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年刘震云

刘震云和他的新书《一日三秋》

“我不敢忘记，我是从那里来的一个农家子弟。”那是34年前刘震云短篇小说《塔铺》里的最后一句话。他一直都记得。

中国作家中，刘震云可能是“触电”最多的，不仅作品被改编得多，还亲自上阵出演角色。虽然镜头不多，但刘震云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还接触到了不同的人，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

刘震云笑言，身边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哲学家，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对自己有很多启发。

有人评价他的新作《一日三秋》：刘震云首先是个哲学家，这是他的文学与众不同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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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的力量

有一次，刘震云在荷兰一家图书馆交流，有位读者站起来说，读《我不是潘金莲》她从头到尾都在笑，唯有一个地方哭了，就是主人公李雪莲对世界上所有人说话都不被相信的时候，她开始对一头牛说。所有人都在取笑她，她只有说给牛听：你相不相信我不是一个坏女人，这个状到底告还是不告？刘震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补了一句：她身边有第二头牛也在听，他叫刘震云。

我相信这是刘震云的常态，以牛的姿态和忠诚倾听。当李雪莲们的心事无处诉说时，他在倾听；当他把听到的肺腑之言通过文学告诉读者的时候，赢得更多的倾听。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倾听的力量。

刘震云的朋友很多，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师傅习惯戴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让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

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像新作《一日三秋》，六叔给“我”絮絮叨叨讲那些画作的故事。六叔死后，所有的画被六婶一把火烧了。为了纪念和六叔的过往，“我”以记忆中六叔的画为母本，用故事描述出画里的延津。

过去写作，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现在，刘震云逐渐发现，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每天的写作其实是在倾听，倾听使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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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比真实更真实

早期的小说就已暗示了刘震云后来的创作宗旨：白描现实人生，以写实的笔墨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境遇。这在刘震云大概是必然。比如坐高铁，他特别喜欢坐二等座，很多人觉得太嘈杂，有些乘客会把手机声音放得很大，孩子跑来跑去，但刘震云感觉温暖，他也喜欢享受满车厢方便面的芳香。

但是后期，刘震云的作品被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其实作品里的人物就生活在真实而“魔幻”的世界里。《一日三秋》中明亮对花二娘说：“人在梦中常哭湿枕头，您说这哭是不是真的？人在梦中常笑出声来，您说这笑是不是真的？有时候这真，比生活中的哭笑还真呢。”在《故乡面和花朵》里，作者借郭老三之口说：“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关系的花样层出不穷，但你往透里一想，一切都是一场戏，刚刚还是主角，转眼之间，就是别人带你玩不玩的问题了……”《一日三秋》干脆就让演员直接上场了。豫剧《白蛇传》里扮演许仙、白娘子、法海的三个人在现实中纠葛，仙女花二娘的传说在画里、在传说里、在梦里穿梭，这使“一日三秋”有了“三生三世”的意味。这是一部罕见的荒诞剧。然而，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有时候荒诞比真实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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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活成了笑话

“说得上话”，是可遇不可求的境界。就像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说的：“一个人的孤独不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刘震云曾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两人在一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上部“出延津记”讲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找养女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讲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一九四二》里，范伟扮演的厨子擅长延津做法的鲤鱼焙面；电影《一句顶一万句》里，范伟扮演的老宋还是延津的厨子。新作《一日三秋》中也记录了陈明亮父子走出延津、回到延津的故事。

故乡是他的文学圣地。从上世纪80年代的《塔铺》《新兵连》开始，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刘震云沿着故乡一路走来，《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中，均可见遥远的故乡，《手机》《我叫刘跃进》也是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延津。这底色在《一日三秋》里愈发清晰。陈明亮重金寻赏枣树心的门匾，也是延津的情结，是明亮、也是作家内心割舍不断的思乡情结。三千年前冷幽族的仙女花二娘流落河南延津，每夜入人梦中讨笑话，会说笑话的人，她奖励红柿子；笑话无趣之人就要背二娘去喝胡辣汤。殊不知花二娘已化为一座山，背山人一梦呜呼。花二娘并不知道，丈夫早就在听笑话时被鱼刺卡住喉咙，又被扔进黄河淹死；陈明亮的母亲樱桃死后从长江漂下去到了九江，突然回到了宋朝，到宋朝找到的笑话救了她的命，因为阎王爷也喜欢听笑话——所有人最后突然觉悟，自己好像一辈子活成了一个笑话。

刘震云用笑话讲述了最朴素的人生：活成一个笑话，也没什么不好。而笑话与笑话之间，人的笑话和寻找笑话之间，都是结构的艺术。在刘震云的作品中，结构的着力胜过故事，故事怎么讲，比故事本身更重要。《一日三秋》把生活的壁垒给打破了。戏里戏外、人间鬼神、上天入地、画里画外、梦里梦外、逆向顺向，结构严谨且极富张力。故事情节与对话语言之外，《一日三秋》里隐秘又严谨的结构显示出作家举重若轻的功力。否定之否写，他的写作是连环套，是螺丝转，是拧巴之拧巴。

“拧巴”是刘震云的说法。他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校正一下。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语言是缠绕的，却是质朴的、平易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炫技，没有夸大，用朴素的语言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反而映照出故事背后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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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标尺

刘震云喜欢读《论语》，反复研读几十遍，他总结出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刻薄的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

刘震云讲话、写小说都很绕。他简洁诙谐的叙述中，简单的故事变得没完没了，让人欲罢不能。他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是外祖母。《一日三秋》里明亮的奶奶，或许就寄托了作家的思念，而先前的《故乡天下黄花》索性直书“献给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年轻的时候在当地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在刘震云的眼里，外祖母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刘震云说，他的写作从外祖母的哲学中领悟了很多。

“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最根本的标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是刘震云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