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叙述最基本的内容。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承载着该民族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以特定形式生动地表现一定时期丰富的社会生活影像、思想文化面貌。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而流传、不可重复、有特定价值的作品，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是具有历史性影响的文学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方面对文学经典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从“史”的高度，概括了经典应该具有的深广历史内容与文化内涵。经典应体现“思想的穿透力”是对“思”的要求，对经典“审美的洞察力”与“形式的创造力”的要求，可谓是关于经典的“诗”的主张。讲话把经典之美具备的“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然的气”作为经典必须具备的重要品格。经典既是一个实在本体，也是一个关系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可阐释空间，经典延传是一个被不断阐释与建构的过程。现代文学经典是我们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延伸，是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与呈现形态。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是对新文学传统意义的再发现，对现代文学思想文化资源、艺术资源的再激活。经典的形成既是一个开放性的自由形态，同时也是一个自觉的有限度的理性形态。“经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长时间的检验，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释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来的，那些只经过少数人或者一两代人的认可的作家作品还很难成为经典。” 受时代环境、阐释主体、读者接受等因素制约，在对经典的对话性阐释中，也可能出现偏向阐释、过度阐释、扭曲性阐释，或表层阐释、一元性单向阐释等。现代文学经典与我们时代的近距离，带来了审视经典的优势与局限。对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现状的梳理与症候的分析，对经典研究再出发路径的讨论，是我们对现代文学研究问题的一次反思、一次展望，希望对突破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困局，重新开启新文学经典研究的新局面有所助益。

一、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弱化及其原因

文学经典是一个诗性的敞开空间，在生产与接受过程中，打上了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烙印。近百年中国新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语境密切关联。回顾新中国70多年现代文学经典传播接受的历史，大致上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50—70年代，以政治视角为主导阐释经典的30年；80—90年代，以文化视角为主要视角解读经典的新时期20年；2000年后，以多元话语解读经典的新世纪20年。整体上呈现为由“共名”走向“无名”的学术面向。近20年，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与市场经济转型相逢，与新时期大众文化思潮相遇，受碎片化信息传播影响，现代文学经典研究（除少数或个别经典作家外）整体上呈现弱化趋势。根据知网数据，我们分三个五年时间段，统计分析了近15年（2006—2020）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研究现代文学经典作家（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列专门章节讨论的重点作家，除鲁迅外）的论文与研究现代经典作家的硕博论文（见下表）。经过比较，近5年经典作家研究的CSSCI论文与硕博论文数量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随着高等院校硕士博士生招收数量的增加、中文专业现代文学研究教学从业人员的增加，现代文学领域学术成果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经典作家研究论文则在减少，比例明显下降。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新文学研究领域曾经发起过“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传统文学史经典研究观念展开批判性反思，带有文学思想转型时期的时代烙印。21世纪以来，告别经典的政治文化解构倾向，直接影响了学术思潮的变化，也影响了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具体而言，新文学经典研究的弱化有如下原因。

一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中，对话张力弱化。文学经典作为一个关系本体，它的经典意义与不同时代读者的关注与阐释直接相关。当经典文本没有进入接受视野，没有作为文化消费对象时，它就是一个固化的产品。一部经典作品要被某个时代关注，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审美意蕴和艺术经验才能与那个时代的读者发生心灵的交流、思想的沟通与审美的对话。经典能否被新的时代读者再发现、再阐释、再传播，要看它是否提供了当下时代需要的思想艺术资源，是否符合消费对象的审美趣味。现当代文学经典总体上构成了形象呈现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学版图，启蒙、革命、阶级、大众等关键词是编织这一幅历史版图的经纬，是20世纪主流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主要动力资源。当中国社会变革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期，现代文学传统经典提供的思想文化资源与社会大众当下心理需求发生错位，因此其关注度逐渐降低。

二是21世纪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学消费观念的变化，影响了学术研究主体学术观念的变化。受当代学术研究工具化、功利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关注社会变革的学术精神与启蒙大众的学者责任意识日趋淡薄，深度的学术思考、思想性学术研究出现明显弱化，现当代文学经典作为思想文化精神资源被忽略，传统经典越来越缺少知音。

三是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表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这种代际差异反映在思想信念、文学观念、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包括后现代性）思潮的传播与接受，使学术思想信念与知识信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学术思想方法更加多元开放。除了对传统经典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外，一些后确认的经典与非经典大量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学术观念的现代性转向，开拓了新的学术疆域，一批新的经典（像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小说）得到确认。传统经典的现代性阐释，虽然出现了一批学术研究的新硕果，但重读经典、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并没有形成热潮，传统经典研究的现代性转身并没有完成。后发经典研究止步于文学史的接纳阶段后，也没有更新的进展。在社会经济转型时代，不同代际的读者缺少了以往“共名”的思想信念和知识价值认同。一批经典作家正是在“再启蒙”“重写文学史”“方法论热”“现代性”“后现代”“传统文化热”等一系列文化思潮的更替中渐次进入或者退出人们关注视野的。现代传统文学经典解读遭遇了消解崇高的世俗化文化语境，文学由“共名”转为“无名”，经典文学研究走向了与非经典研究多元共生的状态，传统文学经典不再被集中关注。商品化时期的文化导向、信息化时代的美学趣味，影响了经典价值功能的转移，大多数读者将文学作为休闲或者娱乐的一扇窗户，传统文学经典成了部分专业学者学术研究的文本。碎片化、浅阅读的文化消费趣味，影响了经典文学在新时期的传播。

四是现代文学时段的限制，也给经典的言说空间带来了限制。现代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空前活跃，一代思想性凸显的现代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立于新时期学术高地，把现代经典文学研究汇入启蒙大潮，引领了一个时代人文思想领域改革之风气。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高声喧哗、造波兴澜的热潮后，逐渐步入退潮期。这种退潮除了社会思潮变动带来的影响，也与现代文学研究历史时段的时间限制有关。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权威性论述基本确立，学术研究历史评价相对稳定，虽然学科队伍日益扩大，但是具有深度思想性对话的经典研究一直鲜有重大突破。年轻一代学者的现代性、后现代研究视角，更多是方法论上的探索，现代文学经典研究格局的固化状态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不少学者奋力开疆拓土，努力打通近百年文学历史的时空限制，同时从外围寻找学科交叉的联系，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生态学等学科学术研究的结合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纵横交错的开拓与破局，带来了现代文学研究与经典研究的一批新收获，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但是对整体学科水平的提升仍然有限。同时，这样的不断转向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焦虑，而这种种转换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科研究的困境。

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如何突破困境，如何重开现代文学经典研究新路径、新局面，需要我们一起探讨。

二、经典丰富性、复杂性内涵的再认识与再发现

“经典应该具有内涵的丰富性。所谓丰富性，是指经典应该包含涉及人类社会、文化、人生、自然和宇宙的一些重大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与观念的对话和论争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完善，参与人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积累，并极大地丰富和有益于人类生活。经典的这种内涵越是丰富，其经典性就越强。”正是经典文本内涵的丰富性特征，构成了经典重释的魅力空间。在经典的有限性与敞开性之间，重新认识、深度发现经典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是深化经典研究的路径之一。比如，一段时期内，在对五四新文学思潮的研究中，学者曾普遍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论争持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以五四激进主义文学思潮与保守主义立场的价值观对立来评判这场“文白”论争。但当我们深入文学史历史现场，重新探究有关材料时，便可以发现，在“文白”论争中许多人秉持一种中间态度，在以白话为宗的立场上，主张对文言的合理吸收；就是激进派阵营中的蔡元培、傅斯年等人也很少认同“文白”之分歧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间派之中，还存在不断认同革新派的渐进派与始终主张合理吸收文言优长的改良派的不同。五四文学革命思想开放，观念混杂，新旧交替时期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矛盾性、复杂性并存，主导性与混沌性纠结，构成了特殊的思想文化生态空间。当然，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复杂性，重新正视激进主义论争中的思想局限时，依然要保持对历史主潮合理性的价值评价，充分确认五四白话文学地位的合法性，肯定白话取代文言正宗地位的历史变革意义。对这样一场文学史意义深远的“文白”论争，应秉持更加开放的历史叙述态度，逐步实现对五四文学历史的重释。

较长一段时期内，受传统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我们对五四文学革命反传统的问题存在简单化的认识。五四新文学是在对传统文学的变革中获得新质的，但是传统文学具有丰富复杂的文化形态，五四新文学对传统的叛逆，是对传统的一种甄别与选择。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传统文学中的白话文学视为五四白话文学合法性的理论资源。他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两条线索，“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在雅俗文学对立合流的嬗变中，白话文学顺应了“五四”开放自由的现代思想文化潮流，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选择是白话文学成为文学主流的根本内在文化动力。虽然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确实受到20世纪之初世界文学中改革运动的启发，但是中国文学传统变革的内生资源与现实需要是确立白话文学地位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新旧文学形式的转换中，虽然新文学较多借鉴了西方文学的样式，但是，中国古典文学观念与形式的积极影响或隐或显地大量存在。“五四”以来的各体新文学样式都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学的烙印。现代诗歌中的白话，从雅言与俗语的诗歌传统中，主要选取的是俗语传统，从《诗经》的国风、汉乐府民歌、元代的曲子词，到明清话本小说的开卷诗，清末民初新式学堂的学堂乐歌与教育诗，都采用的是俗语。当然现代白话诗歌语言不是传统白话的变种，它大量接受了西方语言词汇（科技名词、抽象名词、现代虚词、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等）与语义形式（语法体系）的影响。汉语诗歌视觉、听觉语言特征在现代诗歌中也非常突出，比如在诗歌音韵形式上，音韵的和谐特点、词语对称原则、双声联绵词的运用等，都体现了汉语诗歌传统的鲜明特点。现代汉语诗歌是传统诗歌现代变革的新形态，仍然需要汲取传统诗歌优秀资源的营养。中国现代白话散文将抒情叙事散文作为典型的现代散文正宗，但是中国古代大散文的观念与文笔、体式、风格，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地渗透在各体现代散文中。中国现代小说在叙事、语言、文体、人物刻画、审美趣味方面，与中国古代史传、历史演义、话本小说、民间故事、神话寓言等传统叙事文学，均具有丰富复杂的继承关系。现代戏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借鉴传统戏剧的脸谱化手法，而戏剧冲突中的注重情节巧合、喜欢命运悲剧、期待大团圆结局，都可谓是传统戏剧对现代戏剧影响的突出痕迹。总之，“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现代形态。传统的积极影响是潜在的滋养，向外的借鉴是创新的要求。经典的现代建构要既不失固有之血脉，又要面向未来，这样中国新文学及其经典研究才能够别立新宗。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可谓长期伴随着革命的风雨历程。如何书写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史，如何阐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经典，特别是革命文学经典，是我们今天必须重新面对的话题。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现代文学史观念与经典建构，是以革命、阶级、大众、人民等关键词为思想基础的，文学的政治标准成为文学经典的首要价值标准，这程度不同地遮蔽了文学审美意识，也明显限制了文学经典阐释空间。经过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与初步实践，经典研究与文学史书写出现了正本清源的格局，不同的思想流派得以呈现，一些作家被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格局被拓展，现代性被彰显，经典作品的艺术创新受到重视，文学史中的某些片面性定论被改写，传统经典作家的评价有了新变化。比如郭沫若的文学史地位、茅盾《子夜》的意义、赵树理的实践方向、巴金及老舍的代表性作品等，都有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阐释、新评价。80年代以来，经典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影响了后续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但是，21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这与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经典研究相关的重要话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就是关系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评价的重要问题。

20世纪一百年，是全人类科学思潮与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变革大时代。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是19、20世纪之交，一批经受西方科学文明洗礼与革命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向海外现代文明，反思古老文化传统的道路选择。民主与科学作为思想先导，与政治革命相互激荡，相互推动，开创了一条贯穿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政治领域深刻变革的历史。在20世纪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发育、生长的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作家各自政治文化体验的烙印，体现着20世纪几代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变动的感受、审视、想象、思考、记叙。对革命经典文学的重释，与历史的理性意识与现实信仰态度密切相关。理解与重释20世纪中国革命，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矛盾纠葛的纷繁线索中把握革命的本质。一方面，我们要从人类历史进程与民族的时代选择中分析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书写，让革命的阶段性、地域性意义或历史局限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得到诠释或凸显。另一方面，革命经典的重释，又必须回应革命历史与当代生活的关系。以往革命化书写所建构的“政治神话”“英雄神话”得以反思，革命经典重释要直面当代人的精神困惑。21世纪以来孕育于现代化追求之上的社会价值、文化想象，打破了以往的人性书写禁区与美学禁忌，新启蒙的思想成果带来了对历史记忆、革命书写现代性的理解，为经典革命文学的重释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在革命经典内涵多元化、复杂性的阐释中，不能把人性与革命性对立，不能用日常性消解崇高性、正义性，重新陷入二元对立的窠臼。我们对革命的当代性理解，应该具有融入历史情境的人文情怀，葆有对理想信仰的历史敬重，同时又要在重释革命经典中抵达人性的深处，逼近历史真相。

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历史的现代性变革相伴而生。现代社会进程中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转型，必然导致社会文明结构的重塑。接受了现代文明思想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自觉担当起社会文明再造的历史使命。政治革命、思想启蒙与文学变革互为一体，互相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始终离不开革命叙事，这是新文学现代性表现的重要内容与必然话题。汪晖的《世纪的诞生》在20世纪中国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探讨了民族国家的艰难蜕变，阐释了20世纪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面貌及其在国家与政治、文化与政治、革命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与尖锐冲突中被塑造的过程。他断言，中国经历的是一个不断变革与革命的世纪，是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着自身的不断自我否定的世纪。作者努力从方法论与历史观上还原20世纪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复杂图景。贺桂梅在《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中认为，整个20世纪，我们的文学主流越来越缺少了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中国古代所谓的大文学传统，其义涵远远大于今天的纯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实践中的文学，它不仅解释世界，更是改造世界的行为。她从民族形式与文明史、与人民大众的特定时代政治生活和文化诉求的联系中，重新打开了革命文学经典阐释的政治诗学视野，突破了文学与政治对立的二元论，也矫正了简单挪用西方现代性解读红色经典与革命文学的偏颇，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反思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研究思潮的新路径。

经典文学意义的生成常常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阐释主体、接受对象赋予新的内涵。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思想史、文化史、民族性人文思潮影响，地域文化学成了研究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经典文学的一种有影响的理论视角。诸如鲁迅与浙东文化，茅盾与江南农村，沈从文与湘西边城，巴金、李劼人、沙汀等川籍作家与巴蜀风俗，老舍与北京市井人生等问题，还有京派和海派文学研究、延安文艺、大后方文学研究等，一一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靓丽的风景，为文学研究突破传统政治学、革命话语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路径。然而，伴随着近20年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思潮的流行，地域性经典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新时代也遭遇了需要突破的瓶颈。现代社会城市化带来的日益频繁的社会流动、经济往来、文化交往，逐渐打破了较为稳定封闭的区域限制。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共同性对地域的渗透越来越鲜明，现代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大大弱化了文化的地域特点；作家的外向性观念与视角，给地域文学书写带来了新收获。因此，地域文学越来越具有开放性、融合性、含混性特征。文化的传统影响、美学的地域性传承，在社会日渐开放的时代，呈现整体弱化的趋势，这也是社会文化与人类文明变化总体趋势的一个表征。应该在地域文化影响的多元性、地域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地域性研究的动态性中，重新审视经典文学的地域性，把地域性放在历史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动中，创新经典文学地域性研究。像鲁迅早期的乡土书写到后期的杂文创作，由对浙东乡镇文化风俗世界的审视，转向对上海殖民地文化的剖析，其流变中交织着作家的现代性立场与多元地域性体验。中国早期现代乡土文学，大都是一批从农村和乡镇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获得了异域或都市生活体验后，对乡土社会人生与人性的反观，对传统宗法制度、礼教文化，包括旧的自我的告别；这种不同的地域经历与人生体验的书写，包含着寻找新路与回归乡土两难的复杂体验。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回归困境、郁达夫自我小说的感伤沉沦、茅盾小说中都市新女性的时代哀怨、戴望舒诗歌的雨巷迷茫、沈从文笔下湘西边城的人性哀歌等，都深深浸透了五四时期及其后知识分子复杂、丰富的地域体验，传达出这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精神求索的心灵轨迹。我们从地域性书写的丰富性、复杂性、动态性视角重新解读有关现代文学经典，可以获得对地域书写的新体验、新认知。

三、经典重释的历史语境与再问题化

文学经典研究是文学历史建构的重要内容，历史意识是我们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起点。在较长时间段内，社会历史批评是现当代文学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受狭隘的政治论、阶级论的左右，庸俗社会历史批评的经典阐释造成了人们对社会历史批评的排斥心理；把社会历史批评与现代性批评、审美批评简单对立的观念，影响了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思想深度与价值评价。现代文学经典批评，必须同时具有现代意识，体现现代历史进步品格。比如，对郭沫若《女神》的评价，应该从中国新旧文化剧烈变革转型的历史节点角度，充分认识其凸显的五四时代革故鼎新、高歌自我、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闻一多当年称道《女神》是时代的“肖子”。《女神》开放创新的精神气度，呈现的现代宇宙观念与生命意识，与同时代诗歌比较，都不同凡响。把《女神》放置在中国几千年的抒情文学传统中比较，它的浪漫主义率真品格、自我张扬的主体精神、奔放不羁的抒情个性、崇高热烈的美学风格，都与传统诗歌相异。《女神》更新了中国抒情文学传统，打开了与西方现代文学对话的通道，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一个历史标志。当然，《女神》缺少节制的激情抒发与缺少提炼的艺术性缺失等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近些年来对《女神》经典意义的消解性评价，是缺少历史观念的一种代表性现象。历史语境是文学生成的必然条件，是新生事物发育与生长的土壤。只有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在中国文学历史嬗变环节与当时时代语境的结合中，才可能较深入地把握经典的创新意义，才会获得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获得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新认知。

郭沫若的诗歌《女神》的现代性开创品格，并不表明《女神》就是欧化的产物，它与中国诗歌传统的深潜联系常常被固化的认知观念所遮蔽。近期，张伯江的《论〈女神〉的诗体创新》一文，从语言学与文体诗学的交叉结合中，为我们打开了研究现代诗歌如何向传统诗歌借鉴的一扇门窗。张文认为《女神》传承诗骚艺术传统，自如运用口语风格以及互文见义手法，充分利用汉语句法的象似性特征，以及韵律驾驭结构的特点，在汉语中探索“视韵”、三句组等表达方式，最大限度发挥汉语对称性等句式的表现功能，建构了《女神》独特的诗体。郭沫若娴熟地把不同结构形式的语句整合到一致的韵律模式里，显示了高超的语言技巧。五四时期，郭沫若对汉语诗歌潜力的大幅度开发，让古老的汉语艺术表现力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经典作家，大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传统文学的观念趣味在他们倡导的新文学实践中以不同的方式渗透融入，他们的创新呈现的是具有鲜明民族化特征的现代文学形态。

学科跨界、文体交叉、打通研究视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也是创新和深化经典研究的有效途径。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研究方法等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得到较普遍的应用。学术交叉的研究路径是为了更有效地创新学术观念。学科交叉研究要建立在相关学科知识学的基础上，应用的理论要贴近文学研究对象，能形成学科研究的有机结合，要有新的学术发现。这些客观要求，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通常，学术创新难易度是与学术研究话题的难易度成正比的。所谓跨学科，常常意味着研究者从自己较为熟悉的研究领域，跨越到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研究领域，因此需要重新学习，发现不同学科与研究对象的交接处与创新点。

经典研究的再问题化，是重释经典的一个重要途径。经典与现实的对话，是激活经典的重要思想动力，只有在不同时代的对话中，经典的思想文化内涵才会得到丰富和延传。“经典应该总是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过去任何时代的经典，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总是现在时，总是与当代息息相通。”这就是经典的当代性，“经典与当代的关联越密切，经典性就越强”。这种与经典对话的当代性，就是要从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与经典重逢的精神焦点，与经典形成有机互动的空间，从经典中重新发掘现实需要的思想火种、文化资源、美学源泉，让经典与现实互为映照，连接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为经典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这也正是经典超越时代的历史品格。作为新文学经典的鲁迅研究的活力与万千气象，就是因为不同时代的鲁迅研究者能从现实中发现与鲁迅思想、鲁迅文本对话的意义焦点与阐释空间，激活鲁迅思想的活力，使鲁迅的思想与文本形成了一个深邃的召唤结构。鲁迅在经典研究中呈现出经久不衰的精神魅力，原因正在于此。

经典研究的再问题化，就是对已有经典研究问题的反思性创新研究，或者是再推进性的深度研究。比如，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从政治家、革命家鲁迅向思想家鲁迅的转变，这个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钱理群等的思想启蒙鲁迅，就是对传统政治鲁迅研究反思的收获；之后的汪晖、王乾坤等的生命哲学视角的鲁迅研究，可谓是对思想启蒙鲁迅的一个推进。今后鲁迅研究的突破，就是如何再进一步推进思想深度，从“政治鲁迅”与“思想鲁迅”，“革命鲁迅”与“启蒙鲁迅”，“文学鲁迅”与“哲学鲁迅”等关系的研究中，开拓鲁迅研究的新局面，这是经典鲁迅重释中需要我们关注的再问题化的问题。对五四文学传统研究的再问题化，也是我们从源头上理清新文学传统，创新五四文学经典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语境中，对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潮的评价，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的评价，对以胡先骕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潮的评价，都有了不同于传统文学史的反思性研究成果。但是，社会大变革的当代语境，再一次提出了重释五四文学经典的新时代要求。

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特别需要关注具有与现实对话意义的问题，这是现当代文学具有的学科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他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现代文学研究既要回归学术，不为现实功利左右，又不能脱离现实关怀，要积极回应社会需要，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温儒敏曾指出：“现代文学研究天然地与现实保持血肉的关联”，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在五四新文学发轫之时，新文化、新文学的倡导者标举的新文学品质，就是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倡导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主张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关注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疾苦、为平民大众代言、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是新文学的宝贵传统。现代文学经典承载着20世纪中华民族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强盛的精神品格，承载着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梦，我们需要在与经典的对话中发掘优秀的精神资源，为改革时代提供思想动力、精神活力，让文学创作与经典研究“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一些泡沫化、市场化学术研究的趋利行为，正在日益削弱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精神，淡化人文学者的学术责任感。现代文学经典研究要努力超越研究功利化、学科狭隘化、史料碎片化、思想平面化，以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深入开掘文学经典的思想文化资源，回应当代社会改革发展与思想文明建设的需要。比如，茅盾20世纪30年代经典小说经历了社会历史小说批评、社会分析小说经典范型的阐释，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时期被批评为概念化的典型。如果我们结合社会历史批评、政治诗学批评方法，再探究作品中参与现实变革的可能性蕴含，就会有新的发现：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开创了农村灾害书写与中国农村问题书写的先河；他的《蚀》三部曲以及《虹》《腐蚀》，是对现代中国早期知识女性人生道路、生命困惑的最具人性意识与人文关怀品格的独到书写；《子夜》等都市小说，是现代时期大都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宏阔展现，构成了与近代以来都市市民文学、通俗消闲文学完全不同的现代格局。茅盾小说整体呈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宏大视野与人文气度，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展现了特定时期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革的图景，记录了这个变革过程中的众生世相。茅盾小说具有的现代史诗性意义是其经典意义之根本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呼唤作家深入沸腾的生活，关注国计民生重大题材，与新时代的脉搏共振，创作出全面记录这个大时代的鸿篇巨制。从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视角再度进入茅盾经典小说的阐释空间，应该会有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史观念的新发现，获得新的文学经验启示。当然，也包括发现茅盾小说的思想缺陷与艺术缺失。

近期关于丁玲小说经典性研究的两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研究再问题化的启示。杨洪承的文章认为丁玲写小我也写大众，写生活也写革命，写人生片段也写时代大事件，自始至终以现代知识女性独立的姿态，用鲜明的性别意识谱写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她的小说赋予了政治隐喻形态革命文学多声部的变奏。革命文学在呈现社会巨变过程中，同样可以抵达人的灵魂深处，展示革命对人性的重塑。张均通过考察史实，为我们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指出：丁玲的这部小说，作为一个时代的目击者，真实展现了20世纪特殊年代乡绅的众生相，深刻再现了民国时期乡村“人”与“势”巨变中挥之不去的历史悲情，包含了对革命复杂性有意识的记录与潜在反思，并不是“工具化了的艺术”和“对意识形态的译写”。20世纪的乡村变革与土地问题，依然是关联着当今中国社会农村现代变革的重要现实话题。面向生活、与时代同行、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依然是现当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方向。

四、经典重释的现代价值观与知识体系更新

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语境，除了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研究提出了与政治话语、革命话语对话的命题外，也提出了如何与传统对话的问题。现代传统与古代传统的矛盾纠结，从五四文学孕育期就埋下了种子。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经历过百年的历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较长时期中，这个“近传统”与古代文学“远传统”的关系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从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整理国故”之辩、革新派与学衡派的中西传统之讨论，到近十年的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热，都对新文学的反传统提出了一次又一次问难。如何阐释“五四”反传统的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起点。我们对经典作家与作品意义的阐释，是确立在现代价值立场上的。比如我们对“五四”“文白”论争的分析，虽然对折中的调和论有肯定，但是，必须首肯激进派革命主张，没有革新派的激进，就不会有白话文正宗地位的合法性确立，也就不会有文学革命的胜利，这是我们分析“五四”问题的现代价值尺度。鲁迅文学的经典价值，首先就是其坚决反对封建制度文化、反对封建思想道德的现代思想启蒙意义，对旧传统、旧文化的现代性剖析与解构。然而，五四文学反传统并不是彻底抛弃传统，是在解构中重构传统，在剖析中清理传统，在革命中更新传统。正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胡适在五四新文学站稳脚跟后倡导并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样，整理国故，清理国故，是为了扬弃糟粕，保留精华，传承文明。现代文学的反传统是在为传统文明的河流清理河道，注入活水，荡涤陈腐，开发新机。传统是一条河流，只有不断流动，吐故纳新，奔流向前，面向大海，才会生生不息。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现代价值理念，是现代文学研究创新的生命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信念，不可以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大众的伟大意义，正是在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制度坚定、猛烈的批判中实现的。我们要以现代立场为本，既看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隔、不同，也看到现代传统与古代传统的深潜联系，细查深究新旧文学传统的有机性关联，发现化古为新的现代性转化因素，从二元对立思维转为辩证思维，激活传统资源，丰富现代文学学术传统，推动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与古今对立相关的中西二元观念，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经典文学研究的价值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霸权威胁与世界文明交流，改变了中国内向性的文化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对照视野中审视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思想、信仰体系开始动摇，中国大一统的华夏中心论被瓦解。但是，长期以来的“中西体用之争”“华夏夷族之辨”包含着的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明重构，中国文学史的经典阐释与定位也长期被统摄在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关系的价值维度上。我们很少从世界共同体的视野出发，从知识、思想、价值观相通之处审视自我，秉持人类文明多样化的观念评价自我。应该把现代中国看作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是全人类社会的一个部分。以知识生产为主导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而同时世界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念的差异化又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得到凸显，矛盾性与交融性、互涉性同时并存。我们应该在世界性、全球化视野中转变中西对立、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阐释观念与方法，这样才能给经典重释打开新的视野，开辟新的路径。

我们在“民族魂”的文化符号下理解的鲁迅，当然是经典性定位，然而，在世界现代文化的经典坐标中鲁迅的经典意义是什么?鲁迅笔下的阿Q是中国国民的阿Q，还是人类某种精神镜像的阿Q？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涓生这一代知识分子形象，除了体现“五四”前后一代知识分子精神镜像的意义外，是否也表现了一种人类的普遍性心灵体验，即人们遭遇精神困境后又无路可走的心理痛楚？他的颇有争议的新编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放在异域文化、不同知识背景与传统中，读者会有怎样的共鸣体验？在世界文学的大框架下，在不同时代、不同族群读者接受的经典化过程中，鲁迅的哪些作品具有经典性意义？世界性的经典叙事性文学，一定是作家塑造了具有审视人性普遍性意义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或命运能够激发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人们的心理共鸣。无论是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他们作品的经典意义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性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经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局限性，与我们阐释经典的偏狭性观念是有直接联系的，妨碍了与西方文化、文学的双向交流。面向世界的经典阐释，不仅会重新发现现代文学经典的新品质、新意义，也将会成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积极力量。

中国现代文学对传统的现代性转化，除了现代思想价值观念的革新以外，就是对传统知识的现代性改造，知识体系的改造是与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互为一体的。黄曼君认为，现代文学经典是在新的知识系统基础上的新价值观的结晶，新的知识系统不同于旧知识系统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性。我们要推进的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应该建立在新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较长时期中被忽略了。学术研究是一种学理创新，是对研究对象的新认知，通常要有新的理论与新的知识做基础。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应该体现现代知识学和以现代知识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价值观。在五四文学发生期，白话文学倡导者与反对派、保守派的论争，就是新旧知识体系的矛盾。白话新诗的口语入诗、自然音节、文言合一、自由诗体等主张，是以西方自由化诗歌运动为经验的，借鉴了西方诗歌知识体系与诗学理论。比如，胡适翻译的美国女诗人蒂斯黛尔的《关不住了》，就大量模仿了英语诗歌的音节节奏、韵律形式、对话体、叙事语句、自由分行、人称代词及虚词大量入诗等特征，改变了中国古代近体诗歌讲究平仄对仗的格律诗知识规则。白话新诗颠覆的首先是传统诗歌的知识体系，把文人的雅言艺术变为了大众的艺术，诗歌从庙堂落地到了民间，诗歌知识的改变带来了诗歌观念的革新。白话新诗兴起之初，反对派的非议就是建立在传统诗歌知识信念之上的。郭沫若的《女神》是近乎狂放的浪漫主义诗歌，其中的泛神论思想，叛逆旧传统、挑战旧秩序的个性主义，情绪冲动、不拘一格的自由诗风与古代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的知识信念也大相径庭。一些旧派诗人在《学灯》副刊上读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时，惊异得目瞪口呆，新诗完全颠覆了他们习以为常的诗歌观念与诗歌知识；而不少新青年读到《凤凰涅槃》时，则像是看到凤凰在空中腾飞，看到一道闪电照亮了诗歌的夜空。宗白华读到郭沫若的新诗时，热情称赞他“有lyrical（抒情）的天才”，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继《女神》之后，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出版，从法兰西刮来一股象征主义诗风。诗坛一片惊诧，面对突起的异军，周作人却称他为“国中诗界的晨星”,积极推荐了年轻人诗集的出版。也有人称这位学西洋画、写西洋诗的年轻人为“诗怪”。有的讽刺《微雨》为“魔术的玩意儿”。中国新诗在新文学门类中，向西方借鉴最多，接受西方诗学观念与知识影响最为突出，同时也遭遇非议最多，这也是五四文学革命首先从新诗突围的主要原因。要走进新诗，重释新诗，读懂新诗是第一位的，如果仅仅习惯以传统诗歌的观念、趣味、知识来解读或者研究新诗，就会与新诗的距离越来越远。21世纪以来，新诗受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影响，趋向于日常性、个人化书写，叙述性、知性化表达成为主潮，与传统诗歌抒情写意、作用于听觉传播的诗歌传统越来越远。我们的研究，只有不断追踪、了解文学潮流，才能辨识文学潮流，起到影响潮流的作用。要融入研究对象，首先研究必须是建立在与研究对象知识互通基础上的一种对话，不然就会错位无效。研究者与批评家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经典研究中说内行话，在重释经典中新解经典，对读者有所帮助，对文学研究有所增益。

五、经典研究的诗性关注与理论创新

深入文学本体研究，关注经典的诗性价值，推进经典文学的审美研究，是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重要创新路径。文学经典应该具有历史、思想、诗性三个方面的创造性特征，应该是史、思、诗的结合体。在历史层面，呈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时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像，具有“史”的风范；在思想层面，具有深广的思想蕴含或特殊精神内涵，闪烁“思”的光芒；在诗性层面，提供前人没有提供的原创性艺术经验，体现作家对世界独特的艺术审美观照，是一个人心沟通、诗心沟通、文心沟通的审美结晶体。“史”的特质要求重返经典文学现场；“思”的特质呼唤关于文学内蕴丰富性、复杂性的现代对话；“诗”的特质则回应重返文学本体研究的诉求。有学者认为，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审美性或者说艺术性的强弱，必然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标准”。经典文学应该是作家对文学对象有思想深度的审美审视与独特而生动的艺术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经典创作与研究的眼界要广大、深远，既要从作品精神的高度与表现人类思想的深度着眼，又要探寻丰富多样的故事、形象、旋律、声响、色彩、诗情、意境。讲话把艺术形式的美学元素与形式特征的创新作为新时代文艺经典化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经典研究要为当代文艺经典实践提供艺术美学的经验。

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经历了社会历史批评、思想文化批评两个阶段。我们较为熟悉的是政治、历史、思想、文化、革命、启蒙、阶级、大众、国家、民族等概念范畴，但对文学形式、艺术范畴之内的语言、叙事、象征、反讽、隐喻、文体等概念相对生疏，对文学门类中的专有概念较少深入探究。诸如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的概念、现代散文的不同文类、文体特点，戏剧中的对话、场景、冲突、潜台词等，诗歌的分行、节奏、韵律、语义、诗体等，学界对这些艺术形式范畴的知识储备与艺术研究整体上是较为薄弱的。形式本体研究是最终走进文学内部世界的通道，是探究艺术经典魅力的聚焦点，它需要相关的知识修养，需要对艺术敏锐的感知能力。深入经典堂奥的研究，应该是思想探究与艺术形式研究紧密联系、互为一体的学术考察。经典文本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是以其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的同步性、有机性结合来呈现的。许多学术研究常常呈现为分裂性、肢解性剖析，往往既伤害了思想，又破坏了审美。

现代文学经典研究需要从薄弱处入手，多关注经典研究中的形式问题与审美话题。现代文学经典研究中最具成就的是鲁迅研究，而比起鲁迅思想文化研究来，艺术研究、审美研究明显处于低洼地带。比如，鲁迅小说的叙事、语言、文体研究，鲁迅杂文、散文诗的语言、叙述、文体特征研究等，都缺少像思想研究一样公认的标志性成果。而鲁迅研究的泡沫化、碎片化现象也十分突出，比如关注鲁迅喜欢的饮食，在北京、上海常去哪一些餐馆，喜欢吃什么零食等问题，包括一些无意义的史料发现与考据研究。其他经典作家研究中也有类似倾向。经典研究的创新之道，是要创新思想研究，突出审美艺术研究，注重思想研究与艺术形式研究的结合。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有学者从文体与作家个性思想的关联角度研究鲁迅杂文。作者将鲁迅杂文深邃的思想与其人格个性、审美趣味、语言风格联系为一个整体，认为鲁迅的思想个性决定了他的杂文的艺术特点，艺术趣味影响了杂文的话语方式与思想特征；思想精神、人格个性与艺术选择、杂文文体风格是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这样的一种文体与思想个性的关联性研究同样可以启发我们对《故事新编》中特殊文体小说的重释，以及对《野草》中散文诗的文体研究的再创新。

文学经典的艺术形式或审美创新研究，是当代青年学者应该突破的主攻方向之一。前辈学者所具有的丰富生活经验与广博的学术积累，是他们与经典思想对话的优势。年轻学者可以凭借新知识、新视野，突破前辈学者的知识短板，从思想文化、社会历史批评之外，或者从思想研究与艺术研究的有机结合中，另辟蹊径，实现对传统经典研究范式与水平的突破、超越，这是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再出发的一个途径。

对经典的重释不仅仅是对文本内涵的新挖掘、对文本意蕴的再理解，更高的期待是在重释中给读者打开新的意义空间，生发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经典重释，是给接受者指出方向的一个途径，是意义延伸的一个环节，是指向未来的思想路标。阐释的目的，“不仅是对现象的全面、总体的认知，更重要的是，阐释，是阐发理解者所不断发现的、蕴含于现象中的丰富义理”。经典阐释，就是从文本的解释中总结诗学规律，阐发理论主张，提出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见解。李欧梵在谈及他阅读西方经典威尔逊（Edmund Wilson)、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史丹纳（George Steiner)和韦勒克（Rene Wellek)等名家著作的感受时说：“这些名家的文史知识十分丰富，广征博引，似乎早已读遍群籍，他们所作的‘批评’(criticism)并不仅仅是对某一经典名著详加分析而已，而是把一本本书、一个个作家评论一番，逐渐形成一己的观点和主题，我认为这是一种西方人文批评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是对既有阐释的突破，是在与经典对话中得出新观点，提出相关性的新话题。

20世纪初期，受西方人文思潮影响的一代中国学者，在他们对经典的阐释与理论批评中，体现出大胆建立现代批评理论范畴，建构自主话语中心的创新精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突破了中国传统词话的狭小格局，借鉴西方哲学、文学批评研究的观念方法，结合中国古代诗论，建立了以“境界”为核心，以“隔与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为主要范畴的诗学理论批评体系，成为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批评向现代转型的代表性著作。胡适完成于“五四”期间的一系列理论批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谈新诗》《尝试集·自序》《寄陈独秀》（包括对中国白话文学历史研究的著述）等，在对五四白话新诗人的创作评论与自己新诗实践的总结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主张。诸如：进化的文学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白话诗学观（“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白话的自然音节”）、诗体的大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以文为诗、言文合一等，成为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具有理论纲领性的主张。朱自清评价《谈新诗》是当时新诗创作与批评的“金科玉律”，茅盾说它成了“初期白话诗一根大柱”。在“五四”后期，诗歌创作进入旧诗失范、新诗无序的困惑期，闻一多的新诗批评应时而出，他借对郭沫若《女神》的阐释与批评，在《〈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提出了文学时代精神表现论（《女神》是“时代底一个肖子”）、文学民族精神与地方色彩说；在《诗的格律》《律诗的研究》中提出以“和谐”为中心的新诗格律论等，这些成为辩证反思五四白话新诗潮、建立新诗艺术秩序的重要诗学观点。正是“五四”一代新文学倡导者与批评家，以他们先进的文学自觉观念与现代理论的开拓精神，把五四文学带入了与世界文学交流的航向，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20世纪30年代，废名的《谈新诗》在对新诗的阐释中提出，新诗的内容是诗的，文字是散文的，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文字是诗的，这一观点影响至今。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经典诗歌的一次检阅与总结，他在诗集导言中对十年新诗三个流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具有理论概括性的命名一直为文学史认同。他们的文学批评贴近文本，但不为文本对象束缚，在历史的宏阔视野中感应时代的思想召唤，从对经典对象的阐释中生发、延展出具有诗学意义与时代价值的话题，与现代经典文学一道，成为推动新文学思想与美学建构的现代诗学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生与变革始终离不开对经典的阐释，现代文学理论在对经典的解读过程中得以丰富发展。经典的延传与经典内蕴的丰富性、可阐释度是一种正向关联。经典思想的延展性、创造性阐释，对经典内蕴进行普遍性意义上的提升与拓展，是经典重释中的一种广度与深度传播，具有积极而深远的传播效应。比如，《红楼梦》被传统文人视为淫书，羞于阅读，官方一度将其列为禁书，是胡适、刘半农、鲁迅一代人在白话文学运动中，站在俗文学立场，基于写实的文学价值为《红楼梦》正名。胡适公开声言：“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刘半农鲜明肯定《红楼梦》“为社会教育之利器，有转移世道人心之能力”。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并进一步肯定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经典意义：“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他们将历史上不被正统认可，不入主流的小说抬进了文学经典的殿堂。同时，文学的白话传统、平民意识、写实精神正是“五四”启蒙一代，从经典的阐释中获取的宝贵思想资源。此后，《红楼梦》经典内涵在传播接受过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延展，其文学史地位得以牢固确立。

“五四”先贤阐释文学经典的宏大境界，大胆建构审美理论的创新品格，以学术引领时代文化变革思潮的人文精神，对重释经典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经典研究应该继承“五四”以来现代学者的学术传统，增进自觉自信的学术担当意识，坚持与时代同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新时代现代文学经典重释，需要立于时代的精神高度，直面中国现实，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处，关注学术前沿问题。在与现实对话中，发现与经典重逢的思想焦点，形成经典历史价值的当代连接，突出经典研究的当代意识，提升文学研究的精神品质，在历史的新时代，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