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几年来，作为依然活跃于“文学工地第一线的劳动力”，王蒙的写作势头正欢。他以每年一两本书的创作密度与速度，证明着自己“耄耋挥洒三江水，饕餮编修二百年”的壮志雄心，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就是他高密度文学生产的最新成果。

1958年，青年知识分子施炳炎来到北青山区镇罗营乡大核桃树峪村，开启了另一种生活。几十年过去，他遇到的少年侯长友，以及那个聪敏与不幸的小猴儿“三少爷”依旧盘桓于记忆当中。整部作品以王蒙和老专家施炳炎的对谈为叙事核心，在对岁月的回溯中，把大时代与个体的命运变迁带到读者面前。王蒙借助对话体叙事穿梭时空，呈现了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质与新的美学追求，表达了乐观主义精神与坚定的历史进步观，以及他对中国大地与人民、对生活与文学的诚挚热爱。

“几番回忆罢，雄心未萧索。犹有少年志，犹有少时歌。”当87岁的王蒙从63年前的往事开始落笔时，《猴儿与少年》这部新作便延续了自《青春万岁》以来，他作为共和国文学的参与者、建构者所一以贯之的热情、乐观、真挚、雄壮的青春品格。这种“高龄少年”的青春品格与小说的艺术探索密切相关。正是在情节、结构安排上的匠心独运，保证了小说主题的精确表达与明朗风格的形成。

首先，作品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内在情感的逻辑建构密切关联，呈现出一种总体对话、细节独白式的叙事结构。小说总体上是施炳炎与王蒙关于往事与回忆的对话，但主体内容则由施炳炎高度个体化的独白式诉说构成。这种“往复穿越”、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回眸往日”的自在性，让小说在整体上具有自由的叙事风格与强个人化的抒情性特点。但这只是表面的显性风格，实际上小说在情节设置上极其讲究，尤其是人物内在情感逻辑的建构可谓独具匠心，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意”。比如小说第十一节“吴素秋来了”，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节看似是与小说主线关联不大的“插曲”，但确立了“核桃少年”侯长友在施炳炎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情感逻辑走向，成为小说后半部分施炳炎因思念侯长友，而一再重返大核桃树峪村的叙事动力。

其次，作品的悬念设置背后是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频繁出现的悬念是这部作品尤具阅读吸引力的地方。这种悬念设置上的“硬功夫”，以“猴儿哥”侯家耀的相关叙事最为突出。围绕着他的一生，王蒙设置了环环相扣、层出不穷的悬念。如果说通常小说的悬念设置是为了增加情节的曲折性与故事的可读性，那么这部作品中悬念的功能绝不仅限于此，而是与大历史中个体创伤的隐喻性表达有直接关联。王蒙在曲折的大历史中看到了个体的人生际遇，体现了他从历史与个体关系的角度来关怀生命存在的人道主义精神。

最后，作品的结构安排确保了小说的乐观主义青春品格。小说的前半部分内容是施炳炎关于20世纪50年代在大核桃树峪村劳动生活的回忆。“津津有味”的体力劳动、火红年代里的诗与歌、臭鸡蛋就酒的温暖关怀，尤其是与侯长友的友谊，是施炳炎这一时期叙述的主体部分。其情感主调是热情与诗意的，充满了跨越时空的怀念与热爱、感恩与留恋。这部分所呈现出来的刻骨铭心、念念不忘的情感，也成为小说后半部分施炳炎一再重返大核桃树峪村的动力。小说的后半部分由施炳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重返大核桃树峪村的故事构成。不同时间点上的重返，在小说中按顺序排列，生动地展现了大核桃树峪村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变迁，以及这背后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犹有少年志，犹有少时歌。立志用全部心力去歌唱中国大地与中国人民的王蒙，将文学作为他写给世界的情书。他立足当下，拥抱历史，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了对过去的珍重和对当下的热爱。正在创作中的王蒙是青春的，青春的王蒙永远年轻，这部《猴儿与少年》就是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