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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古典小说，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从世界文学史来看，在《三国演义》成书的公元14世纪左右，世界其他地区至少欧洲还没有出现经典长篇小说，只有一些短篇小说，比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及一些骑士小说。

《三国演义》曾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它属于民间文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鲁迅等人把它纳入了正统文学史。但是胡适、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是比较低的，或者说比较消极的。

比如胡适就认为，《三国演义》有很大问题，它就是把《三国志》里面有关的材料，再加上一点宋元的戏曲，还有《世说新语》里的一些元素，并把这些故事等凑在了一起，没有什么文学想象力、创造力很薄弱。在胡适看来，《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通俗历史演义，不能算是一部很有文学价值的书，而且他还认为作者的思想非常腐朽，胡适称之为“陋儒”，认为作者过分拘泥于历史，又缺乏想象，因此不能称之为艺术。胡适这个看法与鲁迅是一致的，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讲中国小说史，胡适看过鲁迅的讲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受了鲁迅影响。

鲁迅对《三国演义》的评价比较学术化，他引用了清代学者章学诚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也就是七分内容跟《三国志》正史记载是差不多的，而另外三分是虚构的，结果造成了“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惑乱观者”。鲁迅也认可这一观点。在艺术方面，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有两个人物写得很不好，一个是刘备，为了表现他的宽厚，结果写出来的他很虚伪。第二个就是诸葛亮，鲁迅说写得诸葛亮“多智而近妖”，智慧高超到像妖怪一样。

总而言之，胡适和鲁迅对《三国演义》，从思想到艺术都持一种比较否定的态度。

胡适和鲁迅对《三国演义》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两位先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确凿的，但是在今天看来，他们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评价是偏颇的。比如说对于刘备形象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小说中的刘备是一个乱世中的军阀，他讲话的时候讲一半留一半，或者是对人讲话言不由衷，这对于军阀来说也是正常的。

其实，从三国时代到元朝末年《三国演义》出现，三国故事流传了1000年左右，出现了各种相关的民间故事、文人创作、诗词改编等，其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三国演义》的创作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它描写的是不到100年的三国历史，而作者创作小说时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三国志》中几百个人的传记，《三国演义》把这些原本分列在不同国家下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内容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形成了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

我们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句子有不少来源于《三国演义》，比如“赤膊上阵”来自对勇将许褚的描写，“既生瑜何生亮”来自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情节。还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赔了夫人又折兵”“说曹操，曹操到”“大意失荆州”“借东风”等。这么多内容流传至今，也说明《三国演义》艺术力量的深入人心。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的形象是非常鲜活的。不仅在我国有长期深远的影响力，甚至在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他们的影响力也非常大。删定《三国演义》的毛宗岗曾经评论说，《三国演义》有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曹操、诸葛亮和关羽，他们三位的形象是不朽的。我们这个讲座主要是从人物塑造的角度，举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例，来谈一谈《三国演义》的价值。

人物性格极其复杂的曹操

阅读《三国演义》确实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它的一些内容跟历史之间是矛盾的，容易混淆。

比如，毛宗岗所肯定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艺术形象，和从历史角度来看曹操所得到的印象，二者是存在相当距离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直到西晋短暂统一，战乱持续了九十多年，户籍流散、灾荒横行，人口大量减少，文化受到摧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遭到了极大灾难。曹操在诗里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蔡文姬诗里也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诗句虽然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但是很明显地反映出当时长期的战乱导致人民生命严重缺乏保障。长期的军阀混战，让东汉朝廷成了空架子，乱世中每个有武力的人都可以争当皇帝，只要谁武力最强能够结束这一场灾难，就会被人视为英雄。所以后人看这段历史，就认为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曹操就在这样的战乱中成长为最强的力量，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政治相对开明，最后统一了北方，因此曹操也可以称为英雄。但是《三国演义》里显然没有把曹操当成英雄，作者给曹操安排了很多生动的内容，把他写成了一个心狠手辣、残忍好杀的奸雄。

这种小说和历史的差异，可以延伸到我们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它和《三国志》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三国志》是正史，历史范畴内讲的是真；《三国演义》是小说，主要是写人，它的价值不在于真而在于情感的美。小说要揭示的是人的内心，它描写的人物是军阀也好农民也罢，注重的都是对人内心情感的透视和洞察。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里的人物，从历史角度来说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生动地揭示他的情感世界、内心理想以及感知，那么就具有了文学的价值。用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审美价值。

所以我们再从文学价值角度来审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虽然他属于文学虚构的形象，但是虚构得非常精彩，今天读起来仍旧是栩栩如生。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三国演义》把曹操处理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但是这不代表《三国演义》只是一味将曹操污名化。其实，《三国演义》一方面在丑化曹操，另一方面也在美化曹操。比如《三国志》里提到，军阀董卓控制东汉朝廷时期比较看重曹操，给了曹操一个骁骑校尉的职位，这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的待遇了，但是曹操认为跟着董卓没前途，于是就溜掉了。关于这一段情节，《三国演义》处理成了曹操虽受董卓器重，但是他并不喜欢董卓，这时候司徒王允觉得董卓专权导致汉室倾颓，大家就开会商量如何对抗董卓，曹操慷慨激昂主动表示要去行刺董卓。这个情节显然是美化了曹操。而后来曹操离开京城的情节，《三国志》里写的是曹操对董卓不辞而别，改名换姓路过中牟时，被当地的亭长抓住，当地有人认出曹操，就把他放了，此事不了了之。而《三国演义》里对应的这段历史，写的是曹操因为行刺董卓失败被迫逃亡离京，路过中牟时被捕，县令陈宫审讯他的时候，曹操表现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终感动了陈宫，弃官跟着曹操一起逃亡了，这又是美化了曹操。

但是，《三国演义》此后的描写开始急转直下。曹操跟陈宫逃亡之后，因为误会杀了吕伯奢的家眷，在后来知道自己误杀好人的情况下，为了灭口又杀了吕伯奢，这是《三国志》里没有的情节。这一段是《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丑化。曹操就这样从不畏生死的青年义士，转变成了滥杀无辜的大不义之徒，并且还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的原始版本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当年陈寿做《三国志》的时候没有采用，后来裴松之给《三国志》做注时，又记录下来了。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之一是曹操逃亡时以为吕伯奢的家人要谋害他，于是就趁夜杀人，然后在凄怆中说了这句话。现在来看，曹操这句话的本意可能是说自己走投无路只能杀人，他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难过、比较无奈的。可是到了《三国演义》里，把这句话调整了一下，曹操的心态就变成了杀人丝毫不觉难过，认为只要自己遭到危险就可以伤害所有人。经过这个变化，曹操就成了残忍好杀之人了。

那么，小说对曹操人物性格的转变刻画得是不是太突兀了呢？并不是。《三国演义》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体现出来。它写曹操的为人起初是好的，是个刚烈有血性的义士，但是曹操的心理又非常不健康，主要是因为他性格多疑。多疑，本是《三国演义》里很多军阀、谋士都有的毛病，但是曹操的多疑非常有特点。别人的多疑是两可的，认为一个人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坏，而曹操的多疑是很“坚决”的，他认为只要被他怀疑的就是坏人、就是对他曹操有威胁的人；而且，别人多疑的后续行动可能是疑而不决，可曹操多疑之后就会立即行动，即使明知滥杀无辜也在所不惜。

《三国演义》塑造的曹操，其性格的核心就是多疑，并且因为多疑产生了一系列命运的改变。比如赤壁之战，曹操因为多疑而中了周瑜、黄盖的反间计，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处死了自己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导致曹军不堪水战。而且曹操的多疑性格贯穿了他的一生，甚至曹操之死也是因为多疑。晚年曹操患头痛病，找华佗来医治，这段故事的原型出自《三国志》。记载说的是华佗给曹操治病，后来请假回家，曹操再找他，华佗屡次推辞说自己妻子病了迟迟不来，曹操于是派人核实此事，并且有言在先，说如果华佗说的是真的就给他发放粮食，如果华佗说谎就把他抓回来，结果发现华佗说的是假话，于是华佗被捕最后死于狱中。而在《三国演义》中，华佗说要根治曹操的头痛病需要开颅，曹操觉得这种医疗方法是华佗想趁治病的机会害死他，于是就把华佗关进监狱，最后华佗死于狱中，他集一生经验写成的医书也随之失传。

《三国演义》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通过多疑这个性格把曹操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串了起来，而且还表现出曹操多疑的另一面，那就是不疑。曹操的多疑是对别人的，而他的不疑则是对他自己的。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自己的判断是非常自信甚至自恋的。比如，当到处流浪的客将刘备来投奔曹操时，曹操手下谋士就劝他，说刘备这个人有野心，而且还是汉室宗亲，应该杀掉。但是曹操认为，刘备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杀刘备之后可能会导致自己名声受损，别人以后也不敢来投奔自己了。随后小说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就是“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就是你刘备跟我两人，刘备听了这话就装成很害怕的样子，说自己被天上打雷吓到了，曹操哈哈大笑说英雄也会害怕打雷，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后来徐州发生变乱，刘备找了个借口声称自己要去替曹操攻打袁术，向曹操借了五千兵马后就离开了。刘备走后，曹操的谋士说不能放他走，曹操又派了许褚带五百人去追刘备。许褚是曹操手下的勇将，但是他头脑简单不懂谋略，派这样的人去追刘备，而且是五百人去追五千人，显然是追不回来的。曹操手下谋士们也是这么认为的，觉得追不回刘备太可惜，但曹操是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犯错的，他说自己既然用了人就不会怀疑他，“我既遣之,何可复悔?”刘备就这样成功溜掉了。这就是曹操不疑的一面，《三国演义》作了很好的展现。

《三国演义》中，曹操对手下谋士的态度，与刘备、孙权是不一样的。相比刘备对待诸葛亮，孙策、孙权对待周瑜，曹操对待谋士的态度是想听的就听，不想听的就不听，而且打了败仗还会把责任推给谋士。这不是说曹操不重视人才，他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但是他不能容忍手下谋士的谋略明显高于自己。

仔细分析，曹操的这种心态是有复杂成因的。天下三分，刘备可以仰仗他的汉室血统，孙权也有他父兄的基业，曹操不仅没有这些，还有一个家族污点，那就是他的祖父是宦官，他父亲是宦官的养子，曹操多疑和自恋的性格，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相对不足。小说中描写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容，看到当地险要地形，他还要大笑一番，嘲笑诸葛亮还是不如他。当然这种行为也有鼓舞残兵士气的考虑，不过哪怕只有5分钟表现自己智慧优越的机会，曹操也是不会放过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非常重视人才，他一旦发现某个人特别有才，就会千方百计挖角。比如新野之战曹操被刘备击败，战后发现刘备是得到了军师徐庶的辅佐才如此厉害，就扣住徐庶母亲作为要挟，徐庶被迫去了曹操那里。此后刘备兵败长坂坡，赵云往来冲突救出阿斗，曹操看到赵云骁勇，又动了心思要拉他过来，于是不许手下放箭，结果让赵云成功杀出重围。刘备兵败徐州之后，关羽“土山约三事”，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归降了曹操，关羽在投降时提出了条件，具体包括：他只是暂时投降，而且降汉不降曹，另外必须对刘备的两个夫人以礼相待。曹操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人，他爱才心切，就同意了关羽的这些条件。关羽投降之后，曹操大搞感情投资，大宴小宴不断，还送给关羽资财妇女，结果关羽得到刘备的消息后就千里走单骑离开了，曹操还要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大度，由于没有正式下公文放关羽走，关羽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曹操还是下了文书放关羽走了。鲁迅非常欣赏《三国演义》的这一段情节，认为虽然曹操是奸雄，但他这里表现得非常大度，非常爱才。

但是，当曹操发现手下谋士的谋略超过自己的时候，他的心态就变了。《三国演义》描写的汉中争夺战，曹操的军队进退两难陷入困境，这时曹操的主簿杨修显出了高明，他一眼就看破了曹操的心态，立即准备退兵事宜，曹操被人看破心思，很不高兴。当初刘备在曹操手下的时候很注意韬光养晦，而杨修就偏偏喜欢露才扬己。《三国演义》专门解释了曹操与杨修的交恶过程。其中提到，曹操路过曹娥碑，曹娥碑上有蔡邕写的八个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八个字隐含着四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能看出来隐含的是哪四个字吗？如果被问的是刘备，他肯定说我看不出来。杨修不管这一套，他直接回答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曹操就说你先别说，让我想一想。一行人走了三十里之后，曹操才让杨修说出答案。杨修解释，黄绢说的是有颜色的丝，丝字旁带颜色，合在一起就是个“绝”字；“幼妇”就是少女，合在一起就是个“妙”字，如此这般拆解下去，蔡邕八个字里隐含的四个字是“绝妙好辞”。曹操说，你所答正合我意。这个故事的原始版本见《世说新语》，原故事里曹操说我的智慧差了杨修三十里。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做了调整，变成了曹操不愿意承认自己不如杨修。《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用这样的智慧优越感来维持自己的自信和统治的合法性。如果他的部下比他高明，这个部下就危险了。杨修之死，就是因为曹操晚年考虑自己的继承人，起初曹植的表现比较合曹操之意，结果曹操发现曹植之所以表现好是因为杨修幕后指导，曹操就担心日后万一曹植能力压不住杨修，反被杨修控制，就像汉献帝被他曹操控制一样，又或者曹植比较昏庸，那么结果只能更糟，于是曹操就把杨修杀掉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路，所以我们看到在赤壁之战即将开打的时候，曹操会领着一大群人去船上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是很经典的诗。他是要在部下面前表现出自己不仅善于打仗，而且很有文采。

对比历史，《三国演义》对曹操这种使用人才的刻画，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唐太宗曾经路过曹操庙，他在庙里题字，提到曹操不能允许他手下人水平比他高，这样狭隘的心胸对于领袖来说是一个缺点。唐太宗认为领袖的本领不一定非要比谋士高明，只要能够领导这些谋士就可以了，并且评论曹操“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也就是作为军事将领足够，当皇帝不够。

除了核心性格特征之外，《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曹操有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宽容。比如名士祢衡，得罪了曹操很多次，包括击鼓骂曹等，曹操也不杀他，最后把他送到刘表手下黄祖那里去。在黄祖手下的祢衡继续骂人，最终被黄祖一怒而杀掉。曹操这属于借刀杀人，他允许人家骂他，但他自己不杀要别人来杀。有的时候曹操表现得不可捉摸，他率军准备南征的时候，名士孔融坚决反对，曹操不听，孔融就说：“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曹操听了勃然大怒，把孔融抓起来杀掉了。曹操有时候也非常阴险。他攻打袁术的时候军粮不足，就指使手下军需官克扣军粮，然后军士不满闹了起来，他又把这个军需官找来说“欲借汝头以示众耳”，承诺赡养他的家人，然后就把军需官杀头以平息军乱。曹操有时候也非常凶残。刘备、董承卷入的衣带诏事件中，曹操抓住了参与者吉平，审讯他让他招认主谋是谁，吉平拒不招供，曹操就动用了极其残酷的刑罚来残害吉平。曹操有时候又表现出胆小得可笑。张飞喝断长坂桥的时候，他率领大军却被张飞很少的人马吓跑了。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性格就是这样，极其复杂。通过小说的精彩描写，我们会觉得他很可悲、很可鄙、很可恶、很可耻、很可贵，也很可惜、很可气、很可喜、很可憎，这些词汇加起来，可能都不够形容曹操性格的丰富。

“多智”诸葛亮体现的人物心理关系

这里我们再讲一下诸葛亮。

鲁迅评论《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是有道理的，《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智慧高到可以在一千多年前预报天气。书中的经典段落赤壁之战，其中有一段是诸葛亮草船借箭，这段故事是虚构的，《三国志》里是没有的。但是这一段虚构得非常精彩。而且《三国演义》的虚构是经过历史积淀的。经过漫长岁月的多次洗礼，淘汰了很多经不起考验的内容，比如在《三国演义》的雏形《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一度被描写得非常鲁莽，有时候甚至像张飞一样。但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就完全不一样了，成了读者眼中的智慧化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于小说人物心理的充分表现。

《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经典，就是因为它充分表现了人心。当时孙刘两家联合抵抗曹操南下，周瑜跟诸葛亮是同一战线，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诸葛亮的本事越大，其实是越有利于周瑜抗击曹操取得成功的。可是，《三国演义》描写的周瑜拥有他特有的心理，周瑜虽然看到诸葛亮智慧高超、对他有利，但又不能容忍诸葛亮的才能高于自己，因为自己才是抗曹的统帅。所以周瑜每次找诸葛亮研究抗曹，表面上是为了打败曹操，实际上是为了合法地除掉诸葛亮。周瑜找诸葛亮议事，说现在江上作战，我们缺乏箭矢，令诸葛亮去筹办十万支箭，只给了他十天时间，这其实就是刁难诸葛亮。在那个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年代，要想在十天里聚集足够的工匠、准备制造箭矢所需的各种材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诸葛亮却回答说不用十天，三天就够了。周瑜非常高兴，就说军中无戏言，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三天完不成任务就要杀诸葛亮的头。诸葛亮签了军令状就走了，周瑜派鲁肃去探听动静。鲁肃问诸葛亮，你三天能造出十万支箭吗？诸葛亮说我这下危险了，需要你救我。诸葛亮请鲁肃调集20条小船，上面布置好青布和稻草人。鲁肃就答应照办了。准备停当之后，一直等到第三天夜里，诸葛亮才拉着鲁肃上船，20条小船直逼曹军水寨，在曹军眼皮底下鸣鼓进兵，这把鲁肃吓坏了。诸葛亮却说不要怕，我早就算到今天有大雾，而且料定曹操多疑，大雾之下断不敢出兵迎战，只能放箭击退我们。于是诸葛亮就让20条小船接受曹军的乱箭射击，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大雾快散了，船上稻草人插满了十多万支箭，诸葛亮才下令撤退，临走还让军士高呼“谢丞相箭”。

整个草船借箭故事，都是罗贯中虚构的。从历史来看，诸葛亮没有做过草船借箭，但孙权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坐船去观察曹军水寨，被曹操发现了，曹操下令放箭把他的船赶走了。这个事件流传了几百年，到了《三国志平话》的时候，就被改编成周瑜坐船去偷窥曹操水寨，曹军的很多箭射到了周瑜船上。我们如果按照一支箭有四两重来估算，几千支箭射到船上，就有几百斤的重量，这些箭都射在船的一边，船在水上就歪了。周瑜（历史上实际是孙权）就下令把船掉到另一面，等到船的另一面也被曹军弓箭射满了，两边重量差不多平衡了，周瑜就开船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谢丞相箭”。《三国演义》就在这两个材料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要素。作者首先安排那天天降大雾，而且这个天气情况被诸葛亮提前算中，就跟现在天气预报一样。接下来，因为大雾之下视野不良，所以多疑的曹操怕中了埋伏而不敢出来作战，这样的情节安排，从科学上来说是不合理的，但是它很生动，艺术是可以虚构的、假定的、想象的。

而且必须看到，诸葛亮的多智是被周瑜这个盟友给逼出来的，他的多智是带有冒险主义的，草船借箭的本质，就是冒险主义的多智碰到了敌人曹操的多疑，最终多智的冒险主义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却进一步导致盟友周瑜的多妒，由此又引发了周瑜后续安排的计谋，不仅要除掉诸葛亮还要除掉刘备，诸如甘露寺美人计等等，结果这些后续计谋又被诸葛亮破解。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借东风，书中交代当时的冬天是没有可能出现东风的，这就让艺术的假定性跟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拉开了合理的错位距离，进而产生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心理现象：周瑜和诸葛亮明明是盟友关系，但是他们的心理发生了错位，周瑜的多妒逼出了诸葛亮的多智，又诱发了曹操的多疑，结果是曹操的多疑让冒险的多智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又导致了多妒的人更加多妒，多智的人更加多智。最后，多智通过虚构的“借东风”，粉碎了多妒的阴谋诡计。赤壁之战后，周瑜乘胜追赶曹操，他在前面追赶，诸葛亮跟在他后面；他把曹操控制的城市打下来一座，诸葛亮就紧跟着占领一座。周瑜想反击诸葛亮又遭遇失败，三气周瑜故事发生之后，周瑜觉得自己智不如人，最终被气死。临死的时候周瑜口吐鲜血，讲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既生瑜，何生亮。”这是妒忌心理学的一个伟大创造，在心理学上是非常深刻的。草船借箭这个虚构的故事，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经过上百年积累，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智慧和审美表达能力的结晶。

草船借箭故事中，《三国演义》就这样打造了一个精彩的心理循环，它让我们在分析诸葛亮的多智的时候，不能离开周瑜的多妒，更不能离开曹操的多疑。展开来说，我们分析小说的时候要注意到，小说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和人的关系。

以历史来计算，周瑜去世到今天已经快两千年了，《三国演义》成书也有六七百年了，而小说塑造的“周瑜现象”“周瑜心理”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周瑜的这种妒忌心，特点就是嫉妒与自己同等的人，相当于通常情况下教授妒忌教授、小偷妒忌小偷，一般不会出现教授跨界去妒忌小偷的情况。妒忌心理学就是这样的，它的发生需要现成的可比性，只有人和人的基础相同，才会有妒忌，如果彼此差距太大，妒忌就不会发生。由此来看，《三国演义》对这种人物心理的刻画是非常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