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 言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像《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名刊在当时风光无限，它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对于80年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期刊编辑部和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们居功甚伟。评论家李陀有如下观点：“对八十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经过的大变革来说，有太多的编辑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里说，他们那时候通观全局，对变革的来龙去脉，比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更清楚，有更冷静的观察，往小里说，他们知道太多的‘内幕’和‘秘密’——有时候，这些细节正是解释某个特定历史的金钥匙。”（1）他主张应该有一个“80年代文学编辑史”，它其实是一种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的当代文学史。

本文以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为例，利用张光年日记，王蒙自传，朱伟、马原和李庆西的回忆、口述等一定意义上的一把把“金钥匙”，还原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来龙去脉和他在任上的工作内容，这或可视为“80年代文学编辑史”之一页。

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是与新中国一同诞生的国家级文学刊物，在当代文坛有着重要地位，被视为“国刊”。《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是著名作家茅盾，他也是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王蒙在自传里说：“《人民文学》在五十年代，何等令人羡慕，都是全国最德高望重的作家担任它的主编。……你在别处发多少文章，没有人认定你是作家，而《人民文学》呢？那是作家的台面啊。”（2）王蒙这样说时或许想到了使他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同时也给他带来厄运的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的感受道出了《人民文学》在作家和读者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复刊。自1977年至1983年6月，张光年、李季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1983年7月，王蒙成为《人民文学》新一任主编，直到1986年3月卸任。

一、酝酿

在王蒙之前，《人民文学》主编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兼任，他工作繁忙，加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他兼任主编不是长久之计，物色一个合适的新主编是摆在他面前的要务。但这项工作自1980年12月初提上议事日程，直到1983年6月才尘埃落定，这是张光年事先没有料到的。

（一）人选问题

张光年在1980年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葛洛、刘剑青来，商谈《人民文学》改进工作问题。……我就组织与人事调整，提出初步想法，请他们考虑。”（3）他该月中旬日记记载：“沙汀同志考虑了三天，确定不能担任《人民文学》主编。”（4）可见他最初的方案是拟让沙汀担任主编。19811月的一天，张光年“约了王蒙后天晚上来”，（5）第二天王蒙就来见他。他日记里记：“晚王蒙来谈，携赠他的小说集《冬雨》。”（6）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和王蒙单独深入交流，也许是他从个人角度对王蒙的一次考察。1981年7月22日，张光年见到刘白羽、林默涵，他提出让葛洛任《人民文学》主编，“他俩未表示意见”。（7）可见葛洛是第二人选。转眼到了1982年，1月18日，张光年去严文井家看望他，其日记里记载：“我再次欢迎他参加作协工作，主编《人民文学》，最好是我不兼，这他不肯，那就仿《文艺报》例设两主编，他说可以考虑。”（8）他当天回去后便同冯牧、朱子奇进行了沟通。这是第三方案，但此后没有下文。与此同时，《人民文学》的办刊质量在下降，张光年日记中说：“看完了这期《人民文学》（引者按：1982年第4期）上的十一篇短篇小说，深信改版是必要的，这个刊物生命力不够强了。”（9）之前副主编刘剑青也向他反映过稿件质量下降问题。

拟用王蒙是第四个方案，从张光年日记记载看，其中过程颇多反复，甚至一波三折。1982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王蒙来谈二小时。他出示乔木去青岛前写给他的短简，劝他注意文风。……他希望调到总会，也愿到《人民文学》。”（10）乔木即党中央书记处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胡乔木。揣摩文意，王蒙是应邀来谈，张光年在谈话中表达了希望他到《人民文学》担任主编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后面的日记印证了这一点），王蒙应承下来。而在7天前，张光年被告知王蒙将被增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这两件事之间不能说毫无关联。关于候选人一事，7月26日，张光年日记有如下文字：“上午中组部李锐来访，为提王蒙征求意见。我表示赞成。我说：‘他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但也不是哪边风硬哪边倒，政治表现是好的。’”（11）在党的十二大上王蒙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和9月，张光年就《人民文学》领导班子的初步设想和调王蒙一事征求了冯牧和谢永旺的意见。张光年1982年11月28日邀王蒙谈话：“我重谈了夏天谈过的邀他主持《人民文学》及该刊编委会改组的设想，他表示基本上同意。”（12）对于《人民文学》主编调整及改组编委会的想法，张光年也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交换过意见，1982年12月7日，张光年同周扬晤面，周扬“比较同意王蒙来担任主编”。（13）可不知何故，张光年12月22日日记记载了他同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贺敬之晤面时的情形：“我提出葛洛任《人民文学》主编，王蒙、蒋子龙、刘剑青副主编的想法，他认为这样比较好。”（14）而葛洛曾是张光年的第二方案主编人选，之前不知何故被否定了，如今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又重新考虑起来。在此之前，张光年一直拟让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且和王蒙谈过两次话，对于突然变化的原因，从张光年1983年2月9日日记中可以找到答案：“我跟乔木同志谈了：要调王蒙到作协总会，先参加编辑工作，使他同各地分会同志有个相互认识过程。他表示理解。”（15）张光年也许有了顾虑，觉得直接从北京作协调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条件还不够成熟，他后退一步，拟让王蒙担任排位第一的副主编。而这样的设想，事先没有征求王蒙意见，未免一厢情愿了。1983年2月19日，葛洛给张光年打电话透露：“他听说王蒙向崔道怡表示：他95%不到作协总会来了。”（16）张光年次日就委托谌容找王蒙了解情况，让谌容做王蒙的工作。“晚上王蒙来谈二小时，对一些传言走样颇多解释，归结在：‘您原来要我当主编，我是按照这个来考虑的。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等等再说。’我对他的直率感到喜悦，请他开完作协北京分会三天之后再谈。”（17）王蒙走后，张光年同冯牧通电话：“冯牧认为照王蒙的意思办，便于发挥他的积极性。”（18）此次谈话之后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事基本确定下来。

张光年2月25日日记内容颇耐人寻味：“上午乔木同志的秘书黎洪来电话问，王蒙去《人民文学》事是否有变化？我将近日处理情况扼要告诉他了。他说乔木问起，将根据通话内容向他汇报。”（19）由此判断，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注着王蒙能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事的进展。张光年不久又征求了作协党组成员唐达成、束沛德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剑青、王朝垠等人的意见，取得了一致意见。1983年3月3日，张光年携王蒙去天津看望周扬，根据王蒙的说法，周扬“表达对杂志有了一个年轻的主编的满意之情”。（20）他们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调蒋子龙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天津市有关领导在和张光年的晤谈中，经在场的周扬劝说，初步表态同意。（21）可以看出，在决定谁出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事上，张光年非常慎重，多方沟通交流，从中也能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协在干部任用方面的组织运作机制。通过此事，既看出王蒙的直率、自重、坚持和个性，又看出张光年的开明和从善如流。

（二）协调和定音

下一步进入外部协调阶段。张光年3月8日和北京市领导协商：“上午陈模应邀来谈二小时，我提岀借调王蒙一年，主编《人民文学》，他仍兼顾分会。”此事陈模同意了。张光年日记中说：“王蒙问题这样解决了。”（22）但事实上事情远没有他想得这么简单和乐观。

3月29日，张光年接连听到两个坏消息：一是天津市领导开会决定不同意借调蒋子龙；一是北京市不同意借调王蒙。他在日记里写道：“总之，原来同意的现在都变卦了，可能与‘批周扬’有关。那我就不干了吧。”（23）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发牢骚，闹情绪。这天下午他给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写信，信的末尾有这么几句：“在作协工作上，也有负党中央和文艺界的重托。近半年来，想从《人民文学》杂志做起，对作协工作进行一点调整改革，而人微言轻，迄今一事无成。我深感到继续担当作协党组书记职务，只会误人误己误事！最近再试试看看吧，渴望取得微小成就。”（24）言语间情真意切，有检讨，有渴望，有对工作环境不满的流露，还有寻求支持的意味。4月初，张光年看了“批周扬”的材料后，“情绪搞乱了，写文二百字，写不下去，只想写辞职书。要真是搞学术争鸣倒好了，为什么一说批周、（关于调王蒙、蒋子龙），京、津、宣马上给我们另一副脸色看？周扬并不是作协领导人啊！”（25）这是他第二次在日记里流露不满，萌生退意。

4月20日下午，王蒙找张光年谈话：“他提议唐达成去找中宣部邓、郁，要求干部局早日办好借调他和蒋子龙手续。”（26）可以看出，王蒙还在为借调蒋子龙做最后的努力。张光年6月3日日记提到，王蒙调令已下，蒋子龙借调事没有成功。（27）

6月11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分家，在新侨饭店聚餐惜别。张光年作了简短致辞，并表示欢迎王蒙来主持《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王蒙也即席致辞。（28）这是王蒙以《人民文学》新一任主编的身份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数日后的作协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人民文学》新领导班子名单”。（29）在6月27日召开的《人民文学》调整领导班子后的新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光年“代表党组讲了话，谈到刊物是党组（书记处）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正副主编、编委及顾问采聘任制，任期三年。”他“希望刊物办得活泼些，亲切些，不要单纯求稳，要在乘风破浪中求稳重……”“会议后段及午饭后的会由王蒙主持”。（30）

张光年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很高兴，一年来舌敝唇焦，到底办成了一件事！”（31）他流露出喜悦、欣慰之情，其中的曲折、艰辛、甘苦，他用“舌敝唇焦”一词概括，可见方方面面协调之难，但是，“到底”还是了却一桩心愿，令他宽慰，可见《人民文学》主编和领导班子调整工作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慧眼识珠，王蒙没有让他失望。

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意味着《人民文学》将掀开新的一页，进入变革、探索时期，“意味着80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32）

二、“一厘米”

1983年7月1日，王蒙走马上任，发表了就职演说，“没有慷慨陈词，反复强调他只是个作家，编刊物还要仰仗各位专家，很低调”，（33）由此看出王蒙人情练达的一面。但他上任给《人民文学》带来的变化其实是立竿见影的。

（一）人事改革

《人民文学》1983年8月号版权页发生很大变化，主编王蒙，原副主编三人保留一人刘剑青，原编委会里老一代作家退出，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作家茹志鹃、徐怀中、谌容、黄宗英、蒋子龙等成为新的编委会委员。新编委会名单上有崔道怡、王朝垠和周明等编辑部元老，这预示着有可能遴选他们为副主编。

在一次作协会议上，“刘剑青介绍了《人民文学》王蒙提出的逐级承包、组班招聘、发奖办法”，张光年认为“与民主集中制不合”，他对文学刊物人事改革的看法是，“以两级聘任制为好”。（34）1984年7月15日，王蒙与张光年“谈《人民文学》改革的设想，要求支持”。（35）在作协党组会上，党组成员们“基本同意王蒙所提《人民文学》改革方案，但副主编应由主编提名，书记处聘任”。（36）张光年日记1984年8月2日记：“下午王蒙来谈《人民文学》改革问题。同意他提的编辑部机构与人事方案，先试行半年，明年1月正式聘任；同意该刊设函授及讲座。”（37）可见王蒙上任后是打算大干一场的，首先是快马加鞭地从人事改革做起。是年底作协党组会研究通过“聘任周明、崔道怡、王朝垠为副主编”，不设正副社长。（38）

《人民文学》编辑部还缺乏年轻干部和得力人手，之前刘剑青、王朝垠都曾向张光年汇报过此事。王蒙上任后将曾在《人民文学》当过实习编辑的朱伟从《中国青年》调到《人民文学》任职，朱伟在1985年下半年被破格提拔为小说编辑室副主任，成为王蒙的得力助手和《人民文学》引领文学风潮的重要推手。

（二）编辑观

《人民文学》1983年8月号以“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王蒙起草的《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告读者》，可以看作是他的“主编宣言”，“宣示了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社会进步的关注”。（39）王蒙在文中说：“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我们欢迎的是那些与千千万万的人民命运休戚相关、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作品。”（40）王蒙此文立意高远，颇有抱负，他用绵密的、有气势的长句表达了文学和人民、火热的生活、民族的未来的紧密关系，这是一种大文学观，这是他办刊的出发点、基调和目标。这期还重发了50年代《人民文学》发表过的耿龙祥的短篇小说《明镜台》，它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图和信号：“对于不要忘记人民不要忘本的提醒，对于继承《人民文学》的已有传统的表态。”（41）这是王蒙的睿智之处，因为此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没有结束，显然不是调整办刊思路、改变刊物风格的合适时机。

《人民文学》始终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以现实主义为主调，对这种主调和底色王蒙无疑是坚守的，但是“他喜欢以西方的表现方法来改造和丰满现实主义”，（42）这是他所理解的“新现实主义”。在《人民文学》1983年第8期“编者的话”中有这样一句：“不拘一格，广开文路。”“一格”，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调，一种思想倾向，一种艺术风格，一种创作手法。这是王蒙办刊思路的直白表达。王蒙后来说：“我极力希望《人民文学》能够兼收并蓄，天地宽阔。”（43）此意和上述说法相近。

王蒙的创作观和创作实践影响到他的编辑观，他的意识流小说《夜的眼》《春之声》《蝴蝶》开风气之先，轰动一时，这让他能够包容和理解不同类型风格的探索性作品。

他在办刊物和文学创作上有个“一厘米”理论：“我戏称我的特点是多了一厘米。与主流亲密无间，我多了一厘米。”“双百方针，我贯彻得也似乎比别人大胆了一厘米，仅仅一厘米的区别就可以使杂志面貌一新！想想那些在当时不无惊世骇俗的名字与写作方法怎么样得到了我的包容！”“问题在于王蒙的包容直径多了一厘米，承受负载量厚了一厘米，整合与寻求到的共识、共同点、互补点，一句话能够共享共谋的精神资源的体积比你多了一或几立方厘米。差别就在这里，影响也在这里。”（44）这也许就是王蒙任主编期间，《人民文学》能够大胆突破原有传统，引领文学潮流，处在领军地位的原因。

概括来说，王蒙的编辑观是主导性、包容性、多样性。他说：“我们的精神空间有多大，精神生产的成绩就有多大……我下令努力组织‘土得掉渣’的作品。我推崇大唱革命赞歌表现革命新人的作品。我认为也不妨有点言不及义（意识形态）的唯美货色。”

（45）这样的办刊理念使《人民文学》能够突破既有的束缚和羁绊，大胆开拓创新，引领文学潮流。

三、爆发

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1984年底成功召开，会议基调是清除“左”的影响，倡导创作自由，王蒙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在作协党组换届时，领导三次找他谈话，他都以创作为由推辞担任党组书记一职，最终勉强同意担任党组副书记。（46）在此背景下，他主政的《人民文学》经过一年半的能量积蓄，在1985年开始以大刀阔斧的革新举措、乘风破浪的出击面貌示人。朱伟说：“王蒙用了一年半时间过渡，才慎重推动了1985年《人民文学》耀亮整个文坛的效果。”（47）王蒙在1985年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为他的办刊改革更增加了底气。

（一）“新潮”与“主调”的变奏

1985年《人民文学》的焕然一新是从第3期头条推出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开始的，它的“破土而出”“横空出世”引起广泛关注，堪称一起“文学事件”。这篇小说是在评论家李陀的怂恿下写出并由他推荐给责编朱伟的，据朱伟回忆：“李陀当时说，这稿子，你们《人民文学》肯定发不了。记得我当时写了满满一页的稿签，没想到王蒙很快就有了终审意见，一下子将这小说提到很高的高度。”（48）朱伟还有一个相近的说法可作补充：“王蒙对这篇小说给予很高评价，他批示说，这是一篇横空出世的小说，它的发表将彻底改变《人民文学》的形象。”（49）该期“编者的话”中对这篇小说的评价就来自王蒙的稿签（审稿单）：“本刊有志突破自己的无形框子久矣：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闹剧中有狂热，狂热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庄严，有当代青年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和失败。……但愿它是一枚能激起些许水花的石子。”（50）王蒙后来在自传中说：“刘索拉的小说是别的编辑骨干已经建议退稿，我下令发出来的。”（51）可见王蒙对这部小说非常看重，给予超规格待遇，把一个无名小辈的可能引起较大争议的处女作放在头条位置刊发，这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魄力的。《你别无选择》后来荣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刘索拉出版同名小说集时，王蒙为之作序。

徐星的现代派小说《无主题变奏》1982年就完稿了，无法发表，在北京大学生中传阅，作者带着作家张辛欣的推荐信亲自上门找朱伟投稿，“王蒙对这篇稿子同样是高度肯定，极喜欢其中我行我素的‘嬉笑怒骂’”。（52）

这两篇小说的出笼成为《人民文学》突破“无形框子”的标志，在文坛激起层层浪花，万千涟漪。而后者直接引起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冯牧在作协一次会议上的公开批评，张光年1985年10月5日日记记载：“昨天冯牧点名批评的《人民文学》7月号上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冯牧斥之为‘垮了的一代’的文学，有一定道理。我看了吃惊，知道有些青年的思想可以走到这个地步，是值得注意的。”（53）可以看出《人民文学》推出的先锋文学作品争议之大，已引起中国作协高层的批评和担忧。（54）当时王蒙正在新疆出差。张光年1985年10月10日日记写道：“下午王蒙来谈，带来一盒新疆葡萄干。我扼要介绍了本月4日我在作协谈话的用意及对《人民文学》的希望——主调鲜明。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说正在编辑部解决这个问题。他对冯牧那样急躁地到处宣传‘现实主义在受难’颇表不满，认为将引起不良效果。”（55）此时的作协党组书记是唐达成，张光年以退下来的老领导身份表达了他的忧虑、不安和不快，殷切希望《人民文学》办刊要“主调鲜明”，其实这一点王蒙和他的立场是一致的。责编朱伟的看法是：“王蒙对作品基调的把握一直是清晰坚决的。在他的判断中，《你别无选择》与《无主题变奏》仍然是贴近社会现实、充满青春活力而精神追求积极的作品，表达的迷惘是‘追求的苦恼’。”（56）王蒙看中的是小说以嬉戏玩闹的形式表达当代青年复杂的精神状态，在他眼里，这是“多了一厘米”的“新现实主义”吧。22年后，王蒙在自传中自我辩解并对批评者诘问道：“我发了何立伟的一个头条，丝毫不意味着我不能欣赏或忘记了提倡火热的大众的高昂的即今所谓主旋律的作品。为什么人们要把一种风格和另一种风格，一种调性和另一种调性，用新闻的术语来说就是把主旋律与多样化截然对立起来呢？”（57）

王蒙为了使“主调鲜明”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专门安排朱伟向刘心武等作家约写贴近社会现实、表现社会变化脉动的作品。《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卷首“编者的话”里说：“我们特约刘心武、理由同志赶写了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和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这是爱国爱民之作，表明所谓问题文学，只要写得好，是仍然具有生命力的。”（58）刘心武后来又在《人民文学》发表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上述4篇作品取得了轰动效应，较好地纾解了社会公共情绪，表达了大众心理，诠释了他的“宣言”——“不仅仅是为了文学”。

《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打响之后，《人民文学》又陆续推出了残雪《山上的小屋》、马原《喜马拉雅古歌》、莫言《爆炸》、洪峰《生命之流》等一批带有实验意味的新潮小说，吸引了大批青年作家探索叙事的各种可能性。

但是马原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虚构》没能在《人民文学》发表。据马原回忆，他的成名作《冈底斯的诱惑》发表后，很多文学刊物向他约稿，他说：“一些大刊物给我提供经费。住在宾馆里专门创作。我的另一部重要作品《虚构》是《人民文学》出钱把我请去，专门为他们写的。但小说写出来以后，《人民文学》发不出来，让我转投其他刊物，后来在《收获》上发了。”（59）这部小说就是朱伟向马原约稿的，朱伟后来回忆说：“马原最重要的作品都没能发在《人民文学》，是我当年的唯一遗憾。”（60）这与主编王蒙的艺术趣味、艺术判断有关，或许王蒙对小说《虚构》写法上的叙述拆解、“叙述圈套”手法并不认可，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的形式探索处于王蒙心理刻度“一厘米”开外了，而其中的麻风病、麻风村这些灰色阴暗的内容描写估计也是王蒙所不能接受的。

（二）持续培育挖掘新人

王蒙任内《人民文学》大力推出一批新人，并且他们的新作不少发在头条位置。除了上述的刘索拉、徐星之外，主要有洪峰、范小青、邓刚、王兆军、李杭育、残雪、宋学武、乔良、王树增、王毅、石定、谭甫成、石涛等。何立伟尤其为王蒙所欣赏，接连刊发他的小说，他的《小城无故事》（1983年第9期）、《白色鸟》（1984年第10期）、《花非花》（1985年第4期）、《一夕三逝》（1985年第9期）、《日子》（1986年第10期），被王蒙称作“诗化小说”，也是他所谓的“言不及义（意识形态）的唯美货色”。令阿城声名鹊起的《棋王》在《上海文学》发表后，王蒙第一时间发表评论文章《且说〈棋王〉》给予褒扬，《人民文学》不遗余力推出阿城，朱伟采取“盯人战术”，经常到阿城住处去，他和阿城订过一个合同，阿城写好的稿子先给他看。（61）《人民文学》先后发表了阿城的《树桩》（1984年第10期）、《孩子王》（1985年第2期）、《遍地风流》（《溜索》《峡谷》《洗澡》）等。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发表后，《人民文学》很快跟进，刊出了他的《爆炸》（1985年第12期）和《红高粱》（1986年第3期），后者成了莫言的代表作。迟子建的小说《北极村童话》刊登在《人民文学》1986年第2期，是朱伟前往黑龙江授课时迟子建交给他带回编辑部的，它成为迟子建的成名作。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王蒙回忆：“安徽作家许辉的一篇《可可西里》，我是从编辑的字纸篓里捡出，决定刊用的。”（62）

王蒙还充分尊重青年作者意见。据李庆西回忆，1985年5月，他被邀请参加《人民文学》青年作者座谈会，他有篇小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在编辑部待发，小说组组长王扶给他看了王蒙的字数不少的审稿笺，里面有具体的修改意见。但李庆西并不认同，他找个机会与王蒙当面沟通，王蒙被他说服了。（63）由此可以看到王蒙做主编对编务亲力亲为，身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和著名作家，这样做尤为难得，同时，他尊重青年作者意见，不自以为是，不以主编身份和著名作家名头压人。

（三）“反差”的张力效应

王蒙主编《人民文学》，将每一期内容看作一个“作品群”的“有机体”，刊发的篇目和排列顺序很有讲究，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制造一种反差，朱伟回忆道：“1985年《人民文学》之令人激动，是调度了各种不同类型创作的可能性。记得王蒙当时经常得意于每期头条风格的反差。他告诉我，风格变化越大，就越能体现文学表现可能性的差异。这是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主编术。”（64）这种“主编术”就是讲究搭配的“配菜术”，貌似只是一个编辑小技巧，但带来的社会效果是显著的：“受这一理念的影响，1985年《人民文学》的每一期都能形成一个新的亮点，很多小说在发表后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65）《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刘心武的纪实小说《5.19长镜头》、理由的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打头，紧接着是徐星的现代派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第12期，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和莫言的《爆炸》同时出现，纪实小说和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并置在同期显要位置上。这样，不仅给读者造成阅读冲击，更主要的是强化、突出办刊理念上的多样性、包容性和不同文学类型、风格之间的张力。

《人民文学》除了在同一期内设计反差，还注重不同刊期之间的反差。如1985年第3期头条是《你别无选择》，第4期头条就是《花非花》。这两部小说风格迥异，前者是现代派、嬉皮士风格，后者是古典、唯美风格。这样，令读者对每一期新刊物充满阅读期待和惊喜。王蒙如八大菜系皆精的厨师长，带领着他的精干团队在操作间里忙得不亦乐乎，做出一桌桌风味独特的文学盛宴。

（四）开门办刊与经营栏目

王蒙办刊是开门办刊而不是闭门造车，编辑部主办的两次会议可资佐证。1984年初，编辑部移师上海召开作家座谈会，会议情况整理后以《广泛听取意见 共同办好刊物——本刊编辑部在上海召开作家座谈会》为题刊发在《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1985年5月，《人民文学》编辑部专门邀请全国各地最活跃的40位青年作家召开座谈会，马原、莫言、阿城、刘索拉、徐星、何立伟、周梅森、扎西达娃等当时最新锐的青年作家悉数到场。“这在《人民文学》之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人民文学》因此成为声势浩大的新小说运动的旗手。”（66）这次会议将这批青年作家紧密团结在《人民文学》周围，他们写了有分量的好稿子会第一时间投给《人民文学》。马原回忆：“在一九八五年的《人民文学》的这次研讨会上露面的这些新的作家，带动了我国文坛上一轮新的小说美学、小说方法论。”（67）

再者，为了提高办刊质量，了解读者趣味，《人民文学》举办了“我最喜爱的作品”评选活动，编辑部得以及时了解读者的阅读反馈，对刊物的选稿方向有一定的影响。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85年“我最喜爱的作品”，按照得票多少的结果，《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现代派小说也名列其中。《人民文学》还不定期刊登“读者的来信”，反馈读者信息，形成编者与读者间的良性互动。

在王蒙任主编期间，《人民文学》的栏目设置有明显变化。首先是对“编者的话”的重视，从文风看，不少是王蒙亲自操刀。“编者的话”是导游图、推荐信、产品说明书，代表编辑部的立场、意图、观点和导向，引导读者的阅读期待，影响读者的审美品位和文学鉴赏能力。最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第3期的“编者的话”中对《你别无选择》的品评推介。“编者的话”本身不是端着架子，板起面孔说教，而是立论精辟、短小精悍、文风活泼、语言华美的美文，给读者同样带来阅读享受。

王蒙提倡精短小说，短篇小说要短小精悍，富于艺术性，通过短篇小说开拓创新文学艺术形式，引领新的艺术变革，用数量优势扩展小说实验的各种可能性。而中篇小说是新时期兴盛起来的小说形式，他对中篇小说也给予足够的重视，“拿出一定的篇幅，逐期展示中篇小说创作的成果”。（68）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能够起到“重磅炸弹”的效果，惹人关注。王蒙还重视报告文学作品，约写、编发的数篇报告文学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增辟了杂文栏目。

结 语

回首80年代，朱伟对主编王蒙和《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总体看法是：“在我看来，1985年他已不再是最好的作家，却确是最好的主编。他让我看到游刃有余是如何之重要——不需要太多会议，太烦琐的讨论，编辑部这条大船就可在波涛澎湃的大海里保持高速，绝不偏离航向。在他手下，你完全可以尽意发挥自以为是的才能，一切似乎都在他庇护之下，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一切都似乎由他设置了充分的余地。”（69）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人民文学》的“江湖”地位彻底改观。“1985年之前，上海的《收获》与《上海文学》似乎扮演着文学进程标杆的角色，到这一年局面彻底扭转过来。”“那时《人民文学》真成了旗帜与标杆——它启示了作家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好的叙述方式。”（70）

回顾编辑生涯，王蒙也有遗憾：“始终没有组到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等几位‘当红’女作家的理想稿子。令人遗憾。其实我一再要编辑组她们的稿，有的人还亲自去拜访过。”（71）而编辑朱伟的“遗憾”又有所不同：“遗憾的是，《人民文学》的辉煌期非常短暂。”（72）“王蒙在主编位置上其实只工作到第三期”，（73）随即赴任文化部部长去了。

《人民文学》1985年的大放异彩，引起了两位敏锐的评论家的关注，他们在是年底撰文以对话形式专门评论当年度的《人民文学》。（74）在当代文学史上，1985年是重要的转折年，文学研究界将这一年的主要文学现象概括为“85新潮”，而《人民文学》无疑是处在“85新潮”的“潮头”位置。

在20世纪80年代“希望与不安，矛盾与生机，尝试与误判”（75）共生共存的时代氛围中，王蒙和他的编辑团队锐意创新，大胆开拓，在坚持主调的前提下，提倡文学样式风格的多样化，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刊发优秀作品，推动文学的艺术形式探索，促进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纪实小说等文学潮流的发展，推进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用王蒙的话来说就是：“让主流更辉煌，让支流更明亮，让先锋更安全，让后卫更有头脸，照旧跟得上趟！让精神更自由，让情绪更健康。”（76）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虽然只有短短的3年不到的时间，但在《人民文学》办刊史上鲜明地烙上了王蒙的个人印记。

注释：

（1）李陀：《另一个八十年代》，《读书》2006年第10期。

（2）王蒙：《大块文章》，第170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下文所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3）—（7）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第206、209、218、219、257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下文所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8）—（15）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323、350、373、374、406、407、412、423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下文所引此书只注明页码。

（16）—（19）、（21）—（29）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428、428、428、430、431-432、433、440、439、443、445、458、461、462页。

（20）王蒙：《大块文章》，第169页。

（30）（31）、（34）—（38）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465、466、554、557、558、560、603页。

（32）（33）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13、13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39）（41）王蒙：《大块文章》，第170、170页。

（40）《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告读者》，《人民文学》1983年第8期。

（42）（47）（48）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19、15、17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43）（44）（45）王蒙：《大块文章》，第170、175、172页。

（46）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552、580、581、591页。

（49）朱伟：《亲历先锋小说潮涨潮退》，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第5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50）“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51）（57）王蒙：《大块文章》，第171、172页。

（52）（56）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18-19、19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53）（55）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第678、679页。

（54）王蒙自传中说是何立伟的小说《一夕三逝》遭到批评，估计记忆有误。见王蒙：《大块文章》，第171页。

（58）“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59）马原：《在理想年代一鸣惊人》，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第2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0）（64）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21、17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61）朱伟：《接近阿城》，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第30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62）王蒙：《大块文章》，第171页。经核实，许辉小说名《库库诺尔》，发表在1983年第11期。

（63）见李庆西：《开会记》，《书城》2009年第10期。

（65）朱伟：《亲历先锋小说潮涨潮退》，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第5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6）朱伟：《亲历先锋小说潮涨潮退》，新京报编：《追寻80年代》，第5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7）马原：《小说密码：一位作家的文学课》，第34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68）“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84年第1期。

（69）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22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70）（72）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20、72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71）（75）（76）王蒙：《大块文章》，第174、178、176页。

（73）指1986年第3期，朱伟的说法比较可信，见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第23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但《人民文学》扉页上“主编王蒙”字样保持到当年底，应该属“挂名”性质了。

（74）王干、费振钟：《一九八五：〈人民文学〉》，《读书》1986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