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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古典诗人杜甫成为热门人物。随着抗战的全面展开，“杜甫热”逐渐蔓延至阅读、创作、研究等不同层面且多有创获。抗战中杜甫及其诗之所以获得关注，在于诗人安史之乱前后的颠沛遭际及其诗性记录呼应了时人的战争经验，引起广泛共鸣并获得普遍认同。杜甫不仅成为新旧诗人关键的文学资源，也常被学者当作重要的研究对象；其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潜能也逐渐显露，受到了国共两党乃至汪伪的关注，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群体对杜甫其人其诗各有阐发，以落实针对民众与知识分子双向的情感教育与意识形态整合。此一过程中，杜甫在抗战时期呈现出学术、文化与政治等多重面相彼此交叠的状态，发生着相较古典时代更为急遽的变化。近来已有论者以非战论为线索，从传统诗学批评的角度观照了20世纪上半叶杜诗学发展的过程，特别对抗战期间重庆、延安、南京等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杜甫阐发进行了学术史梳理；[1]但以塑造战时文化偶像的角度看待抗战时期杜甫形象的阐释问题仍有探索空间。以不同政治空间为据梳理抗战时期的杜甫形象流变，则可将之表述为重庆政府标榜的“国族的杜甫”与延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民的杜甫”以及南京汪伪政府鼓吹的“非战的杜甫”间彼此竞逐的过程。

一 “国族的杜甫”的兴起与明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风行于世的“非战运动”影响，文学界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诠释常以非战为侧重点。全面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曾以妨碍兵役为由，下令禁止《兵车行》《石壕吏》等诗进入教材。[2]更有评论不满老杜反战诗“止于曝露而已”却不谈战争发生的背景与武装止战之必要，更结合时局指出：“空口的呼喊和平，那是靠不住的，像××人的侵略我门（们），我们只是反战，弄得自己毫没准备，国不是亡得快点吗？”[3]官方民间如此言动，有对既往解杜的质疑与反思，亦含有对契合民族矛盾的时代主题与全面抗战的社会氛围的新杜甫形象的呼唤。

接近国民党阵营的易君左战时解杜工作恰好对此形成强有力的回应。除在长诗《谒少陵先生草堂》中表达对杜甫的敬仰、提点其国族意识外，其主要通过《杜甫今论》《杜甫居蜀》《杜甫的时代精神》等专题论文，从国家民族的基本立场出发，结合杜甫生平创作阐发其思想人格，从而较为系统地建构了杜甫作为“国族诗人”的整体形象。

《谒少陵先生草堂》是易氏解杜之“诗序”，又同《杜甫今论》等文相互印证，可被视作易氏论杜核心观点的诗歌表达，是观照易君左杜甫研究时的关键文本。诗作以追忆开篇：“我父笔如椽，纵横才气悬。不饮亦万篇，媿煞李谪仙。垂髫我成猛虎行，能使我父瞿然惊！”[4]而结合个人背景来看，诗歌之于易君左确乎足称家传：乃祖为晚清名士易佩绅，擅诗，尝与陈宝箴、王闿运等人交游；乃父为近代诗坛“中晚唐派”代表人物易顺鼎；易君左自己则少负诗名，青年时出入新旧诗坛皆有创获。可以想见，绵延三代的诗文才气养成了易氏颇高的心气与眼界，如此铺陈意在衬托其标举老杜的分量：“平生心折唯杜陵，其余纷纷无足称。”在家国濒亡、人民流徙的抗战时代，对杜甫的敬仰激发出易氏锤炼诗艺、鼓吹中兴的意识：“身当国家正多难，流离转徙苦颠连，诗须径向穷时炼，一字一句皆桑田。苟能鼓吹中兴气，再穷不过卖春联”；也策动着易氏介入抗战时期的杜甫研究：“来渝二三月，成书十万言，一写少陵先生居蜀之梗概，再写少陵先生思想之根原。中朝一老长髯美，见此新书忽狂喜，叮咛期望豹窥全，周详指示马可倚。”[5]所谓“十万言”者，指向了易氏勾勒生平的“杜甫居蜀”和阐发思想的“杜甫今论”两大写作序列，涵盖了其居渝早期的研杜焦点；而位在中朝对此颇多关怀的长髯老者当为彼时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结合《杜甫今论》所述，易君左对老杜思想立场的判断即受到了于氏指点。

关于杜甫形象，易氏描述道：“国家民族高一切！岂止忠君肝胆热？能以万众之声为其声，能以举国之辙为其辙。反抗割据尊中央，抵抗侵略制胡羌，战斗意志最坚强！垂死宗邦永不忘。”强调其以忠君为表征的国家民族至上理念，代生民发言并贯彻国家道路的自觉和拥护中央集权而反抗民族侵略的意志。继而展开了联想：“使先生而生于今耶？则必将怒吼而为吾华；佐先生之餐者，不为西川鱼，而为东夷虾！使先生而生于今耶？则必将奋起而为吾华；慰先生之心者，不为草堂松，而为主义花！”[6]值得注意，此处怒吼奋起的杜甫，既是照映前文国族的杜甫基本价值重心，循其内在逻辑推衍下的产物，同样也是易君左着意为今日诗人所树立的偶像。易氏积极介入杜甫建构，同样含有呼唤现代杜甫，赓续少陵之志的现实关切。

除长诗外，易氏最具代表性的杜甫研究当属长文《杜甫今论》。是作发表得到了《民族诗坛》的全力支持，1939年绪论部分作为预告先期刊布于第2卷第6辑，正文则分为四次连载于第3卷第2辑至第5辑，后被列为“民族诗坛丛刊”一种，于1940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文章主要围绕杜甫的思想信仰展开论述，在易氏看来，“国家至上主义”无疑是老杜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既是杜甫“‘革命主义’的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又是杜甫的“最高信仰”，同时也是老杜诗歌实践的重要原则。

关于老杜的人生观，易氏将其归于革命主义。在追索老杜生平时，易氏认为“越是颠沛流离，越是饥饿冻馁，他的革命精神越是激扬奋发”，在承担一家之愁苦的同时，有意通过《新安吏》《无家别》等诗“大胆地弹劾时政，指摘当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病态”[7]。值得注意，易氏强调老杜“革命的人生观”是以“国家至上主义”为基础的，借此规约老杜之革命性。至于“国家至上主义”，作者界定道：

（国家至上主义）即是以国家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只有国家没有自己。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所有人事上的批评悉以此为准：其人其事是为国家的则赞美，否则贬责。[8]

一方面极言国家之崇高；另一方面又以消极的态度看待个体之于国家的独立存在。易氏的论述之强断，很难说符合杜甫的历史真实，却照映着在民族抗战中重塑国家意识的时代主题，也与重庆政府中央集权的施政需要相契合，这也正是“今论”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在解杜中高度迎合现代国家需要的倾向，在处理老杜的忠君问题时表现得最为充分。不同于将杜甫之忠君姿态视为其封建性重要表征的传统思路，易氏认为：“杜甫之忠君，不是忠于一姓之个人，而是忠于整个的国家。”[9]此处其有意将阐发侧重点由“天子至高”扭转为“国家至上”以汰除老杜形象中浓重的封建意味，重新赋予杜甫符合现代语境的正向的爱国属性。

关于老杜的思想状态，基于此前“革命者”的指认，易氏强调其并非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儒教教徒。杜甫虽以儒为宗却未被束缚，反而更接近于批判、修正进而发扬儒家思想的革命者，“国家至上主义”便是从儒家的“尊王攘夷主义”中伸展而来，“从政治上最高的理想扩大到社会上最高的理想”。[10]

至于老杜的信仰，易氏确定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至上主义。易氏认为在老杜所处的时代，无论朝野，普遍不具备明确的国家观念，遑论割据军阀与贪臣墨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甫发觉了“国家”的重要性，并将其推为至上，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与社会集团都应率先竭诚拥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应的，易氏所阐述的“国家至上主义”的原则，进一步强调个人之活动与心理必须隶属并统一奉献于国家，主张将个人之利益消解于国家利益之中。为了突出国家的至上地位，易氏直接将“忠君”的重要性置于“爱国”之下，以至于有“君不爱国，不必忠之，君若爱国，则必忠之”的表述。

值得注意，易氏笔下老杜最高信仰形成的时期，正与抗战时期社会现代国家意识淡薄的状况相近，而老杜确立“国家至上主义”为最高信仰的行为，也被其运用颇具“中央”色彩的语汇加以修饰：“杜甫要从这昏沉的云雾里拨出青天白日来，要替人生寻到一条光明而有意义的道路。”[11]此外，在解说老杜观念中“国家”的至上地位时，易氏饶有意味地明确任何党派、阶级的利益，都应隶从在整个国家利益之下，而老杜“忠君爱国”的基本姿态，也被易氏赋予了“当时代表国家意志的人”的现实意义，并以此呼吁国民为国尽忠。可以看出，易君左如此行文是有意在推动民众“国家”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形塑并强化国民的“爱国”立场，凭借着“国家”对社会群体展开超越阶级的广泛整合；进而将此间的爱国情绪转化为政治势能，纳入国民党政治框架中，甚至具体化为对国家领袖的认同，其出发点与落脚点正在抗战现实需要与战时国民党实际利益。

关于老杜的诗歌实践，易君左则在指出既往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同时，总结了个人对杜诗的观察。他显然不满于五四以来以胡适、傅东华为代表的新派杜甫研究将杜甫视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家的判断，虽然他也承认“在他（杜甫）的作品上所表现的人生，主要的全是实在的人生”[12]，但更强调老杜面对丑恶的现实“不逃避，不畏惧，接触之，冲破之”的积极态度，并认定这是杜甫的思想特点与艺术生命的立场，此外杜诗中也存在着不少“超现实，非现实，反现实，破现实”的地方，而这亦可视作杜甫基于对现实的诅咒与不满，意图纠正现实，从中创造理想的印证。据此，易氏将老杜的诗歌创作归于“钻到现实里面去创造理想”之一途。至于杜甫开展诗歌实践的重要支点，易君左则将之总结为“反破灭的求生存”“反侵略的重奋斗”“反动乱的尚安定”“反势利的立气节”，并以国家至上主义为中心线索贯穿始终。

可以说，在《杜甫今论》中，易君左从国家民族之立场出发，将“国家至上主义”确立为老杜的最高信仰，并在阐明老杜人生观与诗歌实践原则的基础上，指认并明确了其“国族诗人”的总体形象及价值。至此，其“国族的杜甫”的形象建构基本完成。

二 “非战的杜甫”的蔓延及驳斥

但易君左并未止步于斯。一个甚为迫切的现实原因是，随着日本侵华持续深入，汪伪也在试图构建符合日本法西斯侵华利益的“非战的杜甫”形象。在其授意下，不少附逆文人在日伪刊物上发表以“非战”为侧重点的研杜文章，借此鼓吹汪伪所谓的“和平运动”，瓦解中国军民抗战意志。一时间沦陷区内“非战的杜甫”甚嚣尘上，并有向外辐散之趋势。

关于老杜的非战，时人描述为“不绝对的怀柔”、“不得已的战争”与“不彻底的抵抗”以及随分从时的“息兵谈和”的复杂胶合，并引入汪精卫“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13]之类的和平言论以为印证，意图将“非战的杜甫”改造为能够灵活配合汪伪政治表达需要的文化偶像，同时为汪伪所倡导的“和平运动”提供理论支撑。所谓老杜的“爱好和平”并非“屈服投降”“出卖国族”，而是“保存国家的元气，解除人民的痛苦”的辩白[14]，则指向了“和平救国”的道路，亦可视作自诩“头脑清醒，真正爱国的志士”的附逆文人的夫子自道。此外，他们更欲借“非战的杜甫”号召诗人介入非战文学写作。有人就痛惜“中日事变”以来“将士牺牲之惨，人民罹祸之钜”，希望今日之工部著之为诗篇，促使民众“憬然于长期战争之非计，从速恢复和平……”[15]更有甚者，将矛头指向国共合作框架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目前西南西北的丁壮丁幼，实际上是在重庆政府威逼强征之下被迫从事抗日活动，“供他们作无底妄战的炮火下的牺牲品”[16]。

作为“国族的杜甫”建构的关键参与者，易君左有意廓清缠绕在杜甫身上的非战迷思，巩固抗战杜甫的价值面相，但强烈的反驳意图也使他的阐释趋向激进和僵硬。

鉴于汪伪以“保存国家元气”“寻求民族和平”来粉饰其妥协行径，有意袭用“民族诗人”之名指称“非战的杜甫”以混淆视听，易君左特别强调“（老杜）他的人生观，实在是以革命主义为出发点，以民族主义为归宿地”[17]。这便将老杜“民族诗人”的形象与处在“圣洁”“毅勇”修饰下的屈服姿态拉开距离，而将其价值基础确立为足以派生反抗意识的“革命主义”。为了强化老杜的革命性，易君左先是描摹了杜甫所处时代的混乱，复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明确老杜对权贵的鞭挞与对民众的同情，并从中提炼出革命精神。但与中共倡导的阶级革命不同，易君左虽然强调该作缘自老杜不满“权贵荒淫，政治黑暗，而不得不作悲愤之鸣”，称赞其“一字一句都有千钧万两，一笔一画都是斑斑血泪”[18]，却仍试图以老杜诗中情思归结“仍是不离国家”来规约全诗沉重悲愤基调下涌动着的革命情绪，将其导入国族话语所能统摄的价值范畴中。

至于汪伪极言杜甫非战思想之浓烈，易氏则抓住其笼统处展开驳斥。他认为老杜反对“内乱”和“不顾国力的乱战”，却极力主张“对外的民族战争”与“对内的积极建设”，这同汪伪所言老杜对战争不问性质一例反对的彻底非战大相径庭。结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杜甫听闻捷报的热血沸腾，其充分肯定了老杜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并呼吁时人“从这些根本地方去认识杜甫”[19]，而不是将其误解为非战诗人。不同于《杜甫今论》尤将《新安吏》《无家别》解为记录政府强征少年兵役和官吏压迫归乡老兵之作以阐明老杜批判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此时易君左调整了对“三吏三别”的阐释，乃至有反解题意之举：

《新婚》是教人“轻婚”，《垂老》是教人“不老”，《无家》是教人“有家”，诗题是消极的，诗义是积极的，“三吏”也正是一样，新安吏和石壕吏都是兵役问题，显示抗战胜利必须经过一个最痛苦的过程，希望政府加意改善政治，人民忍痛报效国家；潼关吏则纯为讨论战略，以免损伤国本，所以我说，“三吏”“三别”不单不是“非战”的作品，而且确是“抗战”的巨篇！[20]

此说以“正言若反”的思路曲折指认诗歌意旨不免牵强，但也确乎冲淡了老杜身上被汪伪刻意强化的非战空气。

同时，易氏欲借驳斥非战的杜甫之辞锋，进一步明确“国族的杜甫”的政治归属。在将“三吏”“三别”解为抗战的巨篇后，他更着意从老杜坚持抗战的态度中引申出“要贯彻抗战，必须竭诚拥护中央”的政治观点。在他看来，尊崇君王与反对割据的态度，乃是老杜“中央集权”信念的一体两面，将其推衍至国家民族，便形成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中心思想。易君左塑造“国族的杜甫”的深层政治逻辑仍是契合于国民党统治理念的中央集权一脉。其号召当今诗人以“国族的杜甫”为典范时对创作“统一身必（心），宣扬忠义”的要求，也正是国民党集权观念在文艺界的具体投射。

结合战时国统区的现实政治背景来看，易君左此番引申，一方面极言杜甫之革命精神，试图以此取代儒教之于老杜的地位，将之纳入国民党所主导的革命话语体系；另一方面，直从老杜拥护唐王室的态度中提炼出对“中央集权制”的拥护以扩张国民党的认同基础，则无疑服务于战时国民党统治的现实需要，契合于彼时重庆国府的文宣导向。

与易氏形成对照，既呼应时代又自觉于阐释尺度的，是抗战时期黄芝岗的杜甫研究。黄氏早年一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黄氏供职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征集室，同时也被推举为“文协”理事，仍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络，常为新华社撰稿，其思想立场也与国民党保持着距离。当易君左为解构“非战的杜甫”而不断将“国族的杜甫”的革命性推向极端，以至于淹没古典诗人杜甫的儒生本色时，黄氏则着意为革命杜甫降温，特别强调了杜甫的儒家精神。

在黄芝岗看来，解读诗人诗作“不当用经生的刻画来做诗的断案，以为诗人每句都包含着了不起的天经地义”，不能单凭杜诗中零星几句牢骚就断定杜甫以儒为耻，实际上，儒家思想仍是统摄老杜意识的主轴。[21]针对彼时研究为强调老杜人格之持重耿介，刻意淡化其求仕心切的处理，黄芝岗以为“似不必为贤者讳”，其求仕的目的在于施展儒术。关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无疑与儒家精神相契合，虽常遭“腐词”“大言”之讥，但也足见儒者杜甫的真率。至于时人为塑造“国族的杜甫”突出其国族观念之重，进而将忠君理解为爱国之表征，黄氏则认为致君泽民固然是合乎国族大义的政治追求，但实质仍是臣子回报君主恩遇的方式。而杜甫以“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之句喻指君臣关系，表明在他看来，臣子对于君主的效忠与爱戴乃是出自超乎拥护之上的天性。黄氏认为杜甫对君主虽有爱国爱民之希冀，但派生于封建时代的“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的私人效忠关系仍主导着儒者杜甫。

应该说，黄芝岗综论老杜的儒家思想，纠正了彼时研杜的不少偏颇，对辨明古典诗人杜甫的基本史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黄氏也并非中古遗民，他在研杜中也寄寓着现实关怀。1945年初，国民党军经历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这给国统区社会舆论带来了不小震动，重振国民信心成为重庆文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黄芝岗便在当年三月号的《民族正气》上发表了《杜甫诗论国民义务》，试图通过解杜阐明民族危机下的国民义务，激发民众的担当意识。

在这篇文章中，黄芝岗捕捉到了《甘林》一诗所载杜甫与里老问答的生动细节，不但从里老自述时的势蹙情苦中体味出忍痛负重的精神，也自老杜的回应中见出对国民义务的强调。至于“三吏”“三别”，黄氏承认其有记录社会“黑暗面”的性质，但《垂老别》以战士口吻自悲老境，实是传达了与其死于离乱，不如杀贼而死的昂扬战意，所体现的是老兵对国民义务的明确认识；而《新安吏》所谓“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者，也正是杜甫自吞眼泪安慰他人的诗句。就此而言，写黑暗面是老杜作为诗人的真挚处，而积极承担黑暗的姿态则将老杜个人的真挚扩大为对于国家的忠贞。[22]

一方面强调古典诗人杜甫的儒生本色，另一方面又借杜诗说明民族危机下的国民义务，黄芝岗的杜甫诠释在维系“历史真实”与呼应“时代需要”的过程中充满了弹性与分寸感。相形之下，易君左的“国族的杜甫”明显激进许多。

然溯其渊源，这类在解杜时对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的迎合，早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中便已有先例。1931年第9期《认识》发表了陶愚川《站在三民主义文艺的立场上论杜甫》一文。作为CC系骨干陶百川的弟弟，又是当时“有志于研究文艺的青年”，陶愚川的文化立场趋近于国民党，而《论杜甫》的调性也与其在一年前发表于《时代》的《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一脉相承，力图借助杜甫形象鼓吹国民党当局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文艺”，反拨左翼文艺与自由派文学。

在自陈写作动机和总结文章立意时，陶氏借佛典“鹦鹉救火”之譬指摘当时的普罗文学、浪漫派、颓废派及“新月派的所谓的古典文学”，呼吁“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应用三民主义的文艺做武器，和他们作一殊死战”“终得尽我们的心力去扑灭这种燎原之火”。其认为提倡三民主义文艺的关键在于发扬国粹，即运用既有文学文化资源，为构建古典传统提供历史依据，从而扩大“三民主义文艺”的社会认同。具体说来，便是要“将古来和我们有同感的文人，介绍出来，将他们的性格思想，作一详细的分析，使旁观者和我们表同情，把他们信仰古人的精神，来信仰我们”。而陶氏在古诗古史中首先寻找到的一位重要“同志”便是杜甫。陶氏认为杜诗中有不少作品能够体现三民主义的思想意涵，自信其围绕“老杜对于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及与本党政策不期而合之处”所作阐发并无曲解，若“老杜有知，当亦把臂呼我为知己矣”[23]。

在概括了杜氏生平与性格后，陶氏以杜诗为基础运用三民主义理论范型归纳了杜甫思想，并在论述中引入“国父遗训”为参照以确保论述的方向感与分寸感。就“民族”而言，陶氏主要从“非战”与“对中国固有道德的奉行”的角度去理解杜甫：其所以作诗非战，是因其将战争看作导致国弱民危的根源；此外杜诗中多有体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道德处，二者皆体现了老杜的国族认同。至于“民权”，陶氏并不讳言杜甫对于朝廷君王的拥护，令其诗作难以见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权思想；但也强调在封建时代杜甫不少诗作代民众呼吁，指斥社会不端以促上层觉醒，已接近朴素民权。在“民生”上，陶氏则从反映战乱时代自身贫困和讥讽豪富挥霍无度的诗作中，读出了止息战斗、节制资本的含义。

客观来讲，陶氏所刻意构建“三民主义的杜甫”基本照映于彼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官方意识形态，在细部观察下也难掩拼凑之感。究其根源，乃陶氏在解说“三民主义的杜甫”时缺乏充分理论支撑，反而以国民党政权现实诉求为导向：就“非战”而言，所谓战争致使国家贫弱、民生不安的论断，有将矛头指向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苏区开展的反“围剿”斗争的意味；强调中华民族固有道德则呼应于彼时首都文化圈风行一时的三民主义“儒学化”；而在民生问题上重申“节制资本”，由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联系到现实中上海市政府兴建平民住所容纳劳工的举措，则着意缓和彼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凡此种种，无不有意回护南京当局统治。就此而言，“三民主义的杜甫”在政治层面的象征意义无疑重于文化层面的思想意义，而陶氏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诗人形象建构，也削弱了杜甫作为文学主体的独立性，以至于有将之降格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人形图解的倾向，这便限制了“三民主义的杜甫”所能取得的认同范围。

陶氏运用党义阐发杜甫的逻辑，也延续到了抗战期间易君左对“国族的杜甫”的建构中。但有所不同的是，受战时社会整体民族主义语境强化与政党内部“总裁制”确立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国民党所奉行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已有调整：“民权”“民生”渐趋边缘，“民族”反而臻于至上。故《杜甫今论》绪论部分易氏便在保留“民生第一主义”作为老杜社会观的基础上，直接把“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冠上“主义”的名头，作为老杜的人生观与政治观。正文中复以“国家至上主义”为贯穿全文的核心概念，谋篇布局上不再沿用经典“三民”结构。塑造过程中刻意追摹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理论框架，易氏“国族的杜甫”的深层政治肌理可见一斑。

三 “人民的杜甫”的崛起及论争

易君左的“国族的杜甫”及其内在逻辑亦有流衍，这主要体现在国统区文化界对解放区红色政权所倡导的“人民的杜甫”的接受及由此引起的学术论争中。除重庆、南京，延安也是“抗战时期的杜甫”形象建构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以桂涛声、翦伯赞、胡乔木、钱来苏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展的杜甫思想阐释工作，时间上自战时绵延至战后，空间上遍及前线、边区与国统区，在具体操作中，更是广泛调动了杜诗文本与巩义杜甫墓、延安杜公祠等多种文化资源。其塑造的老杜形象，由民族大义生发的爱国精神与抗争意识，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价值面向，这也同“国族的杜甫”相契合；而以唯物史观与阶级论为理论基础，对老杜诗歌创作基于人民立场诉说民众苦难，代被压迫阶级发言之特征的强调，也使得延安主导下的杜甫形象建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具备了广泛的认同基础与强劲的辐射能力。

就“人民的杜甫”国统区传播而言，翦伯赞之解杜较具代表性。作为“七七”前夕秘密入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主要活动于重庆的历史学者，翦氏在1944年第9卷第21期的《群众》上发表了长文《杜甫研究》，有意运用左派史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对老杜所处之时代，老杜的思想、生平与创作进行系统考察，勾勒其“人民诗人”的总体形象。

以史学家的眼光观察古典诗人，翦伯赞尤其注重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认为唐政权以天宝之乱为转捩点，文学亦因之由静转动，而老杜“正是这个变局时代的诗人”。相应的，杜诗价值不仅系于“美辞”，更来自为个人、大众与时代的苦难而哭叫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翦氏对杜甫情感与性格的概括中更能体现其“人民诗人”的品性：“杜甫的情感，不仅表现在家人骨肉和朋友之间，也表现于对当时贫苦人民的关怀。……即因他了解穷人的痛苦，同情穷人的痛苦，所以他痛恨当时的剥削人民的贪官污吏。……富有不屈的气节，最真挚的情感，同情贫穷人民，痛恨贪官污吏，这就是杜甫的性格。”[24]通过强调老杜对贫困人民的关怀和由了解同情穷人之痛苦而产生的对贪官污吏的痛恨，翦伯赞指认了老杜的人民立场；而将矛头指向剥削本身的做法，则暗示了老杜的阶级归属。

应该说，翦伯赞的《杜甫研究》所塑造的“人民的杜甫”形象色彩甚为鲜明。但问题是，在国统区进行此番阐发，必然为翦伯赞的相关工作招致更多反对的声音与更为严格的审查，据作者事后回忆，文章发表前便被审查官删去大量内容，以致前后文意不通，正式发表的版本中，便有“下被略八百字”等标记；就内容而言，是文确乎存在着由“撰者对杜诗未能详细阅读和慎重使用”所导致“记载多讹”的问题，这也给趋近国民党阵营的知识分子开展学术论争兼政治反驳留下了一定空间。

翦文刊布后引起了杜呈祥的注意。杜氏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时任国民党中央团部编审室编审，亦有一定研杜心得。1945年他在《文化先锋》发表了题为《与翦伯赞论〈杜甫研究〉》的商榷文章，指出翦文的材料误读与史实错谬。例如，翦氏将《赠李白》中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两句诗看作老杜的自叙，并据此断定他曾经是一个“醉酒狂歌”的青年；而在引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时，更将原诗题中本义为“担任”的“充”字当成了郭氏的名字，在引文下自注“送郭充诗”四字，以致大谬。学术谬误自然亟待辩正，但在杜呈祥看来，翦文潜在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其政治影响也值得提防。在论述安史之乱时翦氏写道：“不久，肃宗即位于灵武，新的抗战政府在西北出现，这才收回首都扭转危局。”[25]作为国民党籍知识分子，杜呈祥对此类影射相当敏感，遂有意通过学术指瑕动摇翦论的合理性基础；并重申易君左等人建构的足以体现中央意志的“国族的杜甫”的价值意涵以抵消植根于西北的“人民的杜甫”说的影响。

在《杜甫研究》中，翦伯赞就刻意削弱了“吟风弄月，留连光景”“歌功颂圣，赞美权要”之作的存在感，着意强调杜甫对身世与时代的忠实记录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其目的正在淡化杜甫写作中的消闲心理与歌颂姿态，在严肃化杜甫的同时，拉开其与统治阶级的距离，从而强化以革命性与批判性为核心的“人民的杜甫”的总体形象。对此，杜呈祥指出今人立论，不能脱离8世纪唐王朝的具体时空看待杜甫的诗作，将其等同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诗人；自然也不能片面隐饰杜诗中“不够革命”的部分：

杜甫曾在他的诗里面歌颂过唐太宗，玄武（宗）、肃宗和代宗（自然也讽刺过唐玄宗等），更歌颂过郭子仪李弼、严武、张镐和一般参加过中兴事业的人。最可注意的，是杜甫本来是反对当时藩镇们的割据行为的，但一听到他们要取销割据，入朝称臣，他也“歌颂”起他们来了……[26]

客观来讲，此一番“持平之论”确乎击到了翦论的偏执处，因为翦文通过强调杜诗革命与批判的一面所建构起来的诗人形象，虽鲜明有余，却也不够全面。但当引入杜诗中的歌颂作品以为校正时，杜呈祥亦在其中安置了自己的政治表达。具体说来，杜氏并不否认杜诗对贪污剥削的记录与批判，却强调老杜对唐王朝建立以来，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诸多参与中兴事业的明君贤臣的歌颂。这便重新肯认了老杜与统治阶级的客观联系，也有意将老杜的立场，由批判剥削而指向“革命”的阵营拉回到襄赞中兴而维护“建制”的一方，循此逻辑推演，则杜甫对于统治者的讽刺，也消弭了批判火气转而生出劝谏意味。关于藩镇割据问题，杜文的指向性尤其明显，所谓老杜“反对独立割据，歌颂入朝称臣”实则将问题引向了现实中独立于重庆国民政府之外的延安红色政权，这既是国民党籍知识分子借解杜贯彻党国推进统一的政治诉求的体现，同时也是针对翦文所谓“出现于西北的新抗战政府”作出的策略性回击。

总体上看，杜呈祥于辩正中重申的诸多要点，如老杜与统治阶级的非对抗性关系，老杜对民族中兴的积极态度以及老杜对国家统一的渴望等，皆可归于“国族的杜甫”的基本价值范畴。易君左的“国族的杜甫”建构，确乎为杜氏的反驳提供了必要的话语基础，以此为契机，杜呈祥也正式介入了“国族的杜甫”的阐发，并将相关工作延续到了战后。

1946年6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一月有余，杜呈祥便在《三民主义半月刊》上再度发表了1945年元月的旧文《杜甫的爱国思想》。就文章内容来看，虽不少观点承自“与翦氏商榷文”，但论述更为舒展充分，杜氏提出，古今中外大诗人之伟大处通常在于其对国家民族真挚的热爱，而这种感情在国族危机的背景下和个人失意的境遇中表现得尤为深切。就其与抗战时期的杜甫的关系而言，杜氏演述逻辑依旧遵循着国家民族至上的轨道，至于将封建时代下斯人系于君主的忠心代换为对国族的热爱的操作，则更与前文于右任点拨下易君左的相关表述如出一辙，这也显示了“国族的杜甫”在国民党阵营知识分子间的承递。与此同时，杜呈祥对“国族的杜甫”的阐发亦有照映于战后具体文化语境和国民党政权现实诉求的成分。对于刚刚还都的国民政府而言，惩治违逆，推进统一和实现中兴等，已逐渐由战时服务于抗战的政治愿景蜕变为维系战后国民党政权体制合法性的现实课题，这必然影响到国民党政权的施政方针与彼时首都文化圈的整体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身处其间开展杜甫阐释工作的杜呈祥。

与彼时国民党政府正在进行的针对附逆汉奸的清算工作相照应，杜氏在行文中专门阐发了杜甫的气节。根据安史之乱期间肃宗即位于灵武后移行于凤翔的史实，杜呈祥饶有意味地将唐王朝的“东西两都”洛阳与长安，并称为“南京”，指斥留居此间的郑虔、王维等人接受伪职，以此反衬杜甫的坚守：“杜甫的爱国热忱和贞亮大节，是并世的任何诗人所不能企及的。”[27]在局面甫定而忠贞问题亟待辨析的情况下，强调杜甫本人之气节，杜氏此举无疑是希图以“国族的杜甫”介入讨论，作出合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引导。除清算汉奸问题外，战后解放区红色政权在南京的政治表达中也被进一步扭曲为推进国家实质统一的主要阻碍。对此，杜呈祥的杜甫言说基本延续了之前反驳翦伯赞时的逻辑，仍借老杜《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中对河北诸将“首举禄山以示戒，继耸动之以周宣汉武，又劝勉之以孝子忠臣”[28]的表述，向被视为“藩镇”的解放区传达所谓“停止割据，服从朝廷”的声音。至于对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与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的历史任务——中兴事业，杜呈祥则有意将其置于老杜由爱国而忠君的逻辑链条中的关键节点上加以凸显，并以此训育国民，引导其对国民党统治的积极认同。在他看来，老杜所以有“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之忠君姿态，是因其将君王视作实现自己“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的政治理想的关键。[29]

但问题是，在抗战胜利、国内主要矛盾转移的历史背景下，杜呈祥的杜甫阐释仍然坚持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通过重申老杜对待藩镇的基本态度来向延安施压，借老杜以爱国精神为底色服务于“中兴”理想的“忠君”姿态来提点国民对统治者，特别是对领袖的拥护，就实际效果而言，无疑是在指认国民党在政治版图上的中心地位，从而为其独裁统治张目。

就战后杜呈祥所勾勒的杜甫形象来说，虽袭有“国族的杜甫”之形貌，但在精神内核上不仅与战后革命化与民主化的时代浪潮相悖，也偏离了国家民族真正利益之所在。而历史地看，由易君左等人所构建的“国族的杜甫”中呼应于“党国”的部分属性，在战后被杜氏当作价值重心，以致出现以国民党的党派利益置换国家民族利益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兴起于抗战的“国族的杜甫”正不可避免地趋向僵化与庸俗化。

余论：追认古典诗人的限度与路径

在战时追认和重塑杜甫的形象，不仅关涉着古典文学史的学术工作，也呈现出因应民族危机的文化政治属性。此间易君左、杜呈祥所展开的，不但是对杜甫文学史地位的厘定及其文学价值的辨晰，也是在将其引入自身的政治表达程式。就文化政治而言，在聚讼纷纭的文化场域中，把握易、杜等人相关工作的核心依据，正在其坚持将基于民族立场的“国家-文化”认同作为处理杜甫形象的关键原则。就学术史而言，战时政治话语竞逐中处在“被追认者”位置上的杜甫，其文学史形象亦必随彼时社会思潮的起伏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演化，由此亦衍生出两个必须反思的问题。

其一，关于追认古典诗人的限度意识，亦即在建构诗人偶像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时代需要之间的关系。易、杜等趋近重庆国民政府的诗人学者的杜甫阐发，就常有策略性地处理“真”以凸显“善”的情况发生。我们无法否认此类处理承自民族危机的时代合理性，但也必须指出其与历史真实的距离限制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及必要的理论纵深。值得注意，追认的展开是以密切关涉着现实政治的话语交锋为背景的，相似的论辩逻辑促使易、杜等人对杜甫的诠释，游离于指向多元阐释并存的商兑之外，而更偏向于全能主义基础上的对诗人整体形象的强力指认及其内在纯粹价值的排他性明确。在这种情况下，限度意识就更难能可贵。上文黄芝岗的解杜侧重在儒生本色与国民责任之间的灵活调整，客观上也是在以另一种可能来维系其整体论述的限度意识。

其二，关于追认古典诗人的路径选择，换言之，在调动古典诗人及其诗学资源以因应民族危机的时代主题时，是否必然将其引向政治化解读？具体说来，抗战前后的杜甫建构在诗人偶像的价值空间中所共同造就的“抗战”“非战”之根本对立和“抗战”前提下“国族”“人民”之相对分殊的基本局面，一方面照映于交战双方动员抗战或贯彻侵略的实际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也是国家集权和人民民主不同政治理念的现实投射。归根结底，抗战时期杜甫成为诗人偶像，进一步扩大认同基础的过程，同样也是政治化解读渐趋强势，进而成为诗人形象诠释主流方向的过程。

但在政治化解读之外的追认路径，亦可取得具有相当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创获。在这个问题上，抗战时期冯至的杜甫研究便足为参照，其以《杜甫传》为核心的系列撰述，就明显逸出了彼时颇为热烈的政治化解读，而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点，试图从民族危机背景下个体存在的向度着手讨论杜甫。冯至充分肯定老杜的“爱国爱民之政治热情”和“忠于艺术的创作热情”，并强调贯穿老杜做人作诗始终的执着精神，认为他的生活态度里“没有超然，没有洒脱，只有执著；执著于自然，执著于人生”[30]。因此，当安史之乱爆发，多数着意体现盛唐精神的诗人迎来创作收束的时刻，杜甫却以担当姿态叙述起时代、国家与人民的苦难，反映王朝由盛转衰之际的社会生活，奠定了自身诗歌实践的价值。值得注意，此处所谓老杜对于自然人生的严肃态度，体现在社会实践与诗歌实践中的执着精神以及面对时代苦难勇于承担的姿态，而冯至对杜甫形象的阐释，也为面临民族危机的个人如何处置社会的关怀与自我的承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具体典范，具有着不容磨灭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借由以杜甫为核心的战时诗人偶像的塑造这一抗战时代独特的文化政治，易君左、杜呈祥等诗人学者，在因应时代主题的同时安置了自我的政治表达；而杜甫的古典诗人身份，又令这种文化政治呈现深度关涉着古典学术史的追认属性。在其具体展开中所呈现出的限度意识与方向感，则是我们必须返回历史语境进行理解与反思的关键问题。

注释：

[1]详见周兴陆《“非战”论与现代杜诗学》，《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2]《国民政府军委会宣传部公函（武字第一一九号）》，《安徽政治》1938年创刊号。

[3]克来：《杜甫的反战诗》，《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年第26期。

[4]易君左：《谒少陵先生草堂》，《民族诗坛》1939年第2卷第5辑。

[5][6]易君左：《谒少陵先生草堂》，《民族诗坛》1939年第2卷第5辑。

[7][8][9][10]易君左：《杜甫今论（一）》，《民族诗坛》1939年第3卷第2辑。

[11]易君左：《杜甫今论（二）》，《民族诗坛》1939年第3卷第3辑。

[12]易君左：《杜甫今论（三）》，《民族诗坛》1939年第3卷第4辑。

[13][16]王俊：《反战主和的诗圣杜甫》，《中央导报》（南京）1940年第1卷第13期。

[14]金戈：《杜甫反战诗歌的研讨》，《民意》（南京）1940年第1卷第2期。

[15]许惕生：《杜甫的反战文学》，《中日文化》（南京）1941年第1卷第1期。

[17][19]易君左：《杜甫居蜀第三年》，《精神动员》1941年第2卷第1期。

[18]易君左：《杜甫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1942年第7卷第1期。

[20]易君左：《杜甫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1942年第7卷第1期。

[21]黄芝岗：《论杜甫的儒家精神》，《学术杂志》1943年第1卷第1期。

[22]黄芝岗：《杜甫诗论国民义务》，《民族正气》1945年第3卷第3期。

[23]陶愚川：《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论杜甫》，《认识》1931年第9期。

[24][25]翦伯赞：《杜甫研究》，《群众》1944年第9卷第21期。

[26]杜呈祥：《与翦伯赞论〈杜甫研究〉》，《文化先锋》1945年第4卷第21期。

[27][28][29]杜呈祥：《杜甫的爱国思想》，《三民主义半月刊》1946年第9卷第5期。

[30]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萌芽》1946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