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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晋书》编目有个特殊之处，于诸臣列传之外，“四夷”和“载记”之间，又插入三卷列传（卷九十八至一百），分述王敦、桓温、祖约、苏峻等二十人。如此另册处置，无非叛臣奸佞之属。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谓：“王敦等聚于四裔（夷）之下，不名叛而叛显矣。”可《晋书》偏是不立叛臣奸佞之目，之所以“不名叛”，撰史者或亦拿捏不准。

某些人物是否可称叛逆，实是两说，譬如桓温。此公似有“不臣之心”，亦曾“以雄武专朝”，对皇权多有侵凌。但联系实际历史语境看，在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对峙中，东晋王朝君臣关系自有其特殊性。历史学家周一良认为，桓温与王敦大有不同，其早年建功立业之时未必已存心篡夺皇位，只是利用北伐为政治资本（这说法亦未免阴谋推定）。对于桓氏灭成汉和数度北伐，周先生都有正面评价，认为论功绩可与谢安相提并论（《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人所周知，永嘉之乱后已是“王与马，共天下”，王导主持江左大局，联合南迁门阀与江南士族共扶晋室，之后渐而是各自与司马氏共天下，此亦魏收所谓“君弱臣强，不相羁制”之局（《魏书·僭晋司马睿传》）。当然，此说只是强调君臣关系失衡，而东晋面临内外纷乱尚能延祚百年，实际上亦是强臣与朝廷互相制衡与扶持的结果，如桓温与简文帝，与中朝谢安、王坦之诸辈，相互掎止，也是相互依存，犹之围棋双方“共活”。这种“共天下”必然是一种政治妥协，本质上属于特殊情形造成的“共和”形态。

东晋“君弱臣强”之局，成因复杂。除了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造成国势颓靡，内忧外患的纷杂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君主不是幼年即位，就是享祚或享年相当短促。如，元帝中年而夭，在位只四年；明帝在位二年，二十七岁死；成帝在位虽达十六年，死时才二十二岁；康帝在位二年，只活到二十三岁；穆帝二岁即位，十九岁崩；哀帝在位三年，二十五岁死；废帝虽成年登基，五年后即废黜；简文帝天年不短，活到五十三岁，但皇帝做了不到两年；之后孝武帝十岁嗣位，享祚二十四年，倒成了两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可是孝武登朝不几日，桓温就死了。桓温寿数不算很长，活到六十二岁，一生竟经历了九朝天子（还不算西晋最后两位），中间七帝串起他整个的政治生涯。历朝都是弱主，朝廷之外自然形成机枢，他前有王导、温峤，后有谢安，数辈强人自为中坚，大局如此。

二

桓温（三一二至三七三）字元子，出身世家，其父桓彝曾为明帝近臣，后补宣城太守。苏峻叛乱时，桓彝固守泾县而死，桓温时年十五，三年后手刃仇家数子，颇显豪士风概。其仕宦之初情形不详，《晋书》本传从他“选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说起，他二十四岁就成了琅邪太守，旋而又是徐州刺史（按，此琅邪、徐州均为侨置）。南康长公主乃明帝长女，明帝驾崩之日公主未成年，桓温才十四岁，选为驸马应在成帝时。不消十年，桓温已位陟显赫，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

穆帝永和二年（三四六），桓温率兵伐蜀，翌年灭成汉取益州，进位征西大将军。桓温西伐意义重大，蜀地富饶，得而有之，自是国之大利。再者东晋偏安江左，巴蜀势据上游，极易为其控扼。先前晋灭东吴就是借助长江水道之便利，“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才几十年前的事情。

之后，桓温北伐石赵，但穆帝对他这回的远征未予支持。军次武昌，被抚军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拦阻，称其出兵唐突，使人“妄生疑惑”“忧及社稷”云云。其时朝廷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兵马北征许（昌）洛（阳）。司马昱入朝辅政，力挺殷浩，用以掣制桓温。无奈殷浩屡战屡败，以致朝野皆怨，桓温趁势奏劾其罪，终被免为庶人。此后内外大权归于桓温。永和十年（三五四），桓温再度北伐，欲拔除苻秦。晋军出荆益长入关中，大战白鹿原，进至灞上。当地百姓持牛酒迎于路者，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但此役最终也是无功而返，因苻健搞坚壁清野，断了晋军粮草。

本传记述桓温“自江陵北伐”一段，大约在穆帝升平年间。这回好像并未遭遇顽敌强力阻击，桓温率师进入洛阳，驻兵故都太极殿前，传曰：“徒入金镛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但晋军南撤后，不仅洛阳，司豫青兖四州又重新沦陷。

哀帝时，桓温作还都洛阳之想，又欲北征。此时桓公头衔又加码，加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但皇上召他入朝参政，不许他率师远征，又加扬州牧、录尚书事。桓温已从荆益二州转进合肥一带，又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但他拒绝入朝，上疏曰：“至于入参朝政，非所敢闻！”他不愿“解带逍遥，鸣玉阙廷，参赞无为之契”，他激忿地剖露心迹：“愿奋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实耻帝道皇居仄陋于东南，痛神华桑梓遂埋于戎狄。”

废帝太和四年（三六九），桓温率兵五万讨伐前燕。先期拿下湖陆、金乡（均在今山东济宁），借水道向邺都（前燕都城，在今河北临漳）进军。据《晋书》本传描述，其过程十分艰辛——“时亢旱，水道不通，乃凿巨野（巨野泽，即北宋梁山泊）三百余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河。”渡河后，在林渚（在今河南新郑）与燕军大战，破敌至枋头（在今河南浚县）。其时燕主慕容乞援于前秦苻坚，致使晋军遭遇秦燕两军夹击。桓温数战不利，竟又是军粮竭尽，“及闻（苻）坚师之至，乃焚舟弃甲而退”（《晋书·慕容载记》）。这回桓温折损三万余人，弄得有些灰头土脸。不过，本传对桓温北伐不利未予究诘，归咎粮草不给，似不忍抹杀其抗敌勇气和军事才能。

三

《晋书》本传“自江陵北伐”以下，至“师次伊水”一节，接连采入《世说新语》两则轶事。前者出自《言语篇》，其曰：

（桓）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之前叙述桓温调兵遣将部署军务，这里突然插叙其行军途中轶事，笔墨转向传主风神意概。但钱大昕注意到《世说》本无“江陵”二字，且质疑曰：“（桓）温自江陵北伐，何容取道江南邪？”江陵（今属湖北）在荆州，而钱氏考证，金城在丹阳郡江乘县（在今南京市东北长江南岸），北伐师旅岂能向东南而行。他认为《晋书》受庾信《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之语误导，“遂疑金城为汉南地耳”（《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本传关于桓温北伐之旅有移花接木或叠置叙事。

桓温早岁为琅邪太守，求朝廷割丹阳郡江乘县立为侨郡。此时行经金城，见当年所植之柳已长成大树，不由得感慨岁月蹉跎。“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已位极人臣，何以不堪，夫复何求？你能想到的，自然是北伐未成，中原尚沦于戎狄。如此情感与情怀流露，不同于奏疏文牍之慷慨壮语，是直面生命的真性情。但本传于此段之下，又引《世说·轻诋篇》一则，桓公与诸僚属登临眺瞩中原，慨叹神州陆沉，又讲述曹操宰刘表千斤大牛事，颇具警策之义。此际，桓大司马未免以魏武自况。与前者合而观之，似乎可读出另一层意思。

纵观本传叙事，所谓桓温篡逆，并无任何实锤证据，却不乏以意逆志的种种轶闻。如借名士刘惔之口，称桓温“眼如紫石棱，须作蝟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乍看似是赞语，但将桓温比作孙权、司马懿之辈，不啻说其觊觎天下。

传中又举述术士郭璞谶语，影射桓温篡夺之志——

曰：“有人姓李，儿专征战。譬如车轴，脱在一面。”儿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车（車）去轴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尔来，尔来，河内大县。”尔来，谓自尔已来为元始，（桓）温字元子也，故河内大县，“温”也（按，“温”乃双关，司马懿，河内温县人）。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连言之。

史官采用这类测字算卦的八卦，乃于虚拟语境中展开诡异想象。不过，其根据只是成帝、康帝崩殂后，桓氏坐大的事实。可事实上桓温并没有篡位之举（未述及任何实质性举动），于是本传又引述一则更加诡异的故事，以破腹断足的血光之相告诫桓温，若做天子当有杀身之祸。此事采自陶潜《搜神后记》“比丘尼”一条，原文如下：

晋大司马桓温，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

桓氏“终守臣节”，原来是有仙尼悬之惕厉之义。本传采入这个故事，给桓大司马终未僭位登阼做出某种解释。其实自汉末魏晋以来，“方谋问鼎”几乎被人视为英雄气概。

《晋书》诸臣列传多引晋人小说段子，温传亦是，如“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如“君拜于前，臣揖于后”之类，均出自《世说新语》。刘义庆书中辑录桓温事略多达八十余条（几与王导、谢安相埒），且多有赏誉之言，这也见得晋宋士人对他的看法大体不坏。

四

桓温既总督内外，不断向诸帝灌输恢复大计，本传抄录桓温奏疏四章，皆属此例。其平生事略最重要者莫过于北伐，概要已如前述。不过，他在内政方面亦有深谋远虑，如本传举其“上疏陈便宜七事”，并撮述如下：

其一，朋党雷同，私议沸腾，宜抑杜浮竞，莫使能植。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宜并官省职，令久于其事。其三，机务不可停废，常行文案宜为限日。其四，宜明长幼之礼，奖忠公之吏。其五，褒贬赏罚，宜允其实。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宜选建史官，以成晋书。

这些举措皆着眼于风习教化和政府职事，从整顿官场风气、裁并政府机构，到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皆有筹划。这里所谓“便宜七事”，用现代语言来说，都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性安排，关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可见桓氏思虑长远，亦颇有治国理政之才，不只是一赳赳武夫。

此公还有一项重要政绩，这里不妨说一下。桓温在哀帝时主持“庚戌土断”，为考课税收厘定法规，是当日振兴经济的重要措施。所谓“土断”，简单说就是以土著为断，所有人等均按居住地入籍。因为东晋时，江南各地设立许多侨置郡县（按北方原有郡县名之），用以安置大量南迁的北方人口，这些流民在南迁士族庇护下，不负担官家租税徭役，桓氏搞“土断”就是厘改因侨置政策造成的人口隐匿和财税流失之弊。奇怪的是，此事《晋书·桓温传》并无记载，而《食货志》亦竟一字未提。查《哀帝纪》，只约略说及“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倒是《宋书·武帝纪》有明文记述，因刘裕在晋时，亦曾依界土断侨民。安帝义熙九年，刘裕上表称：“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不能不说，庚戌土断带来的“财阜国丰”，实实在在给东晋政权注入续命的活力。桓温死后，东晋又延续了近半个世纪，自是有财力支撑国家机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有“东晋国势不弱”之说，其曰：“东晋君弱臣强，势则然矣。而其立国之势，却不为弱。刘琨、祖逖志在兴复，陶侃、温峤屡有诛翦。桓温之灭李势，谢安之破苻坚，刘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龄石之斩谯纵，皆奇功也。”王氏看重的是与北方割据政权的军事较量，但一切征伐背后自须相应的经济保障。其实，东晋最终亦未灭于“四夷”，而是刘裕代晋称帝——刘宋接盘，复制了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的一幕。可见，王氏“东晋君弱臣强”和“国势不弱”之论，所言不虚。

本传“史臣曰”称赞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又斥其“蓄无君之志”“窥觎周鼎”，可谓毁誉参半。史官总将桓温北伐解释为立功立威之私心，而诸葛亮亦连年征战，且未暇审视国计与内政，在人们眼里则是千古社稷之臣——界限在于所谓忠与不忠。

五

桓温备受非议，无外乎废立一事，就是废帝奕而立简文。此事因以“人伦道丧”为由（帝奕三子疑为嬖人所出），史家多认为是床笫之诬。《晋书·废帝纪》有谓：

初，桓温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遂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惮帝守道，恐遭时议。以宫闱重，床笫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初，帝平生每以为虑，尝召术人扈谦筮之。卦成，答曰：“晋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竟如其言。

帝奕乃庸主，对桓温来说并不碍事，何故将他拿掉，好像也找不出别的理由。换上来的简文帝却是老油条，历宰三世，预事多年，而且与桓氏向有嫌隙。如果说桓温操办废立之事是出于私欲，岂不是给自己添堵？史家侈言桓氏“不臣之心”，都不说起这一层。《废帝纪》引录“晋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的卦辞，不知是什么意思，倒是正好印证这事情的结果：拿掉帝奕，保住晋祚。

本传谓：当初废司马奕后，桓温入朝见简文帝，“既见，欲陈废立本意，帝便泣下数十行，（桓）温兢惧不得一言而出”。《简文帝纪》亦记述这一幕，而且还有另一幕，当时桓温以谋反之罪奏诛武陵王晞，简文帝态度很坚决，也很微妙——“帝不许，（桓）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复敢言。”话说到这份上，让他觉得觳觫惶恐。不管他内心是否瞧得起司马昱这人，可他现在面对的是国之神器。

简文帝是他弄上来的，可他不是能够“挟天子”的狠角色。但另一方面，桓温这人矫厉的个性亦在在可见，晋帝的诏命多半对他不管用，他喜欢自行其是。他打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老例，皇上不许北伐，他照样出兵。天下乱成这样子，他大司马说了算。北伐不成，他就回姑孰老窝里待着，宁愿盘踞方镇，不留京都擅政。哀、废、简、孝四帝都曾召桓氏入朝参政，他一概拒绝。他不喜欢待在皇帝身边，或似乎有意跟朝廷保持某种距离。

桓温跟王敦不一样，虽总揽兵戎，功高盖主，却不像后者“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那般跋扈。东晋政治向来以家族势力运作，王敦出于琅邪王氏，根基深厚，“将相岳牧悉出其门”（《王敦传》），这一点桓氏比不了。桓温未尝躁进篡夺，也许根本就没有那种打算。合理的解释是，他跟这套国家机器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

本传说，“（桓）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这种说法太不靠谱，桓温比简文帝年长八岁，不能预期他会死在自己前边。至于圣体不豫之际，谁知道他是否有过禅代之想，但史家喜欢讨论这种后设问题。本传就是拿他与其弟桓冲信中两句话来说事，“遣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这不能说明他有非分之想，他是对王坦之和谢安“处大事”而啧有怨言，他自知来日无多，已无力与之纠缠。简文帝临终前诏命桓温入朝，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便来，便来！”一日一夜频有四诏，桓温偏是托词不入。他疏表中有这样的话：“……但朽迈疾病，惧不支久，无所复堪托以后事。”这也是实话。简文不做禅代文章，桓温亦自无心自取，事实就是这样。

六

对桓温这类人物，后人往往以叛逆思想罪之，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斥桓温为贼为逆，其论相当苛刻。船山先生“理势合一”的历史观背后是华夷之辨的理想主义，故难免落实为君明臣忠的评骘标准。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硬要追究忠诚与否，自然少有“理解之同情”。

不能不说，史官衡鉴人物往往带有成王败寇的势利眼，曹操、司马懿真正是当朝掘墓人，却未有篡逆之名（篡逆是小说家之言），就因为他们各自奠立了一个王朝。假如诸葛亮真要像刘备临终所言托付，如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那算是代汉称帝还是篡位的伪主，似乎不好说，大抵要看其国祚气数长短。当然历史不可假设，只是作为假设的话题别有意趣。桓温死后，其幼子桓玄夺晋帝位立国，很快为刘裕所灭，他那个国号就被史家称作“伪楚”（桓玄实在是坑爹，这也是史家嘀咕桓温篡逆的重要缘由，此姑不论）。然而，刘裕代晋称帝，就堂而皇之成了刘宋。八百年后辛弃疾写下京口怀古的动人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这是将历史转化为修辞，而修辞则凝固为某种情感。

至于桓温，为什么就不能有禅代之念？问题是，他有吗？

值得注意的是，《晋书》关于桓氏企望禅代或蓄谋篡逆的叙事，广泛采入小说、轶闻、卦辞、谶语等非历史文献，借以构成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这不妨理解为一种反讽修辞，撰史者未敢对“不臣之心”视而不见，却留下作为质疑叙事真实性的伏笔。

说到底，桓温还是太“温”，终究未能豁出去。孝武帝即位时，他入京拜祭简文高平陵，在车上跟随从说，他像往常一样见到了先帝，谒陵时只听他连声嘟囔“臣不敢”。其实，这是一个介于忠与不忠、果敢与犹疑之间的复杂性格。在玄风大盛的觉醒年代（李泽厚所称“人的觉醒”时代），桓氏意识到忠诚无价值，而“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只能继续扮演似醒未醒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