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月11日，广东省“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在广州召开。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将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提供坚实文化支撑。

羊城晚报重磅打造“文化强省深访谈”栏目，通过专访广东文化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进一步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建言献策。

本期“深访谈”独家专访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林岗——

林岗

广东文学评论的面貌：各自为战，形成合力

羊城晚报：当下广东文学评论呈现一个怎样的面貌？

林岗：这个行当的一个特点就是各自为战，形成合力。广东这一点是很鲜明的。比方说，谢有顺更多的是做小说评论，陈剑晖做散文评论，陈希做诗歌评论，贺仲明更关心现代文学、乡村题材，郭冰茹长时间研究十七年文学，刘卫国研究刘斯奋的《白门柳》……

每一个人都沿着自己的方向在努力，在关注的领域里时间长了，形成了各有所长的局面，就形成了传统。

羊城晚报：在各有所长的状态下，能否形成一些共性和共同的热点讨论，比如此前广东评论界曾提出的“第三种批评”“文化批评”“粤派批评”等。

林岗：面上的共生概念更多是刊物所考虑的，因为刊物喜欢有热点。热点固然有它自身的道理。但广东的文学评论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和谐共生的生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评论界经常会有影响广泛的热点话题讨论，背后其实是政治问题。在那个时期，我印象中具有学术意义、不受太多政治干扰的，是关于美学的大讨论。

羊城晚报：“文学与政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永恒话题，现在也强调在开展文艺评论过程中要有政治站位的意识，在当下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中应该如何理解“政治”？

林岗：无论是在什么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守住边界的做法是可取的。从当代史的演变看，“政治正确”之外的空间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无论创作还是学术，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也许我们不能一眼就看到已经被生活拓宽了的空间存在。这对文艺评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探讨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提法延安时期就有了，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提出要沿着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发展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

习总书记讲话开示出来的探讨空间非常巨大。我们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不再像从前摘引辞句然后加以“批判继承”的关系，而是意味着我们能够以宽阔的视野来观察和探讨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造就的文化格局和精神气质与当代生活的关系。

这是不是空间在扩大呢？比如中国文艺受儒释道熏习数年前形成了一个大格局：一面是文艺要经世致用，羽翼良政美治作育君子，简言之诗教的传统；另一面是艺术要体现创作者的心性，好作品要有个性，艺术的意义在于追求个体性的心性解放，这也是中国文艺非常悠久的传统。

这样两个传统虽是古代中国的产物，但依然强烈地塑造了现当代中国文艺的大格局。

成为主流体现主旋律的现实主义文艺是不是经世致用精神的当代表达呢？摆脱束缚直抒胸臆的文艺作品是不是追求个人心性解放的古代气质在今天发展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现代中国当然就是古代中国的发展。

同时，我们应当强调，这现代发展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恰好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革命历程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出来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在于改造世界，这与经世致用的传统相通；马克思主义也追求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当然也包括了个人的解放，这又与古代中国追求个体性的心性解放的气质相通。

有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相通性的认知，就可以有更大的视野观察现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外来思想观念和本国实践汇流融合的历史进程。这难道不就是评论和创作空间的拓展吗？

学者应该两条腿走路：既做研究又观照现实

羊城晚报：文艺评论怎样发挥引导创作的功能？

林岗：我认为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只有在风云激荡的时代，评论是走在创作的前面的，凡不是风云激荡的年代，评论基本走在创作的后面，这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视角。

今天反复强调要加强文艺评论，可以从经世致用这种中国传统来理解，因为文学评论家要传递文学的声音，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且你回过头看作家的创作，一个作家在生活中经长久思索形成一个表达的主题或者已经找到某种题材的时候，他不会找评论家来商量的。创意就是他的宝贝，他肯定要自己慢慢磨，写好了才会拿出来，这和革命年代不一样了。

对评论的重视实际上主要是从现代革命的过程里产生的，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引导方向、鼓舞士气是最重要的。当下中国也希望能继续发挥文艺的这种功能，去弘扬主旋律。

羊城晚报：那这样的话文学评论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吗？

林岗：也不是这个意思。比如关于现代历史题材的小说，会有小说家的笔法，但问题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这就是文学评论的工作，评论家应该有眼光看到问题所在，而不是光发表一个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意见就可以了，你要讲出你的道理来。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今天广东的文艺评论家，是不是还有提升空间？

林岗：什么时候都有提升空间，努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无穷的过程。这要分成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来说就是个人努力。增强文史哲修养，不断地学习、思考，才能理解这个世界；不断地去观察这个世界，才能看到问题所在。

另外一方面，当下文学评论的一个主要力量已经转移到高校里了，跟以前局面很不一样。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有个教职，生存不成问题，可以从容思考；不好的地方就是要服从现代学术的规范。

引经据典、频繁注释显然不是批评所长，亦非所能，评论文章比较直抒胸臆。这予人学术质量不高的印象，所以高校里有批评敏锐眼光，能写批评文章的老师也不愿意多涉足。因为你很努力地写，但是写的东西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被纳入评价标准体系里面。这造成了文学批评生态的改变。

羊城晚报：学术研究与文艺评论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林岗：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道理上两者相互增益是很明显的，只是具体的从事者难以做到两美其美而已。做文艺批评当然要触及现实，否则写成满篇术语的纸上学问，就完全没有意义。

洪子诚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有规范的学术梳理，也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所以我呼吁学者尽可能两条腿走路，不要偏废自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羊城晚报：广东的文艺评论面向过去有岭南文化的传统，面向未来有大湾区，二者结合对广东文艺评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林岗：观察地域特色的时候，首先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某个地方有一些别的地方所没有的独特的文艺表达形式，因此，发挥地方文艺的独特作用当然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情，比如广东的粤剧，在会粤语的群体里，这种文艺形式是深入人心的。

羊城晚报：文学呢？文学创作方面也可能会有一种只有大湾区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就像之前广东的打工文学、都市文学？

林岗：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一个普遍性的视角，其实并行的还有伴随全球化的地方化。全球化和地方化两者在人类社会演变中是齐头并进的。

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交流越来越容易，越来越方便，但这个过程里地域文化也会产生一些新的形式和特色，像上海的咖啡店据统计比东京还多，广东可能也有产生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

地方特色不是凝固的，而是随着全球化也在不断变化的。以往我们看广东文学的特色肯定就是岭南风情，强调粤语的运用等，比如欧阳山、黄谷柳、陈残云等人的创作。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同的文艺形式，新的视角和新的题材。

过去讲文学可能是从地域的角度来讲，地方语言构成特色，现在文学的特色是建立在个人思考和发现的基础上。就像葛亮对于香港来说，他就是一个外地人，但他通过对香港的观察形成了自己的视点和作品，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是不同于以往香港作家的创作特色，是一个新生的文学作品。

羊城晚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未来广东文艺评论会不会有更鲜明的特色和发展？

林岗：我当然希望有，这取决于你怎么去发掘。从去年到现在，我跟刘斯奋在持续做一个对话：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鸦片战争后形成一个格局：西方人是老师，中国人是学生，几代中国人都向西方求真理。

这个思维格局对文艺评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评论界中的西方话语体系，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学者兢兢业业地学习其话语模式。他们很多都没有了解过西方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什么。

整个战后的西方世界其实跟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样，也反省为什么那么惨烈的大战发生在欧洲。他们反思的结论就是启蒙搞坏了，需要解构启蒙才有出路。

但解构却变成了纸上学问——毫无建设性的思想观念破坏。对西方而言这是思想的灾难，也是后现代学术最大的弊病。但是我们有不少学者就直接生搬硬套那套话语体系。

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的文化历史和当下的文学创作来创造我们的话语体系。这个事情急不来，要慢慢来，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创造一定是在经济站稳脚跟后，社会结构基本合理之后才会产生灿烂的文化。

所以，在我看来，今天中国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在文化上，都面临着一个更好的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的前景，我们要有耐心。

“顺接”中国传统，建立文化自信心

羊城晚报：之前看到您的一篇文章，谈到文艺精品产生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条件，里面提到深入生活的问题，深入生活和创作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林岗：有一个跟“深入生活”对立的命题，就是生活无处不在。如果你要写一个农村题材，以前都没种过田，那你当然要深入农村生活，积累写作经验。

如果你是卡夫卡式的写作，写办公室的荒谬，写在绝对压倒个人的巨大力量面前的的孤独，那就不需要深入生活，他本身就在生活中，所以这是跟你思考自己的写作和题材相关的。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当下的文学批评要进一步发展需克服评论摆脱创作者、读者而自我内卷化的问题，如何让批评更有效？

林岗：简单的说，就是多读一些古人有智慧的著作。中国人做事写东西都讲究明心见性，西方它不是的，西方它绕得很厉害。以它为榜样以后，就把西方绕的做法移到我们自己的工作里边来，移到批评中来，这是需要警惕的，这就是所谓的鸦片战争的阴影。

有一段时间我也读西方的叙事学，很多学者很喜欢讲叙事学，但西方人讲叙事学跟他们的语言是有关系的，他们的动词是可以变的，它有十几种形态变化，而中国的方块字没有这个变化，所以我们不要生搬硬套。

中国应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你看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多好懂。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摆脱“第三世界学术”的心态，不要把自己定义为落后者，不然你就丧失了批评对方的能力。

羊城晚报：会不会在自然科学方面与西方对接相对可行，而人文学科不是那么容易、也没那么必要？

林岗：没错，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好对接，也不一定接。能接则接，不能接就不要强接。我们的人文路径跟他们的不是一个系统，各有各的精彩。

说到底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对自己有信心很重要，信心的建立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续。五四运动是“逆接”中国传统，现在我们需要“顺接”，就是跟过去的历史传统的关系，要顺过来，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