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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和外孙宋菲君（右）、幼子丰新枚（左）在一起读报。宋菲君当时读初二。

丰子恺所画的和幼女丰一吟、幼子丰新枚在“日月楼”中读书译作的情景。

宋菲君先生是研究光学的物理学家，还有一个身份是丰子恺的长外孙。去年中，在好友、北大中文系教师林嵩的提议下，他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他所亲历的外公丰子恺家的“课儿”传统，写下在外公身边学诗词的故事，集为两册雅致的《丰子恺家塾课》。

上周六，去宋先生家拜访他。他所居楼栋的门禁系统看上去很便捷，直接嵌着标有每一户门牌号的按钮，不需手动输入，只用按下，屋内的主人即知客到，遥控开门。但我并没有用上——当我掏出手机，想再确认一眼门牌号时，楼门突然无声地打开了，宋先生握着手站在门边，和之前在网络照片及电视节目上看到的一样，戴一副细框眼镜，清瘦，温和，只不过没有穿西装，而是身着一件家居的灰色毛衣，这让他更像一位亲切熟悉的长辈。他蔼蔼微笑道：“刚才看见你从窗前过去了，看着和微信头像一样，想着是你来了。”话里带着绵绵的南方口音。

进了家门，我方明白过来：宋先生的书房窗口正对着外面的路，书桌摆在窗下，而他刚才就坐在桌前看书。那本书依然以打开的姿态摊在桌上，从厚度估计，看了约有一半，页上印着表格和数学物理公式。就在我们约定时间的前几分钟，他还在埋首其中。我想起之前在微信上约采访时间时，他说“最近科研忙一点”，看来还不是“一点”。我暗自心算，1942年出生的他已经快满八十岁了，一时恍惚是否竟算错了。

直到后来看到他的《外公丰子恺鼓励我学物理》一文，才意识到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早已是宋菲君从学生时起的习惯，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外公丰子恺对他“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努力，岁月不待人”的谆谆劝勉。他在外公身边长到18岁，在他的成长经历、文化滋养乃至人生选择中，外公都如同一位智者式的向导。

这些年，宋菲君在许多场合都讲述过外公的故事，艺术家风与他自己的科学家身份奇妙地并行不悖。就像书房中，他背后的整面书架，纵向上清晰又妥帖分为三部分：最左是外公丰子恺的著作、漫画、译作等全集，中间是文学历史类读物，最右是物理专业书籍。《丰子恺家塾课》的副标题是“外公教我学诗词”，其实书中所记叙的，是由诗词连缀起的从丰子恺到宋菲君的三代人的人生。丰家的家庭教育洋溢着跨越时间的、艺术的温情，几十年后，不仅宋菲君依然能够随口吟出，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代的普通读者心向往之，仿佛依然能从中私淑几分。

《丰子恺家塾课》 宋菲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42年5月宋菲君满月，丰子恺欣然为外孙绘下这张“满月像”。

“日月楼中日月长”

1938年，为避日寇，丰子恺携家人从浙江桐乡石门湾的“缘缘堂”辗转来到桂林。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之下，次年初又迁广西宜山（今宜州区），担任西迁至此的浙江大学教员，教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两门课程。之后，又随浙大继续迁至贵州遵义。

丰子恺虽写文章戏称一路是“艺术的逃难”，但实际是带着一大家子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没想到，却收获一个战争中的意外之喜。因担心逃难中子女学习受影响，丰子恺请来两位刚从浙大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做家教，为孩子们补习理科和英文，其中一位生物系毕业生叫宋慕法。不久，宋慕法和丰家二小姐丰林先（后改名丰宛音）恋爱，喜结连理。或许是因战争中的团聚与喜事过于难得，1941年9月7日，婚礼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时，胜友如云，史地学家张其昀、物理学家束星北等一众学者名人到席，证婚人则是数学家苏步青，他是丰子恺的朋友，同时也是宋慕法的同乡。

1942年清明节，这对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抗战中诞生的新生命，自是给家族带来巨大的喜悦。已赴重庆国立艺专担任教授的丰子恺修书给女婿宋慕法，为新生儿起名“菲君”：清明古称“芳菲节”，芳菲之君，“含有平凡伟大之意”。在丰子恺的七个子女中（其中三女丰宁馨为丰子恺三姐丰满之女），丰林先是第一个结婚生子的，由此宋菲君便成了丰子恺孙辈里的“第一个”，其他弟弟妹妹都是待抗战结束后才出生的，年纪皆比他小好多。宋菲君只比丰子恺幼子丰新枚小四岁，还闹过“将来我同小娘舅一样大了，也叫你爸爸”的笑话，惹外公画出了一幅妙趣横生的家庭漫画。

1946年抗战结束后，丰子恺携全家从重庆东归，回到江浙故乡，先是定居杭州，后迁上海。位于陕西南路长乐村的寓所，阳台天窗能见日升月落，丰子恺为它起名“日月楼”。宋菲君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上海念的，他在外公身边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8岁考上北大物理系，去北京上学。在这期间，和他的母亲、舅舅、姨妈们一样，也有幸亲历了丰子恺独特的“课儿”。“课儿”，不是名词，而是个动宾结构，就像宋菲君在这里往往用英语注释的“teaching the kids”，“课”是动词。丰子恺非常注重子女教育，亲自在家给孩子上课，从子女到孙辈，构成了别致的家庭教育传统。“家塾”开两门课，英文和古文，英文学林肯的《独立宣言》等，古文则是亲授古文诗词。宋菲君小时候，就见过外公给小姨丰一吟、小舅丰新枚上课，到他小学四年级时，终于也轮到他了。

宋菲君回忆，当时他每个周六都会回外公家住一晚，周日晚上再回去。外公上课前，先让他背诵上周学的诗词，再教新课。每次教二三十首诗词、古文一篇，一开始学的是《古诗十九首》，背“行行重行行”“迢迢牵牛星”，后来逐渐扩展，包括《诗经》《孟子》《古文观止》等。母亲丰宛音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给外公当助教，平时也教宋菲君学诗。令他印象颇深的是学唐宋词时，用的“教材”是手抄本的《白香词谱》（清代舒梦兰编选的词选），这还是抗战逃难中因藏书散佚，由母亲姊妹几个复写的版本，到孙辈这里依然用它学习。有意思的是，词谱上载李后主的词《破阵子》漏了一句“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抄写的母亲和小姨便一直背漏了，连带日后宋菲君也跟着背错了，好多年后才发现。

从小学高年级一直“课”到高中毕业，七八年间，据宋菲君估计，学了大概能有一千首诗左右。而小舅丰新枚比他还多得多，据说能背出两千首。从形式上看，“课儿”和正式上课无差，课业量着实不小，但孩子们都不觉得枯燥或负担重，因为丰子恺讲得实在有趣得紧，“跟外公学诗是乐趣”。外公往往一边吟诗，一边随手就在旁边勾勒一幅生动的小画出来。宋菲君记得，有一次讲到杜甫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外公随笔就画了一个女孩子，衣带飘然，配饰琳琅，仿佛在耳边叮当鸣响。画面浮动，他自此把这首诗记得很牢。

正如丰子恺曾在文章中所写，“我觉得古人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是一篇中的一段，或其一句。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往往把他抄写在小纸条上，粘在座右，随时欣赏”，他对诗词的喜爱和欣赏，是写意与兴味式的。“课儿”时也是如此，他似乎并不在意作者是哪个时代，或是否有名，只要诗中有画意、有故事，借着诗句典故，他给孩子们滔滔讲岳飞杨家将，也讲聊斋子不语；也并不像学校语文课那样一板一眼、逐字逐句地解释字词，而是着意点到诗中的趣味和意境，是陶渊明式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虽学得有趣，但学过后，丰子恺也一定是要求背出来的。宋菲君说，外公的主张是，不同年龄对诗词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不甚懂得没关系，先背出来，将来自然会明白，“就像李商隐的诗，等长大恋爱了，自然就理解了”。这与很多人“理解了再背”的观念相悖。宋菲君说，他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就不认同这点，问是谁说的，得知是丰子恺的话，老师便不语了。想来，大师总是有他的道理的。

丰子恺绘苏曼殊诗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诗词陪伴一辈子

和学校教育比起来，宋菲君觉得，外公丰子恺教诗词，最特别的一点是“不功利”——学校让背古诗词，是为了考试和文凭，但外公的“课儿”，生动愉快，为孩子培养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一种“感情世界的丰富”。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丰子恺是“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纯粹的、艺术式的，七个子女个个成才，虽然日后并非专事研究古典文学，但诗词，始终是他们人生中的乐趣与寄托所在。

在“课儿”传统的化育下，丰家子弟古文造诣都极深。宋菲君童年在上海时，外公和小姨、小舅住在“日月楼”，每到周末和年节，其他子女也都回来，聚在一起时，诗词游戏自然地成为这个大家庭的重要活动。最常玩的是丰家独创的“飞花令”，玩法颇为有趣：大家想一句诗让某人猜，猜的人可以随机问问题，问到的人作答时，须按顺序说一句含诗中字的诗。这游戏各种零碎时光都能玩，等车、喝茶、游船，随时随地开始，是一个随身携带的消遣法子。唯一的要求是，须得有一定的诗词积累，但这对丰家不是难事。宋菲君记得，有天全家逛城隍庙，中午在一家饭店吃饭时，点完菜闲坐无事，游戏就又开始了。这次猜的人是大舅丰华瞻，大家商定的诗句是“九里山前作战场”，这是《水浒传》里所引的一句民歌。大舅回来，第一个提问的便是外甥宋菲君，他必须用一句带“九”字的诗句来回答。问了三个人，才刚说到“山”，大舅便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九里山前作战场”，众人赞叹不已。这是宋菲君印象中最快猜中答案的一次，因而记忆最是深刻。丰华瞻便是丰子恺儿童漫画中所绘的“瞻瞻”，画上的可爱稚子当时已在复旦大学英文系教书，古文功底相当深厚。此外常玩的还有“览胜图”，有点类似诗词版的“大富翁”，是相当风雅的一件玩具。家人或扮“词客”，或扮“美人”，或扮“渔父”，在棋盘上行行停停时，宋菲君记得，外公往往就坐在旁边，或喝着酒观看儿孙们的游艺，或吟诵着诗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和诸多处于新旧之间的中国现代文人一样，丰子恺写得一手好白话散文，又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文学、绘画、音乐无一不精，不过宋菲君告诉我，1975年外公去世前，对小舅丰新枚说的是，他最丢不下的乃是诗词。“诗词陪了外公一辈子。”从《丰子恺家塾课》所记述的片段中，很容易感受到诗词对丰子恺这种温润的“陪伴”，它超越了学识或修养，早已化入骨中，是异代人事在现实中的回音——抗战逃难中，丰子恺曾多次教给儿孙岳飞的《满江红》和南宋徐君宝妻的《满庭芳·汉上繁华》；而到1944年，持续七年的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当年中秋，客居重庆沙坪坝的丰子恺饮酒大醉，醒来戏仿南宋末年词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作另一首《贺新郎》，却一扫原词中国破黯然之意，乐观地预言“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更漫说日常生活里，猫咪、蟋蟀、螃蟹，桩桩件件的物事都能引他随口吟两句诗、绘一幅画。“课儿”的时候，他不强迫孩子弄清每一个字义，而是让他们体会到诗词给予人生的陪伴，那样一种穿越古今、与己有关的经验。

江南景物秀美、掌故丰富，丰子恺常带全家一起出游，南京、庐山、扬州、太湖，去到哪里，大家便纷纷吟咏关于此处的古代诗词，不是为比赛，倒十分像是古代文人的日常文学生活方式。有时，甚至完全是兴之所至，乘兴而来。宋菲君常常爱说起“浙江潮”的故事，那是他读高一那年，有天正跟外公学苏曼殊的《本事诗·春雨》一诗，外公在“日月楼”的阳台上反复念诵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猛地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钱塘江大潮是什么时候？”得知是下周四，便果断决定全家去海宁看潮。宋菲君念的复兴中学是上海市重点中学，学校一般不允许请事假，何况又是出去玩，丰子恺却爽性地为外孙签了一张假条。班主任请示校长，校长见是丰子恺签字，破例准假。在海宁看潮时，大潮未来之际，见到江里还有捕鱼的人，外公随口吟诵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时隔六十多年，那一幕情景宋菲君还记得清楚，连同两首诗，也一直记到现在。

如今，宋菲君已成了比当年外公还老的老先生，与他约拜访时间时，他叮嘱我前一晚再确认一遍，因为他“记性很差”。但面对面交谈时，那些少年时随外公背的诗，他却依然记得清楚，随口仍能诵出全篇——“我长记忆甚好”。他告诉我，十几年前曾因做手术实施全身麻醉，术后第一个晚上，他一个人待着时突然胡思乱想，担心全麻会不会影响大脑，但躺在那里，又没法演算数学来验证。他突然灵机一动，背起《长恨歌》来，从头到尾，一字不落。于是他放心下来，“没事了”。《长恨歌》是小时候背的，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记忆却依然如此牢固，参与进他“长期记忆”的构成当中。很多年后，独自一人，他再次体会到这首诗“写得非常美”，想起在外公身边背诗的场景。

宋菲君高中时和同学自制望远镜看星星，丰子恺为他画下这幅小画。

有兴趣才能做得好

到今年清明节，宋菲君先生就年满80岁了，可他仍没停下来休息，依然分秒在忙。目前，他在包括中科院在内的三个科研机构当客座研究员或顾问，指导青年学者做研究。主要攻关的是一种重要软件，他告诉我，“国外搞了30年，中国才刚开发，时间不长，但因为我以前做国际业务，国外研发的时候我正在那边做访问学者，又长期从事该软件的应用，那么就do something，做一点事。”不过他欣慰地说，目前进展较快。我突然想起他在书中写到的，多年前鼓励他学物理时，外公丰子恺曾对他说过，“物理不好学，但有志者事竟成”。

丰家子弟多随丰子恺，走了艺术、语言、文化的道路，作为长外孙，宋菲君却另辟蹊径，走了理工的道路。为他导路的，正是外公丰子恺本人。宋菲君读书时成绩相当优异，兴趣广泛，既在家庭影响下喜欢文学，数理成绩也好，还喜欢画画，想学美术，因此文理分科时，他犯了难，左思右想不定。报名前夜，他去找外公征询意见。至今他仍记得，那天外公还像往常一样，端一杯茶，在阳台上来回踱步，吟的是温庭筠的诗：“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屋里，面临第一次重大人生选择的宋菲君却无法“忘机”。他将满心苦恼倾诉给外公，丰子恺听了却未多加思量，很快道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家学文、艺术、外语的多，你的数理成绩这样好，又喜欢天文，我看不如去考北大学物理。”不仅是选理科，而且是“北大物理”，如此明晰，虽然只是建议，但彼时正犹疑不定的宋菲君听了，心中的天平倾斜，棋子有了落定的方向。高考时，他的第一志愿果真填了北大物理系，最终成功录取。

在物理学界，这件事成了有名的逸闻。《物理》杂志曾专门请宋菲君写写这个故事，他便写成《外公丰子恺鼓励我学物理》一文。很多朋友看了，都很好奇丰子恺作为艺术大师，为何会鼓励外孙弃文从理、走看上去更艰难的一条路，宋菲君自己也觉得这人生道路的选择颇具偶然性——“如果那晚没去找外公，大概会去考美术学院当画家吧？”他不免常常琢磨这人生的微妙时刻，在从前的成长片段中找寻指向答案的路标。

四十多年前，丰子恺倒是也经历过这样一个作为“重要关口”的夜晚。那时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李叔同担任学校的美术、音乐老师，在众多学生里独独看中了丰子恺的艺术才华，趁他某天夜里来交作业时，指点他走艺术道路。丰子恺说过：“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不过，外公曾告诉宋菲君，其实当年原本他各科都学得很好，对几何很感兴趣，只是决心献身艺术后，才放弃了别的课程。祖孙俩的人生犹如互文，于是有人猜测，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不能同时选两条路，丰子恺走了这一条，便想让外孙试试那“未选择的路”？对宋菲君来说，这确乎像个谜，但他一直清楚地知道，外公从不替孩子规划人生，且随着后来追溯愈深，他越发意识到，外公的建议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从更久之前就埋下种子。

如丰子恺所说，宋菲君“喜欢天文”，这是从初中就开始的。他常常去“日月楼”给外公和小姨、小舅讲星星的故事，外公也就顺便讲了许多关于星辰的诗词。高一时，宋菲君和几个同学用旧货市场淘来的透镜做了一个简易望远镜，没想到竟也能看到木星的卫星、土星的光环等。他兴奋地告诉外公，丰子恺听得兴致勃勃，还专门画了一幅画：“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清楚，他年去旅行。”向前追溯这件件小事，宋菲君恍然意识到，外公对他特长、兴趣的关注和维护，其实早早就开始了——同时，他也惊讶地有了个意外发现：原来外公自己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天文爱好者！196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宋菲君多年从事光学工程研究和光学仪器制造，做出了比当年的“自制望远镜”不知精密多少倍的仪器，但那幅朴素可爱的小画，始终像一把开启门扉的钥匙。

人们喜欢丰子恺画的那些惟妙惟肖的家庭漫画，其中的趣味正来自他对自家每个孩子的仔细观察。丰子恺喜欢孩子，一生从事教育，对教育有相当深入独到的思考，还画过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讽刺漫画，反对按统一的模型来塑造孩子。在宋菲君自己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外公就洞察了他内心喜欢什么。宋菲君体会着外公的想法，“他从来不替孩子规划，但不等于他不关心，他是在细心观察、琢磨这个孩子的特长和爱好。他从自己的成长的道路里面体会出来：只有做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情，才能做好。”多年后，在自己的家庭教育上，宋菲君也继续坚决将这种教育理念推行了下去——他的两个女儿，偏偏对数理不感兴趣，却都回过头跟从着曾外祖父的足迹，从小热爱音乐，从事相关工作。“一个学数理化的都没有！”宋菲君笑，但“硬让她们去学，肯定学不好，只有有兴趣才能做得好，才开心”。

幼时能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许多熏陶，宋菲君觉得自己很幸运。除了诗词，他还自小跟外公专门学了几年绘画，也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琴师倪秋平学过胡琴，至今还在给北大京剧社伴奏。这许多文艺爱好，在工作之余，滋养着他，构成他“彩色的精神世界”。去年底，丰家第二代的最后一位、小姨丰一吟去世了，亲历过“课儿”的人越来越少，这让宋菲君突然感到有些紧迫。作为第三代中年龄最长、与外公相处最久的人，他觉得有义务将这些故事记出来。虽然，时代已逝，大师罕有，这已成为一种难以复制的家庭传统，但宋菲君依然诚恳地期待，这些“育儿”故事能给今天的父母一些参考——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教孩子学习，创造另一种愉悦自在的家庭教育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