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8年9月23日，北大五四文学社恢复成立大会召开。主席台右起：张文定、邹士方、袁纯清、隋凤花、张志民、周雁如、王丽梅、朱光潜、马石江、季羡林、王瑶、张幼华

茅盾在病中 邹士方 摄（1980年8月21日）

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1978年3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文革”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7级），那年我已29岁。

1978年7月的一天，我向校团委的负责人提出，听说“文革”前北大有个全校性的学生文学社团“五四文学社”，“文革”后停止活动，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把它恢复起来，以推动学生课余文化活动的开展？负责人表示同意，让我同团委文化部的负责人张幼华共同筹备文学社的恢复工作。我提出文学社应该有自己的刊物，以便发表同学们的作品，这个刊物叫《未名湖》比较合适。因为这有双重含义：一是北大校园有湖名叫“未名湖”，这说明刊物是北大办的；二是在刊物发表作品的大都是还“未”有“名气”的学生。团委和学生会经过研究，同意我的建议，并商量请北大的老校友、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茅盾）先生撰写《未名湖》发刊词并题写刊名。为此校团委以学生会的名义向沈老发了信。9月收到沈老的复信及题写的刊名，全文如下：

五四文学社的同志们：

今日始收到来信，想因转辗稽延。刊名另纸写呈。至于发刊词，还是你们自己写的好。日后我可以投寄一点短文，如杂感之类。

匆此，即颂进步，并致

敬礼！

沈雁冰

九月十九日

看到沈老清秀、瘦劲的亲笔书信和两张题签，大家十分激动。

9月23日上午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了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恢复成立大会。北大校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副校长季羡林，北大名教授朱光潜、王瑶，鲁迅挚友章廷谦（川岛），诗评家谢冕，诗人张志民，作家刘心武，《北京文艺》的负责人周雁如，《人民日报》记者丁宏新和叶幼琴，《中国青年报》记者狄沙和顾志成出席大会，出席的其他同志还有校团委和学生会负责人王丽梅、隋凤花、袁纯清、张幼华。会上展示了沈雁冰先生的复信和题签，博得热烈掌声。校领导宣布五四文学社领导班子成员：北大党委副书记韦明任名誉社长，朱光潜、曹靖华、季羡林、王瑶、章廷谦、谢冕、张文定等任顾问，张幼华任社长，陈建功、邹士方、李志红任副社长。马石江、季羡林发言，表示祝贺，之后来宾发言。会后与会者在图书馆前合影留念。

恢复活动后的五四文学社下设评论、小说散文、戏剧曲艺、诗歌四个组。评论组又分为两个小组，一个是电影评论组，一个是书评组。第一批社员共有90余名。我被指定主管电影评论组和诗歌组。文学社除了不定期出版《未名湖》杂志外，还在《北京大学校刊》上开设“未名湖”专刊。之后我在《未名湖》杂志上仅登过两首诗，其中一首署的是笔名：士方。《北京大学校刊》上的“未名湖”专刊一直由我主编，主要登载散文和诗歌，

文学社组织了不少活动：请侯宝林、张洁和香港诗人何达讲演，与孔捷生、王亚平、刘心武座谈，观摩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内部电影。1979年1月应《诗刊》社的邀请，文学社诗歌组和评论组举行座谈会，同学们认为当前诗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真情、回避社会问题、不敢说人民的心里话。诗的生路在哪里？《天安门诗抄》就是榜样！同学们对艾青的《在浪尖上》和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两首诗给予较高评价。《诗刊》社的编辑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当时的文学社聚集了不少文学爱好者，毕业后有的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有的成为著名编辑记者和学者，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李翰华（笔名亚丁），现为著名作家翻译家，是一位在法国家喻户晓的作家、翻译家和法中文化交流大使。毕业后他因翻译萨特的小说获得了法国政府翻译家奖，后来在法国写了五本论文小说，获得欧洲骑士勋章，影响很大。其小说《高粱红了》将法国卡茨文学奖、法国匹里茨奖、亚洲小说奖、比利时皇家文学院小说奖等相继收入囊中，并入围龚古尔文学大奖的决赛圈，2010年10月在北京获法兰西最高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成为继巴金、金庸、贝聿铭等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还有作家、红学家、电视制作人张曼菱，是改革开放后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其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获奖无数。自然，还有陈建功、刘震云、黄蓓佳、黄子平、王小平、梁左、夏晓虹、查建英（笔名小楂）、郭小聪、叶君远、李勤等文学艺术界的精英。

记得在学校时最有成绩的一个是陈建功，一个是黄蓓佳。陈建功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黄蓓佳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儿童文学集《小船、小船》。两人当时都送过我题款签名本，至今我还珍藏着。李翰华那时在西语系法语专业学习，他是图书评论组的成员。由于我俩同朱光潜和罗大冈先生相熟，故来往颇多。每星期五下午他们看法文原版电影，他都叫上我去看，并为我做现场翻译。诗歌组组长李勤是俄语系的学生，诗写得很出色，由于主管诗歌组，我与他经常在一起活动、探讨。由他主编，以文学社诗歌组的名义油印了一本诗集《路》，他和我均有一首诗被选入。查建英那时是一个十分漂亮又有些腼腆的小姑娘，扎着两支羊角辫，高挑身材，十分可爱。前些年看电视，出现她的镜头，发现她的变化很大，我几乎寻不出她当年的一点影子。30多年过去了，谁还能留住芳容倩影呢！查建英在1982年左右即赴美，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她小小年纪，胆子真不小！

以后又增补了中文系文学专业1978级的熊光炯、王友琴为五四文学社的副社长。后来文学社名誉社长韦明离开北大，我们请中文系王瑶教授担任名誉社长。记得张幼华与我曾往镜春园拜访王瑶先生，商请他任文学社名誉社长，先生痛快答应。先生欣欣然笑着，手持着烟斗，满口山西话。1984年12月9日五四文学社举行茶话会，见到王先生，我请先生题词。先生题了：“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这是屈原《离骚》句。

五四文学社的恢复成立是北京大学“文革”后的一件大事，也是北京大学校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它的恢复成立标志着学生学术活动和社团活动开始走上一个新台阶。现在北大学生社团多达几十个，而至今还存在并活跃着的五四文学社应算是历史最久的老大哥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的恢复开“文革”后全国高校学生社团活动的先河，其历史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1980年8月21日我到茅盾先生家中拜访他，并为他摄影。他住在北京东城交道口的一条小巷内，中央戏剧学院就在他家附近。他的住所是很大的四合院。敲门进去，他的儿媳出来接待。我自报了家门，她引我到北房。我终于见到这位文学大师。

房间里靠墙处都是高高的玻璃门书橱，书橱里装满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一个书橱上面还摆着笔筒和毛笔。

他那时在病中，身体不好，脸颊清瘦，面容憔悴，胡子老长。他坐在靠背椅上不停地咳嗽。但他还是伸出颤抖的手，紧紧地与我握手。我提起他给北大五四文学社复信的事，他突然来了兴趣，问起五四文学社的情况。经过交谈，距离拉近了，亲热了许多，答应让我拍照。于是有了这幅《茅盾在病中》。这幅照片中的沈老虽然不修边幅，显露病容，但他的头部扬起，目光坚定，炯炯有神，双手牢牢地抓住座椅扶手，整个形象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绝没有颓废之感。临走时他在我的本子上写了：“谢谢你们，我的手抖不能多写。”茅盾先生于1981年3月27日逝世，距拍摄这张照片也就7个月。

这幅另类“伟人”像《茅盾在病中》曾得到朱光潜老师的赞赏，他有评语曰：“这是一张新闻照片，拍于茅盾逝世前不久，很有史料价值。由于作者不是专业摄影师，所以被摄者未做任何修饰（胡须都没有刮），很随便，完全是书生本色。因此片子拍得自然、真实，把文坛巨匠的病中之态、病中之情抓取得恰到好处，照片具有了艺术感染力（尽管在病中，但茅盾眉宇间仍显露出他那顽强的气概）。像茅盾解放后这样朴素真实的生活照我是头一次见到，以往见到的多是一些正襟危坐、衣冠整洁、魁梧高大的‘伟人’像。”

今年，茅盾先生已去世整整40年，提到北大五四文学社，总让我忍不住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