作：或查阅大量书籍报刊，或寻访当事人知情者，或发信向国内外函询（国外有日本、美国、英国、匈牙利等等），乃至去公安部门提审罪犯，查阅历史档案，终于将注释条目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地一一落实攻破。许多专家学者的忘我工作态度，无私奉献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值得后人学习。如年近八旬且患有白内障的孙用，不仅积极提供资料解答疑难，承担了《译文序跋集》的校订，还为全集的校勘作出他人难以取代的贡献。年逾花甲的林辰，有很长一段时间，风雨无阻，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终于发现了不少长期被湮没的鲁迅手稿和题跋一类的佚文，为《古籍序跋集》的编注作出重要贡献。又如老作家、教授蒋锡金以及同样遭受过政治运动磨难、历经坎坷的中年研究者包子衍、朱正等不仅全力以赴地埋头工作，且将自己多年对鲁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包子衍对鲁迅日记的研究——无私地奉献给集体。

在文本校勘上，由专门设置的校勘小组，定出统一的原则与体例，并据初版本，参照鲁迅手稿和原始发表报刊，进行认真系统的校勘，取得可喜的成绩。即以全集前六卷来说，“这些作品从1938年版起，就曾校勘过多次，一般来说是较为准确的，但这一次的校改仍有一千余处”。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全盛”时期，包括本社与从外面借调来共同奋战的同志多达三十余人。正因为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共同拼搏奉献，终于赶在1981年鲁迅先生百年诞辰前夕，将十六卷本全集全部出齐，作为一份厚礼献给鲁迅。此版全集分为普精装本（纸封面咖啡色绸脊，奶白色书名）、特精装本（深咖啡绸封面，书名烫金字）、特精装纪念本（深咖啡绸封面，书名烫金字，书口、书脊、天地两头，都用真金烫饰，外带有机玻璃函套，函套正面上端刻印金字：“鲁迅诞辰百年纪念”。四卷一函，共四函。这是为特殊需要而精心印制的纪念本，仅仅印了十套，成为鲁迅著作出版史上极为罕见的版本，弥足珍贵）以及平装本（米黄色木纹纸封面，黑字书名）四种装帧。

由于众多专家和编注者长年累月艰辛劳动，广泛吸收了文化学术界，特别是鲁研界二十多年来大量新发现新成果，所以从总体上说，当时确是一个收集较完备、校勘较精细、注释较科学的崭新版本，其编校质量和学术水平又是十卷本全集所远不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概括比较，1981年版有两大显著特点。

从内容上说，篇幅大大扩展，不仅新增收两卷厚厚的日记，补收书信1100多封（十卷本仅334封，现为1456封，另断简12则），恢复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两书的初版原貌，而且还增添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和《译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此三集合计比十卷本又多出约200篇文章，使全集文本扩编至十五卷，鲁迅的著述从十卷本的253万字增至现在的近400万字。最后另加“附集”一卷收《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等，以便于广大读者、研究者学习、查检、研究。

从注释上说，十卷本全集虽已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就其翔实、准确、精练等方面来说尚远远不够；况且《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两部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当年因赶时间还未及加注。现将它们与新增收的日记、序跋集等按统一体例要求全部加注，而对原有注释条目作了细致的删改、修订与增补。这样便从原有的5800余条，约54万字，扩充为23400余条，总字数约近240万字。内中仅日记里所载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就多达2100余位，所购书籍5000余种，均一一加注。全集中有许多注释条目，关涉的人与事都非常敏感，波及面既广，影响也很大，如有关“革命文学论争”、“左联”、“两个口号论争”等。尤其是“答徐懋庸文”的题注更为复杂棘手。前面谈及1958年版此注在经历反右斗争风暴的特殊政治气候下，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出于“私心”，下达“指示”，并直接做过“手脚”，所以该题注尽管长达约500字，却有悖于历史真实，且将已错打右派的雪峰、徐懋庸进一步落井下石，变成了“历史的罪人”。新版此注却客观真实地恢复了历史原貌：将其诞生背景，定稿经过，左联自动解散缘由，“文艺家协会”的诞生，两个口号论争的原因、性质以及鲁迅的鲜明态度表述得全面、准确、清晰。

为方便广大读者、研究者阅读、学习，1981年版全集，在排印设计上也比1958年版作了很多改进。例如，每卷的正文之上排有一目了然的书眉，全部注释由原来集中放在每卷书末，改为分排在每篇文章的末尾。最后还用第16卷整整一卷，编辑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以及人物、书籍、作品、历史事件等各类注释索引，方便大家随时查阅全集的所有文章与注条，深得专家、学者的赞许。

由于新版十六卷本全集收集文章较为完备，校勘较为精细，尤其在注释方面狠下工夫，取得上述这些突破和特点，使它成为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鲁迅全集版本。1994年2月，十六卷本全集被新闻出版署评为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2005年18卷本新世纪版《鲁迅全集》

2005版《鲁迅全集》

为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和广大读者迫切需要，尽心尽力做好对1981年版16卷本《鲁迅全集》的全面修订工作，由全国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组成的阵容强大的修订编委会曾先后召开三次大型工作会议，认真研讨，细致规划，集思广益，确定了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修订原则。专门聘请了全国各地14位鲁迅研究专家，分别承担各卷的具体修订工作。

前后历时约四年半，凝聚着投入这一浩大工程的众多专家学者与编校人员1626天心血汗水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世的也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流传已久，影响深远的16卷本《鲁迅全集》究竟有着怎样的血缘关系？为什么要对81年版全集进行“全面修订”？修订工作遵循的原则是什么？2005年版《鲁迅全集》（以下简称新版全集或18卷本全集）的修订编注历程概况怎样？特别是新版全集在文本内容，注释条目，版本校勘等方面具有哪些新的亮点与特色？换句话说，它在篇目增删、调整，注释增补修改，文字校勘订正等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为什么要对81年版《全集》进行“全面修订”？ 自鲁迅1936年10月逝世迄今近七十年间，在已编辑出版的众多《鲁迅全集》版本中，1981年16卷本全集，由于收集较完备，校勘较精细，注释较翔实，被公认为是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里程碑式版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20年间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格局和思想观念也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以往似已盖棺论定或早有定评的鲁迅著作中涉及提到的许许多多中外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乃至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众多文学社团、流派重新审视研究，都有了较客观、全面、公正甚至全新的评价。

特别是20年间，鲁迅学的研究作为一门显学又有了可喜的长足的进展。由于众多专家、学者累月经年的深入研究，挖掘史料，鲁迅的佚文、佚信时有发现，日积月累，相当可观，成果辉煌；加之鲁迅和许广平生前的《两地书》原信陆续以铅印本和《两地书真迹》影印本形式发表，还有鲁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教授与鲁迅就有关《中国小说史略》以及翻译等问题的通信问答，被日本学者整理编辑后，以《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为书名，于1986年3月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随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同年7月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所有这些文章、书信无疑又进一步充实、丰富了鲁迅文学遗产的宝库，理应设法尽早补充编进《鲁迅全集》。

体现81年版学术水平的一大重要标志是由专家学者们对鲁迅著作文本所作高达23400多条，总字数约240多万的注释。这些注释涉及鲁迅著作的写作背景、古今中外人物、历史事件和文学社团、艺术流派、书籍报刊乃至典故名物、方言土语、引文出处等等。应该说其中绝大多数注释基本上是准确翔实的。但也无庸讳言，由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制约和时代局限，不仅许多词条该注而未能注出，留下一些空白和遗憾；即使已然注出的词条——特别是数以千计的众多人物词条——其中也往往留存明显的“左”的印痕，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批判色彩和结论简单化倾向。另有不少词条尚欠准确或似是而非，甚至因史料依据不足和主观判断失误而造成若干政治结论完全谬误乃至张冠李戴的笑话。

同样，81年版全集在版本文字校勘上，由于凝聚着几代专家与编校人员的心血汗水，它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也是其他众多版本全集所无法相比的。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也还确实存在不少错讹、误排、脱漏乃至个别文章仍沿袭数十年前初版单行本的错误，始终未能更正。

基于上述缘由，鲁研界和广大读者企盼编注更为科学完善的新版全集的呼声日益强烈。对81年版全集进行文本、校勘、注释的全面修订工作的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也到了刻不容缓，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中央有关方面直接部署，组织力量，作为21世纪伊始的一项重点文化建设工程，来实施修订任务了。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具体筹备组织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于2001.6.12-6.18在北京郊区八大处附近某培训中心召开，它标志着酝酿已久的《鲁迅全集》修订工程的正式全面启动。

开幕式上宣布成立了经有关方面批准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组织机构：

一、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下同）

王仰晨（原《全集》领导小组成员）

王士菁（58版《全集》编注者）

陈 涌（原《全集》编注者）

周海婴（鲁迅之子）

黄 源（原《全集》编注者）

二、工作委员会

主 任：石宗源（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副主任：李从军（中宣部副部长）

成 员：孙玉石（北京大学教授）

杨牧之（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张小影（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

陈漱渝（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林 辰（原《全集》领导小组成员）

林 非（鲁迅研究会会长，社科院研究员）

林默涵（原《全集》领导小组组长）

聂震宁（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郭豫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三、编辑委员会

主 任：林默涵

副主任：林非 陈漱渝 聂震宁

成 员：丁锡根（复旦大学教授）

王国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王海波（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王景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朱 正（湖南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庄钟庆（厦门大学教授）

刘玉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孙玉石（北京大学教授）

孙党伯（武汉大学教授）

李文兵（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杨占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小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张菊香（南开大学教授）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早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陈琼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徐斯年（苏州大学教授）

郭豫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韩之友（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裘士雄（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

后来又增补四位编辑委员，他们是：

王世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月刊》原副主编）

刘增人（青岛大学教授）

张梦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会上石宗源和李从军等先后讲话，做了重要指示，明确了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修订原则，当以1981年版16卷本全集为基础，“增补不足，修订错讹”。《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部署这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修订编辑委员会则具体负责修订出版工作，主要从收文、校勘和注释三方面认真进行全面修订。其后，包括编委会成员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81年版全集在收文、注释、校勘诸方面存在的问题、缺点与不足，争先恐后踊跃发言，形成热烈浓郁的学术气氛，真正做到了人人畅所欲言，充分各抒己见。正是在这种学术民主、彼此争鸣的良好氛围中，大家对修订新版的设想，也提出不少富有创见性的看法和建议。最后拟定了《关于〈鲁迅全集〉修订原则和体例的意见》，并对各卷修订任务做了明确分工。其中1-8卷的修订专家依次为孙玉石、张梦阳、王国绶、刘增人、陈福康、朱正、王世家、韩之友，9卷为丁锡根、应锦襄，10卷为徐斯年；书信部分三卷为陈漱渝，日记部分二卷为王锡荣、裘士雄；时间上原拟力争在2003年完成全部修订工作，与广大读者见面。

佚文佚信的丰硕成果为新版全集增光添彩。2005年《鲁迅全集》为18卷：计创作9卷，学术专著1卷，书信4卷，日记3卷，另有附集（含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1卷。总字数扩增为750万。与81年版相比，书信、日记各增1卷。

在文章篇目方面，增收新发现的上自1901年下至1934年间的佚文24篇。与新增的有限佚文相比，编入增收的鲁迅各种类别信函，数量更为繁多，内容更为丰富。其中有新发现的上自1911年下至1936年的18封书信；另外增收了对了解鲁迅生平、思想、创作，尤其是对研究他与许广平心灵对话，情感发展具有独特价值的《两地书》中致许广平的68封原信；还有数目更为庞大以谈论学术翻译为主的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含日文原稿和中译文）约10万字。

在新增18封佚信中，较重要的有：致张琴孙（1911.11）、致胡适（1923.12.28）、致郁达夫（1928.12.12）、致宋庆龄、蔡元培（1933.1.21）、致杨之华（1936.7.17），以及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1936.3.29）等。

新注水平的特色亮点与文本校勘的可喜收获。新版对240多万字的原有注释逐条进行审核，然后加以删除、修改和增补，力争更上层楼，精益求精。现从几个方面概括加以介绍。

一、删除若干没有确切把握且一时仍难以落实或今日看来已无必要加注的词条。

二、增补新注1500余条。

三、对原注作重要或较大修改的也达1000多条。

四、因国际政治风云变幻，《鲁迅全集》中提到的许多国家地区名称，特别是涉及原苏联、南斯拉夫等国解体后情况有所变化的，均做相应改动。

五、对带有“左”的时代印记，明显批判色彩或简单化政治结论、轻蔑性词语的许许多多词条均一一修订改写。诸如“反动文人”、“官僚政客”、“资产阶级……”、“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宣扬色情文化”……等尽量予以删除，代之客观公正力避主观武断的新撰注文。

由于81年版文字校勘上凝聚着许多前辈专家学者和编校人员的心血，已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较为精良的文本。此次修订以其为基础，参照鲁迅亲自校阅过的版本、相关手稿、初版本、报刊原载文字，再次细心核校（如第一卷校出各种差异、错讹、更动文字及重要标点，约127处），谨慎甄别，力求更动的依据充分确凿，保证文字的校改准确无误。据粗略统计，包括规范标点符号在内，共又校勘改动了1000余处。

这里还应提及全集中一个并非注释、校勘的细微变化，即版权页上注明封面题签者为（鲁迅老友）书法家沈尹默，浮雕像作者为著名雕塑家张松鹤，同时各卷还一一注明相关责编、设计、校对等人员名单，这不仅是对他（她）们辛勤劳作表示肯定与尊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20年来人们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

实际上出版社年轻的编校人员为出好新版全集确实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例如，新版第18卷为年表和索引，而整套全集注释近2.5万条，每条均可能对应涉及第18卷的多条索引，为保证这一烦琐细致的工作不出任何差错，在社领导的安排下，出版社的会议室曾出现非常动人的工作场面：即17人每人手中各拿前17卷中的一卷，将其中每条注释与第18卷中的注释索引一一核对，每天中午吃食堂的盒饭，晚上吃社里买来的快餐。这样从早晨开始一直聚精会神地干到每晚八九点钟，整整会战三天，方才完成这一烦难的任务。新版全集取得这些重大成就——特别是注释方面的许多填补空白性的突破，自然首先要感谢为此付出心血汗水的14位学者；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在长达四年半修订过程中已先后辞世作古的黄源、林辰、王仰晨、杨占升、陈琼芝等五位顾问与专家，在全集出版后编委会的工作总结会上，大家曾对他（她）们表示深切的怀念与敬意！

限于个人水平和时间紧迫，此文仓促草成，疏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2006年2月完稿于京郊昌平天通东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