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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只有66页的《灯光》，不像有的工具书上说的是“散文集”，它是女作家、教育工作者朱君允1942年6月在重庆的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诗文合集”。具体地讲，朱君允这本《灯光》分别收散文8篇、新诗1首、旧体词19首，还有书前陈西滢序一篇和作者自己关于该书附录19首旧体词的小序一篇，但合共也就只有两万字。

序作者陈西滢，是著名女作家凌叔华的丈夫。陈西滢八百字的《序》，分三个自然段。首段写“在七八年前”到朱君允北平家中见到的“主人”“主妇”和“三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构成的和悦的家庭的以及给自己留下的“不易磨灭的印象”，强调“你欣羡他们的幸福”而且“以后时时会想起这人家来”。次段写“抗战发生的时候”，在成都朱君允的家时“你看见三个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在一处，依然有说有笑，还是一个和悦的家庭”，但却能查觉到“在笑乐的底下似乎蒙着一层抹不下的悲哀”，末段直接写“这本书的著者”朱君允在此书中，或写“她回忆中的一个如何幸福的家庭”，或写“当年北平文酒风流的盛事”，但她却“没有只字诉说她目前的身世，和藏在心灵深处的悲痛”“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她还是眼望着一线的‘光’，期待着‘黎明’”。

动荡的大时代中坚持理想的女性

朱君允是著名戏剧家熊佛西的前妻，应该是1940年或者在前一些时候，熊佛西与青年戏剧女演员叶子公开以夫妻身份同居，不再回到朱君允和三个孩子的身边来……但阅读这本诗文集，可以说熊佛西依然活在这些作品的不少段落的字里行间，作者朱君允一句也没有责备她的前夫——她的三个孩子的父亲。

朱君允生于1894年，比熊佛西大六岁，湖南常德望族出身。她的娘家，据五千字长文《姑姑》中所写，堪为“望族”，袁世凯在任国家最高领袖时派员从京城运来极厚实的礼品包括五千两白银赠送给曾“知守湘省沅州”的五姑的丈夫，即书中的“秉丈”，但却被五姑拒之门外，分毫不损地退回朝廷“当今皇上”袁世凯，五姑自己也马上离开京城转赴天津去打牌。

朱君允是我国较早接受现代高等教育并远赴海外留学的女姓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初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随即赴美获硕士学位。1942年秋，时任武汉大学教务长的朱光潜经陈西滢荐举聘朱君允担,任武大附中的女生管理。据《国立武汉大学民三七级毕业纪念刊》中“教职员像”中朱君允照片的说明，她这时已是“外国文学系教授”。1947年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后，朱君允被捕入狱三天。朱君允不懂“政治”，她平时的仗义执言，得罪了学校当局的主要领导，1957年被划为“右派”。不久，朱君允患脊椎神经瘤，几乎瘫痪。大儿子熊性美帮母亲办了退职手续，接她到自己工作的天津随住养老。但1966年冬，在“文革”迫害中逝世。朱君允死后13年，其冤案才得以平反。

生动平实的写实性叙事

这本书名为《灯光》的诗文集，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词，或者占全书大多数篇幅的8篇散文，全都是写实。散文《追念地山》写对作家许地山的“追念”，主要写了几件极有情味的趣事，如许地山帮熊佛西朱君允夫妇家义务清洁地板，却因使用了煤油劳而无功，顺带写到新月派著名诗人徐志摩。朱君允认为：“朋友中有两个人对于一切，那样的不存恩怨。一个是志摩，一个是地山，这好像是个人的性格聪明。”

全书篇幅最长多达五千字的《五姑》，几乎就是朱君允娘家的望族“家史”。不仅“知守湘省沅州”的五姑丈夫耿直敬业，把“一个区区小地方官”也弄得“可以做出许多可爱的工作”，就连五姑也和大教育家陶行知、晏阳初合作，在朱君允娘家的“圆桌”旁成功地开启了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成功实施20多年的民众普及识字的伟大教育。五姑的丈夫即书中的“秉丈”，袁世凯“极度地想利用他”，而因五姑的拒绝未使其达到目的。朱君允写这些完全可以进入国家正史的事，她的文笔竟然平凡得如同平常叙事，又不像一些浅薄的作文者那般大呼小叫。全书不少散文包括19首旧体词，都写到了曾经共同生活且养育了三个孩子的丈夫熊佛西的农村戏剧振兴事业，朱君允并没有夹枪带棒地把“第三者”叶子顺带讨伐几句。作为一个独自带着三个孩子过活的中年妇女，要多么大的思想格局和胸怀境界才可以做到这样！至少，我真想不到女性可以在那个战乱年代也可以修炼得如此忍让、如此高贵和如此坚强……

卷首两千两百字的《灯光》写一家五口在北平老宅子中的幸福生活，其中有一节写丈夫熊佛西在河北正定县从事农村戏剧活动，还写及西安事变前一些史况。第二篇文章《大沽口》写一个人带孩子在天津大沽口船上的生活，重点写孩子们在船上的活跃细节。《滇越路上》写独个儿带着三个孩子战时逃难的经历。《成都的冬》是四十行的新诗，基调仍然是昂扬的，没有低沉压抑的抒写。《追念地山》是许地山生活传记的珍贵一手材料。朱君允住在成都，她怀着文学青年一样的热情细读了巴金写成都老家的《家》和《春》，在《光》的末尾，写得文学味道十足：“光里的声音，笑声，有时低语，好像津津有味的谭论《春》里面的人物性格，提起淑英，觉民，琴等一些名字，正对着灶口的光圈里，一对天真的小圆脸，淑英附在姊姊的肩上。她们的目光注视着灶里面的火和光……”

让“灯光”穿越历史尘埃

说来真不敢相信，朱君允写作《灯光》中诗文所住的盐道街，就是我1983年夏天从湖北襄阳调到四川出版界工作时上班的地方。一看到文末的“记于成都盐道街”这些字眼，便很亲切，那是我苦干二十五六年的地方，也是朱君允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住过好几年的地方。在《灯光》出版以后，朱君允还有一些作品发表，除了旧体词、散文之外，她甚至像她的三个孩子的爸爸熊佛西一样，还写了独幕剧《兄妹》，公开发表在1948年4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上。

不少爱说空话的人会说，文学史要淘汰大量的作家作品，对于被遗忘的作家作品不必打捞、不必重新记起。但像朱君允这样眼泪、血肉和至诚心灵自然混凝后，不得已而爆发流露出来的成熟作品，值得一读。

朱君允的《灯光》是草纸本，已经黄中泛黑得很难辨认，是抗战文化的珍贵遗存。薄薄的一本，里面的内容却是丰厚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晏阳初、著名诗人徐志摩、佛性作家许地山，更不用说作者的前夫熊佛西的大量史实细节在书中闪烁活跃着……我甚至想，可以搜寻朱君允的所有发表过的作品，印一部厚厚的《朱君允作品集》，把陈西滢的序作为这部大书的“代序”，附录还见得到的回忆朱君允相关研究文章，武汉大学的相关机构保存的朱君允档案中的朱氏文字，也一并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