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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精华，也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古典文论的域外传播与研究，不仅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要求，也是拓展中西方文论对话的重要维度。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西方文论不具备的开放性，加强对中国古代文论海外传播的研究与阐发，可以帮助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形成深度交流和相互阐发，进而帮助中国文论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中建构起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围绕中国古代文论的海外传播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古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较早提出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学者，请您谈谈中国古典文论在域外传播和研究的相关情况。

古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在域外传播的问题，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著。随后，我给文艺学专业博士生讲授一门课程，就是“域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教学的基础上，我于2009年初提出了“中国文论走出去”的问题，并组织博士生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讨论和研究，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引起了学界关注。现在我还有些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您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论在域外传播和研究的重要意义？

古风：中国古典文论大约从9世纪传播到朝鲜和日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传播到欧美各国，至今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我认为它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古典文学经验的结晶，也是域外读者打开和进入中国古典文学宝库的鈅匙。中国古典文学传播到域外的时间更早一些，那时域外读者大多以猎奇的心理阅读。这只是浅阅读。后来，当域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古典文论，并将两者结合起来阅读时，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其二，中国古典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中国古代文化比作一株参天大树，那么中国古典文学就是美丽的花朵，中国古典文论则是丰硕的果实。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些域外读者就是通过中国古典文论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其三，中国古典文论为域外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思想，以此为参照来回看他们自己的文学和文论，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同时，中外文论也有相似的一面，通过比较、对话和融合，对于人们认识世界文学和世界文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探析域外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发展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当前中国古典文论在域外传播和研究处于怎样的发展态势？

古风：我有三个基本的判断。其一，在中国古典文论的主要经典中，刘勰的《文心雕龙》是研究的热点，已有日文、韩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全译本，德文、俄文等有节译本，甚至日文、韩文、英文有多个全译本。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也很多。其二，在全球来看，以上各国都有人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其中日本、韩国和美国是热点地区。日本学者多以文本为主，进行个案的和精细的研究；韩国学者多以宏观的理论研究见长，诸如车相辕、李炳汉等人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车柱环、许世旭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等；美国学者则是两者兼而有之，前者有吉布斯、休斯、宇文所安等人，后者有刘若愚、斯蒂文·范佐伦、涂经诒、李又安等人。其三，日本、韩国等学者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局限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圈子内；欧美各国学者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则局限于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圈子内。东西方各国主流文学理论界，都还是以西方文论为主，中国古典文论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域外中国古典文论的传播和研究，还基本上属于“小众”行为。

推动中国文论真正要“走出去”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未来应该着力推进哪些方面的研究？请谈一谈您的建议。

古风：过去关于中国古典文论在域外传播和研究的工作，主要由各国华裔学者、外国学者和港台学者在做。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学者普遍受外语能力的限制，没有办法参与这项工作。经过40多年外语教学的发展，尤其是通过大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种局面有所改变。今后中国古典文论在域外传播和研究的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我认为，未来应该着力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其一，中国古典文论经典文本的精准翻译。由于外国译者不熟悉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译者也不熟悉外国文化语境，因此过去的翻译要么是译入国读者不满意，要么是译出国读者不满意。理想的翻译是既要准确传达原意，又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今后，应提倡中外学者合作翻译，不断提高翻译质量。其二，中国古典文论话语的翻译、研究和输出。这项工作一直有人在做。从国内看，近几十年来中国古典文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一直是热点，硕果累累。从国外看，美国的李又安和宇文所安，德国的卜松山，还有很多日本学者，都有所贡献。尤其是近几年来，由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牵头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用“双语”出版了大批图书，已经产生很好的效果。其三，中外文论的“双语”比较研究。过去的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由于受外语的限制，只是利用翻译过来的第二手或者第三手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其质量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我们有条件进行中外文论的“双语”比较研究了，这才是真正的比较诗学。其四，在以上各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外文论的汇通和融合研究，从中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为建构世界文论努力奋斗。总之，中国文论真正要“走出去”，还是长路漫漫，任重道远，希望广大同仁继续努力！