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从《觉醒年代》热播后，蔡元培风雪中踽踽而行，以道貌温言恳请陈独秀的场景，又从记忆中亲切浮现。我对煌煌蔡公之眷眷之心，自然与写作《北大之父蔡元培》有关。如今这略显意趣的假设，无非是想换一种角度，重温他巨人脚印上的生命气息。用今天的视野，探询梳理并且体悟这位历史的大主角，如何集聚五四新文化和创建北大新教育的心路历程。

一、假设陈独秀未能应约携《新青年》出任文科学长

蔡元培改造老北大从文科始是个奇迹。而被学界津津乐道的破题之笔，就是聘任这位从来没有在大学任过教，又没学位头衔的人出任文科学长。但是蔡先生三顾茅庐请出的并不是诸葛亮，却是一位个性鲜明，从旧营垒横空出世的孙悟空。先不说他甘冒全国学究之敌，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的强悍文风，会让桐城学者和黄侃辈如何怒目以待。就说蔡先生许以他丰裕的薪水，并以箭杆胡同九号为刊物安身之所时，他还是犹豫不决有所保留的。因为《新青年》已度过初创窘迫名声隆起，发行覆盖全国四十九座城市的七十六家书局。而上海自戊戌后开风气之先，办刊环境明显优于“府院之争”的北京。所以他临行前决定不带家眷，告诉友人：先试三月待定。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陈独秀毕竟也是那个时代的大主角。他以老革命党的敏锐，敢于孤军作战的气魄，顺乎自然地踩准了鼓点，借蔡先生之邀，登上这个于他来说全新的，由此导演并掀开时代大剧的人生平台。按当下的说法，以堂堂国立大学文科学长之尊，结束了一个民间办刊人的非主流身份。而《新青年》也从当初因汪孟邹恳请，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资助，全凭他一枝独秀苦撑之局面，一跃而成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这份同仁刊物非同小可，先确定轮值主编，集体讨论的原则，犹如水泊梁山依次登场的明星阵营，是无法在上海集聚的。北京毕竟是政治文化中心，追昔抚今，如果我们超越《新青年》文本那些熟悉的传奇故事，依稀可见陈独秀的清晰走向，同仁圈子的性格特征以及略显过激的策略手段。林语堂回忆蔡校长接待室陈列过几枚炸弹，而陈从当初参与炸弹制作，力挺暗杀手段，到反袁失败流亡日本，最后回上海创办这份刊物，其动机本身就是一种策略选择。他选择沈尹默、钱玄同、李守常、刘半农、高一涵、胡适以及周氏兄弟，作为思想伙伴，乃至精神密友，就是要集同仁之势，鼓天下之气，发出主导性的主张和口号。

那时的他们有梦更有行动，箭杆胡同的一壶酒，可以让三两好友聊一整夜。他们有着高山流水般的默契，更有着一种占领高地，选择、放大和遮没不同声音的冲动。他们不愿再等了，因为历史已被他们推着前进了。

胡适终于像一阵飓风，穿洋过海，扑进这座让他兴奋又带点敬畏的校园。他真想给陈独秀鞠个躬，是他借《新青年》让自己一夜爆得大名，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他更应该给蔡校长行个大礼，让他出任哲学系主任，非常体面地走进常人梦寐以求的北大。虽然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享受了博士的荣光。他从此将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与中国思想界对话。

我有时会独自猜测，假设没有蔡先生力邀，陈胡两杆大笔不能在北大集聚，新文化将会呈现何种变局？

绍兴至今流传着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的说法。那是讲蔡出任民国教育部长时，接纳了这位小同乡，让他暂时摆脱了革命后又要做奴隶的困境。而他在北京的前六年，一直以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颇有兴趣地整理乡邦文献，与周作人编定出版《会稽郡故书杂集》。又全身心地钻进故纸堆，开始了几乎消耗他一生精力的《嵇康集》的校勘。还辑校了《志林》等五部书和谢承的《后汉书》，又利用春节回乡探亲，四处搜集资料，打算开启《会稽禹庙空窆石考》的考证。

如果顺其心境设计精神轨迹，他很有可能别有怀抱，成为一位大学者和名教授。他终身服膺蔡先生，先为北大设计了新校徽，又在课堂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他的才情不转向文学，说不准又会写出独具眼光的《中国书法史》，甚至《中国美术史》。他三十年代推崇木刻版画的眼格之高，足以让模仿期的美术界惊羡。

但是这一切，都因为参加几次《新青年》的会改变了。历史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各种可能，鲁迅自《狂人日记》起，一发而不可收。让陈独秀们终于舒了一口长气。大谈新文学的同仁都不是文学家，《新青年》由此名声大振。而蔡元培沉雄度势，看准了统治者“南北议和”“偃武修文”之缝隙，以兼容并包的胸襟和气度，支持和庇护《新青年》以三年之力，在北大乃至当时的思想界，创造了摧枯拉朽的奇迹。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即“新青年”，如春秋诸子般在他的北大集聚。难怪个性耿直的梁漱溟，事后会站出来说公道话：

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先生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京，更不得机会发抒。（《纪念蔡元培先生》）

当时的北大，特别是引进陈独秀、胡适后，各色学人错杂其中。老友傅增湘身为教育部长，曾忧心其“新旧共张，无所倚缺”之初衷，会有失偏颇。蔡的回函平和自信，提及《新潮》与《国故》两种刊物，与《新青年》同时发行。而稳坐《国故》中军者，乃他和陈独秀力排众议，请出的刘师培（字申叔）。这位当时最为耀眼的“读书种子”，出身经学世家，学问别立机杼，年长黄侃两岁，却平交章太炎（字枚叔）独享学界“二叔”雅号。他天生有点口吃，上课讲经史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他书法不大好，且有手抖的毛病，在讲堂上很少写板书。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见他因肺疾声音很弱，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算作“曰”字。见此，陈独秀也不计较，一笑了之。而鲁迅后来作《中国小说史略》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

蔡治北大一心赤诚，理路可分五四前后两大时空。此时蔡先生之兼容，是为了“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他敬告师生，要“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改造学风。而细察他的《答林琴南书》，以夫子之道，一片冰心，娓娓道出他执掌北大之经纬。那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一种古今学人向往的真正研究学问的大风气。

二、假设蔡元培迫于压力，五四时辞职未归怎么办

蔡元培的北大十年是个重要的人文徽记。他曾经八次辞职两次欧游，实际在校时间只有五年。而五四后那次公开辞职引发的“挽蔡行动”，对于他和北大的前途，都是关键的历史记忆。

五四运动确实是北大人捅破了天，但细读高平叔的《蔡元培年谱长编》，颇能让人解颐的是，巴黎和会这个触媒，是经蔡元培之手触发的：

据叶景莘回忆：5月1日，陆征祥电告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徐世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绝签约，由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送徐世昌。徐交国务院拍发，但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国务院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往告林。5月3日凌晨，林到会报告，汪大燮焦急，叶景莘说：北大学生亦在反对借款和签约，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汪即命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处。当晚九点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去谈，其中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诸先生。次日，北大学生游行，而五四运动爆发了。（叶景莘 著《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见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及叶著《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

自从火烧赵家楼学生被捕，蔡元培率众校长奔波挽救，到五月九日悄然离京，这五天炼狱般的内心苦斗，既让人痛惜喟叹，也是至今无法解开的迷局。

就像他事后追忆时说的，居校长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赞助学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辞职。又传闻有安福系背景的马其昶将继任校长，他深恐学生因拒马之举，造成更为复杂的僵局。他只有辞职，才能保全北大的安全。

如果说五四当天的行动，因缺乏统一领导略显仓促，那么历时四个半月的“挽蔡行动”，却显示了北大师生的成熟自信。他们有组织懂策略，行动非常缜密。在校内能让黄侃、辜鸿铭等旧派名流一起发声。尽管辜先生的理由是蔡校长乃北大的皇帝，而黄侃也感叹按他的脾性，包容者唯蔡先生也。他们还推动整个北京学界一起行动，各大学校长都以辞职倒逼政府退让。他们甚至能改变两位继任者的任命，不管胡仁源曾经是蔡之前的代理校长，北大红楼就是由他借款筹建的。

一个强烈的时代共识至今仍余音缭绕，北大不能没有蔡元培！他的人望之高，是因为他的经历和个人魅力，更是因为他用独具一格的大学理念，让昔日的官僚养成之地，焕发出迷人的故事场景。我们追溯既往，发现种种回忆文章，都在努力发掘乃至还原蔡元培在北大的真相。因为人比较容易赞美最初打开自己视野的东西。在这些“老北大人”心里，蔡元培是他们“永远的校长”。他开创的老北大精神和学风，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精神品质。

周策纵这位五四运动的权威学者，曾用数据分析得出结论：

蔡元培自1917年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

他列举一九一六年北大的预算是43万银元，蔡主政后大为扩充，一九一八年的预算达67.68万元。到了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又分别达到79万元和96万元。而学校规模和人才集聚也形势喜人。学生从他上任1503人，扩充为一九二〇年的2565人，教职员工252人，其中外籍教师13人。

遥望百年前的蔡元培，自上海单身北上，一脚踏进北大，就气度沉雄地施展抱负。他的宗旨目标清晰可行，策略行动张弛有度，那种成熟做派，像是筹谋良久，有备而发。他确实是憋足了一口长气，蒋梦麟曾以《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记述了二十年前，这位挂冠回乡的中西学堂新掌门，在酒席间高举起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他直斥康党的失败是不先培养人才，他立志教育为“救国正途”。虽经历南洋公学、爱国女社磨砺，又赴德国留学研习四年，但并不说明他有办大学的经验呢。那么，是谁打开了他最初的视野？

某次茶叙，就此请教师出北大的缪哲先生。缪哲是学者，沉思片刻，一语破的：

他是受洪堡启发，想办一所研究性大学吧！

随后，又发来一则蔡元培孙女参加的报道——《“蔡元培——中国的洪堡”展览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开幕》。

我倏然醒悟，眼前浮现蔡元培在每年开学典礼上的殷殷嘱托：

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乃研究高深学理之机关……

中国自古只有太学，没有大学，而十九世纪国外多是应用性大学。蔡元培想办研究性大学，就将工科划给北洋大学。他破格提拔留学洪堡（柏林）大学的顾孟余为教务长，与总务长蒋梦麟一起参与运筹帷幄。他们效率很高，先完善文理两科为主的预科、本科和研究所三级学制。规定预科两年，本科四年。又大胆地推行“选科制”改革，最后被教育部颁令全国推广。北大学生从此可以不拘时间，自由选择专业和教师，只要修够学分就能毕业。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如杨振宁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改读物理修成正果。

蔡元培强调教育修身，培养完美人格。他们先后请来杜威和罗素开讲座，在授予杜威和罗素博士学位的典礼上，顾孟余先讲一遍中文，再讲一遍英文，接着又讲一遍法文和德文。其措辞、发音，隽雅、准确，听者无不钦佩。所以每逢顾先生上课，都是座无虚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纳得下。来听讲的，除本系学生外，其他各系的学生都有，甚至还有许多校外人士也来“揩油”旁听。

而北大开旁听生先例，可谓是蔡元培自由办学的民族姿态。当时景山东街、沙滩、骑马楼一带小公寓里，住满了外地来的学子。梁漱溟说，他每次上大课，自由来听讲的有两百多（其中不乏看他出洋相者），胡适的听众更多。而到考试时，发现只有九十多位是正式注册的学生。

北大盛传有“五公开”逸闻。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了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读书；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价格便宜公道。至于三种学生么，一是正式生；另一种是旁听生；还有的就是偷听生。许钦文和胡也频、柔石还有曹靖华、许地山，当初因没有钱办旁听生手续，就只好住校外的“拉丁区”，天天溜进去偷听。他们最喜欢听鲁迅的课，一次课后鲁迅还请客喝牛奶吃点心呢。

杜威和罗素对北大开办校役夜班，提倡平民教育很有兴趣，这在英美大学也算是奇闻。我们发现在开门办校上，蔡元培与李大钊们走得很近。区别是他提倡“互助”式的平民教育，而另一方已是“劳工神圣”的政治考量。杜威还感叹他在北大清华遭遇了冰火两重天，他去清华做了五次讲座，有四次不受欢迎。很多学生当面睡觉，称他的讲座就是“摇篮曲”。而在北大，学生的各种社团激发出的热度，让他和罗素夫妇，感受到英美学子缺乏的那种关注和改造社会的“北大共识”。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蔡元培为抗议奉系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陷害罗文干，再次向总统府提出辞职。他因彻底失望不接受挽留，很快就启程赴欧，再也没能返回北大了。如果说他的不断辞职是他保持理想的特殊手段，那么，最为酣畅表达他政治态度和书生意气的，还是五四时期广为流传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参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

应该看到蔡元培能相对独立办校的时代背景，正是民国根基未稳，各派政治势力无力控制思想界，反而为以他为代表的新派知识群体，尝试各种新制度，提供了最后的历史机遇。或者可以说，他是试图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庙堂、广场与民间作用兼容并包于一身的时代标志。他在北大的各种实验和倾情发抒，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当之无愧地超越了章太炎，甚至梁启超等同时代主角。令后代学人不断追怀，掘发出新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新意。

蒋梦麟对蔡元培“遥领”的北大，以总体的“蔡规蒋行”令学界钦佩。正像陈平原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蔡元培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理想性，而蒋梦麟则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现实性。他又撰文深情地点评：

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后来的西南联大由三校合并，按惯例只能在蒋梦麟和梅贻琦、张伯苓中产生一位校长。见蒋主动退让，北大人不服，他幽然发问：“现在只有一条裤子，三个人怎么穿呢？”梅贻琦也是位大校长，自然从中感悟出蔡先生的“老北大”风范，依然发散在这所多难而不屈的校园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