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震云是延津人，刘震云说故乡延津是个幽默的地方。在延津，人们都是用不正经的方式来说正经的事儿。刘震云似乎深得地域文化的滋养，他讲故事的方式在当代作家中也别具一格，充满幽默，充满民间智慧与中国风味。

他在小说中屡次写到延津人的一种谈话方式，或曰生活方式——“喷空”。何谓“喷空”？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牛国兴带着杨百利学会了“喷空”，后来杨百利又因“喷空”与老万投缘。刘震云在此借人物关系解释，所谓“喷空”，“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有时‘喷’得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同时还以书中爱炫耀口才的小韩作对比，认为喷空“有具体的人和事，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而非喋喋不休地讲道理，即便是讲道理，也是通过故事的形式生动体现。由“喷空”所延伸的人物之间最重要的关系便是“说得着”。喷空能喷到一起去的就算说得着的人了，说得着就有了情感上的沟通，也更容易建立亲近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人找人，话找话”，投缘！

刘震云书写“喷空”的具体行为，也通过“喷空”的方式来结构小说。“喷空”从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维持了刘震云对话语、人生、社会、人性、历史的一贯关注与书写，形成了“喷空”“内”与“外”的种种奇观、层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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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秋》也是一部“喷空”的小说。明亮的奶奶爱给明亮喷空，常喷的“空”有三个：黄皮子的故事、一头牛的故事、奶奶他爹的故事。这是这部小说中明确提到“喷空”的地方，而没有提到“喷空”实际体现为“喷空”的地方却无所不在——“喷空”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这篇小说的“灵魂”，既是结构小说的一种形式，也是小说体现民间生命力的地方；既是小说叙事的趣味之所在，亦包蕴刘震云所试图表达的生活哲学内涵。

刘震云从“六叔的话”喷到“花二娘”的民间传说，从穿越时代、神神鬼鬼的“花二娘”喷及写实部分的樱桃、李延生与陈长杰等人，又及延津诸人的关系及风俗。有了日常生活，有了人，便有了“说得着”“说不着”的因缘，有此时说得着而彼时说不着的变化，正因这一切，人物在“喷空”与“说得着”“说不着”的同时分流出新的人物与故事。樱桃与陈长杰的关系由说得着而在一起，由说不着“没劲”而意外中断。但这种“意外”却带来了新的人物——明亮，新的关系——樱桃死后附体于李延生、陈长杰出走武汉后缔结新的家庭。如此缠绕不断的人物关系实际为小说不断引入新的叙事动力，直至明亮与马小萌家庭的建立、他们的遭际延展，新一代的故事将老一代的故事推向背景，叙事时间也在现实层面跨越几十个春秋。而横穿阴阳的樱桃、马道婆、老董与作为线索的“花二娘”则将虚实之间、真假之间的“空”喷到极致，并进一步将叙事时空扩大，凸显故事层面的“变”与人性、经验的“常”。概而言之，这是《一日三秋》中“喷空”在叙事、结构层面的存在方式，可谓“喷空”的表现形态之一。

其二，“喷空”的具体表现形式——笑话。中国人对笑话的喜爱与执著并不乏见，《笑林》《拊掌录》《笑府》《广笑府》《古今笑》等笑话集算得上琳琅满目，都显示了这个民族对于笑话与幽默的深入喜爱。笑话仅是单纯的娱乐或取笑揶揄吗？非也！所谓“笑话”，笑者，话也——笑后面隐藏的对话才是作者所表达的重心。编纂过《笑府》《广笑府》《古今笑》的冯梦龙曾有言，“笑人者亦复笑于人”，古今世界乃一大“笑府”，愚人非愚，圣人也未必圣。冯梦龙这种饱含平等意识、蕴含丰富生活整体性的笑话观念与刘震云的文学观与生命观有着穿越时空的共通性。或者说，他们均从三教九流的街谈巷语、贩夫走卒的滑稽科诨、下里巴人荤素夹杂的俚语笑谈中发现了历史的荒诞、人性的悲欢以及民间生命力的伟大。《一日三秋》中要听笑话解愁的花二娘并未真正听过几个好笑的笑话，反而那些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生活逗笑了花二娘。譬如花二娘来到明亮梦里索求笑话，明亮万般无奈之际，只能将自己妻子曾经是鸡的笑话说出，获得逃脱。然而，正如冯梦龙“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的“醒世通言”，花二娘天天与人索要笑话，但她在延津的漫长等待亦是一笑话——花二郎未赴约只因他到了延津之后在吃饭时听一笑话而被三叉鱼刺卡死。而众延津人不敢在梦里与花二娘说，何其反讽！这是“喷空”的表现形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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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空”除了在结构故事与构建人物关系上直接的作用，还构成小说《一日三秋》所试图表达的“喷空哲学”。刘震云喷的这个“空”从某种层面来说，是他从地域文化中所获得的一层滋养，他曾说过，“故乡对我更重要的影响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幽默。幽默是一软化的态度。河南人说话真的是挺幽默的，基本上两个人都是在开玩笑。用不正经的说话方式来说正经的事儿。”“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特别多，用苦难来化解苦难是化解不了的，那苦难会变成一块铁，但你换一种幽默的态度，可能这个苦难就变成了一块冰，冰掉在幽默的水里，很快就化掉了。”但幽默真能化掉苦难吗？且看《一日三秋》。

依旧以花二娘的笑话为例。延津人都好笑话，在延津渡口变成石头的“花二娘”眼泪流干了，待复活进入人梦里后却只爱听笑话。花二娘爱听笑话自然上升不到民族苦难这个层面，但在面对个人苦难的时候，花二娘用听笑话来化解忧愁却也是同样的道理，是女性以无奈的幽默面对失意与苦难的实实在在。笔至此处，刘震云再进一步，把这举重若轻转而又变成了举轻若重。爱听笑话的花二娘是延津人的精神主宰，让延津人无人不会讲笑话，也爱讲笑话。但笑话对于延津人的压迫感却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梦里因没能成功逗笑花二娘而死亡的吴大嘴等人，还是讲完笑话后垂涎其美色心肌梗死的其他浪子，笑话本身（或者说幽默本身）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从这个角度来说，幽默与笑话本身体现的不仅是正向的生活态度，反而显现出荒诞意味。这就是《一日三秋》中“喷空哲学”的第一层重要义理——笑话与讽刺、荒诞与存在的辩证哲学，正如司马牛《花二娘传》的开头所概括的“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到底，是本血书”。刘震云喷的“空”呵！谁又不是在这荒谬的“空”里呢？

“喷空”哲学的另一层义理反映在“喷空”“说得着”与“投缘”的随机与变动中，反映在“万事皆有因缘”的牵连中。豫剧《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与法海在剧中是针锋相对的两人，而演白蛇的樱桃与演法海的陈长杰却在现实中结为了夫妻，而这段姻缘的缔结全因陈长杰会讲笑话，几年生活之后，笑话的力量消失，因为一把韭菜樱桃走上了绝路。变成鬼的樱桃找上了李延生，李延生抵不了樱桃的纠缠只得南下武汉寻找陈长杰。昔日三人同台的情谊依旧在，但时移世易，味道却变化了些许。樱桃寻找陈长杰本只为迁坟，不再葬于乱葬岗，但见到自己的儿子明亮，却多了留恋。陈长杰有了新欢，昔日“不行”的陈长杰现在却“行了”，变成鬼的樱桃气不过与陈长杰现在的妻子秦家英有了纠缠。秦家英与微微不咸不淡的态度本就让明亮无家可依，母亲樱桃被阎罗钉在钢针上扭曲痛苦的求救更是让他决心离开武汉，回到延津。之后，早早寄人篱下的明亮才有了入社会后的重重遭遇，才有了与马小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才有了不断在延津出入的后话。刘震云说，中国社会是个人人社会，正因是人人社会与西方的人神社会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需要找一个知心人，一个说得着的人。但人人社会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在人神社会，上帝的嘴是严的；在人人社会，知心朋友的嘴是不严的。二十年前的好朋友现在不一定是好朋友。你变了，朋友变了，或者生活变了，这三点有一点发生变化，过去的朋友就不是朋友了”，所有的都变了。所以，时间迁移，人心变了，所谓世风日下，这一点一滴的小变化最终又引起了质的变化。但人生、命运的起伏，时代的变迁，人性的善良与卑微、肮脏与羞耻、无奈与疼痛都在这些变迁中呈现了出来。这一环套一环的因由，正是人世间万事万物之间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演绎。这乃“喷空”的哲学义理之二。

叶兆言有篇文章《闲话刘震云》，他开篇写道：“我也许永远不会明白刘震云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也永远不明白他什么时候说假话。他总是用说真话的表情说假话，用说假话的神态说真话。他是我们这茬作家中，最机智的一个人，谁要和他斗，便是找不自在。”这就是刘震云“玲珑剔透的聪明”与参透世事的“狡猾”，也是刘震云“喷空”式哲学深入内里的一种表现。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从某种程度而言，刘震云似乎了盗取了些许曹雪芹写作的个中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