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新诗的第一人是谁？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在竭力排斥胡适，对《尝试集》多有挑剔，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新时期现代新诗研究的评论反正，就是从承认胡适《尝试集》的时间意义（个人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开始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何在，也常常落实为对白话文学的“第一”的认定上。无论是出于政治正确还是思想启蒙的立场，鲁迅的《狂人日记》都长期占据小说首创的地位，到了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先是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认知框架的提出，后来则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海外汉学思想的传入，“第一”的勘定也就出现了新的可能。一些时间点更靠前的文学现象开始被人发掘出来，让“第一”的座次排序出现复杂的情形。包括陈衡哲的《一日》、李劼人的《儿时影》等五四之前的创作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严家炎先生则更为大胆地指出旅法华人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的开拓意义：“陈季同用法文写的《Le roman de 1’homme jaune黄衫客传奇》1890年出版于巴黎。它并不属于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但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虽然这并非汉语文学，但是如果将文学的转变置放在更大背景的华人世界的思想文化改变这一向度之上，我们也不能不说严先生的整体考虑有其重要的合理性：“陈季同作为先驱者，参与了文学上的维新运动，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预先扫清道路。他远远高于当时国内的文学同行，真正站到了时代的巅峰上，指明着方向。”

在历史的新叙述中，关键的时间刻度证据显然具有明显的意义，如果我们无法为新的解释找到足够确切的现象支撑，那么历史解释的逻辑链条就无从建立。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类似“第一”的辨析可能存在若干不尽完善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文学作品意义指向的多样性与综合性在历史运动之间存在裂隙。所谓“第一”，往往具有超越群体的独立特征，它固然可以成为某种历史趋向的显现，但是，单一的作品也很可能是作家独立探索的一种结果，没有更丰富的同道者的呼应和参照，有时也难以成为某个明确的文学思潮与运动的完全恰当的证明。例如胡适的《尝试集》虽然今天已经获得了大多数新诗史学者的历史认可，但是严格说来，它本身并不是一部完全的现代新诗集，其中的旧体诗作占大部分篇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将它另外当作新旧过渡的证据呢？同样，单独阅读郭沫若的《女神》，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对于古典诗歌情调和意境的强烈兴趣，在《女神》诗集当中，还是存在着诗学取向的繁复路径，那么，何以认定中国新诗从胡适到郭沫若的创作新路真的诞生了呢？我觉得这就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历史观察与概括能力。在《尝试集》亦新亦旧的文字中揣摩由旧趋新的线索，在《女神》古今杂糅的美学构成中观察新的艺术的律动，最终才能体会到一种暗暗生长起来的诗歌的力量。如果一味陷落在单一作品的结构之中，其实是缺乏历史方向的准确性的：要么夸大其中某些因素，主观地认定它就是历史的“本质”，要么生硬地用某一时代大家认可的历史意义来代替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但是无论哪一种意义的解释，都不可能具备扎实的学术解读的细节，因而也极容易随着时代大形势的改变而分崩离析。例如，《尝试集》的新旧并存不也一度被我们当作胡适“文学革命不彻底”的罪证吗？当作胡适“不配”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的理由吗？同样是新与旧两种文学元素的组合，如何分析它们的内在结构，如何从新与旧各自的存在方式中发掘出更深层的规律和潜在的走向，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完成这一关键性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历史运动在当时的综合性表现，在整体上定位局部，借局部来折射整体。这是一种“有机性”的思维，历史过程的描述最终必须坚持这样的有机性。

其次，单一文学创作现象意义的不稳定性很可能导致对历史价值认定的不确切性。今天，不断借助对单一文学现象意义的认定“提早”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这一度成为我们习惯的思维。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过发掘旅法华人陈季同的思想与创作，将现代文学的发生推进到了1890年。一方面，我充分肯定这种视野扩大的启发性意义，不过，细细思之，我还不得不说，心中的疑虑尚未完全消除：作为“中国人”的陈季同当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改变，不过，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文学艺术上的创造还是不能直接划上等号的事情。《黄衫客传奇》究竟是以法文写就的作品，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之间的差异还是不容忽视的。作为“历史的先声”，这部小说究竟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可以“实际求证”的影响，对文学史的梳理来说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仅仅是归纳出小说的一些特点，进而与五四新文学的选择两相比较，严格说来还不具备十足的说服力，因为，这不过是“历史已成定局”的我们后设的观察和认定。《黄衫客传奇》如果真的参与了现代文学的构建，还应该有更多语言艺术的细节，在历史演变的蛛丝马迹中发掘更多的实证性连接可能依旧重要。

沿着不断“提早”的叙述逻辑，越来越多的人力图超越“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例如进一步上溯，提出“没有晚明，何来晚清”，“没有宋，何来明”等等，甚至，还有人一度断定“没有先秦，何来明清”。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学现代性似乎可以一路追踪，大大地超越晚清中西交流这个时代，一直回到中国文学自我演变的许多环节当中。如果从文学现象的某种“意义”来归纳，也许我们真的不难“挖掘”出某些精神变化的元素来。比如发现晚明所谓的“人欲解放”，发现宋代社会文化趋势的“现代雏形”，在宋明言情小说中，也的确充满了不少人性与人欲书写的内容，似乎可以直通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然而，仅仅有人欲的表现就是“现代”了么？在单一的人欲描写的局部外，作家如何认知这些人欲，如何估量人欲的价值可能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则。通观宋明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封建道德观念依然是文学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底线”，所有的人欲描写不过是作为“离经叛道”的反例而已，是警醒世人的生动案例和道德训诫。这个大的理性框架才是文化的更高的价值。当然，当时世俗化的进程毕竟也促使作家对这些“道德出轨”津津乐道了，其中显然包含着某种言不由衷的思想裂痕，是值得我们复杂解读的独特文本。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究竟没有最终跨越那条思想裂变的界限，没有在文学的现代性征途中刻画下更为坚实的印痕。这个历史判断其实也是清晰的，就好像《尝试集》《女神》的“旧迹”不能掩饰其整体意义上的“新意”一样，宋明言情小说的“新意”也不能改变它们在整体上的“旧貌”！至于发现了《诗经》中的“人性”，继而比附于现代文学的“人性追求”，那显然更是牵强附会的，因为，没有文学不具有“人性”的内涵，一个简单而笼统的“人性”绝对无法区分古今文学的历史，轻率地调用这一概念，根本不能说明文学发展和流变的任何实质性问题。

单一文学创作现象的意义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只凭对它的“过度解读”，很可能无法真正通达对历史整体价值的正确把握。一般的共识是：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倡导最早、社会影响也最大的文体。因此，讨论中国现代小说的首创问题不仅仅关乎小说史的梳理，也是我们判断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学术思维的进一步开放，对于鲁迅《狂人日记》是不是现代小说“第一篇”的问题也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说法，有的意在挖掘文学史的细节，展示历史更丰富的局部；有的则是文学史观念的某种调整和更新，希望在“谁是第一”的认定上引入与众不同的历史意识和文学意识，打开更大的阐释空间。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要价值，阅读这些重读历史、再写小说发生史的论文，很大程度上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体会到传统文学史研究的种种盲区和不足，对新的认识与结论充满了期待。不过，在我看来，归根结底，我们并不试图在这里得出一个“谁是第一”的最终结论，或者说通过讨论将今天众说纷纭的观点统一起来，获得一个稳定的最权威的说法。我们希望通过种种不同的声音、迥异的思路尽可能地揭示一种可能：中国现代小说“谁是第一”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大的继续讨论空间。只不过，这里的讨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其一，我们不是为了以新鲜的判断来简单推翻过去的结论，《狂人日记》是不是现代小说“第一篇”的问题并不是随着新的举证就可以告一段落的，我们尽可以举出其他的创作例证，但是却不能以此碾压《狂人日记》前所未有的思想艺术成就。如何从思想艺术的综合高度来认定小说史上的首创，可能还等待我们更深入的艺术分析的出现。

其二，正如我在前文所说，单一的作品依赖其实说服力有限，所有文学艺术的“第一”问题都需要更复杂的来自历史过程的综合性考察。在这里我们也不妨检讨一下既有的学术讨论，这些形形色色的“第一”的讨论在多大意义上属于小说史、文学史的综合性认知，又有多少不过是暂时性的揭示新材料的冲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考察新文学发生应有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小说“谁是第一”的问题看似时间的追问，其本身却远远超出了时间刻度的计量意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

（文章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专题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