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梁晓声

【对话背景】

《人世间》热播，成为今年的现象级文学事件。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人世间》爆火之后，再推现实主义长篇新作《中文桃李》，把目光投向了当下80后年青一代的青春和成长。

4月22日，梁晓声接受了包括极目新闻在内的全国部分媒体的采访。梁晓声说，《中文桃李》是他“梁记面食店”的倒数第二部，再写一部就封笔了。他把写作当成是与做面条、开面店一样，“我现在70多岁了，很多事情该放下时，就该放下了。”他觉得，文学和其他行业是一样的，文学没有优越感。《人世间》写的是平民子弟的故事，《中文桃李》也主要是平民子弟的成长故事。

【对话人物】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编剧，以《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轮》等一系列作品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汪先生”这个角色，我希望请范伟来演

记者：《中文桃李》中，你写到了中文、文学的困境，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梁晓声：我对文学的困境不是很在意。文学从产生开始，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只不过《中文桃李》写到了一个客观现实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才子、才女都集中在中文系，那时中文系、英文系的学生办刊物，流行办的都是文学刊物。我在《中文桃李》这本书中写的80后主人公，他们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过去是喜欢中文才学中文，现在是在理科方面竞争力不强，不得已选择中文系，然后考研究生，赶快摆脱中文系。特别是很多女生，是这么选择的。

记者：书中塑造了中文系的“汪尔淼”教授，通过他的教学，展现了你对中文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对吗？

梁晓声：小说中“汪尔淼”讲课的一些内容，有的是我平常讲课的内容。很多家境贫困的学生，好不容易考入大学，如果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只是讲讲如何读懂一篇小说，我觉得太小儿科了。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讲一部文学作品，引发了怎样的人生思考。思考的价值，是更有意义的。我不太喜欢现在流行的那种方式。比如，讲课如果不像脱口秀一样热一下场，似乎就不是讲课似的。一堂课只有45分钟，学生是交了学费的。

《中文桃李》小说出版后，我希望出这么一部电视剧，为学中文的人拍一部电视剧，这个事情是确定的。“汪先生”这个角色，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对象，我很喜欢范伟，欣赏他的表演，尤其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宅心仁厚的感觉，这是“汪先生”的感觉。有时候会发脾气，不是因为学生冲撞了自己，而是因为学生不该这么对待自己的专业。

从小家里条件很差，没有经历诗一样的人生

记者：《中文桃李》中，主人公之一“冉”说生活可以分为诗歌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史诗类的，你的人生是哪一种？

梁晓声：恐怕人文知识分子，都会追问自己人生的意义吧。在《人世间》中，我写到光明出家的时候，就曾和两位责编探讨过一个问题。光明那个时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当他去往北普陀寺的路上，下起了大雨，他迷路了，闪电雷鸣，在天地之间，他不知道往哪里走了，于是就地打坐。70岁的人生走过之后，我也在思考，人这一生究竟在追求什么呢？我想，最后除了真善美，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没有经历过诗一样的人生，我的人生注定是报告文学，来不得半点浪漫和诗意。因为从小家里条件很差，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虽然我看了很多小说，我当时并没有浪漫起来，我的这种浪漫情愫可能最多是在早期的一些知青小说里头出现。我从开始写作就是在写情。当然，不光是爱情，我也不喜欢用爱情来撑起一部小说。关于《人世间》的采访中，有人也问了我，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我觉得被林黛玉和贾宝玉感动到的更多的是女孩子吧，对我个人而言，更感动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

记者：小说中写到了年轻人面对高房价，在家乡、省城、北京的不同选择，你怎么看待这种选择？

梁晓声：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要“成为北京人”而留在北京，这一点是可笑的。留在哪里，不一定是对错，而是利弊，利弊是自己来权衡的。我们学生中凡是回到省会城市的，过得还可以。他们可以用较少的钱，买较大的房子。在事业上，也可以升到中层，时常来北京聚一下。我们留在北京的学生也很优秀。但我也眼见着特别水灵的女孩子，北漂几年之后打蔫了。我希望他们过上好的生活，这是不是就特别俗，不浪漫了呢？

写作就像开面馆，无非是要把面食做好一点

记者：写年青一代和写更有自身经历的故事，对您来说有区别吗？

梁晓声：写年青一代对我是一个挑战，首先语言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语言经常出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语言中去。你会发现，75后、80后这些作家写起同代人，或多或少有顽主的气质，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生活中，我接触下来，我的学生们根本不是这样。我倒觉得，我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他们身上没有顽主的那种气质。

我们现在许多时候把一些应该庄重去思考和认知的问题搀杂进了游戏里，搀杂进了讨好、取悦听众和观众这个心思，在《中文桃李》中我没用这样的桥段，“冉”最后做的工作是我比较喜欢的，我突然觉得又有点像《人世间》里乔春燕的儿子做的工作了。“冉”的职业需要经常参加追悼会。一旦一个人经常面对生死，应该可以把人生参透。

记者：小说中有很多细节，让人读来不禁一笑。比如把“作家梁晓声”也写进了小说，“作家梁晓声”来主人公的家乡举办讲座，“晓东”的亲戚纷纷表示不去。小说最后“冉”还说，如果让她写人生，她肯定比“梁晓声”写得还要好。小说设置这样的细节，主要是怎么考虑的？

梁晓声：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人，像我们这些读了一点书出来的，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装出深刻的样子。这个深刻要装，本身也很吃力，话也不好好说了，小说也变得晦涩了，其实小说并没有那么高深。实际上，文学的重要性只是在一个时段内，和思想启蒙同步了，这个时期的文学起到推动社会的作用，后来像我们在和平年代的人，你不过就是个写小说的，跟那些搞音乐的、搞表演的，和科学家比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网络上动不动评“十大小说家”，还是把小说拎在一个高处，好像多么玄妙，我不是很认同。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小说里调侃了一下。

记者：您后期还有什么写作计划？

梁晓声：这是我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还有一本在写着，那本写完了，不管水平怎么样，“梁记面食店”就要关张了，我把写作看成跟一个面点老师傅开一个面馆，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无非你就是要把面食做得好一点，要保证食材的环保，做了一辈子，也就做到这个程度了。人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不要太执拗。但是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它不能浪费了，所以还有最后一部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