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8年，23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广袤美丽的中国大地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震撼与冲击，令他放弃了原本在中国只停留6个星期的计划。

1933年斯诺来到北平，古都的美丽，普通百姓生活的艰难和随处可见的社会不公，激起了斯诺的正义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中国急需一名改革领袖，一名极具卓越力量的支柱人物，一名实事求是的理想家。他必须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一切腐朽桎梏……”

不久，斯诺发现了这位领袖。他从北平出发前往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上百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士兵。结束采访后，他回到北平，完成了鸿篇巨制《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真实的红军。

1930年前后的东交民巷，在京外侨聚集于此

安家北平

1933年初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新婚妻子海伦·斯诺来到北平，出任报联社驻平记者。

几年前，斯诺曾因采访来过北平，但是那次来去匆匆，没有体会出这座城市的韵味。这回他携妻安家北平，被古都的壮观与古朴震撼了。在自传《复始之旅》中，他这样描述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

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的都市。它是一个具有将近三千年连绵不断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心。市内的紫禁城宽敞美丽。有几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大的内城城墙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树夹道的大路，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和园林，长年蔚蓝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过油漆的牌楼、高大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黄的西山。

事实上，自从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署《北京条约》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后，以外交人员和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人小群体便在北京出现了。虽然外国人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但运动平息不久，他们又涌回北京。

特别是“一战”后，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工业文明被战火击得粉碎，“昨日的世界”杳如黄鹤一去不返。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自己笃信的物质主义产生怀疑，他们开始转向东方，希望通过古老的东方文明求得医治世界的解药。此时，外国学者、作家、艺术家，成群结队来到北京。古老的北京城俨然成为西方人维持“旧秩序”的桃花源、一个还没有受到现代世界污染的城市。

与生活在上海等港口城市、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人不同，住在北京的外侨大多是外交官、知识分子、艺术家和靠老家汇款过活的闲人。他们居住在东交民巷或附近的胡同里，体会着老北京独特的风土人情。穿梭在北京城大街小巷的人力车，翘起的古建筑檐角，停在树上的乌鸦，以及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外国侨民们。

1928年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立南京为首都，北京不但失去了国都的地位，而且连名字也被改成了平民色彩极重的“北平”。英国汉学家蒲乐道在《老北京奇闻录》中抱怨道：“北京就像个被废黜的皇后，依旧穿着留下来的皇袍，徒劳地摆出一副普通家庭主妇的姿态。”

即便如此，外侨们仍然选择居住在这里，甚至许多外交人员都不愿意把使馆立即搬到南京。他们抱怨南京“既没有中式奢侈品，也没有能令外国人感觉舒适的居所”，甚至连自来水供应都成问题，“在绵延的城墙之内，只有小米地、芦苇沼泽、污浊的水塘和打滚的水牛。”

北平对外国人产生巨大吸引力，除了这里有浓郁的古都特色和便利的配套设施之外，物价低廉也是一大因素。1933年，斯诺夫妇抵达北平后，很快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到北平几周后，斯诺夫妇在煤渣胡同21号租了一处小院。煤渣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明代称“煤炸胡同”，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胡同中段路北设立神机营衙门，负责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

煤渣胡同21号小院不大，但是很新。穿过红漆的大门，有一个圆形月洞门，门后是一道影壁，影壁上画着一条威风凛凛的龙。影壁后面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园子，园子里栽着各种花卉和果树。斯诺夫妇搬进去的时候，园子里生机盎然。

小院里共有二十间房，厨房、餐厅、卧室、浴室、起居室、会客厅、书房一应俱全，另外还有一排厢房，包括三间下房和一个浴室。这么多房间住宅月租只要60元。除此之外，斯诺夫妇还雇了厨师、杂役和车夫。这些佣人的月薪也低得离谱，只要15元。

1933年，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做过一系列关于北平人生活支出的调查。据《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记载，当时北平普通小学教员的月薪在40至50元之间，普通家庭大多只租三五间房子，房租在5至7.5元之间。与之相比，在华外国雇员的收入则高得令人咋舌。1928年，担任《纽约时报》驻平记者的阿班，每个月稿费达300美元，折合中国银元约900元。虽然斯诺并没有提到自己刚刚定居北平时，薪水几何，想来与阿班也差不多。难怪他会感叹：“驻北平的外国记者要习惯于过银行行长一样的生活。”

外国人的小圈子

北平物价低廉，配套服务成熟，各种外国货也很容易买到，许多外国人即便靠着微薄的退休金，也能在北平过上在母国难以想象的贵族生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成为外国侨民的天堂。久而久之，外侨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太被本地人了解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等级森严，繁文缛节，而且充满着各种无聊的鄙视链。

甫到北平，便有人提醒斯诺，“第一桩要紧的事就是要准备足够数量的名帖”。曾经有一名长居上海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因为印制的名帖尺寸比公使的还要大，受到美国公使馆三等秘书的呵斥。他这才意识到，在北京狭小的外国人圈子里名帖尺寸比良好的举止更重要，而且新进入社交圈的人必须登门拜访他们想结识的“前辈”，并留下自己的名帖。“先生给先生留名帖，太太给太太留名帖”，夫妻俩还要留下一张具着夫妻二人名字的名帖。

一些好心的“老居民”曾经提醒斯诺夫妇，千万不要搞错投名帖的次序。“如果一位主妇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交圈子中的第五号人物，那么当她发现新邻居先去拜访第七号人物时，她就会进行报复，不给回帖，把她排斥在小圈子之外。”反之，如果新人愿意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收到大使、司令官或使馆秘书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家宴、舞会或观看各种表演。

初到北平的一段时间里，斯诺夫妇也未能免俗，他们经常在煤渣胡同21号举行聚会。不过与浮华、虚荣的外国人社交圈不同，斯诺夫妇的聚会并不在乎“绝不允许混进杂人”的社交死规矩，他们的客人形形色色，无所不包。

在那一年，后来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并一手创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汉学家费正清，刚刚来华不久，还是清华大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讲师；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刚完成她的代表作《大地》，虽然这部小说十分畅销，但估计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她会凭借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将一只名叫“戈壁”的白色小狗送给斯诺夫妇，因为他正在筹划再次踏上丝路探险之旅；参与过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发掘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泰尔亚·夏尔丹，成为海伦·斯诺最好的朋友；而刚从英国留学归国、后来享誉文坛的大翻译家杨宪益夫妇，则对斯诺家的酒会赞不绝口，称这是他“有生以来参加的最好的酒会……”

这些后来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人，风云际会一般聚集在斯诺家的小院子里，也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不过，与组织和参加酒会相比，斯诺夫妇更热衷于骑马。来北平不久后，斯诺夫妇就买了一匹健硕的蒙古种赛马，并且参加了一个赛马俱乐部。

中国传统的赛马活动古已有之，不过斯诺迷上的是自清末传入中国的西式赛马。1860年之后，西方列强先后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各国使节和外侨为了排遣单调的生活，在西郊开辟了一个赛马场。义和团运动中，这座赛马场一度被烧毁。不过战事平息后，赛马活动又活跃起来。

宣统年间，顺天府将西便门外莲花池附近200多亩土地拨给北京西绅俱乐部修建赛马场。重建的跑马场为环形，跑道周围设有两圈木制白色栏杆，跑道北侧有一座两层的看台，楼内干净、整齐，透过走廊前面的玻璃窗，整个赛马场一览无余。

1913年出版的《京汉旅行指南》中记载，“（赛马场）距前门站十四里，自西便门车站至此计程二里，因站西南为西人赛马之区得名，车行过站之后，遥见四围乔木蔚然深秀者即跑马场也。”赛马活动每年春秋两季的星期日进行，每到赛马日这里便人山人海，不但外国人热衷此道，中国人也趋之若鹜。

当年曾与父亲一同观看过赛马的杭思源记得，看台后面有个厨房，由西餐名师制作餐点。“一局跑完，获胜者呼酒唤菜，觥筹交错，欢笑不已。失利者有的垂头丧气，大呼负负，有的晃动拳头表示非挽回败局不可。”也许你想不到，当年斯诺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斯诺到北平不久，供职的报联社倒闭了。刚刚在北平置办了新家，他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此时，美联社驻北平特派记者吉姆·米尔斯向他伸出橄榄枝，只要斯诺同意跟美联社签两年合同，就可以成为美联社驻北平记者，而且米尔斯承诺，两年后任命斯诺为美联社上海分社社长。

美联社待遇优厚，但是斯诺却犹豫不决。他曾在上海做过一阵子美联社的兼职记者，深知这是份苦差事，“事事都得报道，生怕别的通讯社抢先一分钟，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拴在电话旁”。而斯诺不愿意困在事无巨细的新闻报道中，他希望从感兴趣的事情中发掘新闻，去认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

到底要不要为一份“按时发放的支票和养老金，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岁月？”斯诺犹豫不决。此时，他天生爱冒险的性格再一次显露出来。斯诺将仅剩下一些钱分成两份，一份押在障碍赛马上，另一份押在“独赢”赛马上（即只限跑第一的马匹获奖），心想，如果输了就跟美联社签合同。

“真像小说里写的故事情节那样不可思议”，斯诺在《复始之旅》中感叹，他押的障碍赛马得了第二名，而另一匹“独赢”的赛马竟然真得了冠军。斯诺一下子赢了1000多美元，这些钱足够支撑斯诺在北平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和报道中国。

有道是好事成双。不久，斯诺收到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一张750美元的支票。几个月前斯诺曾给《星期六晚邮报》投过一篇稿子，后来没收到回音，他也就把这事给忘了，没想到《星期六晚邮报》不但给他寄来丰厚的稿费，而且主编乔治·霍勒斯·洛里默还亲自向斯诺发来约稿信。

《星期六晚邮报》是世界上稿费高的媒体之一，此后斯诺便与这家报纸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认为，《星期六晚邮报》在某种程度上资助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而斯诺则变成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桥梁。

埃德加·斯诺和妻子海伦·斯诺。

任教燕京大学

在煤渣胡同21号的日子富足而闲适，用海伦·斯诺的话说，如果不是她和斯诺都有一层“闪光的保护壳”，他们真要被北平的安逸生活所“化掉”了。虽然他们喜欢这样的生活，但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静下心来写书，1934年初斯诺决定接受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聘请，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

燕京大学位于北平西北郊的燕园，即今日之北大校园，距离进城最近的西直门也有八九公里的路程。在缺乏公共交通的上世纪30年代，每天从城里往返于燕园上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斯诺夫妇决定搬到燕园附近居住。此时，位于海淀军机处8号院的一处小别墅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座小别墅位于在今天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房子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一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这处小别墅的主人是燕大毕业生、银行家庄占美。他本打算退休以后住进这座小别墅，但是经历了一次袭击后，庄吓坏了，他希望能把房子租给外国人，哪怕房租低一些也无所谓。于是，斯诺夫妇以每月40美元的低廉价格租下了这座房子。

1934年3月的一天，斯诺夫妇带着在北平置办的全部家具，搬进海淀军机处8号院。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斯诺与学生们建立起非常紧密的联系。在第一堂课上，他就对学生说，自己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教书，而是为了学习。

1934年5月，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努力在燕京大学做一个中国青年记者班的老师，每周教两个小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益的体验，我正在寻找各种新的观察中国人生活的视角以及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视角。我认为燕京大学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从斯诺的新家步行到燕京大学只要十分钟，不远处还有清华大学，许多中国学生和教授都居住在这一带。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斯诺夫妇隐约感觉到，看似平静的中国大地正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此时，日本鲸吞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可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一门心思扑在内战上，竟然幻想通过国际社会的干预阻止日本侵略的脚步。对于日本人的野心，西方列强表现得出奇的无动于衷。他们大多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的领土，大概会放过其他省份，因此都不愿意多管闲事。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日军得寸进尺。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6天以后，在日本的扶持下伪满洲国成立。1933年2月，日军将战火烧向热河，北平岌岌可危。连身处东交民巷，整日纸醉金迷的外国侨民都感到了战争的威胁，可主政华北的何应钦和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却依然强调着他们一贯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蒋、何二人认为，对于日寇的侵犯行径，最好的办法就是退让，只有满足了日本人的野心，才能让心满意足的日本人退兵。

在中国生活5年的斯诺，对蒋介石的法西斯行径和对日本的不抵抗态度越来越感到不满。斯诺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人过于贪婪，迫不及待地想鲸吞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很可能会找到共同点。

“从思想上看，两个政权的差别不大。无论是法西斯意大利还是希特勒德国都给国民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选择德国军官训练他的陆军，请意大利人训练他的空军。德国人以盖世太保为模子帮他组织了政治宪兵队‘蓝衣社’。国民党军校教育其学员要像法西斯分子对待元首一样，绝对忠于领袖蒋介石，而这一方针很快就通过三青团在公立学校贯彻。”斯诺在《复始之旅》中这样写道。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洞悉世界格局的西方记者，斯诺的见解一针见血。

1933年，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政权，臭名昭著的第三帝国由此诞生。上台后，希特勒马上开始推行其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就在全世界对希特勒的反人类行径感到震惊时，蒋介石却表现出对希特勒的倾慕之情，感叹道：“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

在蒋介石的提倡之下，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盛行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国民党元老张继曾公开表示说：“蒋中正先生就是中国的希特勒。”

此后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还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其中就包括帮助蒋介石制定第五次“围剿”红军策略的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

在国民党的宣传中，1927年至1937年被标榜为民国的“黄金十年”。然而，在当时身处中国的斯诺看来，“在那个时期里，年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饥荒、水灾、时疫和其他一些本可以预防的灾难，年年都有数百万农民失去土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老是宣布补救计划，但总是不付诸实施，大量的国家预算都被他用于持续不断的战争之上，以便把军阀归于他的指挥。”

“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入侵，蒋介石极有可能把中国拉入轴心国的队伍中。”不单是斯诺，许多在华外国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其中就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934年，司徒雷登请斯诺为学校里的师生做一次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演讲。

与此同时，斯诺夫妇开始第一次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斯诺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显然对共产主义报以极大的同情。

吸引青年学生的小客厅

与那些置身事外的外交人员不同，斯诺时刻关注着日本人在东北的动态。1935年初，他只身前往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发现“日本人就像面粉厂里的象鼻虫大军一样人丁兴旺”。事实上，自从1932年全面控制东北以后，日本就连续不断地加大对东北三省的投资和移民。

结束这次考察后，斯诺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篇报道并预言：“（伪）满洲将很快在财政上控制中国，这不仅是想象，而是可能。”

文章发表不久，斯诺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斯诺夫妇感到了明显的威胁，他们认为还是搬回城里比较安全。恰好此时，英国《每日先驱报》向斯诺伸来橄榄枝，聘他为驻平特派记者。于是，斯诺夫妇结束了为期一年的中国乡村生活，搬回城里，租下了崇文门附近的盔甲厂13号。

1935年的北平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窒息感。这一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入热河、山海关、唐山、天津，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面对日军的铁骑，国民政府却下了一道所谓的“邦交敦睦令”，禁止一切抗日团体和抗日言论。7月份，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让与日本，眼看北平就要沦为第二个东北。

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写道：“1935年底是中国极度消沉的时刻，是活地狱般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停止了流动，充满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烂发出的沼气”。

不单斯诺夫妇感到窒息，青年学生们更感到窒息。此时，斯诺夫妇虽然已经从海淀搬到盔甲厂13号，但是学生们仍从燕京大学追到这里，其中就包括后来曾经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陈翰伯。

1935年10月的一天，陈翰伯第一次来到盔甲厂13号斯诺家的小院。他记得，院子不大，但清静幽雅。院中落叶点点，几盆菊花，陈设得错落有致。阳光透过明亮的大窗子，把斯诺家的小客厅照得暖洋洋的。

其实，陈翰伯与一同前往的同学张兆麟、王汝梅，都没上过斯诺的课，但是斯诺消息灵通，又支持学生们的爱国活动，而且军警们不敢轻易闯入美国人的私宅，因此他们经常拜访斯诺，并把他的小客厅当成了一个重要据点。

身为记者，斯诺能获得许多外界难以知晓的秘闻，甚至包括“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以阻止华北特殊化”。虽然这些消息并不一定完全可靠，但学生们得知确实有这样一股抗日力量存在，就像是在黑夜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进入11月，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占领华北。斯诺听说，曾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土肥原贤二，将一千万元中国钞票放在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面前，逼他脱离南京政府。一天晚上，宋哲元的秘书马云汉情绪激动地来到斯诺家说：“老宋已准备向土肥原屈服了。他曾一再致电南京，提出如果他起来抵抗日本，望予支援，但是蒋介石只含糊其辞地做了答复。面对日军的入侵，宋哲元独木难支，已经决定要宣布在华北成立‘独立’政府了。”

第二天，斯诺将这个坏消息告诉给来访的学生张兆麟。身为东北人的张兆麟感到，发生在东北的历史就要在华北重演，不由得流下泪来。

斯诺说：“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起来。”

要怎么行动呢？海伦·斯诺提议：“用稻草扎一个假人，在它身上写上‘华北’二字，把它放在棺材上抬去埋葬，用这个办法告诉群众，华北即将灭亡！”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太“美国味”了，不够严肃。

其实，学生们早已讨论过“怎么办”的问题，而且成立了一个组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1935年12月初，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通过决议，并由平津十五校联名签署《十五校通电》，向全国发布。海伦·斯诺将这个《通电》打成电讯稿，由斯诺向国外发出。这时斯诺说：“我的住所已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工作总部了，我再也不是中立者了。”

直到1971年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仍以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他们家的小客厅里发起的。陈翰伯等当事人一再解释，其实“一二·九运动”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斯诺家小客厅中的常客，如北大哲学系学生俞启威（即后来曾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清华经济系学生姚克广（即后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燕大学生王汝梅（即后来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当时都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也在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建立了党团，彭涛（原名刘定乾，后来曾任化学工业部部长）为书记。

“一二·九”当天，学生们手打横幅走在北平街头。

见证一二·九风云

12月6日，学生们得知，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国民政府同意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极为震惊。第二天，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

12月8日下午，燕京大学的学生骨干们躲进未名湖东岸的男生体育馆，拿着一份北平地图，划定各校的游行路线——燕大、清华沿西郊大道向西直门进发。随后，陈翰伯等人来到海淀布店买了几尺布，制作了几幅大标语。为了防止坏人破坏，学生们还特意选定同学担任纠察队和自行车交通队。陈翰伯回忆，为了防止走漏消息，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两三个小时内完成的。

万事俱备，当晚学生们把宣言、口号、游行路线和集合地点都告诉给斯诺。斯诺夫妇连夜将学生们要求抗日的通电译成英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报纸发表。

12月9日清晨，燕大和清华的学生按计划从西郊前往西直门，一路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响彻云霄。与此同时，北平城里的五六千学生也打着横幅走上街头，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不时有人加入队伍中。一直跟踪报道的斯诺看到，“商店老板、家庭主妇、手艺人、和尚、教员和穿着缎袍的商人都站在街旁向游行的学生喝彩，或走出去捡传单看，甚至人力车夫也喊起了被禁止的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逮捕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国！”

目睹了这一切的斯诺夫妇感叹，他们还是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看到这种景象。

“一二·九”当天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北平，并随着新闻报道很快传遍国内外。可国民党当局竟然无视人民反对的声浪，悍然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于是，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决定于16日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这一天，国民党当局显然有备而来。斯诺和合众国际社记者麦克·费尔希在宣武门看到，荷枪实弹的宪兵身着皮外套，头戴钢盔，驻军已经上好刺刀，消防队已将水管全部拉出对准学生们。

这是一场对峙。一名身材矮小的姑娘突然从学生队伍中冲出，径直冲向宪兵的刺刀和毛瑟枪，而宪兵像打牲口一样疯狂地殴打着她。那姑娘突然避开宪兵，扑倒在石板路上，然后乘机滚到城门下面，抽掉了城门上的门闩。不等她打开城门，宪兵又开始疯狂地殴打她。斯诺和费尔希连忙跑上去制止，但是宪兵根本不理睬，将姑娘抓回警署。

斯诺追到警署采访了这位姑娘。一问之下，他才知道姑娘名叫陆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12月9日，当游行队伍被军警堵在西直门外时，陆璀站在一个小板凳上，举着简易的扩音器，慷慨激昂的向人们发表演说。这一幕恰巧被人拍摄下来，并寄给了当时在上海的邹韬奋。邹韬奋将这张照片选为那一期《大众生活》杂志的封面。陆璀举着话筒大声疾呼的画面，从此成为“一二·九运动”的象征，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斯诺深深被陆璀的英勇行为感动，回到家写了一篇报道《中国的贞德被捕了》，这无疑是对陆璀的极高评价。

这篇报道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陆璀也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一二·九”运动后，她一度遭到通缉，在斯诺夫妇家躲避了很久才躲过风头。

全程见证“一二·九”运动之后，斯诺感到，在中国面对最危险的时刻，国民党根本起不到领导、鼓舞的积极作用，反而成为悲观、停滞、镇压的象征。大批爱国青年正前赴后继地聚集到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

突破封锁线

斯诺早有前往红区，会一会真正共产党人的想法。然而，当时红军正在长征之中，他的采访计划显得有些遥不可及。1936年初，斯诺得知红军已经抵达陕北，并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停火协议。于是，他重启了采访计划。

“一二·九”运动之后，许多进步学生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就包括与斯诺夫妇交往颇为密切的俞启威（即黄敬）。俞启威离开北平时，斯诺向他表达了自己想去苏区采访的意愿。1936年3月，斯诺收到一封俞启威言语含糊的来信，提到他已经向K·V先生汇报了斯诺的情况，让他耐心等待回音。斯诺不想把宝押在俞启威一人身上，他决定去上海请宋庆龄帮忙。

宋庆龄刚好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请她协助选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于是，宋庆龄把斯诺想去苏区采访的信息转告给地下党组织。

1936年6月，斯诺从上海回到北平不久，一位名叫徐冰的东北大学教授找上门来。他将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信交给斯诺。这封信是中共北方局负责人K·V指示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戴维（即柯庆施）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20多年后，斯诺才知道这位K·V先生就是刘少奇。

斯诺能够去陕北采访，到底是得益于宋庆龄的帮忙，还是得到了刘少奇的首肯，亦或二者兼而有之，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总之，1936年的夏天，斯诺开启了神奇的红色之旅。

在北平生活的几年中，斯诺虽然一直都在努力学习中文，而且据他自己说已经学会了1500个汉字，并且能阅读白话文，但是中文对于西方人而言还是太难了。于是，启程前他向王汝梅（即黄华）发出邀请，问他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陕北采访。

黄华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兴奋地写道：“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斯诺对黄华说，自己先去西安，安顿好后，用密语电告妻子海伦，黄华再动身前往西安。黄华不露声色，应付完考试、照了毕业照后，带着一只皮箱，悄然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黄华在事先约定好的西安西京招待所找到斯诺，当时与斯诺在一起的还有宋庆龄介绍到陕北的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就是后来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

在西安玩了几天后，斯诺和马海德大夫在一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一名中共驻东北军联络军官的陪同下，乘东北军军车前往苏区。黄华则又在西安呆了好几天才被允许前往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

在陕北，斯诺采访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上百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普通红军战士，全方位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眼前的一切超乎他的想象，共产党的领袖生活俭朴，和普通士兵一样，与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完全不同。后来，他在著作中写道：“如果要中国人对国民党统治作一估价，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在道义上国民党比共产党更得人心。”

10月中旬，与红军相处了四个月后，斯诺踏上返回北平的行程。

被称为“狐狸塔”的内城东南角楼。

《红星照耀中国》问世

1936年10月25日早上，海伦·斯诺正像往常一样伏案忙碌，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一个胡子拉碴的人风尘仆仆站在台阶上——斯诺回来了。

回家后的两三天，斯诺兴奋地对妻子谈个没完。海伦在书中写道，一般来说斯诺对任何事都不过分热烈，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从不崇拜任何人，但是“他现在发现了毛泽东，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中国人民发现了这个人，这是真正的新大陆。”

斯诺从陕北带回许多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一张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毛泽东在窑洞前，头戴八角红军帽，倔强地看着镜头，一个不屈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这张照片成为毛泽东在陕北的经典形象。

海伦·斯诺看着丈夫带回的资料感叹：“这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

在盔甲厂13号的小院中，斯诺夫妇夜以继日地誊写采访笔记，整理思路，开列大纲，就当一部杰作一点一点出现时，盔甲厂胡同发生了一起命案。

1937年1月8日清晨，内城东南角楼下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一名年轻的白人女孩，她衣衫不整，肢体严重损坏，手腕上昂贵的手表指针正好停在午夜时分。经过调查，死者是斯诺夫妇的邻居、退休的英国前外交官倭讷的养女、19岁的帕梅拉·倭讷。

1937年的北平岌岌可危。日军已经步步紧逼，1937年初他们甚至在距紫禁城几公里的地方建起大本营。受雇的日本浪人在北平贩卖鸦片、寻衅滋事，随时都想寻找借口占领北平。

如果说生活在北平城中的外国侨民，此前还能对时局熟视无睹，但帕梅拉被谋杀的消息爆出后，恐惧不安在外侨中扩散开来。

如前所述，“一战”前生活在北京的侨民多是传教士和外交人员，“一战”后许多因革命失去财产的白俄难民，因经济大萧条从欧美流落东方寻找淘金机会的无业游民和各种不法分子、瘾君子、妓女也随之而来。

东交民巷很快就容纳不了那么多外国侨民，于是这些落魄的外国人聚集到东交民巷东边，北起苏州胡同、南至内城南墙、西到崇文门一带的胡同中。他们在这里开廉价酒吧、低等的旅店、餐馆和窑子，藏污纳垢，无法无天，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恶土”。

斯诺夫妇居住的盔甲厂13号就距离“恶土”不远。这座四合院原是瑞典地质学家奈斯特龙博士的产业，奈斯特龙回国后，将它租给斯诺夫妇。

海伦·斯诺其实并不喜欢这里，因为传说这宅子“闹鬼”，而且传说不远处的内城东南角楼里住着狐仙，因此也被称为“狐狸塔”。盔甲厂胡同“除了蝙蝠、燕子之外，空寂冷落，渺无人烟。”她在书中这样写道。可由于这里租金便宜——一个月只要10美元，斯诺夫妇还是住下了。

帕梅拉遇害的时候，斯诺正在没日没夜地写巨著《红星照耀中国》。突如其来的凶杀案，第一次让他们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海伦找到负责办案的英国警探谭礼士表示，凶杀案有可能是冲着他们俩来的。也许是国民党当局知道斯诺正在写《红星照耀中国》，因此派“蓝衣社”想干掉斯诺，让这本反映共产党的书胎死腹中。海伦甚至认为，她自己才是凶手的真正目标，蓝衣社想杀掉她来警告她的丈夫。不幸的是凶手误杀了她的邻居帕梅拉。但谭礼士觉得，帕梅拉之死并不像蓝衣社的风格——蓝衣社喜欢直接开枪崩头。

尽管警方否定了海伦的担心，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甚至晚上坐黄包车回家都尽量避开“狐狸塔”附近的林荫道，因为“帕梅拉·倭讷的尸体就是在那儿被发现的。”

与之相比，斯诺倒是安之若素，他仍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直至1937年夏天，这本鸿篇巨制完成。

《红星照耀中国》完成之时，也正是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占领攻入北平之日，斯诺在南苑目睹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和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当月就加印了3次，销售量很快突破10万册。这本书第一次客观地告诉世界，中国的西北正在发生着什么？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怎样的人？《红星照耀中国》不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更吸引了无数中国知识青年对延安的向往。几年后，记者爱泼斯坦访问陕北时，随便问了一些中国人：“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们的典型回答是：“看了斯诺的书。”正如费正清所言：“《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当1937年夏天，斯诺离开生活了5年的北平，那时他“肯定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